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有麻煩了_風聞

　　作者 | 浦瀟

　　2020年9月1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宣佈，以涉嫌非法繼承經營權為由，對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提起不拘留起訴。

　　檢方懷疑三星在2015年的三星物產和第一毛織合併過程中，不惜會計造假造成貶值局面，從而為李在鎔接班營造有利環境，並在調查李在鎔等集團高管的介入程度。

　　這並不是李在鎔陷入的第一場醜聞。

　　2017年，他捲入了韓國前總統朴槿惠“親信干政”事件，彼時，恰逢三星試圖打破傳統追求極致外觀設計，在技術層面冒然前行導致“機皇”Note7自燃被召回。

　　2017年1月23日，三星電子公司上午在韓國首爾召開新聞發佈會，與三家獨立調查機構聯合公佈三星智能手機蓋樂世Note7燃損事件調查結果，表示燃損原因在電池

　　52歲的李在鎔作為三星集團實際掌門人，這些有關於他的事件都給三星一直試圖精心打造的龐大帝國當頭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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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與韓國政治的伊始

　　1936年，通過將韓國的魚乾、蔬菜等出口到中國東北，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喆挖得了第一桶金。隨後，他靠着自己精明的商業頭腦和審時度勢的卓越眼光，先後創辦韓國第一家糖廠、第一家毛紡織廠和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肥料廠，從此，開啓了三星集團早期的飛速發展道路。

　　彼時，韓國剛剛走出二戰陰影，百廢待興。時任韓國總統的朴正熙，一手制定出口和重工業立國的政策，通過舉全國之力、外資注入等方式，集中力量扶持起了幾家韓國大企業，以應對激烈的國際化競爭。

　　朴正熙隨後發起了產業政策向重化工躍進的行動，通過鄉村勞動力支持，成功將韓國從依靠農業轉變成依靠製造業的經濟體。朴正熙與李秉哲關於肥料廠的約定，也是這個時期定下的。

朴正熙

　　因為三星無法僅靠自己建化工廠，朴正熙就讓李秉哲暗地藉助日本的資助。**但大筆突然出現的資金不能給民眾合理的解釋，於是，李秉哲聽從朴正熙的建議——為了轉移視線，從國外購置大批量家用產品。**結果這件事被敵對政黨查到有走私問題，受到全國鋪天蓋地的指責。

　　這件事也由此拉開了三星與韓國政治戲劇化的關係大幕。

　　後來，三星因糖精走私的醜聞爆發，李秉哲被迫辭職。本來按照“立長不立幼”的思想，李健熙作為家裏的老三接位，本是不可能的事。

　　但李秉哲的長子李孟熙瞞着父親聯合他人企圖內部分裂，次子李昌熙被捕後呈書青瓦台羅列父親的走私罪狀，老三李健熙才接替了父親的職務。

　　如果説李秉哲讓三星成為了韓國首屈一指的貿易集團，那麼，李健熙就是遵從父親的指引，通過兩次新經營運動，把集團變成依靠科技和電子產品出口的超一流企業。

李健熙

　　在李健熙的掌舵下，三星通過降薪10%、減少投資和賣掉汽車部門等舉措，扛過了亞洲金融危機，並帶領三星在半導體等高新技術發展領域超越了日本東芝、索尼等巨頭。

　　可以説，當時的三星給韓國民眾及韓國政府看到的，是一家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和顯而易見發展趨勢的明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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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與財閥間的秩序

　　自朴正熙時代開始，韓國通過政府對大企業的扶持，在朝鮮戰爭結束後的3、40年的時間裏，成功實現了經濟轉型，人均GDP翻了100倍，最終實現了經濟增長到成熟經濟體的轉變。

　　與此同時，以三星為首的大企業在政府扶持的便利下，越滾越大，最後走向失控，成為隻手遮天的家族企業。韓國人還為此而創造了一個詞Chaebol（재벌），即“財閥”。

　　朴正熙的強力維新憲法制度締造了“漢江奇蹟”。這種制度因為建立在對勞動力的經濟動員和政治控制之上，一方面導致了勞工不滿福利分配抗議。另一方面，政府操控國有化商業銀行提供了大量貸款給財團，工業也集中在少數幾家財團手上，財團因家族管理運作不透明，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韓國首爾街頭

　　然而，這些都與韓國走出貧困、過中等收入陷阱實現轉型後所需的自由市場空間相矛盾，這也給反對黨製造了口實。

　　朴正熙死後，威權政府的內鬥逐步顯現，全斗煥上歷史舞台。全斗煥為推進政權穩定，開始削弱朴正熙留下的力量，企圖實現財政約束，所以壓縮了大企業的信貸，但依然難以撼動財閥的壟斷地位。

　　甚至那些較小的韓國企業雖然眼睜睜看着資源流向少數的集團，但他們大多數認為，民主化運動下的勞工關係變化，會影響到因穩定的政商關係而產生的經濟利益，所以也並不支持全斗煥。

　　同時，全斗煥的出口帶動型增長戰略、放開直接投資的經濟方案，也進一步加劇了外國資本對韓國財閥的控制，為轉型後改革韓國財閥壟斷經濟製造了更深的矛盾。三星的家族工業帝國在長久的歷史發展中，與政治以及國家身份締結了深厚的聯繫。

　　直到金大中當選，此前被打壓的民主派及進步派勢力得以抬頭。盧武鉉後來繼承了金大中的政治遺產，轉而依靠民主化運動而不是財閥力量起家，才主張減少美國及財閥對於本國政治的干預。

　　執政時期，盧武鉉就以挪用公款的罪名，給SK集團董事長崔泰源定了罪。雖然韓國的政商國體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盧武鉉沒能對司法體制進行改革，即便他深知這是財閥無法被撼動的堅固根源所在。

盧武鉉

　　2014年，被媒體稱為“第二個盧武鉉”的文在寅當選。

　　與金大中、盧武鉉歸屬同一陣營的文在寅從始至終堅持爭取平民支持、改革司法、以公平之名打擊財閥為政治目標，所以一上來就扶植中小企業，打擊財閥壟斷、分離搜查權和起訴權約束檢察院權力。

　　在朴槿惠案調查期間，保守黨總統候選人洪準樸説：“檢方都是看着文在寅的臉色揣摩下一步的調查方向。”

　　最直觀的例子，便是2017年被捕的李在鎔。

　　“三星皇太子”李在鎔是李健熙的獨子。1991 年，他進入三星工作。2012 年，他出任三星電子副會長。同年，朴槿惠當選第18屆韓國總統。作為朴正熙的長女，朴槿惠承繼了父親的遺志：以效率為本，維持政權與財閥間的舊秩序。

2012年12月20日，朴槿惠當選韓國總統，圖為朴槿惠（右）與父親朴正熙在一起的合影

　　為了讓三星股東“政府退休基金”支持自己的接班計劃，李在鎔以86億韓元賄賂了朴槿惠。在韓國檢察機關為李在鎔尋求 12 年有期徒刑期間，文在寅表示，將加大對財團的監管力度，雖然二審推翻判決，改為有期徒刑 2 年半、緩刑 4 年。

　　但這僅僅只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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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VS李在鎔

　　在朴槿惠事件之前，李在鎔也曾被指控犯罪，但都一一倖免。這與韓國歷史上長久以來“寬恕”大型家族企業領導人的傳統不無關係。更別提三星的體量，每年10兆韓元的税金和佔據韓國出口總額約 20%的經濟貢獻。

　　作家喬弗裏·凱恩（Geoffrey Cain）曾説：“三星展示給大家的是一個像封建王朝一樣被管理着的企業。”

　　但Galaxy Note 7 的潰敗，加上李在鎔形象的顛覆：一個被認為有能力再度發展家族企業的接班人，這些無疑給精心描繪的“封建王朝形象”添上了戲劇化色彩。

　　在李在鎔的領導下，三星醜聞頻發。先是被爆員工死亡；後又有民眾對三星無工會原則質疑；李在鎔又陷入經營權爭議。

2017年2月18日，韓國首爾，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中）被批捕後首次接受特檢組傳喚被押往特檢組辦公室

　　此次首爾地檢就三星物產與第一毛織合併的起訴案，就是指控李在鎔2015年以會計造假的方式提高自己的資產估值，為自己的接班營造環境。

　　過去為保住家族經營權，三星就受過不少爭議。在對李在鎔的指控當中，最核心且涉及到的量刑最高的一項，便是為繼承而採取捐贈、做假賬等非法手段。

　　財閥大幅膨脹，成為貪污腐敗的温牀，和民主社會標榜的透明背道而馳，同樣也與文在寅的政治願景不相協調。

　　文在寅作為共同民主黨的一把手，不僅手握自己的政治野心，同樣也背靠着黨內“左翼勢力執掌韓國二十年”的長期願景。他剛上任時就誓言要全面改革財閥和大企業，當時點名的集團中就有三星。

　　針對財閥的改革不僅是文在寅贏得民心的關鍵一步，同樣也是對保守黨勢力的戰書。

8月15日，韓國總統文在寅在首爾出席“光復節”75週年慶祝儀式時發表講話。文在寅表示，政府支持韓國大法院（最高法院）對二戰中強徵韓國勞工索賠案做出的賠償裁決，同時與日本政府進行協商的大門也始終敞開

　　隨後的發展也震驚了韓國。壟斷市場的財閥體制和繼承經營權焦點，外加一連串的污點，擋不住各界批評的三星形象大傷，於是才有了上半年李在鎔公開道歉的事件。

　　李在鎔在道歉聲明中承諾，不會把公司控制權傳給子女。李在鎔放棄循環出資這種保證家族以較少資本對集團進行控股的經營方針模式，無疑也會對韓國大企業形式的根基發起巨大挑戰。

　　時局似乎也同樣在助力着文在寅理想主義的野心和實用主義的手腕政策。

　　今年，新冠疫情在韓國爆發，由文在寅所引導的“韓國作業TRUST”包括規模化監測系統、地方合作機制和有效隔離、在經濟未停擺的情況下取得階段性的成效，《紐約時報》更直接點評：“Social trust is higher in South Korea than in many other countries（韓國的社會信任度高於許多國家）。”

　　“韓國抗疫”不但證明了左翼政治家面對危機的能力，使文在寅奇蹟般扭轉下滑的民調贏下國會選舉，也處處顯示了民粹主義獲得進步的徵兆。

8月25日，韓國首爾通仁傳統市場內懸掛有要求人們佩戴好口罩再營業的條幅。韓國首都首爾自24日起開始強制民眾戴口罩，以遏制新冠病毒在首爾及其周邊地區快速蔓延

　　文在寅對美的獨立姿態也頗得民眾讚賞。

　　文在寅在宣佈競選之初，就提出“要學會對美國説不”。疫情在美國爆發，美國大選的緊急事態下，特朗普利用針對TikTok等政治計算，為自己鋪路。當美國處在20年來最脆弱的時機、缺少靠山庇護的財閥們最虛弱的千載難逢的時刻，文在寅更是選擇抓住機會繼續他的司法改革，維護擁有牢固羣眾基礎的強力政黨。

　　當政府不再被掩藏在財閥陰影下的司法制度掣肘時，韓國根深蒂固的財閥體制也就自然而然會發生一系列的變故。雖然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文在寅為進步改革派留下的政治遺產，必定會影響整個韓國政商關係網絡。

　　至於文在寅會如何處理接下來應財閥改革而牽一髮動全身的韓國就業、出口震盪問題，民主化之後牽涉日韓貿易持續的爭端，歐美多國利益的調和，以及倘若真的實現財閥改革後，民主效應需要多長時間才能顯現，令人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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