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我眼中的中國人（伏爾泰《風俗論》）_風聞

注：轉載

伏爾泰(法文:Voltaire，生於公曆紀元1694年11月21日-逝於公曆紀元1778年5月30日，享年83歲)，本名弗朗索瓦-馬利·阿魯埃(法文:Fran?ois-Marie Arouet)，伏爾泰是他的筆名，法國啓蒙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 。

伏爾泰是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啓蒙運動的泰斗，被譽為"法蘭西思想之王"、“法蘭西最優秀的詩人”、“歐洲的良心”。主張開明的君主政治，強調自由和平等。 代表作《哲學通信》《路易十四時代》《老實人》等。

伏爾泰説

1、公平到了極端就變成極端的侮辱。

2、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衞你説話的權利。

3、任何人想以道理曉喻他的同胞，都會受到迫害，除非他是最強者。然而最強者卻幾乎總是加強無知的鎖鏈，而不是去把它砸斷。

4、圖書館是人類知識與謬誤的寶庫。

5、堅強的信心,能使平凡的人做出驚人的事業。

6、無論天資有多麼高,他仍需學會了技巧來發揮那些天資。

7、一個家庭沒有書籍,如同這個房間沒有窗户。

8、人類最寶貴的財產——自由。

9、書讀得多而不思考，你會覺得自己知道的很多。

10、偉大的事業需要始終不渝的精神。

11、書讀得多而思考，你會覺得自己不懂的越多。

12、這裏是我的心臟，但到處是我的精神。

13、即使沒有上帝,也要創造一位上帝。

14、神諭的最了不起的作用在於保證戰爭的勝利。

15、預言從來都只是為大人物而作的，小民無此必要。

伏爾泰眼中的中國

文章選自伏爾泰著《風俗論》

01

一，中國

我們在談論中國人時，不能不根據中國人自己的歷史。他們的歷史已由我們那些熱衷於互相詰難的各個教派-一多明我會、耶穌會、路德教派、加爾文教派、英國聖公會教派--的旅行者們所一致證實。不容置疑，中華帝國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那些在杜卡利式時代的大洪水和法埃通從天而降的神話中保存下來而又以訛傳訛的有關地球的變遷、大洪水、大火災等等故事，這個古老民族從來沒有聽説過。中國的氣候使中國免受這些災害，也使中國從未發生過曾經多次蔓延非洲、亞洲和歐洲的黑熱病。

如果説有些歷史具有確實可靠性，那就是中國人的歷史。正如我們在另一個地方曾經説過的：中國人把天上的歷史同地上的歷史結合起來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們始終以日蝕月蝕、行星會合來標誌年代；我們的天文學家核對了他們的計算，驚奇地發現這些計算差不多都準確無誤。其他民族虛構寓意神話，而中國人則手中拿着毛筆和測天儀撰寫他們的歷史，其樸實無華，在亞洲其他地方尚無先例。

中國各朝皇帝的治政史都由當代人撰寫，其編寫方法毫無差別，編年史沒有互相矛盾之處。我們的傳教旅行者曾經如實地敍述：當他們與賢明的康熙皇帝談及《拉丁文本聖經》、《希臘文本聖經，和撒馬利亞人的史書彼此有很大出入時，康熙説：“汝等所篤信之書，竟至自相矛盾？”

當迎勒底人還只是在粗糙的磚坯上刻字時，中國人已在輕便的竹簡上刻字，他們還保存有這些古代的竹簡，外面塗着清漆不至於腐爛，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物了。中國人在撰寫帝王歷史之前，沒有任何史書。不像埃及人和希臘人，中國人的歷史書中沒有任何虛構，沒有任何奇蹟，沒有任何得到神啓的自稱半神的人物。這個民族從一開始寫歷史，便寫得合情合理。他們與其他民族特別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們的史書中從來提到某個宗教團體曾經左右他們的法律。中國的史書沒有上溯到人類需要有人欺騙他們、以便駕馭他們的那種野蠻時代。其他民族的史書從世界的起源開始：波斯人的《真德經久，印度人的《法典及、《吠陀》，桑科尼雅松、瑪內通，直至赫希俄德，全都上溯到萬物的起源、宇審的形成。這種狂妄性，中國人一點也沒有。他們的史書僅僅是有史時期的歷史。這裏有一個對我們來説尤其重要的原則，即：如果一個民族最早的編年史證明確實存在過一個強大而文明的帝國，那麼這個民族一定在多少個世紀以前早就集合成為一個實體。中國人就是這樣一個民族，4000多年來，每天都在寫它的編年史。而要掌握人類社會所要求的各種技藝，要做到不僅會寫而且寫得好，那麼所需要68的時間勢必比中華帝國僅從伏蔡氏算起存在的時間更長。這一點如果看不到，豈不又是一件荒唐事？中國沒有一個讀書人會懷疑《五經》是在公元前2300年寫成的。因此，這一不朽鉅著要比卡利斯泰納送到希臘的巴比倫天文觀測記錄早4000年。中國所有官府都認為真實的一部書，巴黎的文人學士卻懷疑它的年代，説實在的，這樣合適嗎？對於人類來説，不論在哪一方面，掌握最基本的知識要比取得巨大進步來得緩慢。我們可以回憶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我國，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今天我們的麪包商還使用着的刻記陳售麪包數量的木籌就是我們過去的象形相攻汗，給果是狂熱信徒在叛逆者的引領下彼此兵戎相見。中國人特別在這方面勝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民族。他們的孔子不創新説，不立新禮；他不做受神啓者，也不做先知。他是傳授古代法律的賢明官吏。我們有時不恰當地把他的學説稱為"儒教"，其實他並沒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賢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諄諄告誡人，而不宣揚什麼奧義。在他的第一部書中，他説為政之道，在日日新。在第二部書中，他證明上帝親自把道德銘刻在人的心中；他説人非生而性惡，惡乃由過錯所致。第三部書是純粹的格言集，其中找不到任何鄙俗的言詞，可笑的譬喻。孔子有弟子5000，他可以成為強大的黨派的領袖，但他寧願教育人，不願統治人。

在論各民族的精神與風俗，（第2章）中，我們有力地駁斥了過去一些人局處西方一隅而去評論這個東方的的朝廷、並把他們歸之於無神論者的這種輕率舉動。我們中的某些人把這個幾乎所有法律均以對賞善懲惡的上帝的認識為基礎的帝國稱為不信神者，這究竟是出於什麼樣的狂熱情緒？我們現在保存有中國廟宇中一幅對聯的拓本真跡，上面是這樣寫的：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真主宰。宣仁宣義幸昭拯濟大權衡。橫批：萬有真元。在歐洲，曾經有人指責自己所不喜歡的耶穌會士們遇媚中國的不信神者。於是教皇任命一個名叫梅格羅的法國人為駐中國<福建>代牧主教，前社中國就地處理此事。這個梅格羅一一個漢字不識，卻把孔子當做不信神者看待，其根據就是這個偉大人物的這兩句話：“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我們的最偉大的聖徒也從未説過比這更為鋁闢的格言。如果孔子是不信神者，那麼加圖和大法官洛比塔爾也是不信神者了。

為使誣衊者羞愧，我們在這裏再次指出，那些反對培爾而主張不可能存在不信神者社會的人，卻同時又宣稱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政府是一羣不信神者。這些自相矛盾的説法使我們蒙受的恥辱已經夠多了。還要重複指出，中國的儒生崇拜一個唯一的上帝，但卻聽任人民受和尚的迷信行為的蠱惑。他們接受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幾種教。官員們認為人民可以信奉跟國教不同的宗教，就像食用一種比較粗糙的食物那樣。他們容忍僧侶的存在，但加以遏制；而在幾乎所有其他地方，從事僧侶這一職業的人都有很大的權力。確實，中國的法律不談死後的懲罰與褒賞；中國人不願肯定他們所不知道的事。他們與一切開化的偉大民族之間的這一差別是驚人的。地獄之説雖有用，但中國人的政府卻從不採納。他們只滿足於鼓勵人們虔誠敬天和為人正直。他們相信，一種一貫實行的正確的政治制度，會比一些有可能受到攻擊的輿論起更大的作用；人們更害怕的是現行的法典，而不是未來的律令。我們在後面還將談到另一個小得多的民族，其觀念與此大致相同，或者不如説沒有任何觀念，但卻是以其他民族根本不瞭解的品德來指導自己的行為。概而言之，即當迎勒底人開始其歷時1900年的天文觀察--觀察結果由卡利斯泰納送到希臘--時，中華帝國已經光輝燦爛地生存世間。當時婆羅門統治着印度的一部分，波斯人已有他們的法律，南方的阿拉伯人，北方的斯基泰人還都住在帳篷裏，我們下面將談到的埃及則是一個強盛的王國。

02

二，中國的軍事力量；中國的法律、風俗和科學

中華帝國從它存在之時起，就比查理曼帝國幅員廣闊；如果把中國人當時的藩屬高麗和安南包括在內，就更是如此。中國面積大約橫跨30經度，縱長24緯度。我們已經指出，這個國家已有4000多年光輝燦爛的歷史，其法律、風尚、語言乃至服飾都一直沒有明顯變化。

中國的歷史，就其總的方面來説是無可爭議的，是唯一建立在天象觀察的基礎之上的。根據最確鑿的年表，遠在公元前2155年，中國就已有觀測日蝕的記載。這次日蝕觀測業經前幾個世紀派往這個陌生國度的一些西方傳教士數學家驗證。這些數學家對這個民族讚佩不巳，並且向他們傳授了有關知識。宏君榮神甫核對了孔子的書中記載的36次日蝕，他只發現其中兩次有誤，兩次存疑。這有懷疑的兩次日蝕確曾發生過，但是從人們所假設的該觀察者所在地，不可能觀測到。但即使這樣，也足以證明當時中國的天文學家已能測算日蝕，因為他們只有兩次計算有誤。

誠然，亞歷山大曾經從巴比倫把速勒底人的天象觀測結果送回希臘，這些觀測的年代比中國人更早，這無疑是古代最有價值的文物。然而巴比倫的這些星曆錶與歷史事實沒有聯繫，而中國人則相反，他們把天上的歷史跟地上的歷史聯繫起來，互相印證。

早在上述日蝕的日期之前230年，他們就已經不間斷地以真實的資料把編年史一直記載到帝堯。帝堯親自改革天文學，並且據説在他在位的大約80年中，力求使民智開通，民生安樂。他的名字在中國，就像提圖斯、圖拉真和安敦尼諸帝的名字在歐洲那樣，至今依然受人尊敬。如果他是他那個時代精明的數學家，那麼僅此一點便可表明他是誕生在一個已經很文明的國家。我們沒見過古代日耳曼或高盧的部族首領改革天文學。克洛維根本就沒有天文觀測所。

在堯之前，還有6個帝王，但在位時間不詳。我認為，在缺乏編年史的情況下，最好是用牛頓的辦法，將各個國家的國王在位的年數拆合成一個平均數，每個國王約為22年。根據這種算法--少算一點更為合理--，這6個帝王在位時間共約130年；這比其他算法，例如説了個羅馬國王在位240年，以及其他各種根據各時代的經驗所推翻的算法，都更為合乎常理。

這些帝王中，第一個名為伏羲氏。根據上述算法，他於公元前2500多年，即巴比倫已有一列系天文觀測時在位；從此中國人服從幹一個君主。中國境內有15個王國，均處於一人統治之下，這證明在很久以前時國家就已是人口很多、十分開化並由許多諸侯分治，因為從來一個大國只能由許多小邦集合而成。這是政治策術的成就，剛毅精神的結果，尤其是漫長時間的產物，沒有比這更能證明其歷史悠久的了。

中國最古老、最有權威的典籍。<五經>中説，在伏羲氏以後第4個帝王顓頊的時代，已觀測到土星、木星、火星、水星和金星的一次會合。現代天文學家對這次會合的時間有爭論，其實他們不必爭論。即使中國的這次天體觀測錯了，也是錯得有價值的。中國的經書中特別説明，早在遠古時代，中國人就已知道金星和水星繞太陽運轉。除非喪失了最基本的理智的人才看不到，這樣的知識是要經歷千百年才能得到的，那怕這種知識僅僅是一種懷疑。

這些古籍之所以值得尊重，被公認為優於所有記述其他民族起源的書，就因為這些書中沒有任何神蹟、預言，甚至絲毫沒有別的國家締造者所採取的政治詐術。也許只有一點不足之處，即人們所指責的伏羲氏看到他的法律寫在有翼的蛇的背上。然而這個指責本身表明，在伏羲氏之前，人們便已會書寫。總之，不該由我們這些遠處西方一隅的人來對這樣一個在我們還是野蠻人時便已完全開化的民族的古典文獻表示懷疑。

一個名叫始皇帝的暴君確曾下令焚燒一切書籍，但這個荒唐而野蠻的命令卻警告人們把書籍小心保存起來。在他死後，這些書又出現了。究竟這些書中是否有一部完全可信的編年史，這有什麼關係？我不需要知道查理曼在世的精確時間；只要他帶着龐大的軍隊，佔領了廣大的地區這一點是確實的，那麼，很清楚，他就是誕生在一個經歷千百年形成國家的、人口眾多的民族中。因此，既然帝堯無可爭議是生活在公元前2400多年，並征服了整個高麗，那他的人民無疑是歷史最為古老的。另外，中國人發明了週期曆法，比我們的歷法早2602年。我們計算古代時間的方法有60種，因此我們也就根本沒有什麼曆法，難道應該由我們來對他們所一致接受的編年史提出異議嗎？

讓我們再次指出，人類並非像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容易繁殖的。兒童經過10年要死掉1／3。研究人口發展的人指出：一個民族需要一些有利而難得的條件，經過100年，人口才能增長1/20,一個部落的人口沒有增加反而減少，是十分常見的事。某些博學的編年史家曾經估算，在洪水滅世之後，僅一個家庭子子孫孫不斷繁殖，經過250年，便有比今天整個世界還要多的人口。這樣的奇談，就連一猶太教法典。和< 天方夜譚> 也甘拜下風。前已説過，並不是大筆一揮便可以造出許多小孩來的。請看我們的殖民地，請看亞洲這些人跡罕見的大羣島：馬爾代夫羣島、菲律賓羣島、摩鹿加羣島吧！那裏的人口都不多。這一切是中國年代久遠的又一證明。

中國在查理曼時代和在此很久以前都不僅疆域遼闊，而且人口眾多。據我們所知的最後一次在中國本土15個省進行的人口統計，能打仗的男人多達6000萬人，老兵、60歲以上的老人、20歲以下的青少年、官員、和尚、大批的士人都不算；婦女更不計在內。而婦女的數目，根據更為準確地統計世界人口的人的觀察，到處都與男人相等，至多相差不過1／15或1／16。按這一計算，中國的人口似乎不會少於1．5億；而我們歐洲的人口，按法國2000萬、德國2200萬、匈牙利400萬、整個意大利直至達爾馬提亞②1000萬、大不PJ n和愛爾蘭800萬、西班牙和葡萄牙800萬、俄國歐洲部分1000萬或1200萬、波蘭500萬、土耳其歐洲部分和希臘及列島也是500萬、瑞典400萬、挪威和丹麥300萬、荷蘭及鄰近的低地國家約400萬計算，總共不過1億多一點。

因此，如果看到中國的城市很大；看到明朝的新都城北京的周邊約有我們的大法裏6裏，居民約有300萬人，舊都城南京從前人口更多；看到一個製作瓷器的名為景德鎮的個鎮有大約100萬居民，就不應感到驚奇了。

中國的報紙是世界上最可靠、最有用的報紙，因為報上載有有關公眾要求、各級官府的收益的詳細情況。例如，據報載，公元1725年，雍正皇帝冊封皇后時，依照古樹，由皇后踢賑全國年逾70的貧苦婦女。報紙計算，僅廣東一省受賜的70歲的婦女就有98220人，80歲以上的有40893人，近百歲的3453人。沒有受賜的又有多少！請看，在這些已經不算有用的女人當中，僅一個省便有42000人受到賞賜。那麼全國人口該有多少！在整個帝國之內，如果這些婦女們每人受賜價值10利弗的東西，那麼這次賑濟總額又該有多少！

根據曾經在中國旅行的最睿智的人們的敍述，中華帝國現有的兵力是一支約有80萬人的、給養充足的軍隊。有57萬匹馬養在馬廄或皇家馬場，以供甲士征戰、皇帝出巡、驛使傳書之用。前些時期，康熙皇帝由於喜愛科學，曾與幾位傳教士接近，他們自述曾隨同康熙皇帝到大突厥斯坦參加狩獵，有10萬騎兵和6萬步豐列隊前進，蔚為壯觀，這是這個地區自古以來的一種風俗。

中國的城池，除了一條護城河、一座城樓、一堵厚厚的城牆及一些瞭望塔這樣一些在使用炮兵以前一切民族根據常識建造起來的建築物之外，認來沒有其它防禦設施；中國人甚至在使用火炮以後，也沒有學我們的樣建築要塞。但是，中國員不像其他國家那樣加 他們的要塞，卻加強了他們的整個帝國。公元前137年築的、把中國同韃靼人隔開並用以防禦韃靼人的長城，至今依然存在。長城綿亙500法裏，婉蜒高山之上，深谷之間，幾乎全都有我們的法尺20尺寬，30多尺高。就其用途及規模來説，這是超過埃及金字塔的偉大建築。

這樣一道屏障並未能阻止韃靼人隨後利用中國內部的分裂來把她征服；但是，國家結構並沒有削弱或改變。征服者的故土變成了被征服國的一部分；中國的統治者滿洲韃靼人儘管擁有武力，仍只得屈服於被他們奪取了皇位的國家的法律。

孔子的第3部書中有一處表明，戰車的使用的歷史是多麼的悠久。在孔子的時代，屬國或諸侯必須向國君或皇帝供獻1000乘四馬二輪戰車。在這位中國哲學家之前很久便已享有盛名的荷馬，212從來都只談到二馬戰車或三馬戰車。首先使用四馬戰車的無疑是中國人。但是，無論是特洛伊戰爭時代的古代希臘人還是古代中國人都沒有使用騎兵。然而騎馬作戰先於駕車作戰，這似乎是沒有疑義的。根據記載，埃及法老有騎兵，但他們也使用戰車；不過，像埃及這樣遍地泥濘、渠道縱橫的國家，可以相信，馬匹從來都很少。

至於財政方面，根據最接近的估計，皇帝的通常收入是2億兩紋銀。必須指出，中國的銀兩不恰等於我們的盎斯，而且即使銀兩等於盎斯,一盎斯白銀也不是像耶穌會士霍爾德的。旅華實錄，所説的，其固有價值相當於法國的5利弗，因為中國的紋銀並沒有法定的固有價值。但是2億兩相當於2．46億盎斯白銀、按一馬克紋銀合54利弗 19蘇計算，約合我們 1768年的硬幣 16．9億枚。我用這個時期的貨幣來計算，是因為在我們國家，這種任意規定的價值變動太多，將來可能還會有變動；這正是書本知識多於實際知識的作家們不太注意的地方，他們在計算外國貨幣時，往往出入很大。

在波斯鑄造大流克金幣以前很久，中國人便已有鑄造的金幣和銀幣。康熙皇帝收集了3000枚這樣的硬幣，其中有許多來自印度。這是亞洲人工藝歷史悠久的另一個證據。但是很久以來，在中國，金子已不再是一種通用的支付手段，黃金在中國就像在荷蘭一樣是商品；銀子也不再是貨幣，而按重量或成色作價。人們只造銅幣，在這個國家，只有銅幣才具有法定價值。政府在困難時期以紙幣支付，就像以後不少歐洲國家做的那樣。但中國從來沒有官辦的銀行，這種銀行可通過信貸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

中國得天獨厚，有着幾乎所有巳經移植於我們歐洲的以及許多我們還沒有的果木。小麥、稻子、葡萄、蔬菜、各種樹木滿布大地。但他們只是在最近才釀造葡萄酒，因為他們滿足於用大米釀製的相當強烈的燒酒。能吐絲的蠶原產於中國。很晚以後，蠶才跟織造絲綢的技術一道傳到波斯。這種絲綢在查士丁尼時代還是如此稀有，所以從前歐洲絲綢的價格等於黃金。

中國人早在上古時代便造出潔白柔細的紙張。他們用煮爛的竹漿造紙。至幹瓷器以及歐洲開始仿造而且趕上其水平的優美的漆器始於什麼年代則不清楚。他們製造玻璃已兩千年，但不及我們的美觀和透明。與此同時，他們發明了印刷術。我們知道，這種印刷術是在木板上刻字，就像古登堡15世紀在美因茨首先採用的方琺。在中國，在木板上刻方塊字的工藝更為完善。我們使用的活字和鑄宇比他們優越得多，但未被他們採用，因為這樣便須使用字母而他們卻從來都不願放棄他們的象形文字，他們就是這樣迷戀着他們的一切古老方法。

他們在上古時代便使用大鐘，而我們法國只是到6世紀才有大鐘。他們從未成為優秀的物理學家，但他們致力於化學，發明了火藥不過他們只拿火藥來製造煙火，用於節日。在這方面，他們勝過其他民族。幾個世紀以前，教他們使用火炮的是葡萄牙人，而教會他們鑄造大炮的則是耶穌會士。中國人沒有致力於發明這些毀滅性工具，但不應因此稱頌他們的德行，因為他們的仗並沒有少打。

他們深入研究天文，但只是把天文學作為眼睛的科學而靠耐心取得成果。他們孜孜不倦地觀天，注意一切天象，並將觀察的結果傳之後代。跟我們一樣，他們把地球繞日的行程分為365又1／4部分。他們知道兩分〔春分、秋分〕兩至(夏至、冬至)的歲差，但是比較模糊。可能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上古時代便把一個月分成幾個星期，每個星期7天。印度人是這樣做的，迎勒底人也應用此法，這方法後來又傳至小國猶太國，但希臘沒有采用。

人們還可以看到公元前1000年一位有名的天文學家在一個三等城市中使用的儀器。舊都南京保存有一個三人合抱不過來的用青銅製成的地球儀，放在一個可以打開的銅球上，人可以進入其中轉動刻有子午線和緯線的地球儀。

北京有一座裝有許多測星儀和渾天儀的天文館，那些儀器的精確度實際上不如我們的，但卻是中國人勝過亞洲其他民族的馳名於世的實證。

他們有指南針，但並未真正用以指引船舶航行。他們只是在近海航行。他們的土地能提供一切，用不着像我們這樣奔赴天涯海角。羅盤，就像發射用的火藥一樣，對他們來説，只是純粹的玩物，他們也不因此感到可惜。

奇怪的是，這個有發明能力的民族在幾何學方面從沒有超出基本知識的範圍。確實，中國人比希臘的歐幾里得在亞歷山大城撰寫幾何學原理前好幾個世紀已經具有這方面的基本知識。康熙皇帝曾告訴御前的最博學、最陰達的傳教士之一帕爾南神甫，在3960多年前，禹帝曾利用直角三角形的原理來測定一個省的地理位置帕爾南神甫本人還引證過一本公元前1100年寫的書，表明在西方認為是畢達哥拉斯發現的那個著名的理論是中國人很久以來便已熟悉的一個定理。

人們要問，既然在如此遙遠的古代，中國人便巳如此先進，為什麼他們又一直停留在這個階段，為什麼在中國，天文學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卻又如此有限；為什麼在音樂方面他們還不知道半音？這些與我們迥然不同的人，似乎大自然賦予他們的器官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他們所需的一切，卻無法有所前進。我們則相反，獲得知識很晚，但卻迅速使一切臻於完善。他們由於輕信，總是把他們錯誤的占星術跟天文學的真正知識混清在一起，這是不足為奇的。這種迷信是一切人所共有的，我們糾正這一謬誤為時也並不久，可見謬誤似乎是人類所固有的東西。

如果要問，中國既然不問斷地致力於各種技藝和科學巳有如此遙久的歷史，為什麼進步卻微平其微？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人對祖先留傳下的東西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崇敬心，認為一切古老的東西都盡善盡美；另一原因在於他們的語言的性質--語言是一切知識的第一要素。

用文字完達思想本應是一種極其簡單的手段，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説卻是極端困難的事。每個詞都由不同的字構成。在中國，學者就是識字最多的人，有的人直到老還寫不好。

中國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東西是道德和法律。兒女孝敬父親是國家的基礎。在中國，父權從來沒有削弱。兒子要取得所有親屬、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親。一省一縣的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正因為全國一家是根本大法，所以在中國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維護公共利益視為首要責任。因之皇帝和官府始終極其關心修橋鋪路，開鑿運河，便利農耕和手工製作。

關幹中國的政府，我們將在另一章論述。但您可能事先已經注意到，旅行者們，尤其是傳教士們，都認為到處看到的是專制制度。這些人從表面現象判斷一切：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認為他們是奴隸，而接受人們跪拜的那個人必定是1．5億人生命財產的絕對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而這正是我們將要討論的。這裏我們只須指出：在帝國最早時代，便允許人們在皇宮中一張長桌上寫下他們認為朝政中應受譴責之事，這個規定在公元前2世紀漢文帝時已經實行；在和平時期，官府的意見從來都具有法律的力量。這一重要事實推翻了〔盂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對世界上這個最古老的國家提出的籠統含混的責難。

跟其他地方一樣，中國也存在各種不良行為，但這些行為肯定會因法律的約束而更有所抑制，因為他們的法律始終如一。《海軍上將安森回憶錄》的博學的作者因廣州小民曾經想方設法欺騙英國人，便鄙視和諷刺中國人。但是，難道可以根據邊境羣氓的行為來評價一個偉大民族的政府嗎？假如中同人在我們沿海遇到船難，根據當時歐洲國家的法律可以沒收沉船的財貨，而按照習慣又允許殺死貨主，那麼中國人又將怎樣評論我們呢？

中國人的無休上的各種禮節妨礙了社交來往，只有有深交的人才可以在室內免除這些繁文得節。然而這些禮節可以在整個民族樹立剋制和正在的品行，使民風既莊重又文雅。這些優秀品德也普及到老百姓。持一些傳教士説，公共市集上的擁擠和混亂，如果是在我們這裏，就會引起粗魯的吵鬧和經常發生無禮舉動；但在中國傳教士往往看到農民按當地的習慣，彼此作揖，為給對方造成麻煩而請求原諒，他們互相幫助，心平氣和地解決一切問題。

在別的國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國，其作用更大，用以褒獎善行。若是出現一柱罕見的高尚行為，那便會有口皆碑，傳及全省。官員必須奏報皇帝，皇帝便給應受褒獎者立牌掛匾。前些時候，一個名叫石桂（譯音）的老實巴交的農民拾到旅行者遺失的一個裝有金幣的錢包，他來到這個旅行者的省份，把錢包交給了知府，不取任何報酬。對此類事知府都必須上報京師大理院，否則要受到革職處分；大理院又必須奏稟皇帝。於是這個農民被賜給五品官；因為朝廷為品德高尚的農民和在農業方面有成績的人設有官職。應當承認，在我們國家，對這個農夫的表彰，只能是課以更重的軍役税，因為人們認為他相當富裕。這種道德，這種守法精神，加上對玉皇大帝的崇拜，形成了中國的宗教--帝王和士人的宗教。皇帝自古以來便是首席大祭司，由他來祭天，祭把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他可能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哲學家，最有權威的預言者；皇帝的御旨幾乎從來都是關於道德的指示和聖訓。

別具一格的人類智慧史：《風俗論》

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發生強烈地震，12月初又出現餘震。地震之後引發熊熊大火，房屋倒塌和燒燬不計其數，居民先後死傷三萬餘人。　　第一次地震那天正是基督教的萬聖節，教會人士藉機大作文章，把責任歸咎於無神論者得罪了天神，瘋狂圍攻進步思想家。葡萄牙耶穌會教士活動尤為猖獗，他們不顧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用上帝對人類懲罰的謊言來恐嚇羣眾，還在里斯本舉辦功德會，用活活燒死無辜的百姓來奉祭天神，以期得到天神庇祐，阻止地震的再度發生。一時間，歐洲各國輿論大驚，人心惶恐，社會秩序混亂，甚至在進步思想家中也引起了疑惑和不安。　　伏爾泰得知這一情況後，激憤不已，他揮筆寫下了一首哲理詩《詠里斯本災難》，副標題是“對‘一切都完滿’公理之檢討”。在這首著名的詩裏，伏爾泰猛烈抨擊了教會人士的別有用心，他堅信里斯本的災難決不是因為那裏的人罪惡深重而招致上帝的懲罰，教會宣傳的那種上帝也是根本不存在的，里斯本悲劇的原因應該在自然界，在自然法則中去尋找，而不應在上帝的旨意中去尋找。他還反駁了蒲伯的世界完滿論，他宣稱認為生活中的一切都很美滿的人，明顯是在撒謊，里斯本的廢墟就是對這種謊言的最好駁斥。　　《詠里斯本災難》發表時，伏爾泰還同時發表了另一首哲理詩《詠自然法則》。這首詩闡述了伏爾泰自己的自然法則理論和自然神論主張，指責基督教的迷信、狂熱、崇拜和教派爭吵嚴重地違背了自然宗教的原則，宣傳了寬容精神。《詠自然法則》和《詠里斯本災難》兩首哲理詩之所以一同發表，是因為二者是有機聯繫、相互補充的，它們是伏爾泰哲學思想、宗教觀念和人生理想的生動寫照。　　伏爾泰《詠里斯本災難》和《詠自然法則》的發表，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詠自然法則》在1756年一年內至少就出了18版。但是他也受到反動人士的攻擊，甚至同為啓蒙思想家的盧梭，也不同意伏爾泰的觀點。盧梭在讀到這首詩後，對伏爾泰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給伏爾泰寄來了一封論《詠里斯本災難》的長信，他認為，伏爾泰把里斯本的災難説成是自然規律的必然結果，這種學説比摩尼教還殘酷。自然中的一切罪惡與人無法分開，因此問題應該是人為什麼不幸福，又為什麼要存在。罪惡來源於人本身，因為他們運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里斯本的災難同樣屬於人的錯誤，因為他們選擇生活在這樣一個擁擠的城市裏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盧梭宣稱，人們應該區分一般的罪惡和個別的罪惡，每一事物並非都是絕對善的，但一般地講，宇宙的體系是完美無缺的。　　伏爾泰熱情而真誠地給盧梭回了信，他説哲學討論只是為了消遣娛樂，不必過分認真。他這時所真正關心的只是自己和德尼夫人的健康，不想為這些額外的論戰耗費精力，他甚至還主動邀請盧梭來自己德利斯的家裏作客。但盧梭並沒有理睬伏爾泰的友好舉動，而繼續對伏爾泰的一些觀點進行攻擊，他們的思想已尖鋭對立。1760年6月，佛爾梅出版了盧梭的這封論《詠里斯本災難》的長信，這引起了伏爾泰對盧梭的極大不滿，毅然決定不再跟盧梭聯繫和交往，這樣，同一陣營的兩位著名啓蒙思想家開始分道揚鑣。1756年，伏爾泰最後完成了他一生中另外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試論各民族的精神與風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歷史》（簡稱《風俗論》），它被稱為是《路易十四時代》的姊妹篇。　　《風俗論》構思、動筆於西雷隱居時期。伏爾泰最初的寫作動機是為夏特萊侯爵夫人愛米莉學習歷史準備一本通俗有趣的教材。愛米莉對自然科學和哲學頗感興趣，但對歷史卻興味索然，伏爾泰為了使她相信，歷史也能夠像自然科學一樣使人感興趣，便親自動手為她寫一部通史。1739年，寫出部分初稿，40年代在《法蘭西信使報》上陸續刊出過。愛米莉死後，伏爾泰已沒有信心繼續寫下去。在普魯士王朝任職的時候，內奧爾以《通史概要》為題盜印了伏爾泰的手稿，這個版本錯誤百出，還增加了其他人寫的一些反王權的段落，伏爾泰氣憤地稱它為“討厭的版本”。由於這一事件的刺激，他開始覺得應該在適當的時間將這部尚未完成的著作接着寫下去，應該給世人留下一部真實而完整的歷史著作。逃離普魯士後，在科爾馬不愉快的日子裏，他把許多精力都投入到了這部著作的撰寫上，1756年終於最後完成並在日內瓦公開出版。此後，他仍不斷審閲、不斷修改完善，甚至在他去世那年，還對該書有所增補。1739年的初稿《通史》僅僅是這部煌煌鉅著的序言；1763年，他補充了《路易十四時代》和其他涉及最近事件的一些章節，以修訂本發表，這些補充的部分後來獨立成書，稱為《路易十五時代概要》。1765年，他完成了《歷史哲學》一書，1769年《歷史哲學》代替《通史》成為《風俗論》的導論。　　伏爾泰説過，“我寫歷史更多的是寫一個偉大的時代，而不是一個偉大的國王。……應當成為最能為人類增光的那個時代的人類智慧史。①”《路易十四時代》雖然也顯示了這種努力，但是它未完全離開它的主角路易十四，而且也過分強調了路易十四個人的成就。在《風俗論》的寫作中，伏爾泰的指導思想越來越明確，他的啓蒙主義的歷史觀也正式形成。他指出：“我的主要想法是儘可能地瞭解各民族的風俗和研究人類的精神。我把歷代國王繼承的順序視為撰寫歷史的指導線索而不是目的。②”歐洲的歷史，尤其是中世紀歐洲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説，是宗教思想統治人們精神生活的興衰史，是教權與王權既相互利用又彼此鬥爭的歷史。宗教問題滲透到政治、軍事、財政、貿易、哲學、文藝、科學等各個領域，又是許多歷史事件的重要起因。《風俗論》以此為重點旁及文化風俗等各個方面進行深入闡述，指出了人類從愚昧進步到文明的艱辛歷程，從而揭示出人類必然走向理性時代的美好前景。　　① 參見伏爾泰：《致赫維勳爵的信》，引自《路易十四時代》中譯本序言，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7頁。　　② 參見伏爾泰：《科爾瑪公證文書》，引自《風俗論》中譯本譯者前言。　　過去的世界古代史主要涉及希臘、羅馬和猶太，其餘民族很少提及，伏爾泰擴大了歐洲人寫歷史的時間和空間，擺脱了前輩狹隘的民族偏見。他在《風俗論》中不僅讚揚了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哲學精神、荷蘭與瑞士的藝術和公民自由權，歌頌了開明君主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希和俄國沙皇彼得大帝，而且還用相當大的篇幅介紹了除猶太人外的非西方民族，尤其在介紹中國時往往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和讚美。他的思想深度和對世界文明史的認識，已遠遠超過他的前人或同時代的重要史學家。　　《風俗論》雖是為夏特萊侯爵夫人學習歷史而寫的，但伏爾泰也是有所感而發。當時法國不少史書，特別是博絮埃的《世界史講話》，按教會和國王的利益編造歷史，把一切歷史事件歸為神的意志的結果。伏爾泰把這些歷史著作斥之為“撒謊的作品”。但他不屑於以筆戰來駁斥這些著作，而是想以撰寫《風俗論》這部紀念碑式的鴻篇鉅製來取代它們。果然，1756年《風俗論》初版便印刷了6000部，這在當時的歷史著作中是空前巨大的印數。　　《風俗論》用大量事實揭露教廷的黑暗和腐朽，反對宗教狂熱、宗教迫害和教派鬥爭，並以犀利的文筆、磅礴的氣勢，上下數千年，縱橫幾大洲，向人們展示了世界各重要民族的精神和風俗的宏偉畫卷。伏爾泰不僅把《風俗論》寫成了一部社會歷史，而且還對歷史的經濟因素作出了詳盡的分析。同時，他還開始把歷史著作用於倡導寬容精神和消滅敗類的思想啓蒙宣傳運動。枯燥無味的歷史，在文學和啓蒙思想大師伏爾泰的筆下有了生氣，有了思想，有了靈魂，有了非凡的感染力和號召力。《風俗論》作為伏爾泰根據自己的思想精心撰寫的一部劃時代的“人類智慧史”，成為他宣傳啓蒙思想的重要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