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做中國人意味着什麼？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肖瑤

　　30年前，1990年8月30日，錢穆在台北安逝，彼時的世界，正悄然發生着一些他看不見的變化。

　　代表國際金融潮流的上海證交所成立；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決定在人大會議上正式通過；中國第一家麥當勞西式連鎖餐廳在深圳開業。國際上，東西德合併，蘇聯進入解體前夜……

　　時間溯至1895年4月，甲午戰敗，國家主權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同年夏天，錢穆出生於江蘇無錫小鎮，他後來回憶生命初期接觸到的世界：“尚為一小孩子，便常聽人説中國快要滅亡了，快要被瓜分了……當時聽到這種話，感覺到這是我們當前最大的問題，究竟我們國家還有沒有前途呢？我們的民族，究竟還有沒有將來呢？”

“國學宗師”錢穆

　　文化傾圮、國魂飄失的時代，加上自小浸染的文人士氣，在錢穆身上鑄融出一股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

　　後人將他尊稱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但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士”，他更像一個守望者而非開拓者，但又不是一個埋於故紙堆的粗糲守舊者。從始至終，他都滿懷温情而敬意地堅守着整個中國文化的繼與承，目不轉睛地盯着那些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東西。

　　小鎮自學青年

　　江蘇無錫，盪口鎮，江南科舉之鄉，歷來士林風盛，所謂“吳地盛文史，羣彥今汪洋”。

　　在這裏，赫族錢氏有言“東有七房橋，西有七尺場”。七房橋就是錢穆所屬的湖頭支，而同宗不同支的七尺場堠山，亦出累代文人，其中有個名叫錢基博的革命志士，與錢穆結成忘年交。

　　幾十年後，錢穆與錢基博的兒子同在西南聯大授課，後者成了當時最年輕的外文教師，名叫錢鍾書。

　　錢穆的父親曾在鄉試考場上病倒，於是絕意功名，將入仕做官、光宗耀祖的希望寄託在子女身上。

　　個頭不高、雙目炯炯有神的錢穆，從小就在讀書上展現出持恆的激情，屢屢在枕上竊聽兄長讀書，喜而不寐。**他的整個少年青年時代求學路，可以説是被“百家飯”鋪就的。**江南人文薈萃，私人興學遍佈，諸多良師鼓勵和啓發滋養着錢穆，比如影響甚大的呂思勉先生。

青年時代的錢穆

　　12歲這年，錢父撒手塵世，家道中落。不多年後，時代的動盪也接踵而至，1911年10月10日夜，錢穆在滬寧火車上讀到武昌首義爆發的消息，接着，全國相繼響應革命。

　　這一聲炮響令錢穆精神大振，他與常州府中學的老同學張壽昆約定一齊投軍，不料，張壽昆因家中突發急事一去不回，音訊斷絕，投軍計劃只好告吹。

　　革命中斷了學校教育，迫為生計，1912年，錢穆重返果育小學，正式開啓執教生涯。他教學生寫作文，把學生們帶到松林間的古墓羣裏，要每人選一株樹，坐下來後開始孤獨地“靜”。片刻後，他告訴學生：“風過其間，其聲颯然，與他處不同，此謂松風。”

　　在年僅17歲的錢穆身上，一股對學問、知識的松風般韌勁，正在潛滋暗長。

　　此後八年間，錢穆先後任教中小學及師範。雖因家貧無依，無法進入大學學府深造，心中常有“未能進入大學讀書之憾”。不過，多年的自學不絕和異稟天賦，仍讓他的學術能力逐漸盪出江南小鎮。

　　1922年，一位無錫老鄉介紹錢穆到廈門集美中學任教，這裏能提供80元月薪，比小學高出近4倍。

　　然而，錢穆只在廈門待了短短一年便匆匆離去。據其在《師友雜憶》裏的回憶：“始覺餘之與此團體，有主客之分。餘屬一客，顯與主體有別。”錢穆孑然求學，對人與人的感情和交際卻一直保持敏感，且期待不低。

　　但導致他離開的直接原因卻另有其他。1923年5月，集美中學爆發學生風潮，聲援全國各地掀起的收回旅順、大連日本租界的愛國運動。時任校長以“鼓動學潮，破壞學校”為名開除了兩名學生代表。

　　錢穆雖大體上同情學生，但仍婉言勸説“豈宜爭一時之義氣，出此下策”，如果放棄學業與學校反抗到底，“前途恐無光明可期”。不過，校方的處理終讓他感到失望，於是不顧校長兩次挽留，堅持辭教返蘇。

　　由此也可看出，他對教育始終揣着一股淨潔的崇仰，一份尊卑禮士的恪守之心，且將學校教育視為國家穩定的希望。

2

上了就下不來的講台

　　錢穆的教學生涯比求學生涯要長出數倍，從小鎮小學教師到最終站上北大校園講台，主要得益於兩個人。

　　1928年對錢穆而言是坎坷多舛的一年，僅百日內就連遭妻歿、兒殤、兄亡的“三世不壽”劫數，骨肉之痛，“椎心碎骨”。

　　此時錢穆37歲，對於痛喪三親而言，是過分年輕了，但對於一個有志之士而言，已至中年卻還只是一所普通中學的國文教師，倒有些落寞了。

　　轉機出現在這年秋天。中國公學校長鬍適應邀到蘇州中學演講，並在校長安排下與錢穆同座，當時錢穆正在寫《先秦諸子系年》，困囿於史料的他直截了當地問胡適：“適之先生，《史記·六國年表》我遍尋遍詢不得，您知道它嗎？”

　　如此偏僻的史料讓胡適猝不及防，於是認定錢穆是有意讓自己難堪，不禁大為光火。當晚，主人挽留他在蘇州過宿，胡卻以“沒有帶剃鬚刀”為由謝絕了。

　　後來，錢與胡的主要爭端也大多圍繞東西之辯、新舊之辯，某種程度上，兩人從矛盾初始，到最終以矛盾結束，從一開始就寫定了。

錢穆（左）與胡適

　　而錢穆真正的第一位伯樂，在胡適離開後數月才到來。

　　1929年4月，歷史學家顧頡剛到蘇州講學，在宴席中認識了錢穆，後者將已寫好的《先秦諸子系年》手稿送予顧頡剛。顧翻閲幾頁後，對其中展露的精湛學識大為震撼，旋即認為錢穆“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

　　同年冬天，錢穆又收到顧頡剛邀稿，為《燕京學報》寫了一篇**《劉向歆父子年譜》，梳理各家各派師承家法及經師論學的焦點，直擊今古文經長期以來的諸多紛爭。**

　　這篇短文成了錢穆的成名作，甚至撬動了教育界思潮傳授的整個體系。彼時，北平高校大都遵從康有為的學説，此文刊出後，各高校的經學課為之停開。

　　半年前與錢穆有過一面之緣的胡適也拿這篇來研讀，這回，他也被其中細密的求證與考據方法深深折服，於是與錢穆再度交識，暫時冰釋前嫌。

　　顧頡剛兑現承諾，推薦錢穆正式進入北大歷史系任副教授。教齡18年，錢穆終於站到大學校園的講台上，得三尺之地，將自己半生所學傳遞出去。

錢穆在北大課堂上

　　剛入北大時，代理校長傅斯年主張由15名教授分別講授“中國通史課”，但錢穆固執堅持：應由他一人從頭講到尾。

　　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同事，錢穆以初來者身份進言：“我一向聽説燕京大學是教會大學裏中國化程度最高的，現在看來是徒有其名，因為我一進校門就看到M樓、S樓，所謂的中國化在哪裏呢？建議改用中國名字。”

　　此話一落，滿座默然。後來，燕京大學專門召開會議討論，最終採納了錢穆的建議，把M樓改為穆樓，S樓改為適樓，校園北角那塊景色秀麗的湖，則由錢穆親自定為“未名湖”，作為北大象徵保留至今。

　　錢穆雖性情温篤平和，但在治學修學的路上，一向秉持着強烈的自主性和探索性，甚至呈現某種一意孤行的專斷。

　　這份“一意孤行”，也體現在他與胡適至終不絕的矛盾上。

　　比如，錢穆堅持孔子比老子成熟時間早，胡則堅持學院派老子更早的説法，北大校園學生的意識，也被兩位老師分為“挺孔”與“挺老”兩派。

　　二者矛盾雖然看似是學術之爭，但實際卻是整個中國文化何去何從之爭。

1938年，北大歷史系畢業生合影，前排左起鄭天挺、姚從吾、錢穆

　　生長於傳統江南文林的錢穆，認為胡適堅持的西化理念不過是“借屍還魂”，而胡適是典型的“學而優則仕”者，從小接受西方學校教育，不滿而立之年便站上北大講堂，留美回國後決心用西方文明和法治來治理中國數百年的積弱積弊，甚至直接易名為“適者生存”的“適”。再然後，藉着時代變革之端，高舉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

　　整個20世紀的前20年，中國的時代主題都離不開變革與救亡圖存，也是在這一時期，傳統的“士”開始向“知識分子”過渡。激流演變中，錢穆卻愈加堅守以中國民族文化為本位。在後來的《國史大綱》引論中，他開門見山地痛切指出：“凡此皆晚近中國之病，而尤莫病於士大夫之無識，乃不見其為病。”

　　這是一種對中國文化內部機制的強調和信心，錢穆認為，中國近代文化的種種病痛應用傳統文化內生之力來醫治，堅守一個文明承襲的內在理路，“士”在這裏代表的知識分子，更應對自己的民族文化抱有堅定的信心，而不是“盡廢故常”。

3

硝煙裏的《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寫成於抗日戰爭時期，炮火隨時都可能掀翻錢穆的課堂和書桌。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全面侵華，日軍進佔北大校舍，清華、北大、南開等大學率先南遷。11月，近百所學校相繼內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併，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即西南聯大。

　　1938年3月，西南聯大文學院由長沙南嶽遷至距雲南蒙自，秋後又遷返昆明本部。錢穆也跟隨眾人南下，開始了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臨行前，他將歷年在北大講授中國通史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塞入了衣箱底層夾縫。

　　然而，日軍吞華野心愈劇，大批文人教者都感受到強烈的亡國之虞，聯大不得不為躲避禍難艱難忙碌，數年百事待舉。

　　錢穆也憂於頻繁動盪的遷徙，主要因為不能得暇落筆正在進行中的《國史大綱》。於是，經友人推薦，他決定獨自到70公里外東南山中的宜良縣巖泉寺居住。

　　山中這段日子幾乎與外界隔絕，4天蟄伏閉門寫書，“四天半不出一語”往往是常態。陳寅恪曾來此一遊，見了錢穆笑道：“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

　　每週五、六兩天，錢穆在聯大講授中國通史，他的課感情充沛，時常如與人高聲辯論，面紅耳赤，甚至在講台上龍行虎步。學生姚渠芳後來在《懷念在台灣的錢穆老師》裏憶述：“錢師當年正在四十多歲壯年時期，講課聲音洪亮，結構性、邏輯性嚴謹，節節有獨到之處。”

　　《國史大綱》正是在北大與這段時期的課堂講稿統合整理，並終於1939年6月完成，但書成後輾轉多次，直到戰爭結束後才終得出版。

　　這部影響甚大的史學著作，對近代中國遭遇西力東侵、西學東漸的猛烈衝擊提出了實質性質疑，錢穆的史學理論體系，也隨着長達2萬字的《引論》標誌形成。通過整理歷史敲開中國文化的“內在動力”，他的治史觀清晰浮出水面：對待歷史與文化，始終要懷有“温情與敬意”。

4

奮進與多情

　　時間來到20世紀中程，十四年抗戰終以日軍投降告捷。然而，緊接着內戰爆發。1949年，錢穆與當時許多知識分子一起赴香港避難。

　　在水深火熱的香港，錢穆親眼見到無數流亡青年無家可歸，未曾接受過正式大學教育，甚至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他，反而在亂世中愈加堅定“在中國文化體系裏，教育揹負起了其他民族所有宗教的責任”。

　　“手空空，無一物”的錢穆與唐君毅、張丕介等諸學者聯手，成立了新亞書院。

　　新亞的前身是亞洲文商學院，起步時百經艱難。年近六旬的錢穆身任校長，不僅要殫精竭慮管理校務，還要親自任課，曾為籌集資金多次奔走港台兩岸，好幾次身陷險境，差些喪命。

　　在1963年併入香港中文大學前，新亞先後輾轉4個校區，最窘困時是在深水埗桂林街，租下一棟舊樓的三四層做校舍，樓下是紡織工廠，對面是潮州飯店和小舞廳，機器聲、叫賣聲終日不絕於耳。頭一年，堅持到畢業的學生不過3人。

1955年，時任新亞學院院長的錢穆

　　1950年，燕京大學的學生余英時南下到新亞書院，在“奇熱難耐”的暑假，他在一間空教室裏見到正被胃潰瘍折磨的錢穆，正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地上養病。錢穆還拜託餘替他從商務印書館買來一本王陽明文集。“我（余英時）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錢穆後來在新亞校歌詞裏寫：“艱難我奮進，睏乏我多情。”

　　新亞書院成立後，全港終於有了一個學校專門來傳授中國文化、中國歷史，接下來的5年內，錢穆先後開設了中國通史、文化思想史、經濟史等課程，新亞也很快成為當之無愧的文化重鎮，講授以宋明精神為主的傳統文化，輔以西洋大學的導師制度，致力於貫通東西，可謂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頗具膽識的創舉。

　　“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二字，也並非指代語文，而更傾向於文化之意。建校時曾計劃過多個名字，比如中國大學、中華大學，最終，還是錢穆堅持“就叫中文大學”。

　　錢穆還堅持必須由中國人擔任校長，為此曾與港英政府斡旋良久，寧離開也不願動搖“原則之爭”。港英政府派來商議的英國人富爾敦嘆聲連連，説錢穆“君心如石，不可轉也”。

新亞書院社員大會合照（1957），前排右三為錢穆

　　而錢穆內心最深處的期待，是自此往後，中文在香港可以不再受輕視。

　　某種程度上，香港容留了錢穆，錢穆潤澤了香港。沒有錢穆，就沒有中文大學，這是其表，其裏，沒有中文大學後續孕育出來的無數科學人文志士，那個動盪年代傳續的人文精神，至今恐怕也孤影寥寥。 

5

“天人合一”

　　在今天的香港新界馬料水，中文大學山頂的新亞書院，坐落着“一池清水，二樹半抱”的“合一亭”，面朝吐露港山海，垂葉繚繞，清光瀲灩，靜流無邊，彷彿水天相接，引無數遊人慕名前來。

　　水池旁邊緊挨着的一塊大理石牌上，正是錢穆先生親筆題下的四個大字：天人合一。

　　究天取意的文化意識自古有之，主要溯自道家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的自然信仰。而錢穆則深信一切中國文化思想都可歸宿到“天人合一”的觀念上，意指整個世界人類未來生存之貢獻。

　　這方面似有接近太史公所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但錢穆的“一家之言”的“家”，更多還是指那個被稱作“士”的精神氣度。

　　作為世界文化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中國的“士”傳統源自春秋“四民社會”，戰國後逐漸取代沒落貴族，成為一種特殊的知識分子階層。

　　到了錢穆時代，身份意義上的“士”已經消失了，錢穆則將民族和文化概念融為一體：“民族、文化、歷史，這三個名詞，卻是同一個實質。”

錢穆生前講學照片

　　站在21世紀回頭觀望，錢穆代表的“士”，在整個中國文化的脈絡裏，更像是扮演着一個調和的角色。

　　他既不是拼命想要推翻或重建的底層革命者，也不是身居頂層、執拗堅守着某種禮教學説的復古派，而是脱離傳統的“儒士”及狹隘的民族主義概念，從一種平衡中堅的精神狀態出發，內化成中國文化的守望者。

　　這種温和圓融的精神卻絲毫不缺力度，就像“天人合一”之念，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始終是“人”——是一種維持自己家族國度存續及穩定的、不可撼動的人本精神。

　　自1960年代辭別中大後，錢穆再也沒有踏上大陸，回到那塊生養他的神州故土。心中鬱郁煩悶積壓到晚年，雙目視衰，在夫人查閲和引述幫助下，終於完成了生前最後一部著作《晚學盲言》。

　　在這篇文章裏，錢穆忽然“徹悟”了“天人合一”這一最高命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與自然合一則是中國文化的終極理想”。

　　站在世紀末巔，他抖着蒼老而依然堅毅的筆預言：“此下世界文化之歸去，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

錢穆台北故居的書房一角

　　1990年8月30日，錢穆在台北家中溘然長逝。這天，一場颱風從正面洶湧侵襲台灣。

　　“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帶着他固守一生的“士”氣，在世紀末倒數第十個年頭止步了。他説，“大部分的人不能認識時代，只能追隨時代，跟着這個時代跑。”如果錢穆活到今天，活在這個既便利又危險的互聯網世界，或許只會愈加印證李敖曾對其的評價：這種老輩風範的人物，對“現代史”來説，真是“上古史”了。

　　他也許想回江南水鄉看看，回到那個既有“風骨”又有幾分“隱逸”的小鎮，擷一灣瘦水靜坐，思古望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