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重新塑造了中國的國民氣質 | 李子暘_風聞

導讀

平凡中的偉大，瑣碎中的壯烈，這就是中國人在那個特定歷史時期表現出來“抗戰氣質 ”，從這個角度來説，抗戰永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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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有一個讓人深感無奈之處，那就是當時當事人的真實感受，很難流傳下來。後人通過史料理解歷史，即使史料足夠豐富，往往也只能浮於表面，並且禁不住加上自己的穿鑿附會。如果古人地下有知，看到今日被描述出來的歷史，大概率會啞然失笑甚至哭笑不得。

抗日戰爭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之一。

在今天國家富強的背景下回望抗日戰爭，很多人或者把抗日想象得太簡單太輕鬆，或者把當時中國的政府和軍隊想象得太笨拙太低能。這兩種傾向的共同結果是，看不到當時國家和民眾在艱苦抗戰中表現出來的獨特氣質。而正是因為有這種獨特的氣質，現代中國才涅槃而生。

這種獨特的“抗戰氣質”，我非常希望能有文藝作品生動地表現出來，可惜，至今還沒看到。

晚清民國以來，中國國力的衰弱，往往是今天的人們難以想象的。不僅國家的經濟、工業水平很低，更重要的，現代國家所必需的國民意識，中國極度匱乏。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等外國軍隊入侵中國時，廣大民眾基本袖手旁觀，認為這是皇上家的事情，和自己無關。

民國建立以後，雖然國家有了框架，但各地軍閥混戰不休，內憂外患不斷。國民則仍然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魯迅先生對國民性的嚴厲批判，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產生的，不可謂不深刻。

但是，怎麼辦呢？批判畢竟不能代替建設。怎麼讓幾萬萬中國人凝聚起來，像同一個國家的國民那樣結成整體呢？

當時的人們，對此基本是絕望的。汪精衞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

汪精衞在歷史上的定位就是賣國賊。但如果你因此認為汪精衞一直就是個陰險小人，那也冤枉了他。參加革命時，汪精衞是個熱血青年。掌權後，汪精衞對國家也盡心盡力。

1931年918事變。幾個月後轉過年來，1932年128事變。1月29日，國家危難關頭，汪精衞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這時的汪精衞，是堅決主張抗日的。對不抵抗放棄東北的張學良，汪發電報嚴詞斥責。

可是，雖然汪精衞身居要職，卻並不掌握兵權。張學良根本就不拿他當回事。不但回電辯解，反而繼續向政府索要經費。汪精衞大怒，要求蔣介石制裁張學良。蔣只是和稀泥。汪精衞氣得撂了挑子，辭職去歐洲了。

正是在和張學良這樣的軍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汪精衞漸漸感到絕望，感到中國的軍隊不但武力不如日本，鬥志更是一塌糊塗，狀同匪類。汪覺得，依靠這樣腐敗不堪的軍隊，根本不可能和日本人作戰。這是汪精衞後來失去抵抗意志，甘心投敵的主要原因。

軍隊如此不堪。民眾是否支持政府抗戰呢？

1933年汪精衞從歐洲返回中國，到1935年他遇刺險些喪命再次出國。這期間，汪精衞主要負責外交工作，1933年，他主持和日本簽訂《塘沽協定》。在這幾年中，汪精衞感到的，只是越來越濃的絕望感和無力感。對於類似《塘沽協定》這樣的外交事件，國內幾乎無人關心。民眾依然是散沙一片。總之，汪精衞看到的，就是晚清民國以來一以貫之的民眾渙散和軍隊腐敗。

但是，實際上，**進入1930年代以後，中國國家和國民的氣質，正在發生急劇變化。**汪作為國家級的政治領導人，沒有及時地捕捉和感覺到這種急劇變化。這是汪最大的失誤和失敗。相比之下，蔣介石在這方面就要高明很多。

對1930年代以來中國人氣質的急劇變化，我還沒看到有深入的介紹和分析，所以，其中的過程並不清晰，但明白無誤的事實是，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時，相比1933年《塘沽協定》時，相比1932年128事變時，相比1931年918事變時，以及相比之前的整個晚清民國時期，中國人的國家情感、愛國精神變得空前的強烈和飽滿。

有意思的是，現在回頭去看，日本人應該是感受到了這一點。由此他們意識到，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如果他們不能抓住這最後的機會侵犯中國，以後，隨着中國國家實力的增長，尤其是中國國民國家觀念、愛國精神的高漲，日本將永遠不再有機會進犯大陸。

蔣介石充分感受到了社會和國民的變化，所以，雖然由於國家實力還很弱小，他很希望能避免對日開戰，希望能多爭取幾年和平建設的時間，但當七七事變爆發以後，蔣介石知道，和平已經不可能了。

在廬山講話中，蔣介石明確表示：

“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有人可能以為蔣介石這是在唱高調。其實，當時，認為蔣是在唱高調的人，更多。周佛海等人就組織了“低調俱樂部”。低調俱樂部的成員包括周佛海、顧祝同、朱紹良、梅思平、陶希聖、羅君強、胡適、陳布雷、陳立夫、張君勱等高官大員，汪精衞當然是低調俱樂部的精神領袖。這些人對中日戰爭非常悲觀，認為“戰必大敗”。對蔣介石帶領下全國迅速高漲的抗日熱情不以為然，認為是在唱高調。

其實，蔣介石當時在一次接受記者採訪中説的話更重要。那些話的大意是：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可能對日妥協了。中國民眾已經不接受了。如果我今天對日妥協，我明天就會下台。

作為政治領導人，這就是蔣介石的高明之處。對國家的弱小和力量不足，對日本軍隊的強悍和野心，蔣介石當然心知肚明，但他同樣對中國國民的覺醒和國家意識的高漲，有充分的認識。這或許和他之前在西安的經歷有關，但不管原因是什麼，蔣介石意識到了國家和國民氣質的變化。

隨後爆發了慘烈的淞滬會戰。很多人從軍事戰略的角度分析淞滬會戰。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角度，那就是，當日軍在華北發動侵略步步深入時，國民政府沒有把抵抗侷限在華北，而是主動在淞滬對日軍發起攻擊，這表明，**中國已經是一個整體。**不會再有《塘沽協定》之類的地方性外交了，從此，中國將以一個國家的整體形式和日本血戰到底。

政府的這種堅決態度帶動了民眾。民眾的國家觀念和愛國精神本已高漲，加之政府的抵抗決心，曾經一盤散沙、渙散軟弱的中國人，轉而變成了頑強的戰士和熱烈的愛國民眾。

這個轉變過程，最迷人，也是最讓人困惑之處就在於，魯迅先生筆下那些麻木、愚昧的國民，是怎麼在短短十幾年間氣質發生如此轉折性變化的？這期間中國社會心理的巨大變化，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大課題。

更讓人慨嘆和讚歎之處在於，不畏犧牲、英勇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國軍隊和民眾，其表現並不像後世某些文藝作品表現的那樣咋咋呼呼、大喊大叫、感情豐富。他們依然保持着以往的木訥和淡定，或者説是麻木。比如圖片中這個孩子一樣的士兵。他似乎在做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而不是身綁手榴彈即將赴死。

他們並不自詡是在做偉大壯烈之事，他們只是老老實實地按照上級的指示去做各種具體瑣碎之事，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分明是最勇敢、最無畏、最有犧牲精神的壯舉。面對有着壓倒優勢的日本軍隊，他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敢死隊員，都絕少倖存的可能。到底是什麼心理在支撐他們如此無畏呢？

平凡中的偉大，瑣碎中的壯烈，這就是中國人在那個特定歷史時期表現出來“抗戰氣質”。

實際上，中國現代國家，就是在抗戰中成形的。沒有什麼比並肩作戰、共赴國難更能把人們鍛造成一個堅強整體了。

遺憾的是，大量表現抗戰的文藝作品，並沒有讓我們感受到這種“抗戰氣質”。他們表現出來的抗戰，太有文藝範、太刻意、太輕鬆或者太笨拙了。一言以蔽之，不嚴肅。抗戰當時當事人的感受和表現，沒有被後人感知和理解。

我總覺得，這種“抗戰氣質”正包含着中國人生生不息、積極樂觀、百折不撓的文明密碼。正如老子在《道德經》中描述的水的特質，看似柔弱不爭的水，實際上卻無堅不摧無往而不勝。中國文明也正因此源遠流長連綿不斷。

抗戰已經勝利多年。如果今天我們仍然從黨派之爭或某些軍事角度對抗戰爭論不休，那其實是沒有理解抗戰的精神核心和歷史意義。時間距離已經足夠長，作為後人，我們應該像司馬遷説的那樣“通古今之變”，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找到內在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找到和認知我們中國人的精氣神。

從這個角度來説，抗戰永不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