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的“腦機神話”祛魅，技術幻想中的厭世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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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技術熱情的期盼之下，是一種全面的厭棄。自厭因而希望被增強，厭人因而期待人工智能的霸權，厭世因而希望羽化登仙，飛向太空。

但恐怕這些技術的救贖不會到來，只會留下“風口”和“豪賭”，而任何豪賭，怕都是輸家遠多於贏家。

我想這時我們可以回到堅實的大地，而答案與解法，從不會在技術，永遠在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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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厚辰

特斯拉的火箭正在快速升空。

這是真正的火箭升空。8月7日，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的民用航空企業SpaceX搭載着他的下一代互聯網解決方案Starlink星鏈的第10批57顆衞星升空。

而他的另一家企業，開發腦機接口解決方案的Neuralink也在7月22日發佈會僅僅一個月後，於美國加州時間8月28日再次發佈，展示了可穿戴式設備LINK和手術機器人。

伴隨着一個又一個的突破性進展和科技奇蹟，馬斯克最重要的企業特斯拉的股價也從今年初的83.67美元，暴漲到現在的500美元，大半年翻了5倍不止。

這還是在美股今年遭遇了疫情影響的多次熔斷之下，且近一個月特斯拉的股價又在高位上幾乎翻了一倍。

這還沒完，馬斯克還曾在7月放言，要在年內於特斯拉實現L5級別的自動駕駛，即完全不需要人工介入，全由系統控制，連方向盤都可以拿走的解決方案。

要知道，現在商用的，即便是特斯拉本身，還是駕駛員不能脱離方向盤，需要實時注意的L2級別。這意味着馬斯克要直接躍遷三個等級，實現自動駕駛的終極願景。

在我看來，這是完全沒有可能實現的，不僅2020年內不可能，若不建設自動駕駛專用道路，則永遠不可能。

這個説法當然會被看作是過於絕對的大放厥詞，因為人們總有一個信念，隨着時間的流逝，技術的進步，沒有什麼是不可能實現的。

當然，馬斯克系企業的火箭，就是隨着這種神話式的信念升空的。這也是他的魅力，這個一半是喬布斯，一半是賈躍亭的男人。

1.

腦機接口的“神話”

圍繞着馬斯克的技術祛魅可以有很多，今天我們則關注圍繞在Neuralink上的神話，一來是因為最近的發佈會，二來因為Neuralink打造的是一個關乎“人”的終極神話。

Neuralink 2020發佈會

簡單地提取這個神經科學神話的幾大要點，大概是這樣的：

**a）**人腦與人的意識可能大幅提升：例如無限的記憶，更高速的運算，負面情緒的排除，正面感受的增強，更好的專注度，甚至視覺聽覺的提升等等。

更進一步，還有心靈感應等更接近神話的想法。當然，在這種想象的另一面，也是我們對於現有人“脆弱而有瑕疵”的意識功能的失望。

**b）**意識與電子的融合：究其根本，神經衝動就是電與化學信號形成的網絡，那麼就可能轉化為模擬信號和數字信號，這既可以讓神經系統直連電子系統，甚至可以將人的記憶和意識徹底電子化，進而實現數字永生。

**c）**對抗人工智能霸權：沒有挑戰，也就沒有緊迫性。這讓腦機接口的神話關聯了人工智能神話，在所謂“奇點降臨”的背景，和Alpha Go Zero等諸多標杆性人工智能成就的成功之下，我們接受了一種強人工智能會實現的願景。比較現實的憂慮為技術性失業，不太現實的憂慮就是人工智能產生意識後對人之權力的挑戰。

這是一個漫長的神話，上述的三個方向，任何一個都可以讓人聯想到不下五部以此為背景的主流科幻片。

當然這不是受眾們一廂情願的過度臆想，馬斯克也在呼應和強化這樣的想象，他在發佈會上説：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大腦的問題，植入腦子裏，會解決大腦或者脊髓的重要問題。”

這就已經遠超了現在侵入式腦機接口解決特定神經問題的視野，進入了一種廣泛的，影響每個人的“大腦增強”想象。

他還説：“你的感受、痛苦都是電子信號，修正這些信號，就能解決這一切的問題。”這已經進入了某種神經運動的“電信號還原”的承諾。

在回答關於Neuralink是否可以儲存或替換記憶，他説：

“記憶可以上傳，存儲在設備中，或者下載到一個新的人體或者機器人上。”

針對數字永生，他也説：

“當人死亡時，他已經有了自己的電腦擴展和在線擴展，就像一個在線幽靈，你更多存在於雲裏面，而不是在你的身體裏面。”

這一切會實現嗎？如果我們給予這個願景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範疇，它會“終有一天實現”嗎？

2.

“技術終將實現”的迷信

我相信很多人會對上面的問題持肯定的態度。

對於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很多人持有一種“無上限”的看法，認為只要假以時日，科學會解決一切可能的阻礙，實現一切可以想象的目標。

不管是意識永生，可控核聚變，或是癌症的攻克，我們現在看不到或認為不可能，只是因為我們被現在的視野侷限。

這讓我想到去年一位“何同學”發佈的有關於5G技術的視頻，這個視頻現在已經累計了超過2000萬次的播放量。

其中的一個核心邏輯尤其受到大家認可，即回到2012年，我們曾看不到4G的應用前景，無法預料短視頻和視頻直播的興盛。那麼對於5G也是同樣的情況，5G終將徹底顛覆和改變我們的生活，限制我們的是我們自己的視野和想象力，而非科技。

現在距離視頻發佈一年有餘，5G相關的新聞除了華為參與外國5G建設帶來的爭端，恐怕最抓住大眾眼球的，就是運營商在夜間關閉5G基站省電的新聞。

5G真的會有合理的應用場景嗎？這是一個考驗技術信念的問題。

我們是如何獲得這套技術信念的？在我們對人的意識、道德、制度、愛等的信念都全面破產後，我們卻相信技術會一往無前的發展，凡我們可以設想的，終會實現，凡我們設想不到的，視野終會被技術自己的演化過程打開。

我想，構成這種技術信念的基礎是我們對近代史的一種敍述方法，即近代史幾乎是在科技史的基礎上推動的，啓蒙運動被看作科學革命的奠基，而工業革命被看作科學革命的成果。

再加上籠罩在我們意識形態上的“生產力”本位，被鄧小平發展出具有權力意志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

其次，最近40年的生活也被看作是由技術塑造和改變的，技術性消費品進入生活。汽車、電視、手機、家電，每一個品類的更新換代，都被看作是技術的發展成果。

這其中最核心的當然就是晶體管數量每隔兩年便增加一倍的摩爾定律，並搭載在電腦與手機這兩個佔據注意力的商品之上，提供我們對“技術不斷發展換代”的關鍵事實。

並且，一些過於粗暴與簡單的數字，大多是為了商業運作和炒作概念的語言通脹，在進一步誇大將要降臨的技術爆炸。

例如5G比4G的下行速度快10倍以上，卻不提供關於耗能和基站密度的事實，也不提供現在應用場景匱乏的事實。

又例如更加駭人聽聞的量子計算機運行速度比傳統計算機快一萬億倍之類的數字，卻不提供量子算法其實非常匱乏，如此高的算力只有很侷限的應用場景的事實。

因此，歷史的線索性理解、駭人聽聞的爆炸性數據、消費生活的改變，都為我們的技術信念提供了一種單向度的視角。從此我們相信，能夠從一切事情中找到“技術要素”。

例如，這篇文章能發出來被大家閲讀是因為一系列通信技術和其上搭建的互聯網應用。電影的出現是膠片和顯影技術的結果，飛機是材料工程與引擎技術的結果。

最後再加上一個句式：“如果沒有xxx技術，就不可能xxx”徹底構成我們的技術迷信。但其實沒有“人”，也什麼都不可能發生。

近代史當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用個人主義、貿易、民族國家、金融等等，都可以形成一套截然不同的敍事。

話説到這裏，當然還不足以瓦解這個“技術終將實現”的迷信，只是提醒大家這個信念的構成也許並不在技術本身，是因為很多其他視野的狹窄，我們才被逼入對技術的迷信中。而生活與歷史，都有技術之外的理解方式。

當然，我們還是回到技術本身，來説明這個“技術終將實現”的迷信。

3.

我們需要心靈感應嗎？

圍繞在Neuralink的神話中，有一個表述，即腦機接口未來可以實現人與人的“心靈感應”，即溝通中的直接聯繫，再也不用依賴語言等中間媒介，畢竟我們都認為，很多時候語言“詞不達意”，是一種低效的溝通工具。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説明，對於“技術終將實現”這個表述，比起能否實現，可能更多時候是要問，我們想實現的到底是什麼？

假設我與同事在辦公室，上司昨晚離開前佈置一個任務，我對同事説：“昨天那個事兒我來做吧。”如果使用語言，同事就可以回覆我説：“我已經做完了”。

試想如果不使用這六個字而使用“心靈感應”，那麼對方發來的是什麼呢？他昨晚完成這個任務從頭到尾的所有影像嗎？他最終做完了這個任務，點擊保存的一張形似照片的圖片嗎？

如果是前者，那效率就太低了，如果是後者，我該怎麼理解呢？這顯然有多種理解的方式，要我檢查訂正嗎？如果僅有最後的點擊保存，我怎麼知道完成的是什麼呢？

有人也許會説“心靈感應”也不靠圖像作為媒介，而是直接傳一個“感覺”。

可是，如果同事傳來一個“完成的喜悦感”，我怎麼知道這不是聽説我要主動承擔這個任務時，他產生一種卸下負擔的“喜悦感”呢？

另外，一個人的“完成感”和另一個人相同嗎？我們不是總説，你沒有我之前的經歷，不會理解我的感受麼？難道對方傳來“完成感”時，還需要連帶傳來過去的所有相關經歷？

“心靈感應”如果這麼費勁，“我已經做完了”這六個字為什麼就不合用呢？

當然，有人也許會説，“心靈感應”傳遞的是直接的“意思”，不需要語言包裝的，源初的“我的意思”。那我恰恰要説，沒有語言的工具，恐怕連如此曲折的一個分析式表述，我們都很難實現。

之所以我們能夠實現這個“意思”，恰恰是借用了“直接”、“包裝”等詞彙的意謂。不訴諸語言，怎麼會有“我的意思”呢？正如索緒爾所説，世界在語言中才成形。

通過這個例子我想説明，對於“技術終將實現”的這個想象，實際上在可行性之外，其要實現的目標很多時候都禁不起我們的反思。

如同此次發佈會馬斯克承諾的應用場景中，有抑鬱（Depression)，失眠（Insomnia）和焦慮（Anxiety），針對這三個問題，採用精神藥物或違禁藥物，我們當然早已“解決”了這些問題，之所以打引號，是説靠藥物解決了這些問題的“表象”。

那麼腦機接口的方案可以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嗎？那就要看在不同人的腦中，他們的抑鬱和焦慮是否是同一種感覺。

因疾病而產生的焦慮，因堵車的焦慮，因親密關係產生的焦慮，是同一種焦慮嗎？如果不是，我們怎麼使用腦機接口來解決？

我們當然可以認為未來能夠找到一個統一的“抑鬱”，如同我們説，從神經科學來看，吃巧克力和談戀愛產生的是同一種感覺。

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哲學家陳嘉映説得對。在這裏，其實我們發現的不是巧克力與戀愛是同一種感覺，不過是神經科學分不清吃巧克力和談戀愛之感覺的區別而已。

這當然是丹尼爾·丹尼特主張神經科學必須引入哲學思辨的原因，因為若不是如此，對於神經科學的想象與目標描述，很大程度上都不過是一些語言的謬誤。

例如在整場發佈會中，頻繁談論的小豬的“快樂”，這是一種可以與人的“快樂”類比的情緒嗎？還是它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所以在想象技術的美妙藍圖時，我們需要弄清楚自己到底在想象什麼。

4.

腦機接口祛魅

腦機接口當然不是一種無用的技術，只要脱離技術迷信和馬斯克發佈會上的浪漫承諾，回到現實中，腦機接口可以很有用。

已經比較成熟的人工耳蝸，可以讓失聰者恢復一定的聽覺（雖然遠不如人的自然聽覺）；通過連接到肌肉神經（而非大腦的運動神經）上的接口，可以提供具有一定運動能力的義肢；通過前面是攝像機，後面是投影儀的眼鏡，直接投射圖像到初級視覺皮層，可以為視網膜病變患者提供模糊的影像。

癲癇的發作就是異常電信號活動的擴散，監控這些明顯異常的信號，用光或電的方式介入壓制，可以抑制癲癇發作的可怕後果。而大腦某處細胞病變壞死，也可以直接施以電刺激，提供一定的補充。

這基本是我們現在能夠取得的腦機接口成果，即應對某種徹底的“異常”和“壞死”，對應區域施以提供一個不精確的刺激，以恢復某些機能。

這不是聊勝於無，而是實實在在的幫助，其實在馬斯克發佈會的Keynote中，12個應用場景，去除剛才不靠譜的3個，剩下之中的7個也就是在説這些一點都不科幻的事。

這已經很有用了，雖然對於大多數正常人，腦機接口就與我們無關。我們現在能夠理解這種基礎的模式，對於“異常”和“壞死”，腦機接口能夠用電信號提供一種模糊的“補償”。

另外的就是發佈會上對於小豬“快樂”和“運動電位”的探測，腦機接口能夠在這些特別明顯的功能上提供時間精度較高，但空間精度很低的腦活動探測。

畢竟現在我們實現的，是在27.5微米的面積上，提供了64X16的根的電極。這個距離探測人類單個神經元的活動，還有不可能實現的數量級差異。雖然已經是很大的突破，不過這還是一種非常模糊粗放的神經介入。

但這已經很好了，能為腦損傷患者提供補償和治療，讓失明患者看到輪廓和基本的顏色塊兒，已經對生活是巨大幫助，也無疑具有巨大的商業價值。

我們不需要想象腦機接口將讓我們視力提升，一目千里。再説，我們也沒有一種人工智能霸權需要應對。

​5.

技術神話服務誰？

在不管是腦機接口還是人工智能的神話中，我們都在想象這些技術會產生一種名為“後人類”的超人。而當我們批判這些技術時，還是帶着一種所謂“階層固化”的想象。

我們認為這些技術一定很貴，富人才能消費，因而獲得這種增強，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我們還在想象一種貧富的對立。

通過上面的內容，我們應該明白，這種“增強”的想象並不會發生，不僅腦機接口不能，人工智能也不能。

不能因為Alpha Go Zero打敗了人類最好的圍棋手，就認為人工智能可以完成多麼複雜的任務。

在我們的想象中，總有一種高低階梯的人類智力活動，圍棋在其中當然是一種非常高明的智力活動了，因而認為圍棋都可以攻克，那麼其他的就不在話下。

然而圍棋只是人類諸多智力活動的一種而已，那個人類中頂好的圍棋手，不也對社會倫理問題，腦子一團漿糊麼？

我們看不上的語言，在我們看來低效低級的遊戲，卻會成為人工智能永遠無法攻克的屏障。因而技術的應用是一些不同的範圍和課題而已，並沒有高低的階序。

但正因為此，我們就不必擔心這些技術帶來的對立了麼？我們需要敏感，只是這個對立不在貧富的維度上，而在規模的維度。

我們想象人工智能現在幾個最典型的用例，廣告/內容/商品算法推薦、消費金融風控、內容審核、人工智能客服。

這是一些智力密集的工作嗎？不是，人工智能在替代一些勞動力密集的工作，這些工作往往需要海量的人力來執行，因而從成本難以為繼。但因為人工智能的應用，這些工作開始變得要麼便宜，要麼可行。

這些任務需要精確嗎？我們每個人都是推薦算法的用户，也面對過人工客服和審核。這些算法任務都具有粗放的特徵，推薦算法不需要精確，能夠多變地給推送內容，佔據時間和注意力就行。

比如消費金融的風控只用維持一個不低的壞賬率，因而錯拒了一個優質客户，或者放過了一個不良客户也沒什麼所謂；內容審核寧可錯刪，也不要放過；人工智能客服也不用真的解決客户的問題，更多時候都不必理解客户的處境，只需提供一個“説法”就行。

在這裏我們看到一種真正的衝突，“規模”與“個體”的衝突。

人工智能並不增強個人的智力，但卻增強一種需要處理大規模任務的個人或組織的能力。

以上任何一個用例都非我們所願，這些企業或組織要麼壟斷市場，要麼對我們有利益，要麼對我們有權力。因而它們可以粗暴宰制我們的生活，用人工智能施行一種巨量規模的處理和管制。

在精確高級的“增強”技術神話外，這種推土機一般的“管制”技術故事，才揭示出我們與技術的真正關係。

難道僅僅是人工智能嗎？讓我們想象一下流水線、高架橋，甚至是超市、抖音和微信。這些發明實現了所謂的“技術服務於人”，還是技術最終為人找到一處狹小的空間，將他們擺置進去？

尾聲.

因此，我們對馬斯克和Neuralink的討論，尤其是那些我們為之神往的想象，都不過是我們在“技術神話”下的臆想，是馬斯克身上賈躍亭的一面。

不管是走向太空殖民火星，還是心靈感應拋棄語言，或者就是簡單的想象成為高維文明，擺脱三維文明的狹隘，人們為何需要這些臆想？

這其中是一種濃濃的厭世，對當下世界的痛苦感受，對於我們現有的能力與解決方案的悲觀。

因而對技術熱情的期盼之下，是一種全面的厭棄——自厭因而希望被增強，厭人因而期待人工智能的霸權，厭世因而希望羽化登仙，飛向太空。

這讓我們着迷於這些科幻狂想，不僅是着迷，我們還推高了股價，創造了虛假的偶像。

但恐怕這些技術的救贖不會到來，只會留下“風口”和“豪賭”，而任何豪賭，怕都是輸家遠多於贏家。

我想這時我們可以回到堅實的大地，而答案與解法，從不會在技術，永遠在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