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流氓”五條人_風聞

討論《樂隊的夏天》第二季時，很多人把五條人和重塑互相對立，給他們貼的標籤分別是“接地氣”和“文化精英”。

但我認為，五條人的對立面從來都不是重塑，而是那些喊着“不應該描述那些人”的人。

1.

十年前，《海上傳奇》在温哥華上映時，導演賈樟柯遭遇了一次意外爭論。

電影放完，一個20多歲的女學生拋給賈樟柯一個很尖鋭的問題：

“你有沒有考慮，你的電影被外國人看到，會影響他們對上海、對中國的印象，甚至會影響外國人對中國投資的信心？”

《海上傳奇》

這番覺悟甚高的質問，惹火了賈樟柯：

“想那麼多外國人幹嗎？就為了那些投資，為了外國人怎麼看中國，我們就忽視一種真實的存在嗎？中國十三億人口中有很多人依舊生活在貧窮的環境中，難道我們可以無視嗎？”

短暫沉默後，女生輕蔑一笑：

“是啊！為了祖國的尊嚴，我們當然不應該描述那些人的情況。”

如今，二人的那次爭論已經過去了整整十年。但在社交媒體裏，你依然可以看到相似的爭論。

儘管與那位女生持相同想法的人，理解賈樟柯的人，兩邊誰也沒有説服誰，然而時代的風似乎把那位女生對賈樟柯的質問，鼓動成為最主流的吶喊，佔據輿論高地。

不過，只要你把目光從網絡移開，投回現實，並不難找到那些所謂髒兮兮的地方。

而且從人員流動來看，這些髒兮兮的地方，與那些“高大上”之地並不隔離對立，而是互通的，並不割裂，無法摺疊。

比如在大城市裏，那些見不到太陽的地下室，簡陋的城中村公寓，相對於大廈林立，徹夜通明的CBD區域、是髒兮兮的。

但這些地方，卻讓無數剛畢業的外地年輕人，做小本生意的商販，送快遞外賣的打工者，有了不需要花費太多房租的容身之地。他們在這裏得以在大城市裏實現自力更生，積累進一步向上攀爬的資本。

又如無數個土不土洋不洋的縣城，相對於一派現代化景象的大城市，也顯得髒兮兮的。

但這些連接城市與鄉村的中間地帶，卻又是無數農村少年接受教育，開闊視野，不再重複父輩命運的起點。

如果將時間放長到從80年代到現在，那麼每一個來自縣城，鄉鎮的“小鎮青年”，幾乎都曾在“髒兮兮”的地方生活過。

以人數而不是話語權來衡量，這些“小鎮青年”必然會是這個國家的主流人羣之一。

一位網易雲用户對《縣城》的評論

所以，小鎮青年不應是面目模糊的存在。

無視小鎮青年的話，那麼無論是記錄這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歷史，還是想展現當下社會，不僅不完整，還會失真。

更何況，小鎮青年這個羣體，總是會上演充滿個體生命力與時代感的故事。

那些從這個羣體走出，又能把這個羣體的故事講好的人，自然也就成了“人民藝術家”。

這其中，電影界有賈樟柯，音樂界則有五條人。

B站上有一則名為《縣城》的混剪視頻，播放量34.6萬。其中有幾組鏡頭，來自賈樟柯的《天註定》《山河故人》《江湖兒女》。

視頻的背景音樂，是華北浪革的《縣城》。他們在歌裏反覆吟唱着八個字：沒有縣城，萬萬不能。

雖然這不是五條人的作品，但對於“沒有縣城，萬萬不能”這八個字，想必他們有着真切的感受。

2.

《樂隊的夏天》第二季第一期裏，仁科和阿茂的出場畫面，有一股穿越感。

墨鏡，花襯衫，皮夾克，富城頭——在上世紀90年代，這些裝扮深受潮流青年的喜愛。

而這些青年，往往被保守的人視為流氓。

顯然，五條人散發的“流氓”氣息，引起了超級樂迷的好奇心。周迅問仁科：你們會打架嗎？

仁科愣了一下，然後脱口而出：我知識分子，不打架的。

話音一落，全場譁然。節目播出後，網上也有不少人，把這話當成仁科的玩笑。

實際上，五條人在十一年前就和知識分子、文化人打成一片了。“文化精英”對他們的關注與熱捧，比大眾要早得多。

阿茂與仁科都在廣東海豐縣長大，2004年到了廣州後，在石牌村做起了“走鬼”，擺了四年地攤。

不過儘管是流動小販，倆人也算是文娛行業的下游從業者——仁科賣盜版書，阿茂賣打口碟。

和他們住一棟樓的，有剛畢業的大學生，有在公司上班的白領。和他們一起擺攤的，有算命的、賣水果、賣燒烤的。城管沒事兒的時候會和他們聊天，髮廊妹們時不時地從攤前走過，留下濃烈的香水味。

從村民宅基地擴展建成的石牌村，

是廣州最大的城中村，

住着5萬多外來人口

2007年，廣州要準備舉辦亞運會，倆人結束了走鬼生涯，盤了一個店面開始賣唱片；2009年，倆人正式組建五條人樂隊，並錄製了首張專輯《縣城記》。

憑藉《縣城記》，他們拿下華語傳媒音樂大獎“最佳民謠藝人”，南方週末文化原創榜2009年度致敬音樂大獎等獎項。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何平稱五條人“可以算是中國最好的現實主義文學樂隊”。

如果從作品的創作傾向來看，他們也早就是知識分子，是文化人了。

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有為普通人進行創作的傳統。

唐代白居易為賣炭翁寫下千古名句“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老舍在民國時期以人力車伕為主角寫出了《駱駝祥子》；先鋒派作家餘華在1995年以絲廠送繭工為主角寫出了《許三觀賣血記》。

而在五條人的專輯裏，人們同樣可以聽到一個個小人物的故事。

樂迷們曾這樣概括他們的前三張專輯：《縣城記》寫的是他們在縣城的故事，《一些風景》則是講城鄉結合部的故事，而《廣東姑娘》則放眼到了廣州、東莞這些大城市。

《一些風景》的封面，隱約可見烏坎天后戲台

始終不變的，則是小人物的故事與情懷。

2016年的《夢幻麗莎髮廊》，2019年的《故事會》，也同樣如此。

那裏，有穿着舊拖鞋、騎着舊單車，平時一貫“佬勢勢”卻總是進派出所的道山靚仔；

有兜裏沒了錢，只能找會計部阿妹提前要工資的酒鬼豬哥伯；有在家裏踩着拖鞋跳舞，然後帶着小狗出門散步的小情侶；

還有梳着“周潤發頭”的社會青年阿虎，本來要和兄弟們去打架，卻跑到一座大樓面前大喊“阿嬌！你愛跟我走嗎？我就等你一句話！”

講述這些故事時，五條人從來不對這些普通人做道德審判，也不為他們打逆天改命的雞血。

對好色的老光棍阿炳耀，他們哀嘆“真是可憐呦”；對失去初戀的打工仔，他們安慰説“明天的太陽依然為你而升起來”。

此外，五條人也時不時地展現內心的柔情與浪漫。

他們吟唱“阿珍愛上了阿強，在一個有星星的夜晚”；

他們感嘆“風吹過石牌橋，我的憂傷該跟誰講？”

他們將石碑村裏那些粉紅色的回憶也寫進歌裏。他們把夢幻麗莎髮廊做成了專輯封面。

那首憂傷的《晚上好，春天小姐》，堪稱是他們為風塵中人寫的一首情詩：

請你不要害怕這一切

親愛的春天小姐

那些最香豔的吻

最美麗的笑聲

市長先生把你

給遺忘了嗎

他曾對你説

親愛的春天姑娘

這兒永遠愛你

春天的風

香豔了嗎

美麗了嗎

不見了吧

《晚上好，春天小姐》的MV

拍攝於石牌村

而在時代大潮的起落之中，被拍打到角落，然後被人遺忘的，又何止春天小姐。

就連那春天的故事，也漸行漸遠，恍如隔世。

創作《夢幻麗莎髮廊》時，五條人還將自己看到的一些與小人物有關的新聞報道寫成了歌，他們稱其為“新聞民謠”。

比如《初戀》就來自一條社會新聞：一個男青年在賺到錢後，開着卡車回到老家尋找他的初戀。結果發現初戀因為家裏拆了遷，早就搬走了，家鄉也變了模樣。男青年失望離去，卻在路上遭遇車禍，他忍不住抱頭痛哭。

又如《熱帶》，主角是個殺人慣犯——“有了經驗之後他開始殺人不眨眼，再捅死一個去銀行取錢的人，搶了錢之後買了一輛摩托，現在的劉德龍不再是個正常人”。

這首歌靈感來源於賈樟柯的《天註定》，

電影裏演這個殺手的是王寶強

如果説賈樟柯電影中的山西縣城青年，是在灰濛濛天空下，混沌且世俗地生存。

那麼五條人歌裏的南方小人物，則是在濕漉漉的空氣裏，莽撞而鮮活地活着。

不過混沌也好，莽撞也罷，能夠改寫命運的小人物終究是少數，大多數的結局，都是早已被寫好的，無處可逃的宿命。

為此，他們引用《戀戀風塵》的台詞，感嘆“人生就像種荔枝，有雨也累，無雨又累 。”

為此，他們把小人物的願望放到時代中吟唱：“十年水流東，十年水流西，流晚幾年行得不啊…..親像國家的經濟，樓價四散飛。”

他們在《阿琳娜》中寫“那些貪食的鴿子，烏鴉麻雀還有天鵝，它們日復一日地等待着那些善良的人們，他們會給它們帶來充足的糧食”。

我想起張楚“上蒼保佑吃完了飯的人民”。

這些歌詞，是對生靈，對眾生最誠摯的祝福。

3.

水是有源的，樹是有根的。仁科與阿茂，能夠因為音樂認識，繼而走出海豐，搞起搖滾，也是有時代原因的。

這個原因之一，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全球化浪潮。

《縣城記》封面寫着：“立足世界，放眼海豐”。

全球化浪潮滾滾，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電影、文學，讓兩個縣城青年擁有相同愛好，繼而讓他們結緣，一起踐行這八個字。

除了講述身邊人故事之外，五條人的一些作品，有着濃烈的“縣城文藝青年”與“城鄉結合部知識分子”情結，閃現着他們自己的身影。

體現這些情結的符號，在他們的專輯裏雖然不多見，但一旦出現，就有一種理想與現實相錯位的衝突感，頗有自嘲意味。

仁科在《耍猴的人在月台上看蘋果》 中唱：“在雞鳴之前，我和拉麪館的女服務員聊起了理想。黃昏的時候，我和髮廊小姐聊着一些哲學問題。”

阿茂在《夢想化工廠》中，講一個縣城青年去拔牙之前，要先看梁文道的《開卷八分鐘》。

到了《世情》中，他們則講述了一個夢想從誕生到破碎的過程：

目睹老三叔婆去世的阿良仔，決心要走出去看看世面，要去紐約，去巴黎，去歐洲看戲，去澳洲釣魚。結果“風咧在吹，雨咧在落，時間十多二十年過去了”，阿良仔在工廠從早做到暗，哪兒都不曾去過。屋裏存着的“十幾張CD和幾本搖滾雜誌”，封存了他那些破碎的夢想。

他們直接觸及嚴肅問題的作品雖然不多，但卻頗具力道。

他們通過歌唱兩位知名老鄉——彭湃與陳炯明，重訪了海豐的革命史。

《彭啊湃》，一個啊字讓一個教科書中的烈士形象瞬間鮮活，除了彭湃，他們還刻畫了革命看客的形象：農民説要回家飼豬，而市民説正在看戲。

《陳先生》只有三句歌詞，卻用了三種方言：用海豐話唱“1878伊生於海豐”，用粵語唱“1933年詎死於香港”，又用客家話唱“1934年他葬於惠州”，然後發出一聲呼喚：陳先生。

他們用《最寒冷的一天》，講述2008年春節中國南方遭遇的大面積的雪災；《爛尾樓》則切中民生話題。

而《十年水流東，十年水流西》中那一句：“今天啦全球化啊，明日就自己過”，如今聽來更是應景。

恐怕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在11年前也做不出如此準確的預言。

4.

十年前，《海上傳奇》上映，五條人拿到了華語金曲獎的最佳新樂隊獎。

同樣是縣城青年的我，在那一年成了800萬北漂的一員。第一份工作，試用期月薪只有2800塊。

2012年，一對住在北京地下室的夫婦

圖片來源：網易看客

好在那時在三環內找個地下室還不算什麼難事，月租只需要三四百塊，剩下的錢足夠用來吃飯、交通。

在地下室裏，我住了整整一年。那裏人員密集，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即便不用説話，住個兩三個月也能瞭解各自的日常習慣，對幹啥的都能瞭解個大概。加上隔音很差，對隔壁的瞭解就更深刻了。

我的一個隔壁，是個離了婚的中年女人，獨自帶着兒子。兒子正在讀高中，總是被訓，想來應該是學習不太好。

另一個隔壁，是一對打工情侶。幾平米的小房間，並不妨礙他們把日子過得充滿歡聲笑語。每週都會上演固定節目，節目的聲音在地下室裏迴盪，撩撥單身漢們的春心。

不過要説最難忘的聲音，要數每晚7點半到8點之間，地下室走廊傳來的高跟鞋碰撞地磚的咔噠聲。

那是幾個小妹的上班時間。

其中一個小妹和男朋友住在一起，男朋友看上去沒啥正經工作，經常在地下室躺一天。但這並不妨礙小妹很愛他。隔三差五她就會在公共水房裏給男朋友刷鞋，讓他的運動鞋總是保持通透白亮，比主人活得體面。

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北京大爺。我不知道他為何也“淪落”到了地下室。他在房間的牆壁上，貼了一張巨幅彩票分析圖，上面繪製着五色球的走勢。每次從他房間路過，最常見的畫面就是他死死盯着那張分析圖。

也不知後來他有沒有中個大獎。

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也沒有和他們好好聊過天。但這些片段，就這樣永遠停駐在我的記憶裏。

圖片來源：網易看客

儘管從住進地下室的第一天開始，我就在期待搬出去，住進樓房裏。但我並不覺得那段日子有多麼難捱。反而在覺得自己慘的時候，會及時告訴自己不要顧影自憐。

如果五條人也在那個地下室裏生活，這些人也許會被他們寫進歌裏吧。

5.

寫這篇文章時，我總會追問一個問題，賈樟柯的電影也好，五條人的歌謠也好，到底有着怎樣的現實意義。

它們記錄着小人物，關懷着小人物，但無法改變小人物們的命運，不是嗎？

然而人這種高級動物，除了解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這些生理需求和問題，還得找到許多東西，填充自己的生命，好讓它看上去有意義，讓它可以消解無聊、驅趕痛苦，讓它以有涯對抗無涯，讓它終將塵歸塵土歸土時，可以坦然一點。

這些填充物，就包括電影，小説，音樂。

它們不需要花太多錢，甚至不需要花錢。這已然是人類文明最美妙的創造。

更美妙的是，還有五條人這樣的民間藝術家，為你我這般小人物寫一首歌，譜一段旋律，搞得還不賴。

那些歌，就像我曾經的地下室鄰居一樣，讓你知道這世界有很多很多人，雖然不知道前方是否陽光燦爛，但一樣在活着。

這就夠了。

至於別的，老天自有安排。

不論是五條人，還是我們每一個人，人人都有講故事的權力。

而那些喊着“不應該描述那些人”的人，才是真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