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民族記憶①瀋陽九君子： 向世界“吶喊”“九一八”歷史真相_風聞

抗戰·民族記憶①瀋陽九君子：

向世界“吶喊”“九一八”歷史真相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劉芳源

　編者按：75年前，中國人民經過長達14年艱苦卓絕的鬥爭，取得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謀，開啓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徵程。從今天起，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推出“抗戰·民族記憶”專欄，通過一個個生動故事，一件件珍貴文物，追憶中華兒女抵禦外侮、救亡圖存的崢嶸歲月，傳承弘揚偉大的抗戰精神。

 《TRUTH》影印版和藍色布包（現存於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2008年6月26日清晨，日內瓦聯合國圖書館檔案資料負責人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她遠道而來，只為查閲一份名為《TRUTH》的歷史資料。

　　“這份檔案收藏至今已經有76年，請問您查閲的目的是？”負責人問起。

　　“它記錄了一段發生在中國的真相。”

　　“那您是……”

　　“我是作者的孫女。”

　　“您也是第一個查閲這份檔案的中國人！”

　　這是一個藍色布包，歲月塵封了它鮮豔的底色，唯有紅線刺繡的“TRUTH”（真相）字樣依然醒目。這位中國客人名叫鞏捷，她和弟弟鞏辛等家人為找尋這份“真相”用了半個多世紀。

　　這是一次怎樣的追尋？檔案的作者當年想要告訴世人什麼“真相”？

　　光陰流轉，時間撥回到1931年，讓我們一起走近這個藍色布包，解碼其中藴藏的歷史“真相”。

“揭穿日本侵略罪行，只有由我們來承擔”

　　經過負責人同意，打開藍色布包，鞏捷小心翼翼地對這本《TRUTH》進行拍照、錄影……70多年後，她依然可以辨識出檔案照片標註的時間、地點以及卷末祖父的簽名——鞏天民。

 瀋陽“九君子”

1931年，秋。對瀋陽人來説似乎格外寒冷，日本陰森的刺刀，更加劇了這份冷酷。9月18日晚10時20分，日本侵略者炸燬南滿鐵路柳條湖路段路軌，嫁禍於中國官兵，並以此為藉口，炮轟瀋陽東北軍北大營駐地，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一週之內，日軍佔領30多座城市；18個月間，東北全部淪陷……

　　侵略者所到之處一片悽慘，他們放軍犬咬我同胞，用鍘刀殺害無辜百姓，通過建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實行法西斯軍事恐怖統治、摧殘民族意識以及瘋狂的經濟掠奪等手段進行殖民統治，給東北人民帶來無窮災難。

　　在當時中國政府代表的要求下，國際聯盟組織（簡稱：國聯）同意派出調查團，實地瞭解“九·一八”事變和偽滿洲國真相。得知這一消息，以銀行家鞏天民為代表的瀋陽9位知識分子，秘密組成“國聯外交愛國小組”，冒死行動起來，蒐集日本侵華的鐵證，向世界發出中國人的“吶喊”。

　　他們是著名銀行家鞏天民，金融家邵信普，醫學教授劉仲明、畢天民、張查理、李寶實、於光元、劉仲宜，教育家張韻泠——人稱瀋陽“九君子”。

　　劉仲明曾在回憶錄上這樣寫道：“有些老友已去關內，奔走抗日，當此緊要關頭，這個揭穿日本侵略及製造偽國罪行的抗日活動，只有由我們來承擔。”

瀋陽“九君子”使用過的相機和《TRUTH》中的日軍佈告（現存於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為掩蓋侵華事實，日軍一邊實行白色恐怖,一邊銷贓滅跡。九位君子不僅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想法設法、費盡周折收集各類證據，有時還不得不借助拍照手段來“取證”。

　　每次接近“真相”都無比驚心動魄。

　　此時的瀋陽已經是滿城蕭瑟，百姓更多是閉門不出，偶爾出行也腳步匆匆，有一個人的行為卻與眾不同。白天的時候，他總是在暗地裏盯着日本兵的一舉一動，當看到日本兵往牆上貼布告的時候，眼裏突然閃過一絲光亮，隨即悄悄地消失在街巷中。他就是時任奉天商會會長鞏天民。

　　一次一份證明“日軍把持偽滿洲國財政”的佈告，就貼在了當時財政廳門口，那裏時刻有日軍站崗巡邏，不僅光線不足而且很難接近。

　　這天為了拍照“取證”，鞏天民選擇在陽光最好的上午行動。他懷揣相機，偷偷爬到財政廳對面一家商鋪的房頂。因為長時間的等候，鞏天民腿腳發麻不慎蹬落一塊瓦片。只聽院內立即湧出一羣“憲特”大喊“捉賊”。他趕緊爬上樹枝掩着的房脊，趴好後屏住呼吸。待人羣散去又過了很久，陽光剛好直射在佈告牌上，鞏天民瞄準時機，藉助一輛汽車的掩護“取證”成功。

　　對於有些日軍張貼的告示，白天不便“行動”，“九君子”就等到晚上再揣着水瓶子，把告示潤下來。如果不小心弄殘缺了，還得想法再找。

　　比告示更難“取證”的是日軍直接發給偽滿洲國政府的“內部”文件。往往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瞭解哪些文件既有價值，又有可能接近，而且必須具體到存放在哪兒、由誰來保管？掌握這些還不夠，如果對文件管理員思想情況摸得不準，貿然請求拍照，很可能會被當場檢舉逮捕。光是為拍到一份這樣的文件，“九君子”需要進行周密計劃，花許多天作相關人員思想工作。

“如果我回不來，不要去找我！”

　　在驚心動魄的白色恐怖中，“九君子”秘密行動了四十多天。每聚會一次，必“各飲苦水一杯，以勵卧薪嚐膽之志”。當時，鞏天民每次出門都向妻子交代：“如果我回不來，不要去找我！”

當年青年基督教堂的腳踏式風琴（現存於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九君子”除了自己行動，還把妻兒和親戚也發動起來。青年基督教堂的閣樓是他們整理資料、翻譯證據的地方。不僅因為隱蔽的環境，還緣於這座教堂存有一架腳踏式風琴——平時為唱詩班伴奏，關鍵時刻成為最好的掩護。每當遇到日偽特務突然闖入教堂，夫人們便彈奏起事先約定好的曲目，“九君子”聽聞立即將案頭的資料和照片隱藏起來，裝作幾個朋友在打牌，以此麻痹敵人、躲過搜捕。就這樣，這架風琴掩護着“九君子”一次次脱險，也守護着他們用生命收集的證據和真相。

　向世界吶喊：“我們冒險向你們提交真相”

　　“九君子”蒐集到幾百份珍貴材料，光是打印，就花費了8天時間。然後他們又分工合作，有人編輯整理，有人重新謄抄，有人翻譯，最終形成一份400多頁、文圖並茂的英漢雙語彙編文件，並將其命名為“TRUTH”（真相）。

　　“我們冒險向你們提交或是親眼目睹的事實，或是第一手信息，或是有充分證據的事實……在圖像冊中展現的某些證據，是冒着極大的生命危險才得到的。”在給國聯調查團的信中，“九君子”這樣寫道。這冊文件分三篇編定：第一篇主題為“九一八事變”是早有計劃的侵略行為；第二篇主題為“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在東三省到處殺戮百姓，肆意侵犯中國主權；第三篇主題為偽滿洲國的建立是日本侵略軍一手炮製的。

　　文件準備妥當，此時，還有一個特別關鍵、也格外危險的程序。根據國際法庭的法律原則，提供材料者必須在文件上簽字，否則沒有法律效應。9位君子毫不猶豫，在這份“生死簿”上鄭重簽下自己名字。醫學教授張查理的夫人還特意為這冊材料趕做了一個藍緞子外皮，又用紅絲線繡上了“TRUTH”字樣。

　　1932年4月21日，國聯調查團到達中國。調查團所能到達之處，日軍都周密布控了便衣憲兵和特務，所謂調查，幾乎成為了日滿當局安排的“侵略有理”彙報。“九君子”想接觸調查團，簡直難如登天，於是他們經過苦思，終於想出一條巧計：通過外國人轉交材料。

　　在文件遞交中，愛爾蘭傳教士弗雷德裏克·奧尼爾因與調查團團長李頓是舊識，於是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同情中國人民的奧尼爾接到文件時説：“如果我死了，我是為了一個偉大的事業而死的。”

　“雖然我們手無寸鐵，卻用智慧贏了沒有硝煙的戰爭”

　　1932年4月，這份揭露、控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東北和炮製偽滿洲國的罪行材料幾經輾轉，終於遞交到國聯調查團手中。由於《TRUTH》的史料真實性，對最終形成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32年9月國聯召開了大會，聽取調查團的報告書。報告其中一段這樣寫道，“本團在中國東北瀋陽時，曾見到了一些大學教授、教育家、銀行家、醫學家等人士的明確意見及各種真憑實據的具體材料，證明‘九·一八’事變是無因而至，而滿洲國的建立亦非出自東北人民的自由意願，也不是民族自決。”

　　1933年2月24日正式表決時，在42票贊成1票反對的情況下，通過了報告中“關於日本非法侵略‘滿洲國’”的結論。承認東北三省為中國領土的組成部分，否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是“合法自衞”，確認偽滿洲國是日本違背東北人民意願建立的。

　　這是國際社會第一次為“九·一八”事變做出的正式定性，不僅拆穿了日本政府一直以來各種不實之詞，將其罪行公諸於眾，也在輿論和道義上獲得了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支持。

　　“雖然我們是知識分子，都是手無寸鐵的人，但是我們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努力，甚至用我們自己的生命和鮮血做代價，來贏得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鞏天民曾這樣描述“九君子”的義舉。

　　不久，日本以抗議為由退出國聯，並開展報復行動，在瀋陽市內大肆搜捕知識分子。“九君子”中除張韻泠外全部被捕入獄，被施以酷刑。面對敵人的酷刑，劉仲明説道，“你們今天炫耀的輝煌戰績、勝利果實，反過來看，正是你們明天受審的罪證。”他們始終咬緊牙關，沒有向侵略者妥協低頭。

　　“九君子”不僅喊出了中國人不當亡國奴的聲音，更以智慧和膽識，向世人展示中國人堅韌不屈的氣節和風骨。日本人迫於“九君子”的社會威望，又實在查無憑據，最後只好將他們釋放。

“期盼兒孫們能繼承我的遺志，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與“九君子”一樣，從“九·一八”事變開始，東北人民不畏強暴，同仇敵愾，浴血抗戰。中共滿洲省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後在東北成立抗日游擊隊、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抗日聯軍。由此，中國共產黨成為領導東北軍民抗日的中流砥柱。

　　鮮為人知的是，其實“九君子”中的銀行家鞏天民，也是一名共產黨員。他早已於1925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轉入地下工作，成為一個真正的潛伏者。除了周恩來、潘漢年外，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1979年鞏天民去世，他的兒子在整理遺物時才發現鞏天民的真實身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也曾專門提起當年《TRUTH》材料一事，“九君子”和他們的後人也一直在尋找，卻始終沒有結果。幾經追尋，半個世紀後，他們把目標鎖定在聯合國。於是有了故事的開頭——2008年6月，鞏天民的孫女鞏捷在日內瓦圖書館找到了《TRUTH》原件，同時被發現的還有《國聯調查團報告書》。

　　2010年9月17日，在九一八事變79週年紀念日的前一天，九君子的後人集體將這份珍貴的《TRUTH》影印資料，捐贈給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期盼兒孫們能繼承我的遺志，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奉獻社會，為民為國。”“九君子”之一劉仲明老人在彌留之際留下這份遺願。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瞭解，在幾十年前國家危亡之際，有這樣一羣人，為了真相甘願赴死。”鞏天民的孫子鞏辛也會來到館裏，向參觀者講述當年的故事。在他看來，這些珍貴的文物不僅藴含着對祖輩們的懷念，也激勵着他們沿着堅定的信念一直走下去。

　　繡着紅色TRUTH的藍布包、腳踏風琴、古董相機……如今，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參觀者來到這些文物面前，聆聽前輩們浴血榮光的傳奇故事，仰望那段追尋與堅守“初心”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