文行先生：希羅多德《歷史》成書於17世紀之後_風聞

      希羅多德的《歷史》被認為是西方最早的一部歷史著作，似乎與中國孔子編《尚書》差不多，甚至更早那麼一點點，但實際上孔子只是編《尚書》，《尚書》實際成書年代要早於孔子。本文將以論證希羅多德的《歷史》實際上成書於16世紀之後。

北非東部的改朝換代

一、13-14世紀時北非東部的國家 

《元史·郭侃傳》：“又西行三千里，至天房……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戊午，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   

元代劉鬱（1271-1368）《西使記》：“布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國之祖葬所也。……國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國。” 

根據《元史》和《西使記》，北非東部於13-14世紀時的國家叫“富浪”。 

二、15世紀時北非東部的國家 

根據李兆良考證，《坤輿萬國全圖》系耶誕1430年由鄭和們繪製的世界地圖，又該圖可見當時北非東部的國家“巴皮羅泥亞”，即“巴比倫”，該國有個大城叫“門菲此”，即“孟菲斯”城，如下圖1：

↑圖1：《坤輿萬國全圖》北非東部 

如上圖，也就是説，1430年左右，北非東部的國家叫“巴比倫”，該國有大城叫“孟菲斯”。

三、16-17世紀時北非東部的國家 

根據西方的説法，Ortelius（1527-1598）於1570年出版的第一版《Theatrum orbis terrarum》（鑑於西方偽史，該圖具體年代存疑，但我認為目前看1570年並無明顯矛盾）。在該圖的北非東部部分顯示的國家為“Aegyptus”，即Egypt、埃及，如下圖2：

↑圖2：《Theatrum orbis terrarum》北非東部 

如上圖，1570年北非東部的國家叫“埃及”。 

根據艾儒略《職方外紀》（1623年）中記載：“利未亞之東北有大國曰阨入多，自古有名，極稱富厚……有城古名曰孟斐斯，今曰該祿，是古昔大國之都城，名聞西土……五百年前此國最為強盛……今其國已廢，城亦為大水衝擊，齧其下土，因而傾倒。然此城雖不如舊，尚有街長三十里。” 

引文中的“阨入多”，即埃及，也就是説，1623年北非東部的國家叫“埃及”。 

綜合《Theatrum orbis terrarum》和《職方外紀》，耶誕1570-1623年時北非東部的國家叫“埃及”。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非常明晰地給出北非東部於13-17世紀時的朝代序列為： 

13-14世紀叫“富浪”，

15世紀叫“巴比倫”，

16-17世紀叫“埃及”。 

希羅多德《歷史》的成書年代

希羅多德的《希臘波斯戰爭史》常被稱為《歷史》，被認為成書於耶誕前5世紀。

“《歷史》一書是公元前五世紀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公元前484-公元前430/420年）所撰寫的記述公元前六至五世紀被波斯帝國和希臘城邦之間戰爭的一部歷史名著。此書在西方一向被認為是最早的一部歷史著作，因此羅馬著名政治活動家西塞羅稱希羅多德為‘歷史之父’。”（希羅多德，《歷史》，王以鑄譯，商務印書館，1997，出版説明）

經查，《歷史》一書中提到“孟斐斯”一詞共38次（商務印書館），希羅多德在孟斐斯聽到其傳説的時代有古埃及第一位國王米恩、莫伊利斯、塞索斯特里斯、培羅斯以及古波斯國王岡比西斯等，既然如此，希羅多德本人的《歷史》則必為耶誕1430年前後的著作。從《歷史》記載的一系列國王序列看，《歷史》成書於孟菲斯城存續時代的晚期階段。

同樣，“巴比倫”一詞在希羅多德的《歷史》中出現81次，且主要為居魯士時代的“巴比倫”。希羅多德既在1430年的“孟菲斯”，又把“巴比倫”從北非東部的國家訛謬為西亞的國家，這一嚴重的錯誤表明，希羅多德的《歷史》成書年代為“巴比倫”國家滅國之後，且三代以上，大約為耶誕1500年，否則不可能產生這麼嚴重的錯誤。

“埃及”一詞在希羅多德的《歷史》中出現了596次，那麼，希羅多德的《歷史》成書年代必為耶誕1600年左右。

通過“孟菲斯”一詞，可以把《歷史》成書年代定於耶誕約1430年或之後；通過“巴比倫”一詞，可以把《歷史》成書年代往後推至耶誕約1500年或之後；通過“埃及”一詞，可以把《歷史》成書年代再往後推到耶誕約1600年或之後。綜合分析，可以得出鐵證如山的結論，即：

希羅多德《歷史》成書於約1600年或之後。

既然希羅多德的《歷史》成書於約耶誕1600年，那麼，希羅多德本人生卒年代是什麼時候呢？如果希羅多德沒有被偽託（這一點需稍加研究加以排除），那麼，也應該是耶誕約1600年或之後的人物，當然無中生有的虛構除外。

對於希羅多德《歷史》的研究，目前官科學術界有兩種路徑：

“一是承認希羅多德的歷史書寫帶有他那個時代的特徵，但仍將其放在整個西方史學史中的大背景中來考察。這種思路肯定希羅多德作為史家的身份，以及古典史學與現代西方史學之間具有實質性的關聯和承接關係。另一種則是更強調希羅多德及其《歷史》置於當時他所處的歷史語境中或向前推至荷馬、愛奧尼亞思想家那裏進行解讀，質疑希羅多德的著作具有歷史記載的真實性。這種思路是要將希羅多德及其著作從西方史學史的發展脈絡中剝離出來；並由此認為，近代以來的西方史學與古典史學之間並無傳承關係。”（張曉羣，《20世紀後半葉西方希羅多德研究的兩種路徑》[J]，《世界歷史》，2015[1]：139）

在本文揭露了希羅多德《歷史》的成書年代之真相之後，官科學術界的這些説辭則墮入滑天下之大稽，簡直就是胡言亂語、痴人説夢。

很多朋友可能覺得不可能會有這麼大的顛覆吧，覺得這一結論太不可思議，感到太過驚悚：其一、驚悚於《歷史》的成書年代會如此之晚，其二、驚悚於官科會一無所知。但是，我可以説，一點兒也不用感到驚悚。

為什麼不用驚悚？

一、歐洲文明是非常晚近的文明

伊朗巴列維王朝的第二個國王穆罕默德自豪地説：“遠在發現新大陸以前幾百年，歐洲人把飯撒在地上用手抓食的時候，伊朗人已經用勺和刀在雅緻的繪有圖案的器皿裏用餐了。除中國而外，伊朗文化不愧是世界上最古老而悠久的文化。即使説伊朗文化在某些方面比中國更勝一籌，恐怕也不算誇口。”（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我對祖國的職責》，元文琪譯，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8頁）

如此晚起的歐洲文明，其所書寫的古代歷史又有多少可信度？事實上，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則開化更晚，比蒙古還晚，而西方偽史主要是由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人寫成的。

歌德跟詩人艾克曼説到“十才子書”時説：“中國人有成千上萬的小説，而且遠在我們祖先還在森林之前，他們就已經有優秀的作品了。”（《歌德談話錄》）  

伏爾泰在《風俗論》中説：“500年前（按：1250年），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我國，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伏爾泰，《風俗論》，梁守鏘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3次印刷，p87）  

“比特里曾記述了1901年倫敦大學歷史研究會一次討論藝術史教學問題的會議：‘研究會的認識水平從下面這件事可見一斑，有人竟提出歷史應該從公元1500年開始。我指出，1500年之後的歷史，我們除了照抄以外別無它事可作。會場上鴉雀無聲，後人有個人提議從1400年開始。’”（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74頁） 

更詳細信息見《蒙古西征之前的歐洲是部落文盲社會》。

二、歐洲歷史學的誕生更晚近

歐洲文明不但晚起，而且世俗歷史觀唸的形成更晚，晚至19世紀，因為此前的觀念是宗教神話的基督教觀念。

“19世紀有時候被稱為‘歷史學的世紀’。”（黃洋、晏紹祥，《希臘史研究入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第95頁）

“‘普遍歷史’概念出現在西方中古晚期，可以説表達的是基督教的世界理解；‘世界史’概念最早出現在17世紀晚期，但直到19世紀才逐漸取代‘普遍歷史’。‘歷史主義’這個詞語最早出現在18世紀末的德意志，到19世紀中期逐漸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史學和哲學取向，這既與啓蒙思想的歷史哲學的形成有關，又與史學在19世紀成為一門正式的學科相關。”（劉小楓，《從普遍主義到歷史主義》，華夏出版社，2017，編者説明）

也就是説，在19世紀歷史學成熟之前，西方文獻是宗教的、神話的、部落的、遊記的、文學的，與歷史事實無關，其基本性質是虛構。可以把西方近代以來的思想狀態脈絡描述如下：宗教的天主教“史”觀（17世紀）→世俗的文學“史”觀（18-19世紀）→貌似科學的多角度研究“史”觀（19-20世紀）。從這個意義上説，所謂希羅多德是歷史之父的説法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具體含義指的是：從西方傳統的宗教和神話“史”觀中脱離而獨立出來，擺脱神聖啓示，以世俗的、理性的視角進行敍述的開篇之作。

雖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半島戰爭史》是偽作，但是，我還是想引用其中的一段話來説明我所想要表達的意思：

“詩人常常誇大事實……散文編年史家……追求的是吸引聽眾而不是説出事實真相；固他們處理主題往往是缺乏證據的，歲月悠悠抹去了它們的歷史價值，使其迷失於傳説的舞境中。”（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徐松巖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49頁）

它只是文學作品而已，但不是宗教和神話的。擺脱宗教神話和神聖啓示的束縛和桎梏，來到自由暢想的世俗文學時代，但即使如此，真實性概念對於西方來説，依然在遙遠的前方，而且不是“渴望而不可及”，而是不見影蹤。擺脱神聖啓示的宗教和神話桎梏，迎來的是世俗地進行偽作的時代，當然，這種“偽作”此時對於西方來説是無意識的。

霍布斯鮑姆的《傳統的發明》和徐曉東的《伊卡洛斯之翼：英國十八世紀文學偽作研究》闡述了西方一個充滿偽作的時代：18-19世紀。這是西方在“中學西漸”的啓蒙下、在擺脱宗教桎梏的過程中、在臨脱未脱的時候，一種思想解放的暢想時代。

可以説，19世紀之前，西方沒有/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學和歷史學家；18世紀之前，西方沒有/不存在歷史學和歷史學家。因為歷史學和歷史學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真實的意識和觀念：時間真實、地點真實、人物真實、事件真實，而這些，西方”歷史”和“歷史學”根本不具備，因為後期的具有“真實”意識和觀念的歷史和歷史學是以早期沒有“真實”意識和觀念的歷史和歷史學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

所以，history在西方文化中含義是：既非mystory，更非myth。我認為，中國的“歷史”概念在西方文化中沒有對應的詞彙。

試想一下，如此晚起和晚近的文明，如此晚熟的歷史學觀念，早期還處於宗教社會，只能被動等待神聖啓示，沒有理性精神，且處於理性釋放時期所孽生的偽作時代，在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心態和思潮之下，在早期不成熟的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民族學以及謬誤連篇的古文字學的包裝下，所謂研究其實只不過是捕風捉影、牽強附會、指鹿為馬、胡説八道、乃至偽造文獻，最終淪為偽學術、偽實證、偽科學，除了意識形態之外，“除了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中心主義外幾乎沒有提供任何別的東西”。（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書店，1999，第260頁）

古希臘三大史著成書於約17世紀 

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斯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和色諾芬的《希臘史》被稱為古希臘三大史著，《歷史》早於《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早於《希臘史》。如果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諾芬三人著作的相對年代是靠譜的，只是絕對年代被西方大大提前了，那麼，根據上述希羅多德《歷史》的斷代，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和色諾芬《希臘史》的成書年代必為耶誕1600年之後。

關於古希臘、古羅馬偽史，本公眾號已經有了較為清晰的闡述，詳見本公眾號菜單“古典偽史”。

轉自：https://mp.weixin.qq.com/s/XmkXj3DFVaFXwP0VVgyZ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