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降清原因質疑_風聞

關於明崇禎十七年吳三桂獻出山海關投降清軍之事，多數的論史者將主要原因歸結於大順政權進入北京後，最高軍事將領劉宗敏在追贓助餉過程中抓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拷打逼財，並追索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把陳圓圓奪去，導致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

長篇小説《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在其《論圓圓曲》一文（《文學遺產》1980年1期）中認為：在李自成進北京之前，陳圓圓就已經死在寧遠了，所以關於劉宗敏拷打吳襄追索陳圓圓等等説法全屬虛構。在長篇小説《李自成》中，姚雪垠也沒有認可劉宗敏刑訊吳襄索餉的説法。

陳生璽在《陳圓圓事蹟考——與姚雪垠先生商榷》一文（《南開史學》1981年2期）中，根據當時一些人的事後筆記，認為當時陳圓圓在北京，她被劉宗敏奪去，以及吳襄被劉宗敏拷掠，都是事實。

顧誠在《明末農民戰爭史》中説：“關於導致吳三桂叛變的直接原因有兩種説法：一種是説他的愛妾陳圓圓被劉宗敏奪去，於是’衝冠一怒為紅顏’。另一種説法是劉宗敏在追贓助餉的過程中，逮捕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索餉二十萬’。目前因史料不足，尚無法判定孰是孰非，但大順軍觸犯了他的家庭，大致是可信的。”顯然認同大順政權的確損害了吳三桂家庭。

李治亭的《吳三桂大傳》完全採信劉宗敏拷打吳襄索餉並索要陳圓圓的説法。

有關吳三桂的家庭被“觸犯”的材料，主要見於明末清初一些人的事後追記，比如張怡的《謏聞續筆》、全祖望的《鮚埼亭集外編》、文秉的《烈皇小識》、陳濟生的《再生紀略》、徐應芬的《遇變紀略》、楊士聰的《甲申核真略》、吳偉業的《鹿樵紀聞》（又名《綏寇紀略》）、計六奇的《明季北略》、錢士馨的《甲申傳信錄》、趙士錦的《甲申紀事》、李清的《三垣筆記》等等。這些材料的説法，主要分為“系襄索餉”和“系襄索圓”兩種。

關於“系襄索餉”的説法：

《謏聞續筆》：“賊得京師，召三桂。至永平，聞其父大將軍襄為所繫，索餉二十萬，乃驚曰：此誘我剪所忌耳！乃率兵還。”

《烈皇小識》：“先是，三桂聞京師失守，先帝殉難，統眾入關投降。而三桂父襄，故遼東總兵也，逆闖李自成執襄誅求金寶，索詐甚酷。三桂知之，即時返師出關。”

關於“系襄索圓”的説法：

《鹿樵紀聞》：“賊據京師，劉宗敏居弘遇故第，因有譽二姬色之都技之絕者，宗敏於是系襄索圓。”

《甲申傳信錄》：“偽權將軍劉宗敏處田弘遇第，聞沅，（顧）壽從優人潛遁，而沅先為吳襄市去，乃梟優人七人，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遣送寧遠，已死。宗敏堅疑不信，故掠襄。”

《明季北略》：“先是十六年春，田皇親遊南京，挈名妓陳沅、顧壽而北。田還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買沅去。自成入京，劉宗敏系襄索沅，拷掠酷甚。”

《三垣筆記》：“至是權將軍系三桂父襄索元，不得，拷掠甚酷。三桂聞之，忿而中改。”

李治亭的《吳三桂大傳》主要根據吳梅村的《圓圓曲》詩，認為崇禎十六年五月吳三桂奉命馳援京師抵禦入寇清兵，被崇禎召進城陛見，期間在皇親田弘遇府邸做客時，以兩千金贖買了田弘遇從蘇州掠買來的歌妓陳圓圓，因當時“從關外不斷傳來警報，崇禎催促三桂從速離京”，而“吳三桂的家不在北京，其父尚未進京供職，一時無法迎娶，也不便帶到烽火連天的關外，於是就暫居在田弘遇家”，云云。

另外，還有一些不同的説法，比如：

《遇變紀略》：“（三月）二十九日，賊聞平西伯吳三桂請大兵十萬，入關復仇，因令父吳襄作書招降，不從，遂系襄及家口於獄。”認為吳三桂不聽招降，吳襄才被抓。

《甲申核真略》：“吳襄者，三桂父也，在京為都督，被獲將夾，復宥而宴之，吳終知不免，陰遣人貽書於子。吳襄書達三桂，並不言被夾，而齎書人誤傳已夾，三桂大痛憤，以道里日期計襄必死矣，適聞外報至，三桂權兩敵之間，不如東合，遂往迎降。”認為吳三桂聽到誤傳吳襄被拷掠的消息，才叛變。

《鮚埼亭集外編》：“據楊宛叔言，與沅同見縶於劉宗敏，既而沅為劉宗敏所挾去，不知所往。則國難時沅尚未歸吳也。”認為當時陳圓圓與吳三桂還沒有關係，則“系襄索圓”自然不存在。

上述材料，關於吳襄，有的説大順政權逮捕吳三桂的父親吳襄是要“誅求金寶”，有的卻説是因為“令父吳襄作書招降，不從”，有的則説是為了“索圓”；大多數説法是吳襄被抓後遭“拷掠酷甚”，有的卻説“將夾，復宥而宴之”。關於陳圓圓，有的説是吳三桂從田弘遇府中“買去”，有的卻説“為吳襄市去”；有的説她當時正在劉宗敏佔居的田弘遇府邸中，“尚未歸吳也”，有的説是吳三桂買下後“暫居在田弘遇家”，有的則似乎暗示她在吳三桂父親家裏。這種種説法互相矛盾，甚至截然相反，混亂不堪。

有的説法很不合情理，比如説吳三桂買了陳圓圓後又把她留寄在田弘遇府，這極為奇怪，在當時買侍妾不存在非要正式“迎娶”，也不存在不能帶到關外去，至於把自己的侍妾留居在別人家裏，而且一留就是大半年，更是笑話。從另一方面説，如果陳圓圓被留居在田弘遇府中，而劉宗敏佔居了田府，陳圓圓自然就落到他的手中，何來“系襄索圓”？而如果陳圓圓已被接到吳襄府中，自然也是手到擒來，哪裏需要“拷掠索圓”？

一般的史學家都承認大順政權對吳三桂很重視，佔領北京後不久就展開招降他的工作，對他賞賜重金，許諾封侯。但同時，史學家們又認可那些關於大順政權損害吳三桂利益的材料。這裏存在很明顯的悖論。

比如《吳三桂大傳》評論説：“李自成、劉宗敏盲目蠻幹，連吳三桂的家也給抄了，父母親屬都被拘禁，愛妾陳圓圓也被劫掠。這是多麼愚蠢的行為！稍有點政治頭腦的人絕不會幹出這種事情來。”但在前面又説：李自成一進入北京就“意識到了佔有山海關的重要性，志在必得”，“他深知三桂和他的遼兵都是勇兵悍將，實為農民軍的一支勁敵”，“自成不想動用軍事力量，爭取政治解決。此舉堪稱明智。”三月二十一日，農民軍進入北京的第三天，李自成就召見曾與吳三桂在遼東共事過的原明朝職方司郎中張若麒，讓他做吳三桂的勸降工作；此外，還“令諸降將各發書招三桂”，對他施加影響；三月底，就派唐通“攜犒師銀四萬兩，前去山海關賞賜遼兵”，緊接着“又派出將吏各一人，攜白銀萬兩、黃金千兩、錦幣千端賞三桂，另有敕書一通，封三桂為侯”；還令吳襄給三桂寫信，勸其來降。這種種作為極其有條理章法，與所謂“盲目蠻幹”、“稍有點政治頭腦”都不具備的情況大相徑庭。前後的評述極其矛盾。

顧誠在《山海關戰役前夕的吳三桂》一文中，認可大順政權“損害了吳三桂的個人利益”，認為“就吳三桂的問題來説，一面派人去招降，答應給他父子封侯，一面卻出現了直接侵犯他在京家屬的問題，表明大順軍領導人之間在執行政策上有脱節現象”。對史料呈現的矛盾進行了簡單的推測。

冷靜思之，李自成和劉宗敏等大順領導人既重視吳三桂，急切地要招降他，卻又“拷掠”他的父親、“劫掠”他的愛妾，這種行為真是匪夷所思。作為征戰十幾年、深具閲歷的起義英豪，李自成、劉宗敏們難道連這種最起碼的“政治頭腦”都沒有、最起碼的策略都不懂？至於顧誠所説“大順軍領導人之間在執行政策上有脱節現象”，雖然能夠説得通，但並無史料佐證，只是一種推測。

所謂“拷掠”吳襄“索餉”、“索圓”之類的材料，恐怕是士大夫們根據虛假傳聞（不排除是清人制造）以訛傳訛，添油加醋，既以譏刺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來批判他的降清背叛，又以此證明李自成、劉宗敏等的確是“流賊草寇”。

如果要推測，比較合理的是：大順政權既沒有拷打吳襄逼索鉅額錢財，也沒有追索甚至搶奪陳圓圓，這些説法都是東虜清國間諜散佈的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