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個被迫崛起的城市_風聞

這幾天，成都又出息了一把。

　　在最近公佈的最新一期《世界城市名冊》中，成都，成為了唯一獲得**β+**評級的中國城市。

　　別小看β+。

　　換算到中國概念，就是二線城市中最能打的。排在成都之前的，只有被評為α的北上廣深。

　　並且，這是國際公認的能打。

　　自1999年首次發佈以來，GaWC的這份名冊，就被譽為“全球關於世界一、二、三、四線城市最權威的排名。”

　　不過，問題也跟着來了。

　　成都，雖然是四川的省會。但是四川，卻一直不是什麼明星省份。成都，也不是經濟特區，GDP也不出色，一直混的都是普通的二線城市圈子。

　　如果不是2017年趙雷的一首《成都》走紅，至今，很多外地人可能都搞不清四川的省會是哪裏。

　　根據地理條件，理論上説，成都也是沒什麼機會發展起來的。

　　偏居西南、羣山阻隔的成都，相對於北方城市，缺少政治優勢；相對於南方城市，缺少經濟優勢。

　　而且，在四川盆地中，還有着一大強敵——重慶。

　　蜀道難是公認的，出蜀和入蜀，本就不易。成都，三面被大山環繞，並且大山的後面是廣袤且經濟不發達的西北地區。

　　通往東南經濟發達地區的道路，還正好被重慶攔截。

　　而且，重慶還在1997年被劃成了第四個直轄市。在此之前的北京、天津、上海，發展速度，有目共睹。

　　成為新寵之後的重慶，政治和經濟地位空前提升。成為西南地區最具吸引力的城市，資源和人才，都向重慶方面靠攏。

　　重慶GDP則向一線城市靠攏，2020年上半年，已經正式超過廣州。

　　這對重慶來説當然是大好事，但是對成都來説，確實雪上加霜。

　　成都，是靠什麼逆襲的？

　　其實網上對成都，一直有很多爭論。

　　比如：四川“以全省之力供養一座城市”，四川大半的好學校、半數以上的科研投入、最好的發展政策，都給了成都。

　　成都“吸乾”了整個四川最好的資源和人才，才變得很能打。代價就是，整個四川不再有第二個能打的城市。

　　成都，真的吸乾了四川嗎？

　　1

　　要弄清楚成都有沒有吸乾四川，首先要弄明白，成都為什麼突然就變強了。

　　這場命運轉折，要從2008年汶川地震講起。

　　乍一看，很奇怪，這一年，成都明明受了災，卻是四川受災地區中唯一沒有接受中央財政補貼的城市。

　　按照地理位置來看，汶川直線距離90公里外的成都，是距離震中最近的超大城市。這場災難，成都地區有4300多人死亡，67萬户房屋毀損，282萬人受災。

　　那麼，受災嚴重的成都為什麼不要中央財政援助？

　　要知道，災後重建費用並不是小數目，截止到2010年，實際投資已經超過1.7萬億元。

　　**成都，卻沒有要錢。他們選擇要來了一項政策。**這對於成都來説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

　　而談到這場**“抉擇”**，離不開成都歷史上連任時間最長的市長——葛紅林。

　　2001年，當時上海寶鋼集團的副總、寶鋼研究院院長葛紅林，作為西部掛職鍛鍊的第一批幹部代表，在掛職大會上發言。

　　可能連那時的他自己都沒想到，兩年掛職期滿，技術流的葛紅林竟然被選舉為了市長。

　　從技術研究、央企高管到政府領導，這次身份突變，讓他產生一個非常規想法。多年後，他曾這樣描述自己的理念：“當一個職業化市長。”

　　再後來，他稱之為“城市CEO”。

　　成都，需要一個善於經營的CEO。

　　葛紅林上任這一年，成都被劃分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一定程度上説，成都就是被畫了圈的深圳。

　　上任之後，葛紅林就開始投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攻堅戰”——打破成都城鄉分離的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

　　按照規劃，成都要從過去城鄉雜亂分佈的狀態，規劃成現代化城市格局，並且將農業户口、非農户口，統一更改為居民户口。

　　作為市長，葛紅林可以直接將農民從農村平房“逼上樓”，直接成為城裏人。畢竟，農民的房屋價值提升、生活條件更好，也能接受。

　　但作為”城市CEO“，葛紅林很注重“股權”問題。

　　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的農民，並不是人人都願意在城裏生活，也並不是人人都能在城市中活得下去。

　　所以，葛紅林提出：“把農民的權利還給農民，以達到‘還權賦能’的目的。”

　　農民不是空手進城，而是拿着4張證。農民原本擁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集體用地使用權、集體資產分紅權，依舊還屬於自己。

　　農民成為了新城市的“股東”。

　　另外，葛紅林還特別注重“售後服務”問題。

　　2003年上任之後，他誓將城鄉雜亂分佈、基礎條件懸殊的成都，變成佈局合理、城鄉一體式新城市。

　　發展的路子很對，但是發展要用的錢從何而來？

　　作為城市的經營者，最能拿得出手的本錢，向來都是——土地資源。

　　但是同樣是賣地，方式卻是有區別的。土地從何而來？是讓一小部分人得利、還是讓利於多數人？

　　企業管理者出身的葛紅林，做法就比較高明：通過城鄉一體化“擠”出土地，並且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在成都的城鄉重新規劃之前，農村居民呈現小、散、亂“滿天星”的佈局，人均建設用地175平米，土地利用率很低。

　　規劃之後，通過公共設施搭建，重新遷居後的農村居民，人均建設面積下降到39平米。資源重新規劃，就節約了75%的空間。

　　農民佔地少了，但所佔的地價值提高了，生活質量也提升了，皆大歡喜。

　　這些節省出來的土地，就流入了市場。並且，重新規劃之後，價格也大大提升。

　　2002年8月，成都市首次土地拍賣，藍光集團分別以585萬元/畝、465萬元/畝拿下1、2號地的開發權，被稱為當日“地王”。

　　2003年之後，成都市區的土地拍賣，不論數量還是價格都進入巔峯時刻。僅2004年一年，拍賣、轉讓的土地面積就達到前4年的總和。

　　到了2007年，成都三環以內已經很難找到1000萬元/畝之下的土地。當年的“地王”，已經不值一提。

　　重新規劃了一下城市，能賣的地就多了。貴了，成都就有錢了。

　　2008年1月18日，成都人大會議上，“點石成金”的葛紅林再次連任市長。

　　然而4個月後，意外發生了。汶川地震了。

　　成都受災嚴重。在全民救災的同時，葛紅林心裏也暗下決心：“一定要在我的任期內實現災區的鳳凰涅磐。”

　　然而，當時的成都發展，面臨一項重大的難題——土地不夠多。

　　在此兩年前，2006年，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明確一項方針：18億畝耕田，是未來5年不可逾越的一道紅線。城市建設發展，不能侵佔耕地。

　　成都要發展，僅僅靠城鄉一體化節省出來的土地，是遠遠不夠的。但是城區外的耕田紅線，又是一道不容商量的緊箍咒。

　　**危難，往往也暗藏機遇。**地震來了，是破壞；但是重建，卻是機遇。

　　汶川地震當年，全國財政收入6萬億元，地震災後重建預算要花一兩萬億。同年，還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為此國家又拿出4萬億救市。

　　成都如果不要政府財政補貼，是給國家減了一個重負。當然，也就換來了一個向國家提要求的好機會。

　　據稱，在此之前，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成都方面還向國土資源部派出了一支考察隊，軟磨硬泡了2個星期，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最終，成都的緊箍咒，解開了——率先在全國試行增減掛鈎政策。

　　這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説，就是成都城區向外擴張，沿着城區向外“借”多少耕地，就在甘孜、阿壩、涼山等兄弟地市開荒多少農田，進行遠距離歸還。

　　成都的這一“特權”，效果立竿見影。

　　截止2007年底，成都城區面積只有408平方公里。2年後，面積就擴大了4.6萬畝，達到439平方公里。

　　如今，成都城區面積已經超過1006平方公里，12年時間，增長了約1.5倍，再造了一個成都。

　　成都的房價，也從2007年的5000多塊一平，一路漲到13000多。

　　而成都騰出地方之後，就連續出台誘人的招商引資政策，吸引各地企業前來落户。

　　近水樓台先得月，首先跑過來的就是四川本省的企業和人才。

　　截止2017年，四川全省21個市中，共有104家上市企業，成都獨佔75家。成都一市佔據全省GDP的37.6%，匯聚了全省1/5的人口。

　　成都，成為了四川境內唯一的超級城市。

　　這也是為什麼，成都以外的四川人，有一個多年的積怨：成都吸乾了四川。

　　這事，為什麼就沒有人來管一管？

　　憑什麼成都能夠這樣一直“肆無忌憚”地一邊賣地、一邊招商？僅僅是因為成都當年沒有拿政府補助？

　　2

　　要看看成都是否真的吸乾了四川，我們還必須要聊一聊，相愛相殺的兄弟城市——重慶。

　　在汶川地震之前，對四川起到關鍵節點作用的事件是——三峽工程。

　　1918年一戰結束之後，本着利用西方技術發展中國實業的想法，孫中山發表了關於三峽水電資源的論著，引發中國工商界廣泛熱議。

　　然而，直到74年後的1992年，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才正式通過了建設三峽工程的決議。

　　三峽工程的目的是根治長江水患，並充分發揮電力、航運效益，這當然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

　　但問題是，三峽水庫淹沒區涉及20多個區縣、上百萬移民。

　　拆遷一個小區都不是小事，更何況百萬移民。直到2010年，耗時18年，移民工作才得以完成。

　　而對於這些舍小家為大家的移民，政府的目標不僅是搬得出、穩得住，而且要實現逐漸致富。這羣人大部分都是重慶人。

　　移民的重擔，自然交給了重慶。

　　當時的重慶，作為老工業城市，在國企改制浪潮中，數十萬職工下崗問題還沒有妥善解決。看起來，重慶就是一尊不能自保的泥菩薩。

　　重慶靠什麼承擔起百萬移民的善後問題？又如何讓這些人致富？

　　時至1990年代，被畫圈的深圳，已經開始創造神話。於是重慶，也被悄悄地圈了起來。

　　早在1985年1月，李鵬向鄧總設計師彙報三峽工程移民的安置問題時，鄧公當場就表示：“可以把四川分成兩個省，一個以重慶為中心城市，一個以成都為中心城市。”

　　1997年3月，重慶成為北京、上海、天津之後，第4個直轄市。

　　重慶，正式被畫了圈。

　　光環是有了，但是除了接下移民這個燙手的任務，涪陵、萬縣、黔江三地也歸重慶代管。

　　當地有一句俗語：“養兒不用教，涪達萬去走一遭。”

　　這是因為，當時，涪陵、達川、萬縣都是遠近聞名的窮窩，去那邊待一陣子，過一段苦日子，孩子就變乖了。黔江，也是從涪陵劃分出去的。

　　也就是説，多划過來三個地區，反而讓重慶的日子更加難過了。

　　考慮到這一系列因素，1996年10月，蒲海清領銜的重慶領導班子，被李鵬叫到一起，通知他們中央小組研究後的結果：重慶原本每年上交四川的1.8億元，免了。每年上交中央的13億，減免1.5億。

　　沒想到，蒲海清聽完後，卻“獅子大開口”：交四川的1.8億免了，沒意見。交給中央的13億，要減免6億。

　　這位重慶直轄市第一任市長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超出所有人預料。李鵬當場批評：蒲海清，你不要講了。你老是講困難，現在中央這麼支持你，你還是叫窮。

　　沒想到，這個蒲海清不僅不順坡下驢，還“蹬鼻子上臉”：今天總理、財政部長、計委主任都在，這是我最好的發言機會，現在不説等到哪個時候説？

　　最後，會議不了了之。

　　然而，會後吃飯時，蒲海清卻圍着李鵬道歉，同時，繼續哭窮。

　　很快，李鵬告知了中央第二次研究的結果：重慶每年交中央的13億減少3億。

　　並且，李鵬還從總理預備費中撥出1億元，作為重慶直轄市的開辦費。

　　12月，吳邦國下來考察，蒲海清繼續哭窮。要求很明確：每年再減少3億。

　　最終，中央同意了這一請求。開始説是免5年，不過後來財政制度改革，重慶一直沒交這筆錢。

　　除了少交錢，蒲海清還給重慶開了一劑猛藥：猛搞建設，猛拉人頭。

　　要想富，先修路。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基建，必須要先搞起來。

　　1992年，重慶年固定資產投資才剛剛突破100億元。

　　到了1998年，劃成直轄市的第二年，重慶的固定資產投資就達到了500億元。

　　1999年，蒲海清卸任。二任市長包敍定接棒，不僅基建打法不變，他還公開表示：“力爭用五至十年時間，建成和具備現代化大城市功能的市政基礎設施。”

　　2002年，包敍定卸任這年，重慶固定資產投資達到1000億元。

　　此後，重慶更換了多任市長，仍是繼續搞基建，並且以每年1000億的速度猛增。

　　確實，對於一座山城來説，基礎建設不行，什麼都玩不轉。

　　截至2014年底，重慶已建和在建橋樑已達1.3萬餘座，數量在全國城市中位居首位。高速公路里長、密度均處於西部地區第一。重慶還是中國長江上游地區唯一彙集水、陸、空交通資源的特大型城市，是西南地區綜合交通樞紐。

　　從設立直轄市之初，重慶就出台了61項招商引資政策。簡而言之一句話，來了就是重慶人，税交得少，錢賺得多。

　　1997年，重慶依靠政策優勢，在西部率先引入全球商業巨頭——法國家樂福超市。緊接着，太平洋百貨、肯德基隨之而來。全球500強的世界變壓器生產巨頭瑞士ABB等製造類企業也開始登陸重慶……

　　如今，全球500強企業，已經有287家入駐重慶。企業來了，人就來了，從1997年到2017年，20年間重慶人口增加400萬。

　　對於重慶來説，這些都是好事。

　　不過，對於四川來説，就不全是好事了。

　　在成為直轄市之前，重慶只是四川的一個市。1996年，重慶GDP只有857億元，比成都還少12億元。

　　1997年之後，重慶直轄，成了“外省”。

　　如今，重慶GDP已經超過廣州，排在北上深之後。快速發展的重慶不僅要“吸血”四川，川外的資源和人才，也很難越過重慶到達四川。

　　畢竟，這個盆地內，大家的選擇並不太多。

　　要想和重慶競爭，四川，必須有所動作。

　　3

　　四川，必須有一個能打的。

　　否則，有了重慶，為什麼還要入川？

　　環視四川，最能打的市，就是省會成都了。成都，必須露出來。

　　而且，國家也不會坐視重慶吸乾四川，2003年，成都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似乎宣告着，被畫圈的成都，要和重慶進行賽馬了。

　　成都，可謂是全四川的希望。

　　與“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重慶相比，位於四川盆地沖積平原的成都，具有天然的地理優勢。

　　重新歸置一下城鄉劃分，明確一下一環、二環、三環，按環標地價，錢就來了。

　　不過，失去先發優勢的成都，僅僅靠賣地，是很難打得過重慶的。作為後進者，必須更努力，才能被人看到。

　　幸運的是，重慶暫時的喘息，給成都創造了機遇**。**

　　重慶曾是顯赫一時的摩托車之都、汽車之都、筆電之都，但是如今的重慶，卻變得有點不太能打了。

　　1996年-2006年，是重慶摩托車的黃金十年。這期間，重慶每年摩托車產銷量超1000萬台，發動機超2000萬台，佔我國摩托車產業半壁江山。

　　1999年之後，力帆、宗申、隆鑫、嘉陵等重慶摩托車品牌進入越南等東南亞市場，快速佔領了當地80%的市場份額。

　　然而，由於“自己人”的無序競爭，價格越來越低，偷工減料越來越多。中國摩托車在東南亞市場成為“低劣”的代名詞，逐漸被擠出市場。

　　隨着國內城市管理條例變革，各大城市陸續禁摩，市場再次萎縮。摩托車之都，也隨之改換了支柱產業**。**

　　2009年之後，重慶大舉招商引資，引進汽車和筆記本電腦生產線。

　　直轄市的魔力，非同小可。2009年之後，汽車和筆電，每年增速都在20%以上。到了2016年，重慶工業產值2.4萬億，汽車和筆電就佔到1萬億，近半壁江山。

　　然而，2016年巔峯時刻之後，遭遇天花板的汽車和筆電產業，都開始走下坡路。當年的老工業城市，再次顯現老態。2018年，重慶全年工業增加值5997.7億元，卻是2001年以來的新低。

　　舊引擎失靈之際，重慶也開始佈局人工智能、大數據、智能製造等新引擎。不過，新引擎還沒有跑起來。

　　而另一邊的成都，卻早****就押注了高新技術產業。

​　　就在重慶汽車、筆電巔峯之年，成都已經成了軟件大户。2015年，成都軟件服務業營收超過3000億元，規模體量約佔全國的4.8％、西部地區的45.9%。

　　這組數字背後，是微軟、思科、IBM等世界500強，以及華為、中興、騰訊國內軟件強企業，不斷在成都投資建廠。

　　2020年，增速迅猛的軟件服務企業，很可能是成都首個萬億級產業。

　　除了軟件企業，成都也成了新經濟企業在西南地區最大的俱樂部。

　　隨着騰訊全國新文創總部、網易成都數字產業基地、快手直播電商全國總部等，紛紛落户成都，如今，成都新經濟營收已經突破4000億元。

　　在全球疫情陰雲未散的當下，成都還擁有另外一項讓其他城市羨慕的產業——醫藥健康。

　　成都境內不僅有科倫藥業、倍特製藥、康弘藥業等一批本土行業領軍企業，還吸引了賽諾菲、艾爾建等世界500強企業。

　　在成都的產業規劃中，2020年醫藥健康產業營收將達到5000億元，2030年這一數字將變成2萬億。

　　除此外，成都已經突破了“地理封鎖”。

　　成都青白江片區坐擁亞洲規模最大的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從成都開往歐洲的班列，連續多年位居全國第一。這不僅從根本上打破西部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必須依賴港口的歷史，也讓成都成為聯通中歐的橋頭堡。

　　不僅如此，成都還已經搭建了一條空中絲綢之路。開通國際航線102條，位居中西部第一，覆蓋了北美、歐洲、大洋洲、非洲以及亞洲的國際大城。

　　近年來，成都雙流機場不僅是國內吞吐量Top10 的機場，2020上半年，甚至還超過北京、上海，排到了第一。

　　因此，在今年的《世界城市名冊》中，成都成為唯一入選β+評級的二線城市。這是在GDP之外，成都國際影響力和經濟潛力的證明。

　　即使拿GDP來比較，與重慶相比，成都也並非完全落於下風。

　　2019年，重慶GDP為23605億元，成都為17012億元。重慶遠高於成都。

　　不過，重慶是省級單位，擁有3124多萬人。成都只有1658萬人。重慶人數，接近成都的2倍。

　　如果計算人均GDP，重慶為7.6萬元，成都為10.3萬，成都要高於重慶。

　　更何況，成都的電子、新經濟、醫藥都處在快速增長階段，而重慶舊產業已經衰老、新產業還未長大，成都的“內力”已經超過了重慶。

　　一座城市的競爭力大小，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就是，年輕人是否願意背井離鄉到此做“漂客”。

　　2017年，我國主要城市人才淨流入排行中，東部的杭州位居第一，南部的深圳排第二，西部的成都名列第三。

　　而在同年的《中國海歸就業創業調查報告》中，成都以6.6%的佔比，僅次於北京上海位居全國第三。

　　至此，可以説成都長大了，有了和全國甚至世界城市爭雄的能力。

　　這份能力，的確來自於整個四川。

　　要想富，先修路。佔四川總面積2.5%的成都，各級公路、高速公路里長，是兄弟地市的數倍甚至數十倍。

　　其次，是人才。

　　縱觀四川，共有42所本科院校，23所在成都。其中，6所頂級教育資源的院校，5所在成都。整個四川近一半的研發人員、科研投入都在成都。四川境內存款、貸款等各項金融指標，成都也佔了一半。

　　2000年-2016年，四川全省人口減少了145萬，成都人口卻增加了578萬。

　　GDP不能代表一切，卻能反映出財力的差距。

　　2017年，成都一市GDP達13889.4億元，佔到整個四川近37.6%，

　　成都的經濟體量，是四川第二大城市綿陽的6.7倍，是最後一名甘孜的53倍。

　　沒有整個四川的全力支持，成都的確不會有今天。

　　尾聲

　　不過，成都並非就是一隻“吸血鬼”。或者説，“吸血”並不是它故意為之。

　　試想當年，如果不是為了根除長江水患，試行水力發電、探索清潔能源，就不會有三峽工程。

　　如果沒有三峽工程，就沒有百萬人移民，或許重慶也不會在1997年劃成直轄市。

　　如果重慶不劃成直轄市，重慶和成都這對四川雙子星，就不會在短期內快速拉開差距。

　　那麼，國家以及四川當地，也不會這麼着急要為四川謀求出路。而這個出路，如今看來，就是讓省會成都先富起來。

　　退一步説，如果當初選擇的不是成都，而是綿陽或者甘孜，那麼，“吸血鬼”的帽子或許就要戴在綿陽、甘孜的頭上。

　　但是歷史不允許假設。小到個人，大到城市，都會被歷史裹挾，做出不得不做的選擇。

　　我們能做的，就是用一個接一個補丁，不斷修補歷史潮流中湧現的Bug。

　　從2017年的人才淨流入，就看得出，成都已經很能打了。成都也開始進入修補Bug階段。

　　過去，成都是吸四川獲得能力，然後和外省打。而此後，成都是吸全國甚至全球，來反哺四川。

　　2018年6月，四川提出“一干多支，五區協同”的發展戰略，被外界解讀為要打破成都一家獨大的局面。

　　不過，打破，並不是通過瓦解、縮小來實現，而是共同壯大。

　　同年9月28日，成都市政府與綿陽市政府簽訂《關於加快推動成綿一體化發展合作協議》。

　　1個月後，成都又與宜賓、瀘州簽訂類似“一體化”協議。

　　之後，成都以每個月聯手一兩個兄弟地市的速度，不斷簽訂合作協議。成都的重大裝備製造、生物醫藥、港運等產業不斷向兄弟地市轉移。

　　讓重慶先富起來，引入競爭；讓成都後富起來，再引入競爭，讓成都帶動更多後富。這或許才是當初設計者的初衷。

　　這些年，很多人對成都羨慕嫉妒，甚至咬牙切齒。

　　但對四川來説，也許這是尋求突破的最好路徑，也是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階段。

　　當年，成都和自貢，也曾是齊名的雙子星。然而時隔多年，沒有發展起來的自貢，漸漸在競爭中被甩在了後面。

　　勝敗乃兵家常事。和平年代，沒有戰爭，但是經濟競爭，也是同樣的殘酷。

　　四川和重慶的競爭，也像當年的成都和自貢一樣，假如****不行非常之事，或許自貢，就是四川的另一條命運。

　　這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也沒有兩個相同的城市。

　　感恩不同城市間的差異，讓我們看到千姿百態的世界；也感恩激烈的競爭，讓中國的城市變得更強大。

　　有機會，我想去重慶吃火鍋，讓你吃火鍋底料，説一句“勒是霧都”。

　　再到成都的街頭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燈都熄滅了也不停留。

　　四川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