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女性可以通過買買買來提升社會地位 | 造訪·戴錦華_風聞

　　新冠疫情之下，女性議題成為了社會熱點話題，一面是針對女性的暴力惡性新聞頻頻曝光，另一方面則是以女性消費羣體為受眾的綜藝、電視劇頻頻引起關於女性家庭、職場的熱烈討論。

　　但矛盾的是，在互聯網的極端生態之下，性別話題已成為了一場隨處可見的“戰爭”。

　　對性別議題的熱議，能否代表着社會性別意識的提升？性別意識的提升，又能否簡單等同於社會進步？

　　對於近年來女性議題的觀察，我們在上次造就WOMEN的演講錄製之後專訪了戴錦華教授，她對於互聯網上熱議的性別意識的提升的態度是“不能簡單評判或為之歡呼”，也不相信通過消費力能夠。

　　她更關注的是，“如何將類似變化和進步，坐落於社會的整體結構之中；如何超越一己的傷痛，或訴求，以類似的自覺去關注其他社羣及整個世界”。

　　對於席捲美國的BLM運動及對政治正確的質疑和討論，對於粉絲文化、粉絲經濟的結構性反思，對於性別話題為何會成為今天流行文化中的主流，以及對新冠疫情席捲世界帶來的警醒與思考，戴錦華教授都在採訪中表露了她的觀點。

戴錦華

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

文化研究學者

　　Q1

　　造就：近期互聯網上女性話題非常多，您關注過這些話題嗎？這是否能代表中國整體的女性意識的提升？

　　**戴錦華：**坦率地説，相對於網絡話題的熱度，我的關注度不足。當然有所關注——有選擇地關注，但是我沒有全情投入並追蹤。

　　因為一方面我認為近年來的網絡生態逐漸惡化，“火焰戰爭”會迅速淹沒真問題，很快、甚至即刻分裂為絕對對立的態度，形成一種高度極化的情感對峙。

　　而另外一方面，**你所説的女性意識的提升，有個前提：在網上或網絡文化中。**但就像其他的中國問題一樣，網上的曝光與言説，始終為網絡用户主體限定。如果説性別意識的確在提升，那我們説的是網絡的主要使用羣體中的提升。

　　儘管近年來網絡使用者的羣體在持續擴大，但其主體——我還是那句話，是相對年輕的、居住在大中型城市的、受教育程度足夠高的、有充分消費力的社會人羣。

所謂的女性意識的提升，有個前提：在網上或網絡文化中

　　在諸多規定性之下，女性性別意識的自覺提升，的確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我無法簡單地予以評判，或者説我無法簡單地為之而歡呼的原因，是我難於確認，**這種性別意識、性別自覺的提升，在何種程度上，以何種方式與社會的整體變化互動或正相關。**對此，我抱有迷惑與懷疑。

　　因為我相信，資本牟利、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性，令其從不恪守任何“主義”，包括性別本質主義；我同時相信，自由和權利不可能用錢買到。

　　而在我的觀察中，網上的性別話題集中在兩類矛盾：一類是那些發生在女性身上、或針對女性的惡性新聞：強暴、虐殺、性騷擾，由此引發的網上熱議意味着什麼不言而喻。

　　而另一些圍繞着流行文化、社會時尚話題中的女性的主體表述或女性聲音的強化，後者無疑聯繫着（某些）女性羣體的消費力、購買力的直線上升。她們的消費能力和潛能，為她們贏得了或提高了在文化市場上的談判資格。

　　這一矛盾事實，是我在回應你的提問時感到遲疑的原因。

　　在我的認知中，這與我對另一個世界議題的矛盾狀態的觀察相類似。一邊是國際熱點的新聞：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眾多的天主教國家和非西方國家）宣告同性婚姻成為合法。同性戀，這個基督教世界或者基督教文化當中的“原罪”廣泛而快速地非罪化並合法化。更引人矚目的是，越來越多的“出櫃”的同性戀者，成為西方國家的元首政要。對此，你似乎會毫不遲疑地稱之為性別議題上的社會進步。

　　然而，矛盾狀態在於，當這一性別議題的“原罪”、禁忌、歧視、排斥結構，在世界各國勢如破竹般地獲得破解的同時，性別的總體狀況、女性、性少數和各種弱勢羣體的總體狀況，卻在普遍、持續的惡化之中。

　　岔開一句，我的另一個帶痛感的觀察是，當各種被壓迫者、少數羣體、弱勢羣體（包括女性、性少數）嘗試謀求自己生存狀況的些許改善時，都必然經歷曠日持久的社會抗爭。並不誇張地説，甚至需要流血、坐牢、乃至付出生命代價才有望達成。

　　然而，倒退一旦發生，卻可能是瞬間逆轉。

　　從今年入圍奧斯卡的最佳紀錄片、巴西的《民主的邊緣》裏，你會看到經歷了漫長、艱難的抗爭，巴西社會終於結束了黑暗的軍政權統治，實現了社會民主化之後，右翼軍人勢力卻可能以何其迅猛的勢頭再度入主。

　　這些人一旦攫取了權力，便可能即刻佔據高台和話筒，用最惡毒、醜陋的語言，去詛咒共產黨人和同性戀者。一如昔日納粹。

巴西紀錄片《民主的邊緣》

　　回到原來的討論，我不相信權利的獲取與社會平等，將伴隨經濟成長而自然發生。我更不相信能夠通過展示我們的消費力，自然贖買到社會的整體進步和女性地位的全面改善。

　　我相信平等是可能的，如果平等已是我們的內在訴求和文化共識。而社會的平等意識與實踐，無疑不僅是“我”和我所在的——比如説亞文化羣體、圈層的權利，而且是對他人的平等權利的尊重與呼籲。

　　所以，我確信網絡上性別意識的提高是一重真實；問題是我們如何將類似變化和進步坐落於社會的整體結構之中，如何超越一己的傷痛，或訴求，以類似的自覺去關注其他社羣及整個世界。

　　在女性運動當中，我經常感動於婦女組織支持、聲援、參與其他的少數羣體、弱勢羣體為爭取自己權益的抗爭，有時甚至是跨國、跨性別與種族的相互支持和連接。

　　我們今天會獲知哪裏爆發了新冠疫情，哪裏被迫封閉了社區。有沒有人關心並追問，比如印度的貧民窟遭封閉意味着什麼？那些人每天早上離開貧民窟去找今日一天的衣食，在封閉狀態下如何存活？比如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其他地方發生的盲婚啞嫁，那裏的女性遭到的侵犯和強暴，我們能不能感同身受？我們還有沒有感覺他人的痛苦的共情能力？

新冠疫情下的印度貧民窟

　　就像今天甚至不需要演員，便可以拍電影一樣。我們剛剛在一片綠幕前錄製節目，在綠幕上可以製造出一切。但是，電影原本就是一個看見他人、看向他人的藝術。在其中，女性則長久地處於被看——被他人的目光侵犯、逼視、佔有的狀態之中。

　　當女性終於可以“看”、可以慾望的時候，我們能不能用平等的，而不是支配的、強勢的目光望向他人？

　　在這個意義上説，我不喜歡瑪麗蘇，也不喜歡逆蘇。我不希望我們陷於自戀、自我凝視的YY，我更不希望沉溺於支配、佔有他人的幻想，尤其是當這僅僅是用金錢買到的滿足和想象。我真的不喜歡，也許我老了。

　　注：

　　瑪麗蘇：即Mary Sue的音譯。瑪麗蘇（Mary Sue）一詞據説出於國外的同人小説圈。某外國作者創造了一個名叫Mary Sue的虛構女主角，在自編的科幻同人文裏盡情YY。瑪麗蘇文，即在作品中虛構出一個真實劇情中沒有的主角，此主角往往很美好很強大，與真實劇情中的人氣角色糾纏不清，曖昧不斷，桃花朵朵開。名聲大振，這個虛構名字也成為了具有代表性的心態名詞。

　　逆蘇：指一類女性粉絲的心態，喜歡女化男愛豆，把男愛豆看做楚楚可人的小姑娘，自己代入男性的視角，幻想讓男愛豆當自己的女朋友。

　　Q2

　　造就：您關注像《美國夫人》等流行現象引起的對女性主義的反思嗎？

　　**戴錦華：**我還沒有看過，但注意到了有關的討論，也計劃無論如何要看。因為沒有看，我不能對這個文本發言，但是我的感覺是，我們今天仍然處在20世紀的回聲、陰影和幽靈的糾纏之間。

　　我認為**20世紀是、至少是500年以來現代歷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個世紀，**一個充滿了激變與災難的世紀，一個被革命和戰爭所充滿的年代。或許因為如此眾多的世界性的災難，人類文明史上大概都不曾出現過的，人類的多數被動員和組織起來要改變這個世界。

　　因此，20世紀，尤其是其後半部，社會批判的三個主軸是階級、性別、種族。但是，隨着20世紀末的所謂“大失敗”，階級的議題被非法化，20世紀的階級結構被摧毀或變形，鬥爭理論甚至為受壓迫的民眾所拒絕。階級的現實和話題幾乎無法獲得講述。儘管大家都知道，階級分化和階層固化是今天世界最大的問題。

　　此後，是種族的議題與民族解放的議題相相剝離，再度與種族主義彼此纏繞，並隨着全球移民與恐怖主義、原教旨主義糾纏、重疊。

　　可奇怪的是，性別議題倖免於難或曰碩果僅存。儘管性別層面的倒退持續發生，性別的議題也不斷地被壓縮、被碾薄，但是它仍然是唯一一個可以有批判性的或者抗衡性言説的場域。

　　我常舉的例子，是特朗普當選之後，在公共媒體上，唯一可見的反抗羣體是“粉紅兔”。女性團體扮成粉紅調的兔女郎，用這樣的性感形象來對抗一個顯然是右翼的保守主義、民粹主義政治在美國的勝利。

　　但是，往深裏推，為什麼是性別議題碩果僅存？我個人有很多方面的思考，尚且沒有結論。

　　我的思考路徑之一是，新技術革命在其高端、在其頂層結構當中，當然是在發達國家和發達地區，多少改變、鬆動了性別議題的經濟基礎。也就是説，對於資本主義生產而言，性別分工已不再是最重要的社會分工及社會分工的基礎結構了。因此，性別議題的曾攜帶的批判力與威脅性也因此而有所削弱。

　　另一組演講時沒時間涉及到的例子，則是我們可以看到同性主題、性別主題、性侵主題，連續數年入圍或者贏得奧斯卡。

　　因此，今年的最佳影片得主《寄生蟲》，才成為異樣的聲音，釋放了不同的信號。與此相關，《寄生蟲》、《小偷家族》、《燃燒》、《羅馬》這樣一批影片的湧現，再度帶回了貧富分化、階層固化、底層社會的無望。這是否是階級議題的迴歸？

《羅馬》

　　我以為《美國夫人》這樣的影視作品，類似於幾年前的《婦女參政論者》——我很喜歡那個片子。但類似作品出現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已經曲終奏雅，可以回首當年了？還是再度扣訪歷史，汲取新的現實力量？

　　圍繞着劇版的《使女的故事》，我曾和美國的女性主義學者，或女性運動的領導者提到自己的一個觀察。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這部名作，一直被視為女性主義的代表作。圍繞着小説和劇，人們經常會討論女性的身體、暴力機器對女性身體的徵用，現代女性轉瞬間被貶斥為行走的子宮。

　　我提示的是，這些討論大都忽略了故事的開始。故事開始是女主人公早上上班路上發現自己沒帶煙，便去路邊的7-11買煙，發現自己信用卡失靈（因為我是吸煙者，所以這個細節很有代入感）。幾個小時之後，人們告知，所有女性的財產已遭剝奪，交與她們“最近的男性親屬”掌管。現代女性、自由女性權利的喪失從剝奪經濟自主開始。

　　在這兒，我想再次強調前面的觀點，漫長的、曠日持久的抗爭和轉瞬之間的父權之名的迴歸——以暴政之名、以軍政權之名、以“美麗新世界”的形態，剝奪其合法性，恢復“古老”的“公序良俗”。

《使女的故事》劇照

　　今天，我們已走得更遠了，我們已實施電子支付與貨幣化，比信用（卡）經濟更高程度地將自己的金錢、財務交付給系統，交付給機構。

　　在這種新的生存和生態中，性別議題自身真的完成了嗎？真的已經曲終奏雅了嗎？性別議題真的可以自足了嗎？我們是否、能否應該參與保衞我們的社會？

　　我確實會抱有某些古老的憂患感，沒有那麼雀躍、樂觀。

　　Q3

　　造就：您覺得性別議題不應該被獨立討論嗎？

　　**戴錦華：**性別議題經常是有獨立性與特殊性的，但是它不該是孤立起來予以討論的獨立的議題。一經完全獨立處理，我們難於避免以議題中具體的主體、羣體不自覺地取代、覆蓋女性的整體議題；而另一邊，女性議題必須在社會的整體結構中打開、審視，思考。

　　舉個例子，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日本的女性創作羣體——少女漫的女畫手、輕小説的女作家湧入了文化工業的生產線。她們參與創造的這輪日本流行文化直接衝擊了全世界，包括好萊塢，直接參與改變了現代世界的慾望想象與流行文化中的性別結構。

　　如果我們將此議題獨立起來看，將議題單純集中在女性書寫、女性主體和慾望上，便會毫不遲疑地得出此乃社會性別進步的結論。

　　但是此時，我們無疑忽略了這一性別文化現象產生的社會結構：戰後日本於美軍佔領之下的民主化進程，的確使得女性越來越普遍地接受高等教育，但與此同時，日本社會的整體結構，尤其是婚姻與家庭制度卻遠滯後於上述變化。又是一個“公約民俗”：已婚婦女不（得）參與全職工作；沒有什麼機構會全職僱傭已婚婦女。

　　因此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被限定在東亞的家庭空間之中，這正是她們開始形成自己的文化羣體和表達的社會成因。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可以用進步、倒退來形容和定位的。

　　也是在這同一過程中，出現了日本戰後經濟起飛過程當中的女性的公司高管層。其默認前提是這些女性必須是單身未婚，由此出現了所謂**“一克拉-五克拉女郎”**，自己買一個鑽戒/婚戒戴在手上。

　　如果這是女性個體的自主選擇，那無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它事實上是一個結構性的約定：你要繼續發展你的職業生涯，就意味着你要放棄婚姻的前景；你若選擇了婚姻，就意味着你將被剝奪了職業生涯。

　　重複一遍，不將類似性別議題放入戰後日本的社會結構當中，便很難去理解討論這類問題。

　　Q4

　　造就：您覺得粉絲文化這種新現象，有沒有透過經濟結構的變化去打開一些新的可能性？

　　**戴錦華：**粉絲文化也可以視為一種古老的文化現象。但有意識地將其納入文化工業生產，使之成為生產與消費主要的環節，則是新的文化現象。

　　如果我的理解沒錯，這同樣始自日本。粉絲及其由此產生的同人文化事實上成了多種亞文化圈層。他們的創作：某種同人寫作、某種形象、旋律或故事不時開啓着新的文本或文化產品鏈條。

　　然而，就今天狹義的粉絲經濟而言，更多地是指追星、製造並貢獻流量、購買“愛豆”代言的商品。其強大的消費力不時創造着“奇蹟”。諸如短時間內，募集幾十萬、上千萬資金，諸如打榜與購買狂潮，諸如大規模的節日狂歡般地集聚……

　　當然，我不會把今天在中國城市舞台上十分打眼的粉絲現象，與突出的、近乎荒誕的粉絲消費，簡單地等同於少女-女性羣體的特有行為。

　　不錯，**儘管女性是人類的一半，但一個文化現象能夠在中國達成現象級，便不會僅僅是單一性別的創造。**但不可否認，青年女性羣體在類似現象中十分突出。她們以這種方式在文化市場上了顯影了自己的在場，顯影了自己的文化談判能力和談判資格。但我在前面已經説過，我不大認可這種可以“買到”的地位提升。

　　而且，我以為，在今日中國，所謂粉絲經濟變得如此突出，應該和中國特有的獨生子女的代際社會生態相關。作為在中國經濟快速起飛之後，在富裕的環境之下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她們的登場與他們/她們非常態的消費能力相關，也與這代人的歷史感相關。而這裏的歷史感更多地表現為斷裂與遺忘。

　　我最近讀到的一則微博，提到一個好聰明的孩子開了個腦洞，表示消滅手機充電口的問題，可以通過可替換電池得到解決。而在我的記憶中，隨時攜帶一塊手機備用電池的記憶似乎只是昨天。這是今日記憶與遺忘的速率。換個角度，今日中國粉絲文化，似乎缺少某種必須的結構性的互動與制約。

　　我認為，討論新的流行文化與性別生存間的聯繫，更好的切入點不是粉絲文化，而是更廣義而多元的亞文化。因為在極為豐富、繁複的亞文化中，藴藏着更多另類選擇與表述，藴藏着更豐富的能量與可能。儘管全力發掘與收割亞文化的資本運行，也在隨時剪除着種種亞文化提供的反抗與創造。

　　Q5

　　造就：您怎麼看待由BLM事件引發的《亂世佳人》下架，以及由此引發的關於“政治正確”的討論？

　　**戴錦華：**我自己的感覺多少有點啼笑皆非。我認為對於美國的歷史來説，**他們要清算的“美洲的發現”與對印第安原住民的屠殺，是在黑奴的背上籤署的《獨立宣言》。****真正需要去檢省的是，美國的神話是建築在販奴、蓄奴的歷史之上的。需要清算的是，到今天為止，美國社會“不可治癒的癌症”：**種族歧視，對黑人、對所有有色人種的歧視和排斥。儘管美國的公開秘密之一，就是白人已經開始在人數上成了少數族裔。

　　這才是更重要的，而不是一部歷史上的電影。

　　相當好玩的是，這部電影毫無疑問的是好萊塢黃金時代“王冠上的鑽石”，也是眾多非美國人、非美國的美國熱愛者的美國夢中的一顆珍珠。

　　《亂世佳人》劇照

　　更好玩的是，美國現任總統Trump對於《寄生蟲》獲獎的反應：怎麼能夠授給韓國人/外國人，為什麼不是給《亂世佳人》這樣的偉大美國電影？

　　聯繫着這一切，我感到《亂世佳人》下架多少有點荒唐，只是一種最淺表的回應，或曰簡單、廉價的表達，也可以説，是一種政治正確的態度。

　　在歐美的日常生活當中，**PC／政治正確的最大的問題是流於表面化，它變成了一套可操練可表演的元素，任何一個有教養的美國男女都可以演練的規則。**因此在各種會議上，不會出現chairman，一定是chairperson。

　　問題是，這樣的改變，**的確改變了性別本質主義的認知嗎？改變了社會不平等的事實嗎？**迄今為止，美國大學當中白人男教授，仍然是絕對的壓倒多數，然後女性、有色人種、性少數和殘疾人仍然只是點綴，他們所謂的token。

　　但是，我的確對於目前對政治正確的全面的清算持有極大的保留。因為，**當你窺破了政治正確的偽善的時候，你給出的替代是什麼？指斥偽善，善的位置在哪裏？**在某些論述中，似乎任何善行與善意都只能是偽善的表演。今天的世界，真的只有偽君子和真小人嗎？君子何在？

　　據我所知，政治正確在美國的確立，事實上，是60年代全面反抗的歷史結果，它曾至少作為一套語言與行為的系統，提示着各種社會歧視與偏見的存在，迫使強勢的人羣去正視他們的歧視、偏見和排斥。

　　它並不僅僅流於一套語詞，一套可供表演的姿態。當然，聯繫着對所謂“白左”的追問和反思，需要警醒的是其限定性，而不是粗暴地否認其歷史與現實的正當性。

　　《亂世佳人》下架正是一個好例子。將其下架，有其正當理由，但這種簡單而容易的做法，無助於直面歷史和延續至今的現實中的血污和暴力。顯然，並非《亂世佳人》們生產了血跡斑斑的奴隸貿易與種植園經濟，它只是個文化印痕。類似印痕也可以成為對那段歷史的提醒。

　　這是我一以貫之的立場。我一直強調，我們要警惕西方式的政治正確可能流於表面甚至偽善的趨向，因為一度中國新中產階級很以此作為自我修養。

　　但是伴隨着中國崛起，伴隨着我們主體意識的增強，我們對西方文化的拒絕和批判漸次展開，我認為我們需要的是批判性反思，而不應該是武斷的否定，**更應該警惕簡單粗暴的否定同時加盟於保守主義文化力量的迴歸，**我喜歡説我們必須警惕種種來自歷史的幽靈和前現代的鬼魂。

　　Q6

　　造就：今天我們應該以怎樣的一種價值觀，去打開這些舊的文本，如何找到一個合適的座標看待它？

　　**戴錦華：**我覺得今天的互聯網時代創造着分眾、而非大眾文化的時代。它也一如同人、粉絲文化，創造着一種非常豐富的互文。我們正可以藉助類似的互文的視野、互文的能量，面對並重新打開經典文本。

　　比如，今天我們讀《簡·愛》，也許對某些讀者説來，那只不過是一則瑪麗蘇的故事。但大半個世紀之前，它已經有了它的同人序列：《藻海無邊》/“閣樓上的瘋女人”和《蝴蝶夢》。

　　再進一步，你是否讀出了兩個男主人公的“出處”和“去處”？羅切斯特自西印度羣島歸來，聖約翰去了印度傳教——故事背後或內部，是大英帝國的歷史，大英帝國的殖民史。

《簡·愛》

　　小説結局，簡愛與羅切斯特的“大團圓”，單純從性別角度看，有人批評簡愛、準確地説是批評夏綠蒂·勃朗特妥協，有人歡呼羅切斯特盲目斷臂——典型的象徵性閹割。

　　但人們忽略了歸來的簡愛具有了“真正平等”的資格：她繼承了叔叔的遺產，她可以告訴羅切斯特：“我是獨立的。”也是自由的。這位叔叔、這份遺產同樣來自西印度羣島，來自殖民地。

　　互聯網、數據庫、網絡的多元文化，給我們提供了便利與可能，我們如果能從中獲得新的問題、新的視野，那麼歷史中的文本、烙印着歷史血污的文本都可以重新打開，給我們重新認識歷史、進入歷史的可能。

　　Q7

　　造就：政治正確雖然飽受詬病，但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去對抗這種結構性不平等和歧視？

　　戴錦華：我知道我下面的話可能對於有些人來説有些空洞或龐大，但是我的確始終在期待，女性能在自己的羣體經驗和歷史經驗當中，創造出不一樣的視點、不一樣的標準。

　　一如我始終期待中國自覺、中國故事，能夠讓我們在極端豐富、複雜的前現代文化當中，去發現和創造不一樣的價值、不一樣的觀念。

　　此前我們討論過耽美亞文化，我説過，當你發現了前現代中國文化中，沒有一個基督教式的判然兩別的兩性獨立，沒有其“原罪”式的同性戀禁忌，這份差異的發現是否已然足夠？ 

　　是否需要進一步去審視、批判我們歷史中的差異文化內在權力結構與等級秩序？是否應該追問在這沒有判然有別的性格區隔的文化當中，陰陽這一同樣被權力關係滲透的觀念序列？是否可以回溯它遭到等級制度污染之前的、真正的相生相剋、相互轉換的的一種元觀念？是否可以重回我們自己的創世女神？

　　我們能不能夠創造不一樣的故事、不一樣的價值？

　　我們能不能再度內化這樣的東西？

　　去獲得一份踏實——我不用自信這個詞，一份文化與心靈的篤定、踏實，會伴隨有效的價值內化而發生。

　　近幾十年來，正是我們的大眾文化、流行文化扮演着價值轉換及將其內在化的功能角色，它也一直成功地扮演着社會文化中的自我説服和自我催眠的功能角色，我們一直在企望着張愛玲所謂的“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但是這種祈願，不能改變我們正置身前所未有的激變之中的社會事實。如果新冠病毒的全球氾濫仍然不能成為一個預警的話，我就不知道什麼能達成預警效果——災難可能以你完全料想不到的方式發生。

　　今年的除夕，大概沒有人意識到，未來的半年，我們將自囚於自己的家庭空間之中，我們不能想象運轉的世界會停擺，我們不能想象全世界的機場變成停機坪。但是這一切已然發生了。

災難可能以你完全料想不到的方式發生

　　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沒有任何既定的系統，沒有任何成熟的知識系統，沒有任何歷史的參照，可以助力於我們去應對變化之中的世界與未來。**政治正確不行，儒釋道也不行，它們來自歷史，而世界歷史已將我們帶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

　　面對正在形成之中的、即將成為歷史的現實，我們需要全新的答案。

　　有時我會感到心疼——這麼多的孩子，在網上花了這麼多的時間，這麼多的情感和熱度去站隊、去選定某種立場，而不是分享和共同面對真實的問題。

　　我也會擔心，**你每次只是相對於你的敵手的位置來選定你的立場，那麼你的訴求和你的踏實在哪裏？**比明確地宣告我們不要什麼更重要的，是我們要什麼，是我們如何去思考、去創造、去想象、去打開。其實，有趣的事情和急迫的事情很多很多。

　　Q8

　　造就：齊澤克在近期的採訪中提到，在新冠疫情下，我們可能正在整體地告別舊有的生活方式，您認同這種判斷嗎？

　　**戴錦華：**新冠疫情也許正在成為一個節點。但我認為這是一場漫長的告別，這場告別式幾十年來一直在發生、延續。

　　趙柔柔曾有一個有趣的觀察，她説如果我們看一看網絡環境，我會發現我們被舊媒體的墓碑所包圍：通話是一個電話聽筒的logo，存儲是一個3.5寸硬盤的logo，電影是一個膠片或者膠片盒兒的logo……

我們被舊媒體的墓碑所包圍

　　這是一次漫長的告別，或者一個持續的死亡過程。而這一次，我不知道齊澤克的上下文是什麼，我自己感到了某種怕：**這次我們告別的不光是舊媒體、舊的生活方式，可能我們要告別很多人類社會得以成立和確認的因素與方式。**所謂以無信任、零接觸方式以圖在瘟疫中求存，令我不寒而慄。

　　這個學期，我一直在上網課。開始的時候我強烈地感到，網課比課堂教授累得多，身心俱疲、精疲力盡。後來，我才意識到，疲憊感來自我下意識地嘗試穿透屏幕，我下意識地想到達學生們的肉身所在。因為屏幕看上去是一扇窗口，你似乎可以穿過它，到達對面或外部。但最後，你不得不認可，那不是窗，那是一道屏障或一面鏡子，你的努力會被阻斷或回返。

　　抵達的努力不僅是無用功，你還得準備遭反噬，被回返的力反噬。

　　對我，這是持續十餘年的噩夢成真。近十餘年來，我熱心於各種真實空間中的公共活動和公共演講，因為我恐懼着，有一天不再能人與人、面對面、肉身與肉身的相聚在一起，在公共空間、公共場域中相逢、相遇、遭遇異質性的身體、遭遇異質性的人羣，看到別人，聽到不一樣的故事。

　　此時，我們別無選擇地瞬間墜入這種境地，如果疫情會延續、回潮，如果我們必須持續這種無接觸零信任的狀態，我們會擁有怎樣的社會？

　　我一直在強調一個特別簡單的事實，當宅生存在硬件、軟件、社會結構、經濟現實上都成為可能的時候，也意味每一個人對社會系統的依賴是絕對的、空前的。宅生存事實上令人類社會真説如科幻小説曾想象的那樣，成了社會系統之樹上的蜂巢、懸掛箱，個人的社會性不是削弱了，而是極端強化了。

　　那麼同樣一邊是零接觸、無信任的個人生存，一邊是你必須無保留地仰仗的社會系統，那麼一切皆有可能，而我們渴望的未來可能性亦可能完全喪失。

　　此時，女性，作為歷史中外部同時是內核，我們究竟能貢獻什麼？早有女性主義學者指出，在前現代中國歷史中，女性事實上充當着家庭的運營者（“女主內”）、養育者及教育者。

　　我經常開玩笑説，史書講到某某皇帝怯懦無能，便會説這是因為他“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問題是在前現代中國的王朝制度中，除了開國之君，又有哪個皇帝，不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甚至又有哪個前現代中國的男性偉人，不是生在深宅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因為女性曾是事實上的家庭組織者、運營者、教育者，因此也是前現代中國社會文化與內在邏輯的持有者和傳承者。**現代中國100年的歷史中，新女性則始終扮演着前行者與激進變革者的角色。

　　實際上，女性議題的不言自明的激進性是在近二三十年當中才漸次消散的。如此特殊的歷史經驗、如此特殊的歷史與現實位置，是否召喚創造自己的也是全社會的資源？

　　用任何一種形態、用任何一種可能性，去提供不徹底沉淪的可能，去爭取未來。

　　告別舊的生活方式，不意味着自然迎來新的生活方式。因為如果我們埋葬了舊時代，開啓了新時代，那是一份巨大幸運。我的恐懼在於我們埋葬舊時代，卻不慎以自己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