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怎樣倡導“百家爭鳴”的_風聞

作者：胡新民 發佈時間：2020-09-01 09:09:52 來源：黨史博採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提出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即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

“百花齊放”最早是毛澤東在1951年提出來的。在“百花齊放”方針指引下，新中國的文藝繼承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很快出現了喜人的形勢。

隨着國家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界各抒己見的現象日益增多，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唯我獨尊、聽不得不同意見的不良苗頭。還有不少的專家學者對蘇聯的一些理論存或多或少的盲目性。這些都嚴重地影響了學術的健康發展。這種情況反映到毛澤東那裏，引起了他的高度關注。

毛澤東提出“百家爭鳴”前後

1953年，兩位著名的歷史學家郭沫若和范文瀾，對中國奴隸社會何時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歷史分期問題的看法不同，引發了熱烈的爭論。當時的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説要“百家爭鳴”。陳伯達向歷史研究委員會作了傳達。第二年創辦《歷史研究》雜誌，也以此作為辦刊的方針。這就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在學術界要“百家爭鳴”。

1956年初，當時在中國講學的一位蘇聯學者參觀廣東中山縣孫中山故居時，向中國陪同人員談他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孫中山的世界觀的論點的不同看法。這件事情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以下簡稱《年譜》，卷數以阿拉伯數字標出)記載：1956年2月19日，毛澤東閲中共中央宣傳部給中央的報告。報告説：中山大學黨委反映，蘇聯學者在華參觀時，“講了一些有損我黨負責同志威信的話”，是否有必要向蘇方反映，請指示。毛澤東批示：“劉、周、陳、彭真、小平、陳伯達閲，退定一辦。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麼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談此事。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年譜2》第533頁)

1956年4月18日，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彭德懷、鄧小平等，在中南海頤年堂聽取李富春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彙報。毛澤東最後説道：“總之，向蘇聯學，但也不能完全照搬。”4月20日在繼續聽這個彙報時，毛澤東批評了一種説法“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的建設是不可能的”。他説：這種思想是不對的。當奴隸當慣了，總有點奴隸氣，好像《法門寺》戲裏的賈桂一樣，叫他坐，他説站慣了。

4月18日，毛澤東還看了康生摘報的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哈格爾3月3日的談話紀要，毛澤東轉批給中宣部副部長張際春：“此件值得注意。請中宣部討論一下這個問題。討論時，邀請科學院及其他有關機關的負責同志參加。陸定一同志回來，將此件給他一閲。”哈格爾在談話中説，過去教條主義的錯誤，主要表現在過分強調蘇聯的先進經驗和科學成就。這對於我們的科學研究是有約束力的。例如，我們宣傳蘇聯農學家李森科的學説一切都好，將德國科學界很有權威的魏爾嘯(德國病理學家——原注)一切都否定了，認為孟德爾(奧地利遺傳學家——原注)的一切都是反動的，而在德國的生物學家，絕大多數是孟德爾派。科學是可以有各種學派，我們相信，久而久之可以使一些真正研究科學的人走上唯物主義。蘇聯科學有好的我們應當學習，但不能將蘇聯科學界的每句話都認為是神聖的。哈格爾還説，在哲學上也要重新研究。我們與某些蘇聯哲學家一樣對黑格爾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這是錯誤的。(《年譜2》第561-562頁)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儘快改變中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落後狀況，黨中央採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方法，一方面不斷選送青年學者赴蘇聯留學(1954年後，毛澤東曾提出派人去美國學習，但美國不接受)，另一方面從蘇聯聘請了一大批專家顧問，翻譯了許多蘇聯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供中方人員學習。中國的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還掀起了向蘇聯專家學習的熱潮。儘管在當時情況下是完全必要的，但也因此帶來了令人警惕的負面影響，主要的就是毛澤東提到的“照搬”問題。

實際上毛澤東對這種“照搬”早有察覺。比如，當時在醫學界，有的人瞭解了蘇聯的巴甫洛夫學説，便主張要改造中國醫學，並提出一個荒唐的論點：“中醫是封建醫，西醫是資本主義醫，巴甫洛夫是社會主義醫。”毛澤東雖然沒有直接駁斥過這種觀點，但他從1949年到1956年，多次強調中醫的重要性，並把中醫列為中國對世界的三大貢獻之首。有必要強調的是，正因為毛澤東一直支持中醫的發展，一直主張中西醫在“爭鳴”中互相學習而不是互相排斥，提倡中西醫結合，才為後來以屠呦呦為首的團隊研製的青蒿素獲得諾貝爾獎創造了前提條件。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雙百方針”時説：“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那種學術也可以，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多。”四天後，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強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讓他們去説。他還舉了一些例子，包括蘇聯李森科學派壓制摩爾根學派的事情。毛澤東舉的這個例子指的是，當時有人從蘇聯學習回來後，只堅持遺傳學中的蘇聯李森科學派是正確的，而把美國的摩爾根學派説成是唯心主義的，錯誤的。

1956年8月，中國科學院和高教部在青島召開遺傳學座談會，各個學派的遺傳學者在會上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取長補短。8月下旬至9月初，《光明日報》對會議作了報道並發表了與會學者發言的詳細摘要。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讀了4月29日《光明日報》刊登的北京大學教授李汝祺的文章《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後批示：“送喬木同志：此篇有用，請在《人民日報》上轉載。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轉載，請給我，寫上按語。”毛澤東將文章的原題《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作為副題，重新擬題為《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併為《人民日報》起草編者按：“這篇文章載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報》，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乾淨)，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5月1日，《人民日報》加編者按轉載這篇文章。(《年譜3》第143頁)

李汝祺的文章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這實際上是順理成章的事。毛澤東把遺傳學領域發生的事件上升到我國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的高度，這個鮮明醒目的提法，不僅是對科學發展規律的高度概括，也體現了毛澤東對“百家爭鳴”方針的不遺餘力地推動。

“百家爭鳴”極大地推進了我國的科技發展

談家楨和他的老師李汝祺都先後從師摩爾根，是堅定的摩爾根學派。談家楨和李汝祺都參加了1956年8月中國科學院和高教部在青島召開的遺傳學座談會。談家楨是國際著名遺傳學家，中國現代遺傳學奠基人之一，他在遺傳學上取得的成就是國內外學界公認的。談家楨晚年回憶起那段“百家爭鳴”的歷史時，仍然激動不已。他説：“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主席，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期間，也就是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結束後不久。這兩次會議召開的背景，意在貫徹毛澤東主席親自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即‘雙百’方針)。兩次會議，我都出席了。對‘雙百’方針，我抱着積極擁護的態度，這不僅是因為‘雙百’方針本身意味着在學術和藝術創作等問題上，鼓勵人們平等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意見，允許不同學術思想、不同學術流派同時存在和發展，更為重要的是，還將從根本意義上調動廣大知識分子投身社會主義事業的積極性。聯繫我本人和我所從事的遺傳學事業來説，‘雙百’方針的提出，其實是對當時正岌岌可危、瀕臨夭折的中國遺傳學事業的一種根本意義上的支持。建國以後一直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中國遺傳學事業，在來自前蘇聯‘李森科學派’的巨大政治壓力下，已經到了難以支撐下去的局面。‘雙百’方針的提出，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的召開，毛澤東主席的親自關注，無論對中國遺傳學事業，還是對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種莫大的支持。這是我一輩子都不能忘記的。”

談家楨曾經十多次在各種場合見到過毛澤東，有四次還親耳聆聽了毛澤東對他“爭鳴”的鼓勵。在毛澤東的鼓勵下，談家楨克服了大量的困難，取得了可觀的成績。1961年底，復旦大學的遺傳學教研室升格為遺傳學研究所，成為了國內高等院校的第一家遺傳學研究所。擔任所長的談家楨帶領一批中青年人向着遺傳學高峯攀登。到1966年“文革”前夕，這個科研集體共發表科學研究論文50餘篇，出版專著、譯作和討論集16部。“文革”期間，毛澤東派人捎信鼓勵他繼續研究，使他的研究仍取得一定進展。1978年，年近七旬的談家楨應邀參加了他的母校——美國加州工學院生物系成立50週年紀念會。他以海外校友的身份，作了《遺傳學在新中國》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敍述了毛澤東對中國遺傳學事業的關愛和支持，和中國遺傳學事業在曲折中不斷發展的過程。他的報告引起了與會科學家的極大重視。

雖然在貫徹執行“百家爭鳴”方針的道路上，經歷過一些曲折，甚至是嚴重的曲折。但總的來説，取得的成績相當可觀，特別是在科技的某些領域，取得了巨大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績。

1999年9月18日，江澤民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表彰研製“兩彈一星”功臣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他高度評價：“兩彈一星”“是中國人民在攀登現代科技高峯的征途中創造的非凡的人間奇蹟。”

于敏是創造這個“人間奇蹟”的功臣之一。2019年9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授予已經去世的于敏“共和國勳章”。

在獲得“兩彈一星”勳章的21位科學家中，只有兩位沒有出國留學的經歷，于敏是其中之一。他在我國氫彈原理突破中解決了一系列基礎問題，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設想，起到了關鍵作用。

他在回憶攻克難關經歷時，提到了取得成功諸多的因素，例如毛澤東的決策、周恩來的組織實施、毛澤東“矛盾論”“實踐論”的指導作用、遵循毛澤東的“大協作”批示、領導幹部密切聯繫羣眾的工作作風，等等。但是，就具體技術而言，“百家爭鳴”則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1998年8月，于敏發表了《艱辛的歲月，時代的使命》。文中寫道：

“大家發揚學術民主，暢所欲言，百家爭鳴，通過一個個的學術報告會，提出了許多各式各樣的突破氫彈的設想和途徑，其中有許多很好的意見。但是，氫彈畢竟是非常複雜的系統，一條條的途徑被提出來，經過仔細地討論，計算和分析，又一條條地放棄了，山窮水盡疑無路是當時常有的感覺。”

1965年，我國在全世界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結晶牛胰島素。國內外科學界認為，這是中國當時唯一一次能夠問鼎諾貝爾獎的機會。直接參與研製的負責人之一龔嶽亭，在2000年發表了他的回憶文章。從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研製成功的整個過程，都貫穿了黨領導下的“百家爭鳴”精神。文章的第一段是這樣的：

“1958年全國熱火朝天，科技人員也不例外，殷切地期望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攀登世界高峯，放出一顆‘科學衞星’，振奮人心，為祖國科學事業作出貢獻。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在王應睞、曹天欽、鄒承魯、鈕經義、沈昭文等先生的帶領下，老、中、青科技人員三結合，其中有一批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初生牛犢不怕虎’，敢想、敢説、敢幹，在黨政幹部的正確引導下，充分發揮科學民主，並邀請國內有關專家參與學術討論，百家爭鳴，各抒己見，經過論證，提出‘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的蛋白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的宏偉目標。”

“兩彈一星”、人工合成胰島素，還有前面提到的屠呦呦的青蒿素，這三項堪稱新中國科技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偉大成就，充分體現了我們黨“百家爭鳴”方針的卓有成效的貫徹實施。

關於“百家爭鳴”，在這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對待國家重大建設項目問題上，毛澤東本人為堅持“百家爭鳴”作出了表率。

治理長江，建設三峽水電樞紐工程，一直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夢想。毛澤東充分理解這一點，也為此作了不少調研，包括實地查勘。為了對人民負責，他特別重視“百家爭鳴”中的少數人的意見。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提議會議安排討論三峽工程問題，並派飛機把對興建三峽工程兩種不同意見的代表林一山和李鋭接到會上，請他們各抒己見。林、李兩位早在1956年就在專業刊物上發表了對立觀點的文章，爭論激烈。當時李鋭屬於少數派，但毛澤東肯定了李鋭的意見，決定推遲三峽工程上馬。根據毛澤東提議，南寧會議決定由周恩來主持治理長江的工作，籌備建設三峽工程。在接下來的查勘過程中，周恩來指出：“三峽是千年大計，對問題只發展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為把三峽搞得更好，還是可以爭論的。”“在今後工作中，還允許有反對意見，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1966年4月，毛澤東在閲讀有關部門的“三峽工程宜早不宜遲”的報告後，批示：“已閲。需要一個反面報告。”1970年12月，毛澤東同意先興建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毛澤東得知林一山反對此項目，於是在後來下發中央關於葛洲壩工程上馬的正式文件時，將林一山的反對意見一併發到全黨，以提醒要充分重視可能出現的問題，還特別提到了“要準備修改設計”。林一山後來在談到毛澤東的批示時説：“這個充滿着辯證唯物主義的批示，給我很大啓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建設三峽工程提到黨和國家的重要議事日程上來。“百家爭鳴”的精神得到進一步地傳承和發揚。1992年4月，時任副總理的鄒家華在《關於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的説明》中再次肯定：任何不同意見“都是從對國家和人民負責出發。這些意見對增加論證深度，改進論證工作以及完善論證結果都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為學術，凡有理，要爭鳴”

“為學術，凡有理，要爭鳴”是毛澤東的老朋友，我國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周谷城的詞《五一節晉見毛主席》中的三句。

周谷城在晚年的回憶文章中寫道：“毛澤東對我的深情、鼓勵、厚愛，我永遠不會忘記，他主張的‘百家爭鳴’，我堅決執行。我在一首詞中，曾表示過這個意思。”周谷城所説的那首詞，就是《五一節晉見毛主席》。

1956年，為響應毛澤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周谷城和其他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大膽各抒己見，積極參與。周谷城從1956年2月起，連續在《新建設》等雜誌發表了二十篇專門探討形式邏輯與辯證法關係的文章。毛澤東對周谷城的探索精神和見解十分欣賞，在不少場合支持周谷城參與論戰。1957年3月21日，毛澤東在上海約周谷城談話，鼓勵周谷城繼續寫有關邏輯學問題的文章，繼續辯論。

4月11日，毛澤東邀請周谷城到中南海頤年堂，並根據周谷城的建議，把在京的賀麟、鄭昕、馮友蘭、金嶽霖、王方名、胡繩等哲學界人士接到中南海一起探討學術問題。毛澤東首先發言談自己的革命實踐，鼓勵大家獨立思考，敢於“爭鳴”。他説，“實事求是、獨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可以説是實事求是、獨立思考的勝利。”

為了給“百家爭鳴”創造良好條件，毛澤東自己儘量避免作“裁判員”。1958年11月，三聯書店出版了周谷城等的論文集《形式邏輯與辯證法問題》。周谷城在1958年上半年編撰此書時，曾兩次寫信請毛澤東作序言。7月28日毛澤東覆信周谷城：“兩次熱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謝!大著出版，可資快讀。我對邏輯無多研究，不敢有所論列;問題還在爭論中，由我插人一手，似乎也不適宜。作序的事，不擬應命，可獲諒解否?”(《年譜3》第395頁》)

1961年至1962年間，周谷城先後發表了三篇闡述其美學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報》上的《史學與美學》，《文匯報》上的《禮樂新解》，還有《新建設》上的《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引起不少“爭鳴”。1963年11月7日，時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的周谷城，在《光明日報》發表了《統一整體與分別反映》的文章。1964年5月10日，時任上海《解放日報》編委的姚文元，在《光明日報》發表了《評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觀》。同年7月1日，一篇金為民和李雲初的《關於時代精神的幾點疑問——與姚文元同志商榷》的文章在《光明日報》發表。毛澤東讀了這兩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後，立即讓中宣部把這兩篇文章編成一本小冊子付印出版，並於7月7日親自寫了一段按語作為序言：

“這兩篇文章，可以一讀。一篇是姚文元駁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反駁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藝理論問題的。文藝工作者應當懂得一點文藝理論，否則會迷失方向。這兩篇批判文章不難讀。究竟誰的論點較為正確，由讀者自己考慮。”(《年譜5》第371頁)

1965年6月20日，毛澤東在上海約周谷城、劉大傑談話。針對社會上很多人批評周谷城文章的情況，毛澤東對周谷城説，不是我們叫人家來批評你，而是羣眾性討論所發表的不同意見。目前你暫時且慢寫文章，等他們不再“罵”你了，你再把他們的文章拿來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們講得對的地方，你應接受，做些自我批評。有些地方如果你覺得可以辯論，你還可以再寫文章同他們辯論。在邏輯問題的爭論中，我同意你所主張的要把辯證法和形式邏輯分開來的意見，我倒不同意把兩者混淆起來的論點。

周谷城1996年去世後，他的兒子周駿羽在談到周谷城與毛澤東的關係時説：“他自始至終都認為毛主席是偉大的，他和毛主席是有感情的，這輩子毛主席能夠把他當作朋友，他覺得蠻光榮、蠻驕傲、蠻自豪。他認為毛主席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中國，從一個世界級領袖人物來看，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和毛主席的人品、人格和他的偉大來比擬。”

劉大傑是我國著名的文史學家、作家、翻譯家。他長期擔任復旦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關於1965年6月20日那次毛澤東的約談，劉大傑寫了回憶文章《一次不平常的會見》。文中寫道：這天他與我們談話很隨便，內容大體是學術、教改、文藝(主要是京劇改革)三個方面。在百家爭鳴、學術討論問題上談得很多。

劉大傑在文章結尾時寫道：“雖然在1960年和1963年我受到過主席的接見，但都只講了幾句話，這次兩個多小時的親切會見，教益匪淺，使我終身難忘。”

1975年8月2日和3日，劉大傑為修訂《中國文學發展史》，兩次給毛澤東寫信。在信中，他對報刊文章全盤否定韓愈表示疑慮，對李義山(李商隱)的無題詩是“政治詩”還是“戀愛詩”的問題拿不準。信中還附了他自己的兩首詩詞。1976年2月12日，毛澤東覆函：“我同意你對韓愈的意見，一分為二為宜。李義山無題詩現在難下斷語，暫時存疑可也。奉復久羈，深以為歉，詩詞兩首，拜讀欣然，不勝感謝。”(《年譜6》第637頁)

毛澤東晚年，書房裏擺着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和其他一些文學史類的著作，例如陸侃如與馮沅君合編的《中國文學史簡編》、北京大學中文系55級學生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簡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他同工作人員談過對這些文學史著述的評價，有肯定的，也有不同意的。工作人員問：要不要把這些意見轉告作者?毛澤東回答説：不要了，學術問題要百家爭鳴，要説是我説的，就不好了，改吧，人家又不同意，所以還是不要告訴作者為好。

由此可見，在學術問題上，毛澤東始終堅持“百家爭鳴”的方針，為新中國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健康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