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散裝衞生巾”的人_風聞

來源：澎湃新聞

“散裝衞生巾”的熱搜評論刺痛了阿萊。

那句“我有難處”，讓她想起貧困的青春期，自己為了省下一片衞生巾，是怎樣把塑料袋墊在內褲上，再墊上一層紙，來應付那個“説不出口”的煩惱。

草紙包不住秘密。經血會從紙邊漏出，滲透在褲子上，引起調皮的男同學的嘲笑。為此，每次月經到來，她都如臨大敵，不想去上學。

志願者馬婷見過更多侷促不安的眼神，來自鄉村的留守女童。第一次來月經，女孩們以為“得了病，就要死了”。

還有一些癌症病人，衞生巾是她們的日用品，買來的散裝衞生巾可以堆滿整個房間。

被“月經貧困”話題串聯起的，是一個個隱秘的角落，和難以言説的苦楚。

網店販售的散裝衞生巾。

在散裝衞生巾商品問答頁面，店家稱有工廠消毒證明等證件。

貧窮

“窮”深刻印在27歲的阿萊記憶裏。父母務農，家裏姐妹四個，吃飯穿衣都緊巴巴的，衞生巾就像是奢侈品。

小學六年級，升學考試，要交補課費50元。父母拿不出這筆錢，阿萊只得硬着頭皮去上學，假裝忘記帶了。她的名字因此被記在教室的後牆上，整整一個學期。哪怕後來補上了20塊錢，她也再不想上那堂課了。

六年級下學期，她月經初潮，不敢張口問父母要錢買衞生巾。小賣部的衞生巾平均一片要2毛錢。母親買來的基礎款20片，她能用上半年：衞生巾上面鋪上草紙，一片用一天也不換，經血少時，就把塑料袋墊在內褲上，再墊上紙。

這個秘密讓她看起來很不自然。每當放學，她會把書包帶拉到最低，好讓書包遮住滲到褲子上的血漬。總有幾條褲子被洗到褪色，也洗不掉那些淺黃色的污漬。

這樣的經歷王惠也有過。她已經博士畢業，是3歲孩子的母親，至今保持一個習慣：月經期儘量不出門。

她的少女時期在青島的一個村莊度過。農村小賣部售賣的月經棉臃腫不堪，像一根油條，吸水之後變得又硬又窄，經血常會側漏到褲子上。

可是這樣“不好用”的月經棉，家裏也沒有存貨。上中學時，她的父母月收入不到500元，媽媽為了省下衞生棉給她用，常常用紅色的草紙折一折墊着將就。

從王惠的村子到縣城坐公交，車費只要一塊錢。但很多人一輩子沒去過幾次縣城。直到讀高中，王惠才見到縣城超市裏賣的那種有名字的衞生巾。它們看上去那麼潔白輕盈。

王惠不想比她小8歲的妹妹經歷類似的窘境。讀大學兼職的錢，她每次補貼給妹妹，都一再囑咐，“買好一點的衞生巾給自己用”。

她覺得，“經歷過貧困，更能感同身受”。

“恥感”

還有一些少女，被來月經的“羞恥感”強烈地包裹着。

大學生趙嘉曾去到貴州凱里的鄉村短期支教。那裏的老師很少，孩子們大多是留守兒童，跟爺爺奶奶一同生活，他們看上去靦腆又好奇。

趙嘉支教的一個月裏，“100個孩子裏有30個” 只換過一套衣服，有的人校服袖口皮筋鬆了，藍色校服袖子變成了黑色，也沒有換洗。

她教的是英語，孩子們大多發音不準，她會將那些聽寫不認真，發音不對的孩子留下來，給他們補課。其中有一個五年級的女孩，聰明早熟，教過的單詞跟讀幾次就能背誦，但就是不願意好好學，經常被她留堂。

一次放學，她看到女孩褲子後面髒了，以為坐到什麼髒東西。女孩難為情地小聲告訴她，自己衞生巾用完了，拿樹皮紙墊的，家裏媽媽妹妹也要用衞生巾，不好意思開口要。

趙嘉回到宿舍，把自己帶來的一整袋衞生巾都留給了女孩。支教團聚會時，她提出給孩子們上一節性教育課。

她們約出班上發育較早的十幾位女孩，給她們講月經是成長的正常現象，怎麼和家人開口，怎麼清理保持衞生。

趙嘉驚訝地發現，女孩中只有一個人的家長講過為什麼來月經，並且教她如何使用衞生巾。

而其他孩子的家長，從未和孩子提起過生理衞生常識，甚至會批評，“來個月經就不能幹活？變嬌貴了。”一些孩子為此來了月經，也不敢和家人講。

在愛小丫基金會做了七年志願者的馬婷，給留守女童發了三四年的衞生巾“小丫包”。走進那些貧困縣的中小學，她明顯感到女孩們來月經的“恥感”，這些家庭普遍貧窮，父母去到離家很遠的地方打工，相比男性，女孩是家中被冷落的人。

來月經後，女孩們偷偷把自己不穿了的秋衣、秋褲裁剪成布，當作衞生巾使用，也不會告訴爺爺奶奶。不少農村女孩8-9歲才上一年級，到了四五年級會經歷初潮。在月經期間，也要幫家裏幹活，放牛放羊。

馬婷感到，這些未得到關照的心在忐忑地等待着一句安撫。

“春柳”

給留守女童上性教育課時，每當講到“月經”“性”等字眼，孩子們都低下頭。

志願者會告訴她們，來月經，是“你們長大了，成熟了，能替家裏分擔了，是好事情” 。

志願者問，聽懂了嗎，底下一片沉默。

課後，他們給孩子們發放小卡片，收集聽課反饋。在卡片上，孩子們留言説， “感謝老師，懂了怎麼保護自己。”

從2017年開始，上海仁德基金會發起“春柳計劃”，給四川和陝西的留守女童提供生理期關懷。秘書長王宛馨説，項目起初是給偏遠地區的女童普及性知識，但在調研過程中，他們發現，生理期問題是六至九年級留守女童的主要煩惱。

除了衞生包，春柳計劃還給女童們送去生理知識的課程，和關愛陪伴。

王宛馨説，項目起名“春柳”，也是寓意女童如春柳般羞澀嬌弱，缺少面臨生理及身體變化的勇氣，但終究也會茁壯成長。

仁德基金會發起的“春柳計劃”。

困境

至今，三山家裏還堆放着一大箱散裝衞生巾，20多元100個，靜靜地待在儲物間的一角。

散裝衞生巾的使用者是外婆。2018年，外婆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自此家裏買過的散裝衞生巾不計其數。

外婆沒用完的散裝衞生巾。

宮頸癌晚期患者的陰道和肛門會不斷分泌血液、炎症膿水和脱落的癌症組織。患者卧牀時，臀部墊着護理墊，再穿一層成人紙尿褲。因為紙尿褲透氣性不足，頻繁的穿脱不方便，很多患者家屬選擇用衞生巾替代紙尿褲。

衞生巾墊着臀部，吸收分泌物，不必與下體直接接觸，對患者來説更舒適一些。

儘管散裝衞生巾不貴，但白天每隔一個小時換一次，晚上三四個小時換一次，一週就能用完近百個。頻繁更換衞生巾，三山外婆心疼，她趁家人不注意時，替換衞生紙墊着。

家人也不想讓外婆憂心。癌症晚期病人吃的藥物艾坦一盒4000多元，醫保無法報銷，他們瞞着外婆，説一塊錢一粒。

外婆吃的藥。

照顧卧牀病人的活很辛苦，幾個小時陪上一次廁所，幾個小時買一次飯，一天換幾次衣服，都要清清楚楚。擔心別人照顧不上心，家人沒有請護工，就三山、媽媽和舅舅倒着班看護。

每天上班前的5：00-9：30，三山去醫院，到了9：30媽媽再來換班。等到媽媽上班時，就是三山和舅舅倒班。

媽媽的工作做一天休一天，常常是她下了班就直奔醫院過夜，一個月回家一次，在醫院裏睡了兩年的摺疊牀。

每次為外婆清洗完分泌物，他們都會擦上消毒用品，撲上產婦用的松花粉保持乾燥。同病區的患者中，只有外婆從來沒有長過疹子，因為衞生巾更換的勤。

三山分不清外婆是裝作樂觀，還是對自己病情並不清楚。她總是説，一個人在醫院就可以，趕着家人離開。

老家房子那整條街都是紡織廠和服裝廠，外婆年輕時在棉紡廠工作，喜歡做手工。三山還沒結婚，外婆就開始給她將來孩子的做枕頭了。

生病的第一年，她還偷偷地給三山做棉拖鞋，恨不得把她一輩子的棉拖鞋都做完。

外婆給三山縫製的棉拖鞋。

今年5月，外婆昏迷之前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給三山未來的丈夫包紅包。半夜裏，她醒過來，抓着外公的胳膊清點嶄新的紙幣，整整齊齊地包好，放在枕頭底下。

這之後，她再也沒有醒過來。散裝衞生巾，讓三山想起外婆。

在我國，每年宮頸癌新發病例多達10數萬人。有售賣散裝衞生巾的網店店主向媒體透露，他們的商品大多流向北京、上海這樣一線城市的腫瘤醫院。

散裝衞生巾就這樣連接了發達和貧困地區的不同女性的境遇。

13歲時，貴州女孩雅倩曾與身為扶貧幹部的媽媽去到農村。在一個貧困户家裏，她發現自己來月經了，對方找來一塊棕褐色的粗布給她，説她和孩子都用這種月經帶。

她也跟隨母親去到醫院，在婦科病房，蓋着髒污的被褥的婦女被問到病情，難以啓齒。母親告訴雅倩，有人來例假時使用了不潔的衞生品，被感染了病菌。

在王宛馨看來，散裝衞生巾的話題被熱議，也許能讓大家關注到這些女性的困境，儘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