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百年尋路_風聞

文/老C

1、

8月22日是鄧小平116週年的誕辰，朋友圈中，又能看到不少紀念的文章。當然，也不乏一些借古諷今，或者揚D貶M的文章。

前幾天寫了一篇關於歷史虛無主義的文章，也有很多評論。當然，有些右邊的評論是批評八路軍遊而不擊，國軍才是中流砥柱。有些左邊的評論對我把大躍進和文革説成毛澤東的錯誤大為不滿。

對歷史，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從1840年到2020年，三個甲子的時間，中國人中的有識之士，一直在努力尋找一條最合適中國的道路。中國過去的一百多年，可以説是尋路的一百多年。

在這個過程中，不同人有不同觀點，道不同不相為謀，甚至道不同刀兵相見。然而，這些尋路的磕磕絆絆的歷史，都是真實的，需要面對需要尊重的歷史。

這裏，還是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中劃分的三個階段：

1840-1919年，是痛苦，淪落和迷茫的年代。不知道哪裏有正確的道路。

1919-1949年，是在血與火中確定大方向的年代。最終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做為帶領國家前進的力量。

1949到今天，是曲折前進的年代。這個過程中大的方向始終沒有錯，但道路上充滿了艱辛和曲折，犯過錯誤，走過彎路。

在尋路的過程中，是不可能永遠正確的，發現走得不順，倒退幾步換個方向走很正常。

2、

2020年是庚子年，由今天上溯三個甲子，1840年也是一個庚子年。

1840年鴉片戰爭，英國艦隊的炮聲，宣告了中國走了2000年的道路，那一條“百代都行秦政法”的路，已經走不下去了。之後，中國就開始了艱辛的尋路歷程。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894年甲午戰爭，**大家覺得原來的路需要調整，但大方向還是能走的，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洋人的槍炮兵艦厲害，我們的學來用唄。短期效果也不錯。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李鴻章搞洋務運動，左宗棠收復新疆，好像有了新氣象，號稱同治中興了。

美國有個作家，把同治中興視為中國保守主義者的最後抵抗。那本書寫的不錯，有一定道理。但是1894年的甲午戰爭，讓所有中國人意識到，原來那條路，已經不是靠修修補補還能走的了。必須徹底的改變。隨後就是戊戌變法，理想主義的皇帝和年輕人在老謀深算的慈禧面前撞得頭破血流。

120年前的那個庚子年，1900，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翌年，簽署辛丑條約。除了一人一兩白銀那侮辱性的四萬萬五千萬兩白銀的賠款，還包括拆毀北京到大沽口的炮台，允許外國在北京周圍的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等12處駐紮軍隊。實際上讓中國首都北京處於外國軍隊的直接威脅之下。辛丑條約的賠款本金加利息，相當於1900年中國政府10年的財政收入。

辛丑條約簽字後的兩個月，李鴻章去世。李鴻章曾經自嘲：“我辦了一輩子的事……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是淨室。”

裱糊匠救不了中國。很多人就認為，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國，只有把滿清推翻，把滿族人趕到關外，中國就得救了。

於是，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推翻了，五族共和了，有議會有大總統了。然而，事情反而變得更糟了。然後二次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第二次直奉戰爭，城頭變換大王旗，你方唱罷我登場。還是沒有找到救國之路。

把皇帝換成了總統，換湯不換藥，解決不了問題。那時中國的問題，是爛到骨頭裏的。靠表面上貼個膏藥，沒用。

孫中山和國民黨下決心動大手術，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 孫的新策略效果很好，國民黨脱胎換骨，戰鬥力組織力煥然一新。1926年開始的北伐，勢如破竹。

然而，真正動大手術，不是那麼容易的。孫中山1925年就去世了。

蔣介石背叛革命，1927年搞了四一二，國民黨從革命者變成了裱糊匠。在時代的面前，蔣介石選擇了江浙財團，選擇了保守療法。

他沒有勇氣推倒重來，從基層徹底改變中國。他的政策，比李鴻章的裱糊匠更進了一步，在房子裏面鋪了新地板，重新刷了牆。看上去像模像樣，像是一個現代國家了。然而，房子的梁和柱子都還是爛到根上。

國民黨，包括蔣介石也一直在找路。找過共產主義的，聯俄聯共的路，也找過法西斯主義的路。在二戰開始前，蔣介石對德意的法西斯主義推崇備至，各種法西斯言論比比皆是。

然而，蔣既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從基層改變中國，這些東西也不過是進化版本的裱糊匠而已。

3、

真正改變中國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真正的拆除掉了腐朽的房梁和立柱，重新修建了新的房屋。徹底打破了統治中國兩千年的傳統政治體系，搭建了新的，適應工業化時代現代國家的基本政治架構。

中國共產黨，秋風掃落葉一般，把中國傳統的宗族、鄉紳、地主、士大夫、官吏體系全部徹底的打碎。在短短十幾年時間，都走了很多國家幾百年才走完的道路。這個過程中，肯定會有個體的悲歡離合，也會有令人心碎的故事。

中國共產黨，把曾經組織力全球倒數，一盤散沙的中國，變成了一個高度組織的嶄新的國家。今天，中國國家政權的組織力，堪稱全球第一。

前幾天看到一篇寫朝鮮戰爭中50軍的文章。志願軍50軍，原本是國民黨滇軍60軍起義後整體改編過來的，本來就是國軍的雜牌部隊。但改編後脱胎換骨，60熊變成50雄。朝鮮戰爭中屢立功勳。電影《英雄兒女》中高喊向我開炮的王成的原型，就是50軍的士兵。為什麼不過前後2年時間，這支軍隊就能脱胎換骨。這就是當年共產黨的力量。

2020年今天的中國，仍然受益於這套組織體系的力量。Covid-19疫情，讓國人，也讓全世界都為中國政府的組織力而震驚，甚至恐懼。

這種組織力，可以追溯到三灣改編、古田會議、追溯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初生的那個時間。

這種組織力的產生，並不是很多人所想的那樣，僅僅是由上到下，令行禁止的組織力。由下向上的民主，是這種組織力的重要來源。今天，我們説起三灣改編，大家的印象都是”支部建在連上，黨指揮槍“。但三灣改編另一項很重要內容就是，在軍隊這個上級命令高於一切的地方，實行民主主義。

三灣改編實行民主主義的具體表現是設立了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通過選舉產生，其任務主要就是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當時的紅軍士兵回憶：“士兵委員會開士兵會時，每個士兵都有發言權。例如：班長派班公平不公平，哪位軍官説話態度不好，士兵都可以在大會上進行指名批評。對經濟上的意見，士兵同樣可以在大會上講。對排長、連長、黨代表的缺點都有批評的權力。士兵委員會設有經濟委員會或小組，管理連隊的伙食，每個禮拜或每半個月，經濟委員會要清算和公佈賬目，做到經濟公開。” 

那個時候的民主可不是説説而已。各級軍隊的財政，伙食尾子的管理，都是士兵委員會説了算。在軍隊這個最不民主的組織中實施民主，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

士兵委員會雖然在1932年在共產國際的左傾壓力下被迫取消，但共產黨軍隊中的官兵關係之平等也遠不是國民黨能比的。解放戰爭中，連一級的士兵委員會得到了部分恢復。

4、

1945年，在黃炎培訪問延安時，對黃炎培‘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週期率的問題，毛澤東的回覆是：”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句話，現在有些批評者拿出來冷嘲熱諷。但這句話是毛澤東的真正心聲。毛澤東是一個民主的信奉者，認為人民的智慧是最偉大的，認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毛澤東對精英階層，一直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然而，毛澤東並不認為西方式的代議制選舉，就是真的民主。不認為代議制民主就能真的起到人民監督政府，政府不敢鬆懈的作用。他心目中的民主，是人人有權發聲、人人起來負責、人人監督政府。

現在我們看，西方代議制選票民主，也根本不是是人人負責，人人監督的民主。相反，反而變成了一種選舉制度天生神聖之下，無人負責，無人監督的政府。人民享受每四年一次投票的虛幻的對政治的主宰感和參與感，卻沒有任何辦法真正改變體制的缺點。西方民主，每四年讓人民發泄一次怨氣，看上去好像穩定，但實際卻難以革新改革。

然而，毛澤東心目中的那種人人起來負責，人人起來監督的民主，變成了“天下大亂，越亂越好”，“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最終把中國帶入了十年文革。

這條路，大方向沒錯，但走過頭了，也撞了牆。

5、

自有人類以來，政治制度永遠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不同制度的區別，就是統治階層的少數人是怎麼產生的。

龍生龍，鳳生鳳，耗子生來會打洞。血統是人類歷史上統治階層的主要產生途徑。其實今天也不例外。今天，總統的兒子是無法直接成為總統，但富人的兒子，仍然會是富人。政治權力已經無法通過血統直接繼承，但經濟權力的血統繼承，大家都還是認為是天經地義的。

血統之外，擇優選拔是另一個途徑。然而，選拔的標準是什麼？如何避免“説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中國傳統的科舉體制，也是一個擇優選拔的機制。能考上舉人進士的，至少智力和毅力都不會太差。

然而，在選拔機制中，精英階層有很強傾向去設計一套最適合他們自身的選拔機制。中國歷史上的察舉制，九品中正制，都是精英階層設計的，為他們自己量身定做的選拔機制。今天，這種精英設計，為精英服務的選拔機制在社會上也能看到。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也算是一種擇優選拔。能適應環境適應社會的，就是成功者。但是，這個適者生存的機制，更適應商業競爭，而不能完全搬到政治領域。

選舉也是一個選拔途徑，至少看上去是一個比較公平的機制。但現在，西方的選舉機制的弊端和問題，也暴露無遺。

為了保證穩定，統治階層會有各種方法，洗腦，宣傳。讓被統治階層安於現狀。宗教就是其中一種有效的方式。《美麗新世界》一書中的”唆麻“(Soma）也是一種。

”即使由於某種不幸的偶然，在他們的娛樂消遣裏出現了空當，也永遠會有唆麻，美味的唆麻，半克就是半個假日，一克就是一個週末，兩克就是一次輝煌的東方旅遊。三克唆麻就是一次月球上昏昏沉沉的永恆。從那兒回來的時候他們會發現自己已經越過了空當，每天腳踏實地，安安穩穩地工作和娛樂。“ - 赫胥黎《美麗新世界》

當被統治階層永遠無法上升，而洗腦又失敗時會發生什麼？那時，就會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了。

毛澤東並不信任選舉，也不信任精英。那怎麼讓社會流動，怎麼防止精英階層壟斷權力，脱離羣眾。如何建立一套長期有效的方式，永遠的打破精英和羣眾直接的界限，實現徹底的階層流動？

**毛澤東找的路，是羣眾運動，是永不停歇的階級鬥爭。永遠的階級鬥爭是他心目中維護被統治階層利益的手段。**解放後，很多黨的高級領導人都認為，以後的工作重點是經濟建設。而毛澤東認為還是階級鬥爭。他認為，如果沒有持續的階級鬥爭，就一定會出現階級固化，精英階層會壟斷權力，脱離羣眾。

他試圖用羣眾運動的方式，讓羣眾起來打倒脱離羣眾的統治階級，讓羣眾中的優秀者在鬥爭中脱穎而出成為統治階層。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 毛澤東試圖通過這種治亂之間的折騰，打破精英既得階層的統治，讓羣眾中的優秀者在這種治亂循環中湧現出來。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韶山滴水洞”隱居“11天后寫的那封信，值得一看。那封信應該是他心聲的表達。

如果保證一個龐大的組織持續有活力，在任何地方都是難題。在商業社會中，大公司中也會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改革也不容易。有些大公司每過幾年就搞一次組織架構調整，折騰一下，打破既得利益，發掘新生力量。

但是，折騰一家公司易，折騰一個國家太難了。

毛澤東的顧慮也不能説完全沒有道理。他的初衷也是好的。但是，他找的道路過於激進，最終失敗了，天下大亂後，沒能天下大治。

解放後，毛澤東的很多問題，根本原因都是他太着急了，希望在有生之年解決所有問題。希望靠大躍進短時間內解決經濟落後的問題，希望靠文革解決政治體制僵化的問題。

事物發展有其客觀規律，思想超越時代太多，脱離客觀規律一味冒進，結果就是失敗。

但是，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國家級的普遍教育、普遍醫療體系，深入最基層的政府組織，品類完整（雖然質量和效率都比較低）的工業體系，以及給每個中國人心中種下的人人平等不認命的信念。給改開後四十年的輝煌，奠定了基礎。

6、

鄧小平撥亂反正，繼續尋路。鄧小平與毛澤東不同，對精英階層沒有反感。除了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政治通道外，鄧開闢了一個新的，讓優秀者脱穎而出成為統治階層的經濟通道，就是下海經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鄧的政策，極大的解放了生產力，給普通人創造了比原先多得多的階層跨越的機會。然而，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也同時造成了衝擊。

改開後，國人看到了和西方巨大的經濟差距。中國人辛辛苦苦工作一個月，不如在美國餐館洗一天盤子的工資。

民國期間，這種差距也許更大。但經歷了毛澤東時代的抗美援朝、兩彈一星，在每個中國人心中建立了很強的民族自豪感，和解放全人類的使命感。

當八十年代初，帶着當時這種自豪感和使命感的國人看到了西方的經濟霸權，很多人的信念一下子就崩潰了。

為什麼中國會落後，有些人歸結於制度，有些人甚至歸結於民族性。什麼海洋民族陸地民族，什麼藍色文明與黃色文明，什麼狼圖騰羊圖騰？這些種種言論的產生，並不奇怪。

然而，在2020年，情況已經很清楚。

中國的落後，並不是我們民族不行，也不是我們的制度不行。就是歷史原因。西方統治世界，剝削世界至少兩百年了。做為後來者，要趕上自然需要艱辛的努力和漫長的時間。

7、

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加，自信心也在加強。

2000年提出的那個重要思想，其實底氣還是有些不足。那三句話，翻譯一下，其實就是在説，我也不知道什麼是對的，但是，我會始終努力去找正確的道路，大家跟着我走就是對的。

20年後的今天，從結果上看，那三句話並沒有説錯。

今天，大多數國人也都明白中國本身存在很多問題。需要繼續改革，繼續開放，繼續找最適合中國的路，繼續摸着石頭過河。

同時，越來越少的人認為照搬西方體制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不要忌諱談問題，發現問題不是壞事。但不能只談問題，不思考如何解決。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的發展路徑，就會有不同的，最合適的制度。説某種制度是歷史的終結，是人類最完美的制度，這純屬胡説八道。

人類數千年來，也一直在找路。今天的美國，也在找路。三十年後的美國，如果變成了一個高税收高福利的社會主義國家，我也不會有什麼驚奇。

宇宙一百多億年曆史，地球四十六億年，智人（Homo Sapiens)的歷史不過二十萬年。而人類社會的歷史，也就幾千年。普選制度下選舉民主的歷史，不到百年。摸着石頭過河，是人類發展中的常態。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