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流氓”五條人_風聞
蹦迪班长-蹦迪班长官方账号-2020-09-04 14:56
討論《樂隊的夏天》第二季時,很多人把五條人和重塑互相對立,給他們貼的標籤分別是“接地氣”和“文化精英”。
但我認為,五條人的對立面從來都不是重塑,而是那些喊着“不應該描述那些人”的人。
1.
十年前,《海上傳奇》在温哥華上映時,導演賈樟柯遭遇了一次意外爭論。
電影放完,一個20多歲的女學生拋給賈樟柯一個很尖鋭的問題:
“你有沒有考慮,你的電影被外國人看到,會影響他們對上海、對中國的印象,甚至會影響外國人對中國投資的信心?”
《海上傳奇》
這番覺悟甚高的質問,惹火了賈樟柯:
“想那麼多外國人幹嗎?就為了那些投資,為了外國人怎麼看中國,我們就忽視一種真實的存在嗎?中國十三億人口中有很多人依舊生活在貧窮的環境中,難道我們可以無視嗎?”
短暫沉默後,女生輕蔑一笑:
“是啊!為了祖國的尊嚴,我們當然不應該描述那些人的情況。”
如今,二人的那次爭論已經過去了整整十年。但在社交媒體裏,你依然可以看到相似的爭論。
儘管與那位女生持相同想法的人,理解賈樟柯的人,兩邊誰也沒有説服誰,然而時代的風似乎把那位女生對賈樟柯的質問,鼓動成為最主流的吶喊,佔據輿論高地。
不過,只要你把目光從網絡移開,投回現實,並不難找到那些所謂髒兮兮的地方。
而且從人員流動來看,這些髒兮兮的地方,與那些“高大上”之地並不隔離對立,而是互通的,並不割裂,無法摺疊。
比如在大城市裏,那些見不到太陽的地下室,簡陋的城中村公寓,相對於大廈林立,徹夜通明的CBD區域、是髒兮兮的。
但這些地方,卻讓無數剛畢業的外地年輕人,做小本生意的商販,送快遞外賣的打工者,有了不需要花費太多房租的容身之地。他們在這裏得以在大城市裏實現自力更生,積累進一步向上攀爬的資本。
又如無數個土不土洋不洋的縣城,相對於一派現代化景象的大城市,也顯得髒兮兮的。
但這些連接城市與鄉村的中間地帶,卻又是無數農村少年接受教育,開闊視野,不再重複父輩命運的起點。
如果將時間放長到從80年代到現在,那麼每一個來自縣城,鄉鎮的“小鎮青年”,幾乎都曾在“髒兮兮”的地方生活過。
以人數而不是話語權來衡量,這些“小鎮青年”必然會是這個國家的主流人羣之一。
一位網易雲用户對《縣城》的評論
所以,小鎮青年不應是面目模糊的存在。
無視小鎮青年的話,那麼無論是記錄這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歷史,還是想展現當下社會,不僅不完整,還會失真。
更何況,小鎮青年這個羣體,總是會上演充滿個體生命力與時代感的故事。
那些從這個羣體走出,又能把這個羣體的故事講好的人,自然也就成了“人民藝術家”。
這其中,電影界有賈樟柯,音樂界則有五條人。
B站上有一則名為《縣城》的混剪視頻,播放量34.6萬。其中有幾組鏡頭,來自賈樟柯的《天註定》《山河故人》《江湖兒女》。
視頻的背景音樂,是華北浪革的《縣城》。他們在歌裏反覆吟唱着八個字:沒有縣城,萬萬不能。
雖然這不是五條人的作品,但對於“沒有縣城,萬萬不能”這八個字,想必他們有着真切的感受。
2.
《樂隊的夏天》第二季第一期裏,仁科和阿茂的出場畫面,有一股穿越感。
墨鏡,花襯衫,皮夾克,富城頭——在上世紀90年代,這些裝扮深受潮流青年的喜愛。
而這些青年,往往被保守的人視為流氓。
顯然,五條人散發的“流氓”氣息,引起了超級樂迷的好奇心。周迅問仁科:你們會打架嗎?
仁科愣了一下,然後脱口而出:我知識分子,不打架的。

話音一落,全場譁然。節目播出後,網上也有不少人,把這話當成仁科的玩笑。
實際上,五條人在十一年前就和知識分子、文化人打成一片了。“文化精英”對他們的關注與熱捧,比大眾要早得多。
阿茂與仁科都在廣東海豐縣長大,2004年到了廣州後,在石牌村做起了“走鬼”,擺了四年地攤。
不過儘管是流動小販,倆人也算是文娛行業的下游從業者——仁科賣盜版書,阿茂賣打口碟。
和他們住一棟樓的,有剛畢業的大學生,有在公司上班的白領。和他們一起擺攤的,有算命的、賣水果、賣燒烤的。城管沒事兒的時候會和他們聊天,髮廊妹們時不時地從攤前走過,留下濃烈的香水味。
從村民宅基地擴展建成的石牌村,
是廣州最大的城中村,
住着5萬多外來人口
2007年,廣州要準備舉辦亞運會,倆人結束了走鬼生涯,盤了一個店面開始賣唱片;2009年,倆人正式組建五條人樂隊,並錄製了首張專輯《縣城記》。
憑藉《縣城記》,他們拿下華語傳媒音樂大獎“最佳民謠藝人”,南方週末文化原創榜2009年度致敬音樂大獎等獎項。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何平稱五條人“可以算是中國最好的現實主義文學樂隊”。
如果從作品的創作傾向來看,他們也早就是知識分子,是文化人了。
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有為普通人進行創作的傳統。
唐代白居易為賣炭翁寫下千古名句“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老舍在民國時期以人力車伕為主角寫出了《駱駝祥子》;先鋒派作家餘華在1995年以絲廠送繭工為主角寫出了《許三觀賣血記》。
而在五條人的專輯裏,人們同樣可以聽到一個個小人物的故事。
樂迷們曾這樣概括他們的前三張專輯:《縣城記》寫的是他們在縣城的故事,《一些風景》則是講城鄉結合部的故事,而《廣東姑娘》則放眼到了廣州、東莞這些大城市。
《一些風景》的封面,隱約可見烏坎天后戲台
始終不變的,則是小人物的故事與情懷。
2016年的《夢幻麗莎髮廊》,2019年的《故事會》,也同樣如此。
那裏,有穿着舊拖鞋、騎着舊單車,平時一貫“佬勢勢”卻總是進派出所的道山靚仔;
有兜裏沒了錢,只能找會計部阿妹提前要工資的酒鬼豬哥伯;有在家裏踩着拖鞋跳舞,然後帶着小狗出門散步的小情侶;
還有梳着“周潤發頭”的社會青年阿虎,本來要和兄弟們去打架,卻跑到一座大樓面前大喊“阿嬌!你愛跟我走嗎?我就等你一句話!”
講述這些故事時,五條人從來不對這些普通人做道德審判,也不為他們打逆天改命的雞血。
對好色的老光棍阿炳耀,他們哀嘆“真是可憐呦”;對失去初戀的打工仔,他們安慰説“明天的太陽依然為你而升起來”。
此外,五條人也時不時地展現內心的柔情與浪漫。
他們吟唱“阿珍愛上了阿強,在一個有星星的夜晚”;
他們感嘆“風吹過石牌橋,我的憂傷該跟誰講?”
他們將石碑村裏那些粉紅色的回憶也寫進歌裏。他們把夢幻麗莎髮廊做成了專輯封面。
那首憂傷的《晚上好,春天小姐》,堪稱是他們為風塵中人寫的一首情詩:
請你不要害怕這一切
親愛的春天小姐
那些最香豔的吻
最美麗的笑聲
市長先生把你
給遺忘了嗎
他曾對你説
親愛的春天姑娘
這兒永遠愛你
春天的風
香豔了嗎
美麗了嗎
不見了吧
《晚上好,春天小姐》的MV
拍攝於石牌村
而在時代大潮的起落之中,被拍打到角落,然後被人遺忘的,又何止春天小姐。
就連那春天的故事,也漸行漸遠,恍如隔世。
創作《夢幻麗莎髮廊》時,五條人還將自己看到的一些與小人物有關的新聞報道寫成了歌,他們稱其為“新聞民謠”。
比如《初戀》就來自一條社會新聞:一個男青年在賺到錢後,開着卡車回到老家尋找他的初戀。結果發現初戀因為家裏拆了遷,早就搬走了,家鄉也變了模樣。男青年失望離去,卻在路上遭遇車禍,他忍不住抱頭痛哭。
又如《熱帶》,主角是個殺人慣犯——“有了經驗之後他開始殺人不眨眼,再捅死一個去銀行取錢的人,搶了錢之後買了一輛摩托,現在的劉德龍不再是個正常人”。
這首歌靈感來源於賈樟柯的《天註定》,
電影裏演這個殺手的是王寶強
如果説賈樟柯電影中的山西縣城青年,是在灰濛濛天空下,混沌且世俗地生存。
那麼五條人歌裏的南方小人物,則是在濕漉漉的空氣裏,莽撞而鮮活地活着。
不過混沌也好,莽撞也罷,能夠改寫命運的小人物終究是少數,大多數的結局,都是早已被寫好的,無處可逃的宿命。
為此,他們引用《戀戀風塵》的台詞,感嘆“人生就像種荔枝,有雨也累,無雨又累 。”
為此,他們把小人物的願望放到時代中吟唱:“十年水流東,十年水流西,流晚幾年行得不啊…..親像國家的經濟,樓價四散飛。”
他們在《阿琳娜》中寫“那些貪食的鴿子,烏鴉麻雀還有天鵝,它們日復一日地等待着那些善良的人們,他們會給它們帶來充足的糧食”。
我想起張楚“上蒼保佑吃完了飯的人民”。
這些歌詞,是對生靈,對眾生最誠摯的祝福。
3.
水是有源的,樹是有根的。仁科與阿茂,能夠因為音樂認識,繼而走出海豐,搞起搖滾,也是有時代原因的。
這個原因之一,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全球化浪潮。
《縣城記》封面寫着:“立足世界,放眼海豐”。
全球化浪潮滾滾,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電影、文學,讓兩個縣城青年擁有相同愛好,繼而讓他們結緣,一起踐行這八個字。
除了講述身邊人故事之外,五條人的一些作品,有着濃烈的“縣城文藝青年”與“城鄉結合部知識分子”情結,閃現着他們自己的身影。
體現這些情結的符號,在他們的專輯裏雖然不多見,但一旦出現,就有一種理想與現實相錯位的衝突感,頗有自嘲意味。
仁科在《耍猴的人在月台上看蘋果》 中唱:“在雞鳴之前,我和拉麪館的女服務員聊起了理想。黃昏的時候,我和髮廊小姐聊着一些哲學問題。”
阿茂在《夢想化工廠》中,講一個縣城青年去拔牙之前,要先看梁文道的《開卷八分鐘》。
到了《世情》中,他們則講述了一個夢想從誕生到破碎的過程:
目睹老三叔婆去世的阿良仔,決心要走出去看看世面,要去紐約,去巴黎,去歐洲看戲,去澳洲釣魚。結果“風咧在吹,雨咧在落,時間十多二十年過去了”,阿良仔在工廠從早做到暗,哪兒都不曾去過。屋裏存着的“十幾張CD和幾本搖滾雜誌”,封存了他那些破碎的夢想。
他們直接觸及嚴肅問題的作品雖然不多,但卻頗具力道。
他們通過歌唱兩位知名老鄉——彭湃與陳炯明,重訪了海豐的革命史。
《彭啊湃》,一個啊字讓一個教科書中的烈士形象瞬間鮮活,除了彭湃,他們還刻畫了革命看客的形象:農民説要回家飼豬,而市民説正在看戲。
《陳先生》只有三句歌詞,卻用了三種方言:用海豐話唱“1878伊生於海豐”,用粵語唱“1933年詎死於香港”,又用客家話唱“1934年他葬於惠州”,然後發出一聲呼喚:陳先生。
他們用《最寒冷的一天》,講述2008年春節中國南方遭遇的大面積的雪災;《爛尾樓》則切中民生話題。
而《十年水流東,十年水流西》中那一句:“今天啦全球化啊,明日就自己過”,如今聽來更是應景。
恐怕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在11年前也做不出如此準確的預言。
4.
十年前,《海上傳奇》上映,五條人拿到了華語金曲獎的最佳新樂隊獎。
同樣是縣城青年的我,在那一年成了800萬北漂的一員。第一份工作,試用期月薪只有2800塊。
2012年,一對住在北京地下室的夫婦
圖片來源:網易看客
好在那時在三環內找個地下室還不算什麼難事,月租只需要三四百塊,剩下的錢足夠用來吃飯、交通。
在地下室裏,我住了整整一年。那裏人員密集,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即便不用説話,住個兩三個月也能瞭解各自的日常習慣,對幹啥的都能瞭解個大概。加上隔音很差,對隔壁的瞭解就更深刻了。
我的一個隔壁,是個離了婚的中年女人,獨自帶着兒子。兒子正在讀高中,總是被訓,想來應該是學習不太好。
另一個隔壁,是一對打工情侶。幾平米的小房間,並不妨礙他們把日子過得充滿歡聲笑語。每週都會上演固定節目,節目的聲音在地下室裏迴盪,撩撥單身漢們的春心。
不過要説最難忘的聲音,要數每晚7點半到8點之間,地下室走廊傳來的高跟鞋碰撞地磚的咔噠聲。
那是幾個小妹的上班時間。
其中一個小妹和男朋友住在一起,男朋友看上去沒啥正經工作,經常在地下室躺一天。但這並不妨礙小妹很愛他。隔三差五她就會在公共水房裏給男朋友刷鞋,讓他的運動鞋總是保持通透白亮,比主人活得體面。
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北京大爺。我不知道他為何也“淪落”到了地下室。他在房間的牆壁上,貼了一張巨幅彩票分析圖,上面繪製着五色球的走勢。每次從他房間路過,最常見的畫面就是他死死盯着那張分析圖。
也不知後來他有沒有中個大獎。
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也沒有和他們好好聊過天。但這些片段,就這樣永遠停駐在我的記憶裏。
圖片來源:網易看客
儘管從住進地下室的第一天開始,我就在期待搬出去,住進樓房裏。但我並不覺得那段日子有多麼難捱。反而在覺得自己慘的時候,會及時告訴自己不要顧影自憐。
如果五條人也在那個地下室裏生活,這些人也許會被他們寫進歌裏吧。
5.
寫這篇文章時,我總會追問一個問題,賈樟柯的電影也好,五條人的歌謠也好,到底有着怎樣的現實意義。
它們記錄着小人物,關懷着小人物,但無法改變小人物們的命運,不是嗎?
然而人這種高級動物,除了解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這些生理需求和問題,還得找到許多東西,填充自己的生命,好讓它看上去有意義,讓它可以消解無聊、驅趕痛苦,讓它以有涯對抗無涯,讓它終將塵歸塵土歸土時,可以坦然一點。
這些填充物,就包括電影,小説,音樂。
它們不需要花太多錢,甚至不需要花錢。這已然是人類文明最美妙的創造。
更美妙的是,還有五條人這樣的民間藝術家,為你我這般小人物寫一首歌,譜一段旋律,搞得還不賴。
那些歌,就像我曾經的地下室鄰居一樣,讓你知道這世界有很多很多人,雖然不知道前方是否陽光燦爛,但一樣在活着。
這就夠了。
至於別的,老天自有安排。
不論是五條人,還是我們每一個人,人人都有講故事的權力。
而那些喊着“不應該描述那些人”的人,才是真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