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凡、伍江丨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水岸再生及其意義辨析_風聞

在新時期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更新過程中的水岸空間再生問題值得重點關注。201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上海市楊浦區濱江公共空間楊樹浦水廠濱江段進行了實地考察，瞭解城市公共空間規劃建設情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同時要妥善處理好保護和發展的關係，注重延續城市歷史文脈。”

上海楊樹浦水廠

水岸再生與全球化時代緊密相關。羅比·羅伯遜（Robbie Robertson）認為我們正在經歷第三次全球化的浪潮，這次浪潮始於1945年，並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秩序重構相關聯，這次浪潮因新的信息和溝通技術以及持續發展建設的基礎設施和交通節點而變得可行。在全球化時代，水岸與城市更新的互相影響不僅僅是地理上的，還是社會空間上的。水岸再生體現出後現代全球化進程中的空間變化，其中包括生產方式的轉變，全球、區域與城市空間的重構以及政府治理方式的轉變等。一個城市的發展狀況，更多依賴其是否能提供適當的基礎設施以及完善的城市環境，這些重新定位的關鍵是城市和環境的更新，而濱水地區為大型的、高度集中的並且顯著可見的區域提供了再開發機會。濱水地區的開發狀況，對許多城市和環境的更新舉措十分重要。起源於20世紀60年代的水岸再生在修復城市中心區和城鎮，以及恢復經濟和社會秩序的過程中起到了持續的積極作用。後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以及航海技術的發展直接導致了水岸的衰敗。在這樣的背景下，水岸再生成為後工業城市更新的催化劑。同時，水岸空間是最容易受到全球化影響的空間，港口首當其衝，河岸、湖岸次之。作為城市的流動區域，水岸具有標誌性、引導性等特點，然而其地域性也是最容易受到衝擊的，這種衝擊受到經濟、社會、文化、氣候、遷移等各種因素的影響。由於城市水岸是城市不可分割的物質空間資源，城市水岸空間的再生與城市空間整體更新的階段和特徵緊密相連，因此研究城市水岸的空間更新應把水岸發展置於城市整體發展的大背景下。具體而言，水岸再生在城市結構和策略兩個層面都發揮着重要作用。

作為城市空間的結構性要素

水岸再生可以在物質空間層面對整個城市的再發展提供支持。在工業時代，人們意識裏的水岸是混亂、骯髒以及沒有價值的存在，是避之不及的場所；而當今的水岸則是最具創意及活力的城市區域，城市的資源、機會、願景以及“野心”被轉換為展望、新的關係以及工程項目。創意的水岸能夠重新啓動城市的新陳代謝，生產新的建築形式，創造新的地景，並且通過持續流動的城市文化，使城市更加具有活力、交流性和競爭力。因為水岸在大部分城市中都位於非常顯著的地理位置，對城市的空間質量呈現至關重要，所以水岸是設計師和規劃師塑造當代城市形象的區域，也是城市文化發展的價值所在。信息化的城市往往更加註重公共空間的發展，尤其是注重實體的社會公共空間作為虛擬的信息交流空間的補充。

在城市空間結構塑造中，水岸與城市空間主要有三種關係：中心與邊緣、標誌與填充、連接與擴展。

（一） 中心與邊緣

歷史上，水岸是城市經濟活動的中心，也是地理學者所指的“城市的邊緣”。它也許並不代表行政上的邊界，但常常作為街區和景觀的邊界。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往往沿水岸建造了大量的道路交通設施，這使得水岸空間與城市空間完全分隔，水岸空間成為 “城市的碎片”或者説是“碎片化的城市區域”，水岸的可達性成為阻礙其再開發的絆腳石。城市中心和邊緣的緊張關係，造成了物質空間的衝突。例如，芝加哥湖岸林蔭路（Chicago Lakeshore Drive）與波士頓多羅路（Boston Storrow Drive）曾經是兩個優美的濱水區林蔭路，但是隨着機動車時代的到來，兩者都被改造成像高速公路一樣的通道，使人感覺濱水區只是一個經由、通過而無法停歇的地方。又如，波士頓的部分濱水區淪為了停車場，而曼哈頓東側濱水高架路下也成為廢棄車輛的集中區。即使廣受好評的項目，如曼哈頓西海岸的哈得遜河公園也遭受了與城市其他部分隔離的命運，導致水岸與附近活動區域之間缺乏重要的聯繫。

哈得遜河公園

水岸往往位於城市的邊緣，因此通常需要在碼頭、鐵路等方面進行資本投入。城市中心和衰敗的水岸之間的衝突，導致城市資源不能有效分配給水岸等邊緣地區。水岸物質空間與城市功能發展的不匹配，如不能有效地提供就業機會等，往往使其成為荒廢的城市區域。因此，使水岸成為活動的集中點成為水岸再生的關鍵。歷史的發展表明，如果到達城市的途徑是通過海洋等水域，那麼水岸就會通過這種活動而活躍起來，例如馬耳他瓦萊塔的大港灣。而一旦活動的重點轉移到其他地方，那麼水岸就會陷入荒廢，與之相關的人類活動也會消失。水岸的固定性和流動性是隨着時間而變化的，原本作為城市中心的水岸，在經歷一段時期的廢棄之後，會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重複着中心—邊緣—中心的過程。城市更新的過程，也是中心和邊緣進行重構的過程，是對地理空間的一次又一次的顛覆。

（二）標誌與填充

水岸曾經是城市周邊區域社會經濟活動的中心，在去工業化的進程中，廢棄的倉庫與碼頭充斥着城市水岸；而再生過程中標誌性的建築（iconic building）為水岸城市區域增加了影響力，可以起到類似城市觸媒的作用。建築對環境有戰略意義的介入可以對環境產生催化作用，這在某種程度上與城市針灸（urban acupuncture）的城市更新策略相符合。這種類型的建築工程通常被稱為巨型項目（mega-project）、有聲望的建築（prestige project）、旗艦店項目（flagship projects）、城市奇觀（urban spectacles）等。例如，漢堡新城易北音樂廳、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巴塞羅那奧運村入口蓋裏的魚雕塑等。在某些更新的情況下，樹立示範性的旗艦項目是很重要的，這樣做的意圖是為了推動街區的全面變革。開始的目標可能是使街區恢復自信，以穩定或振興某一城市地段在一種健全的經濟體系中的競爭地位，或使其具備內在與外在功能性更新的潛力。通過這種方式，也可以表現出城市對於這個區域的信心。

漢堡新城易北音樂廳

然而，水岸更新也需要更加長期或者結構性的調整，作為對整個區域發展的支持，這種結構性的調整應當以規劃為先導，通過街區功能的轉化或者再開發創造出一系列能夠包含各種不同活動的、更好的空間集合體。區域功能的多樣性是區域活力的重要保證，水岸的城市結構與城市的肌理得到充分的融合有助於區域多樣性的提升。一個很好的案例就是鹿特丹的水城（Waterstad）區域。作為與內城相接的水城區域，開發了一系列的博物館、圖書館、辦公總部及水岸公寓，試圖縫合被鐵路高架橋隔離的市中心東西兩側。水城在開發中得以保留，以維持航海時代的氣氛。在原有的肌理上進行填充，而不是進行破壞性的重建，這些都使得水岸城市的身份與居民的記憶認同得到保存。

（三） 連接與擴展

水岸區域作為介質連接了世界與內陸、城市中心與邊緣。城市水岸地區的再生可以聯繫水岸與城市其他區域，重新整理破碎的關係，帶動城市基礎設施的整體升級。水岸為城市區域的進一步擴展提供新的機會，如果城市的中心商務區需要增長的空間，那麼向水岸擴張相對於破壞內城的歷史肌理進行開發將會是一個更加具有吸引力的選擇。例如，下曼哈頓向水岸的擴張已經持續了幾個世紀，隨着時間的推移，鹿特丹老港區向北海入海口逐漸擴張；東京橫濱採取了填海造陸的方式來擴展城市的邊界，向水域索取新的城市資源；倫敦將金絲雀碼頭作為第三個經濟中心，其中心區計劃也將內城的擴張引導至南方，朝向水岸進發，而不是擴張至東方士紳化的街區以及西方由破敗的倉庫區改造成的藝術與文化交流區。然而，內城向水岸擴張也需要認真考慮現有的基礎設施（尤其是交通設施）對於再開發支撐的潛力。

此外，公共政策有時會阻礙城市肌理延伸到水岸，從而阻礙城市復興。例如，某些自然資源政策會規定大型棲息地保護區留給野生動植物使用，使得公眾無法接近，或者僅開放給某些特殊的、以遊客為主的公眾。此類規定會使水岸無法成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城市水岸的再開發為改善城市的形象和提高市民生活品質提供了機會。但當以犧牲城市環境和城市的宜居性為代價時，則需要重新被考慮。同樣，以吸引遊客為導向的商業用途會在濱水區發揮重要作用，但不能完全依賴它們將濱水地區轉變為城市生活、工作的一部分。事實上，這種用途可能會加劇水岸與城市分離的感覺，給人感覺它似乎是為特殊場合預留的。偶發的事件和活動不能維持地方活力，日常的活動例如等待渡輪、趕出租車、買報紙、喝咖啡等，才會為某個場所增添意義。因此，應當將城市街區的結構性功能延伸到水岸，發揮其多功能用途。水岸再生中最常見的錯誤是讓其舒適性體驗僅停留在水邊。無論建築物是向內還是向外擴展功能，都應以促進公眾對水岸的可達性和可見性為設計目標。阻擋海岸線的高層建築，面向水岸背對城市的私人封閉住宅區，可以讓住户看到水岸但卻限制了其他人的可達性——所有這些都是水岸線的不公正空間，公共領域的私人化限制了水岸可以為整個城市帶來的好處。限制住宅使用的公共政策反映了這樣一種合理的擔憂，即這種用途可以產生僅為少數人保留的私人“飛地”。在低密度發展的情況下，這種擔憂尤其嚴重，大量的獨棟別墅可以有效地封閉長途海岸線，使得公眾無法進入。然而，城市高密度公共住房的開發可能會帶來不同的效果，在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水岸的開發中都可以觀測到公共住房所起的作用。究其本質而言，它更加以公眾為導向，將大量居民、遊客及活動帶到濱水區。住宅建築被設計為社區的一部分或是更大的城市格局的一部分，通過將底層作為活躍的商業用途使其更多地向公眾開放，並且從水岸往回退，尊重內陸景觀和公共通道，是將城市與水岸聯繫的最佳途徑之一。

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水岸

作為城市空間的策略性要素

水岸再生為城市與水岸關係的再塑造提供了條件，不僅在物質結構層面，在城市策略性層面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水岸再生計劃涉及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和文化等各種問題。空間社會、經濟、政治、生態、文化秩序的變化確實為重新評估城市碼頭和海濱地區帶來了相當大的新機會，也成為了衡量其成功與否的重要的、綜合性的標準。舊的港口地區被認為位於新的城市景觀中策略性的位置，可以作為聯繫本地網絡以及全球網絡的中間介質。水岸再開發過程中鮮明的特徵，暗示了工業化進程中被廢棄的“水岸”這種新類型的城市區域在城市命運的重塑方面具有極大的重要性，成為檢驗城市政策的試驗田。在這個層面上，它的變遷使得解讀政策的成功與否成為可能。

（一） 水岸再生與城市政治

在政治層面，水岸再生被政府用來應對城市內城危機。廢棄的港口區域，包括靠近城市核心區域的原有水岸，為城市再發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但也可能帶來嚴重的問題，需要政府採取相當謹慎的態度。濱水更新是一個昂貴且敏感的過程：一方面，成功完成可以為相關地區帶來新的生命。例如，對英國衰敗的碼頭區進行修繕被認為是城市更新進程的一個重要元素，與增加就業機會等社會－經濟－政治目標緊密相連。另一方面，水岸再生也可能會引發強烈且持久的政治博弈，如紐約巴特雷公園城建設方案的選擇過程，體現了城市政治對於社會、文化、形象等多方因素的考量。

（二）水岸再生與城市經濟

水岸再生不僅僅指有新的形象，關鍵是要有新的經濟基礎和新的就業機會。水岸再生是否促進了水岸區域及更廣泛的城市地區經濟的發展，並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這往往成為對一個水岸地區活力進行衡量的重要因素。西方國家傳統工業從水岸的轉移，導致了依存於傳統重工業的港口經濟的消亡。例如，馬薩諸塞州的洛厄爾磨坊和英格蘭的利茲磨坊就遭到廢棄，現代化的造船廠在1995年秋季也停止了在費城的運營。

水岸傳統重工業也亟需被符合現代城市中心區發展方向的第三產業與第四產業所取代。20世紀五六十年代，隨着傳統工業的衰落，德國魯爾區大量工廠減產、倒閉，引發失業率攀升、人口流失、環境惡化和社會隔離等一系列問題。在經濟轉型和工業化改造的結構性調整過程中，政府逐漸意識到這一區域可以作為消費的場所而不僅僅是一個生產性空間，若對工業遺產加以利用，可以塑造區域文化形象。所以，當地政府充分發掘工業遺產的文化價值，大力發展新興產業。由此，魯爾區由衰敗的工業城市成功轉型為“歐洲文化之都”。

魯爾區

水岸再生往往也與城市競爭力相聯繫。城市競爭力的議題，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步提出和發展起來的。全球化不僅與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有關，還與各個地方的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正如吉登斯指出的：“全球化的後果是深遠的，幾乎影響着社會的所有方面。”聯合國人居中心的報告也同樣揭示了這一點——全球化已經將城市置於一個城市之間的具有高度競爭型的聯繫與網絡的框架之中。城市規劃的目標直接指向城市競爭力的增加，如上海陸家嘴的經濟效應和全球形象效應已經成為全球水岸再生的象徵。

城市的競爭優勢是國家、地區和地方城市政策追求的重要方面。全球經濟中市場份額的競爭將迫使城市佈局更加合理化，最大化地挖掘經濟潛力。城市之間的競爭並不新鮮。事實上，城市一直在爭奪更多的資本和貿易份額。然而，水岸的經濟振興也會有自身的風險，即財產的收入與資本的支出有時候並不同步，在水岸建設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本，而資本的回收需要一個漫長的週期。1992年奧林匹亞和約克公司的破產，曾使金絲雀碼頭陷入經濟困境。直到1995年，通過回購和出租場地，金絲雀碼頭才從破產的狀態實現了逆轉。

（三）水岸再生與城市社會

政府和市場對濱水地區再開發的興趣，也是近三十年來社會變遷的結果。港口功能的更迭致使港口社會空間發生衝突與變更。原有的碼頭工人被迫遷離港口，就業基礎被切斷，取而代之的是遷入的城市新興中產階級。港口物質環境和功能的迭代導致社會階層的更迭。過去，近水地段是工業區或碼頭、倉庫，是低收入者的居住區，而經過再開發的水岸成了中產階級理想的居住之所，例如在倫敦道克蘭港口的更新中，低收入居住區被私人住宅取代。?靠近水體居住成為城市居民尤其是收入較高的青年知識分子的風尚。

近三十年來，旅遊、休憩和户外活動在全球的興起，也造成了對開敞空間消費熱情的上升。全球範圍內，更多的休閒時間和人員流動使得旅遊業得到發展，所謂的“文化旅遊”和“生態旅遊”相繼出現，沿着水體的開放空間和休閒區域形成了與商店、咖啡館、餐館相結合的功能複雜的市場，在有條件的地點，還引入了歷史、文化的內容，如建造音樂廳、劇場等，並和當地的歷史古建築修復與利用相結合。這些設施不僅為當地居民和傳統遊客提供服務，也為來自附近地區的遊客提供服務。社會對開敞空間的重視和需求，促使政府和市場建造更多的開敞空間，而水岸似乎成了最佳的選擇。在發達國家和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發達城市中，擁有較高收入以及閒暇時間的中產階級成為濱水地區消費者中的主要成員。水岸地區瀕臨水面，視野開闊，是旅遊、體育鍛煉和其他户外活動的適宜場所。濱水區開發的內容更帶有為本地服務的綜合性消費特點，如購物、居住以及各種服務業。

此外，公共節日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上升，政府和市場利用節日來推動經濟、激發商機，廣大市民則希望有更多的活動機會來進行互動和交流，水岸上無數並存的娛樂活動給予城市以生機。當然，引入混合的新活動是振興城市濱水區和使其成為城市更具活力的一部分的最有效策略之一。因此，在濱水地區往往會舉辦各種節日活動，例如紐約的南街港美食節、斯德哥爾摩水節、波士頓海港節、查爾斯河划船比賽等。這些節日活動大多以城市濱水地區為舞台。公園、露天劇場和其他表演場所成為城市居民聚集和欣賞音樂、食物、文學作品、舞蹈或航海時代遺產的匯集點。

查爾斯河划船比賽

旅遊、購物等水岸商業性活動以及辦公空間為社會提供了就業機會，然而過度的商業活動也會與本地居民享有水岸公共空間的需求形成一定的衝突。水岸高端地產的開發面臨着士紳化的危險，可能會引發社會融合的問題，使得經濟利益過度大於社會利益。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士紳化的過程為許多舊港區注入了新的生命。因此，想要水岸重新獲得繁榮，它們需要成為城市經濟、社會和文化活動的焦點。一旦活動的中心轉移到其他地方，水岸便被廢棄並且與之相關的經濟和人類活動最終也就消失了。然而，這些活動需要當地社區和居民的介入，因為如果沒有社區的參與，這些互動會變得很表面並且生命力大大降低。

（四）水岸再生與城市生態

在城市開發與再開發的循環之中，城市濱水區再次獲得機會。雖然濱水地區開發中有政府和市場的積極合作，以及社會上對濱水地區各種活動的需求，但真正令市民們重返濱水地區的原因，還在於濱水地區的環境質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數十年前，濱水地區佈滿了工廠、倉庫、碼頭，水體受到污染，綠化稀少。濱水地區並不是公司希望尋求的一種舒適宜人的理想工作環境，也不是居民們尋求高品質居住生活的理想地點。公眾想要靠近水體的願望與濱水地區佈滿重工業、廢棄的碼頭和帶圍欄倉庫的現狀形成強烈的衝突。要想使濱水地區開發成功，治理水體、改善水質、美化環境是基本保證。清潔的水是當前大多數城市濱水區再生的首要因素，市民生活的迴歸是建立在對水體淨化的投資上，這一過程在世界各地無數的水體淨化工作中得到重複。例如，英國的伯明翰運河長期受到污染，被當作城市的“包袱”。但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清理水體工作收到成效後，運河沿岸很快成為城市開發的熱點，吸引了不少公共和私人投資；為了實現水資源自給自足，新加坡採取了雨水分流的策略：雨水收集和處理不僅侷限於自然保護區，而且會應用於每一個降水區域。濱海堤壩（marina barrage）對於最大化新加坡雨水儲備能力並建立可持續水資源供應而言發揮了里程碑式的作用，濱海灣水道河口上建立的大壩成為新加坡城內第一座水庫，收集着新加坡約六分之一的雨水。新加坡重塑了現代城市具有吸引力且充滿活力的濱水區，同時整合了水利基礎設施與必需的清潔水資源，為城市進行水資源供應。上海在20世紀90年代也進行了蘇州河的清理工作。工業和碼頭的遷移使得環境治理成效顯現，水體變得清潔了，空氣變得純淨了，環境質量得以改善，“近水”重新成為一種吸引力。

後工業化的水岸為人們重新建立平衡的生態系統提出了更多的挑戰。受到污染的土地需要進行更加謹慎的處理，於是德國推出了專門的棕地清理計劃（brownfield cleanup program），這是第一個由國家提供市政監管的棕地清理和環境修復項目，該計劃通過在開發過程中補貼並幫助業主從而降低棕地重建的成本。埃姆歇河系統的生態更新是園區開發的優先事項，環境改善被IBA規劃者認為是經濟復甦的先決條件。過去的埃姆歇河以及它的支流被作為開敞的污水管，流經整個魯爾山谷，排污系統幫助淨化了公園並且削減了進入萊茵河的污水量；紐約經歷了工業化大發展時期，如今過渡到逐漸縮減的工業化後期，其濱水環境也經歷了先破壞再治理的漫長過程，從1990年開始歷經20年的治理才重現光彩；紐約哈德遜河公園是一個以綠色開放空間模式為主導的城市濱水工業地帶更新的典型案例。公園作為城市的綠色基礎設施，穿越眾多街區與地標建築，將曼哈頓島西側的城市開放空間連成了一個綠色的整體。此外，自然生態對於曼哈頓水岸也有一定的影響。水岸在颶風和洪水面前有時會顯得非常脆弱。為了抵抗颶風的影響，受美國住宅和城市發展部門委託，曼哈頓市舉行了“濱水重建”的設計競賽，關注如何通過濱水地區的創新設計提升濱水社區的抗災恢復能力。BIG建築事務所提出了針對曼哈頓主島濱水區的U型保護系統，作為該大型項目的第一階段任務，其中東海岸彈性修復項目（ESCR）旨在探索防洪基礎設施如何才能激發更多的社會效益。

（五）水岸再生與城市文化

自20世紀70年代起，歷史建築的保護和文化遺產的適應性再利用在許多國家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在客觀上，是由於經濟實力有了長足的進步，因此對於文化有了更高的要求。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當時盛行的現代建築的一種反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面對世界各地鋼鐵森林般的建築和基礎設施，人們開始懷念歷史建築物的豐富細節和富有人情味的內涵，轉向重新修復和利用歷史建築物。文化旅遊的發展趨勢使得城市重新審視保護和修復歷史建築和城市景觀中的經濟潛力，這也引起旅遊部門對歷史建築保護和開發的興趣，同時日益興起的歷史旅遊和文化旅遊也為歷史古舊建築的繼續保護和開發提供了經濟上的支持。馬薩諸塞州羅威爾鎮為了挽救遺產而進行了市區重建，現在成為國家公園的所在地，也是主要的旅遊景點。波士頓市中心法紐爾大廳通過修繕與歷史環境的整合，體現了原有的城市性格。?紐約曼哈頓南街港改造充分考慮到歷史古蹟建築的保護和協調問題，原有的老建築得到修繕，碼頭、船塢、燈塔等歷史遺存痕跡得到保留和再利用。漢堡原自由港倉庫城是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其高大的紅磚建築形成了獨特的環境。新加坡的船艇碼頭和克拉克碼頭（Boat Quay and Clarke Quay）有意識地保留了新加坡城市早期的某些元素，包括最近復興的萊佛士酒店，這些都反映了城市意識到遊客想要看到城市“傳統特徵”的現實。澳大利亞悉尼岩石區中政府採取了建築遺產大規模保護並再利用的新政策。古晉、砂拉越、馬來西亞廢棄的海濱地區的戲劇性轉變，也是城市不斷調整和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和文化環境的典型案例。在許多情況下，對歷史保護的欣賞意味着對廢棄的海濱進行重建需要採取新方法，然而這卻並不總是取得積極的成果。在倫敦聖凱瑟琳碼頭，最早的海濱重建工作導致了一些樣式漂亮、外觀良好的倉庫被拆除，倫敦港區開發公司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聲明重視歷史建築保護，然而當時它卻早已產生了大規模的新建設。

新加坡船艇碼頭

（六）水岸再生與城市價值

內城水岸再生的努力應該被視為對於城市價值的一種肯定。這種價值近年來在社會、環境以及文化層面都有體現。廣義上講，城市價值體現了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中人們社會化過程中的一種直覺。人們對社會活動的需求，可以解釋舊金山漁人碼頭（San Francisco Fisherman’s Quay）以及波士頓的法紐爾市場與昆西市場（Boston’s Faneuil Hall and Quincy Market）的形成。欣賞傳統都市文化價值可以作為對當今主流水岸更新做法的反擊。水岸再生可以幫助塑造城市新形象。水岸能夠為城市創造自己的新身份提供機遇，它表達了城市的現狀以及未來想要成為的樣子。通過文化政策、文化事件、文化競賽、文化節慶或者是建立文化標誌區域等，利物浦、格拉斯哥、上海、畢爾巴鄂、漢堡新城、巴塞羅那等城市，展現給世界一個個富有活力的嶄新形象。

全球化背景下上海水岸的發展

全球化背景下，以水岸這種公共性介質為視角來探討城市整體區域的發展，意義變得尤為凸顯。上海依水而興，黃浦江的發展見證了上海城市的變遷，黃浦江作為上海城市的象徵對於其獨特地域文化的形成和演變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為上海城市空間中不可忽視的空間介體，黃浦江的水岸發展映射出上海城市發展的脈絡。自近代以來黃浦江兩岸經歷了興起－繁榮－衰落－重新振興的過程，經歷了“貿易江－工業江－鏽帶－服務江”的轉變。水岸的再生如何推動自身區域以及城市整體功能轉換與形象重塑，是值得我們重點關注的問題。通過打造以文化、休閒和健康為重點的公共空間來提高生活質量是全球城市推動濱水區域再生更新的發展策略。現如今的上海水岸，不僅有優秀的歷史街區、大量的工業遺產，還有豐富的濱江公共休閒空間，以及在新時期日益凸顯的創意與文化空間。

黃浦江的水岸再生對於上海城市空間更新發展意義重大。在城市結構性更新的層面上，黃浦江兩岸作為上海最後一片後工業城市中心用地，對於上海城市的空間擴張和轉型起到了推動作用。2002年的黃浦江兩岸綜合開發使得上海濱江一線整體開發項目——北外灘、南外灘、西岸整體開發全面推進，黃浦江兩岸的功能轉型和公共空間建設初見成效。2008年外灘濱水公共空間第二次改造將機動交通埋入地下，將地面濱水空間還給公眾。2010年上海世博會在提升黃浦江綜合開發的功能品質、加速中心區城市更新的建設進程、打開城市中心區向南拓展的空間以及形成強大的多功能市中心等四個方面促進城市空間結構的調整。2015年首屆“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推動了徐匯濱江向以文化創意產業集聚的“西岸”轉型?，隨後2017年及2109年的“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分別帶動了浦江東岸和楊浦濱江空間的蜕變。2018年黃浦江兩岸初步實現了45千米連續貫通的公共空間，黃浦江面向上海市民打開，作為城市居民的資產，水岸真正成為城市的文化、社會與市民生活的中心。

黃浦江兩岸

在城市策略性更新的層面上，黃浦江兩岸成為上海城市形象的展示舞台以及城市營銷絕佳地點。黃浦江兩岸的再生符合新時期上海城市發展的政治決策正確性、經濟導向性以及以人為本的社會性考量，符合新時期上海城市更新的價值取向。2010年上海世博會將上海城市的精神展現在全球公眾的視野中，提升了上海在國際政治與經濟版圖中的地位。三次“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激發了上海城市的文化價值，賦予人民以新的身份及文化認同。2018年水岸公共空間貫通的舉動將黃浦江空間真正地還給城市，還給人民。

在水岸再生中探查全球化（mapping globalization）的動向，是為了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全球化過程中自身的狀況。如若干年前的西方城市一樣，中國的城市正處於步入後工業時代或者説去工業化的關鍵時期。在未來的若干年中，大量廢棄的工業碼頭會散落在沿海城市。中國過去的幾十年經歷了大拆大建，城市面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樣的改變帶來的是地域特色的喪失。西方國家後工業的改造之路持續了六十餘年，經歷了很多思考和實踐，對地域性歷史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以及城市公共空間的營造具有相當多的探索和經驗，這對中國未來的城市改造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作為中間的介質，水岸再生的特徵和原則映射了城市更新的階段性特徵，並反映出城市發展的趨勢和價值取向。水岸再生作為城市空間的結構性要素，體現了與城市空間中心與邊緣、標誌與填充、連接與擴展三種關係。水岸再生作為城市空間的策略性要素，它與城市政治、經濟、社會、生態、文化、價值等要素緊密相連。西方發達國家對於水岸態度的轉變，體現出對於水岸價值意識的覺醒。通過一系列的舉措，水岸從工業化時代的生產性功能過渡到後工業化時代的生活性功能。水岸的公共性的特質，決定了水岸應該被全體公民所共同享有。水岸再生涉及一系列的利益相關者，如何避免私有化的傾向進而保證水岸的公共價值是值得我們重點關注的。水岸空間的最終導向應該是為人而設計。從西方國家水岸再生的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到，可利用的土地、清潔的水土、歷史文化建築遺產的保護、多功能活動的注入、政府的領導與公眾的參與、城市整體更新政策的支持等對於水岸再生都是先決性條件。同時，水岸再生對於全球化時代中增強城市和區域的競爭性與吸引力、樹立新的城市與區域形象、加強國際和區間合作、培育社會和文化資本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水岸開發不應該是線性的、單純基於基地內殘存的地景的再改造，它必須與城市發展大的策略相結合，這樣的水岸開發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