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的記憶：中國古建築的人文軌跡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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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建築。時至今日，以“基建狂魔”著稱的中國，幾乎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建築地標。它們各領風騷，許多的現代建築，雖然建築材料今非昔比，但“建築人文”的理念，仍然一脈相承。

　　被稱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從遠古迤邐而來，在腳下這個藍色的星球上，構築起了一幢幢風格迥異的建築物，一座座氣度非凡的城市。穿透時空的迷霧，踩踏着歷史的印痕，我們不難發現，建築和城池——這些最原始古老、最直觀突兀、最值得人類驕傲的“物化記憶”，一直承載着人類滄桑歷史和繁複社會意識的積澱，既見證着人文，也被人文的魂魄牽引着翩躚前行。

　　一

　　中國古人類的幼年時代，對“建築”的所有記憶和憧憬，都可以從神話和傳説中找到蹤影。據傳説，我們的祖先在混沌初啓時，幾個較大的氏族部落，都分別以首領的發明來命名氏族，他們是：教人築巢的有巢氏；發明鑽木取火技術的燧人氏；發明農業的神農氏；教人結網獵魚、預測自然規律而首創八卦符號的伏羲氏。有巢氏生活在距今大約三百萬年左右，他是原始居住的啓蒙者，教人像鳥一樣在樹上築巢，以避風雨，以防獸害。隨後漫長的歲月裏，祖先們漸漸地由巢居轉移到了半地下式的穴居生活。穴居也稱“營窯”，近現代發掘的龍山文化、半坡文化等遺址，特別是在西北地區至今沿襲保留的這種窯洞式的建築風格，都是祖先們曾經穴居的寫照。

　　有巢氏文化主題公園雕塑——“以木構巢”

　　穴居演變過程圖  出自《中國古代居住圖典》

　　順着“三皇五帝” 神話傳説這條線索，也能找到祖先們 “原始建築文化”的蹤跡。

　　“三皇”的其中一種説法是指天皇伏羲、地皇女媧、人皇神農。地皇女媧，人首蛇身，為天皇伏羲之妹，她起初以泥土造人，並首創婚姻制度；世間天塌地陷時，她又熔彩石以補天，斬龜足以撐天。無疑，女媧補天撐天的神話，流露出了遠古祖先們首先對改善生存居住條件的強烈願望。

　　漢代的畫像磚中，有一幅“伏羲女媧圖”，伏羲與女媧人首蛇身纏繞相交——這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以“文化”的形態描述男女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手裏竟然一人舉着圓規，一人舉着直角尺！後人在闡釋這幅畫時，演繹出多種象徵意義的説法，生殖崇拜説認為這是中國古人“陰陽交合” “化生萬物”意識的象徵（據説198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社會科學》雜誌，就以“化生萬物”為名，在首頁插圖上刊登了這幅伏羲女媧交尾圖）；

　　《伏羲女媧圖》

　　中國古代最早的宇宙結構説 “蓋天説”則認為這是遠古人對“天圓地方”的最初認識——圓規畫天，直角尺畫地，即象徵蒼天和大地；而社會學説則以“無以規矩不成方圓”這句話追溯到了古代制定社會規則的源頭。現代的一些學者更是展開了想象的翅膀，拿這幅“蛇身人首”像和古埃及的 “獅身人面像” 建築做起了比較；更有甚者，説伏羲與女媧下身的螺旋狀交尾圖，和生物的基本營養物質——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雙螺旋結構形式竟然非常相似……暫且不論這些象徵和想象的説法，但其中所流露出的原始“建築文化”意識，竟然和建築史上的“三四規則”相吻合，這着實令人驚歎！

　　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雙螺旋結構

　　世界範圍內的古建築都有“三四規則”，如國外的金字塔是三角形、四面結構，而我國古房屋建築則多崇尚四合院，木繫結構也多以“四柱”方形作基本框架。這是否可以説明伏羲時代就有了建築呢？這個問題困擾了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史學界幾千年，直到二十世紀中葉發掘的甘肅省天水市的大地灣遺址，才證明了伏羲時代確實是有建築的。

　　大地灣遺址

　　天水市素有“羲皇故里”之稱，是傳説中人文始祖伏羲的誕生地，歷史上曾有成紀、上邽、秦州等稱謂。伏羲、女媧首先在天水點燃了中華文明的薪火，即“大地灣文明”。上世紀70年代考古學家在大地灣組織開展的考古挖掘，涵蓋了從距今約7800年到4900年前後3000多年華夏先民所創造的歷史。這裏不僅發現了中國最早的旱作農作物標本，將中國北方旱作農業的起源時間上推了約1000年；還發現了中國文字最早雛形的彩繪符號，比過去國內最早發現的西安半坡陶器刻劃符號時間早了1000多年。最重要的是，這裏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殿式建築——距今約5000年、考古編號為“F901”的建築遺蹟，該遺蹟是目前所見中國最古的房屋建築。總面積達400多平方米，由主室、東西側室、後室、門前附屬建築四部分組成。其中主室131平方米。大地灣遺址的房屋，早期多以半地穴式圓形為主，而此遺址卻是平地建築，規模很大，形同宮殿。還有罕見的中國最早的“混凝土”地面！

　　編號為“F901”的建築遺蹟

　　“三皇”後緊接着是 “五帝”。黃帝居“五帝”之首——“黃帝土德、中央之味，以主四方。”在較早記述黃帝事蹟的史籍《黃帝內傳》裏，黃帝有很多功績，如發明婚姻制度、興文字、造指南、創醫學等，與“建築”有關的發明也不少——“設棺槨，置冢墓” “築城闕，建宮室，立台榭”；還提到黃帝在蓬萊會見了神仙王母，回來後“築圓壇以祀天，方壇以祭地” 等。但該傳記也帶有濃郁的神話色彩，説黃帝出行時“或乘飛龍，或乘飛虎，或乘鸞鶴”等許多現代人都難以想象和企及的舉動，這就使得黃帝時代是否有“城闕” “宮室” “台榭”這些建築變得亦真亦幻了——興許有，但也只是難以長久留存的土木結構之類吧？

　　黃帝

　　神話傳説變得耐人咀嚼，耐人遐想。從三皇五帝的神話傳説裏，映襯出了祖先們對居住環境的最原始朦朧的嚮往，這反映在以“崑崙山”派和“蓬萊三山”派為代表的中國神話的兩大源頭裏。“崑崙山”派神話是祖先們對居住環境的高俊和安全性的嚮往，“蓬萊三山”則是對大海和仙境的嚮往，兩者合在一起就啓迪了古人“敬畏自然、依戀自然”的古建築學的潛意識，歷經幾千年的演變，最終奠定了後世中國園林建設中“一池三山”的景觀模式。

　　杭州西湖仍然可以尋到“一池三山”的影子。

　　遼闊的外湖西部三島鼎足而立，南面最大的為三潭印月“小瀛洲”，中間的為湖心亭，最北為阮公墩。

　　二

　　當祖先們不斷推進發明創造的時候，文明的曙光就照亮了黑暗的森林，從而使他們從森林走向城池。中國上古是沒有“城市”這個詞的，“城”和“市”分開稱呼。“市”最初指古代物物交換的集市方式，據古籍《易•繫辭下》記載：“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傳説炎帝是“日中為市、首倡交易”的始作俑者，那時沒有鐘錶,也沒有記錄時間的方法，炎帝於是告訴大家拿太陽來做標準——太陽當頂的時候,就在市場上進行交易，過了這段時間就散市。顯然，最早的商業活動，就發生在“原始村落”裏。

　　中華大地上最早的城池雛形，也萌發在“原始村落”裏，這不是哪個人的主觀臆斷，是有文物考證的——從安徽亳州的史前文化遺址、商文化遺址中可找到依據。當代考古學家在亳州發掘的隸屬於大汶口文化時期的遺址有兩處，一處是蒙城許疃鎮畢集的尉遲寺遺址，1989年這裏發掘了距今約4000至5000年的原始村落，有“中國原始第一村”之稱；另一處原始社會遺址是位於亳州城西渦河南岸的傅莊遺址，距今已經有約5000到5500年的歷史，有古墓羣和玉器、石器、骨器、陶器等千餘件器物出土。

　　傅莊遺址

　　都城的出現和國家政權幾乎是同步，所以最大的城池莫非國都。約公元前21世紀初，禹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夏朝。“都”一詞，在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史記•夏本紀》有了記載：“禹為華夏族首領，建都安邑，以居天下之中，故稱中國。”司馬遷卻沒説清“安邑”的具體地理位置，以至於給現代留下多種説法：一説在今夏縣禹王城；還有一種説法，約公元前2000年，夏朝國王太康在位，都城在陽城(今河南登封縣告成鎮)，後又遷往陽翟(河南禹州)。儘管夏都的具體位置眾説紛紜，但從《史記》的記載裏，我們相信夏朝時已經有了“都”城；同時可進一步猜測，此時建築物的留存性較差。

　　到了商末周初，都城的建築物有了一點遺存。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發，在牧野與商紂王會戰，結果是殷軍大敗，紂王自毀，商朝滅亡，周朝建立。如今的湯陰城，史載是周朝立國的都城，古稱“邶”。據説邶是“文王拘而演周易”的地方，周文王用幾根細細的蓍草擺放，將伏羲的八卦改為六十四卦，推演為《易經》，創建了神秘的周易文化，於方寸之間推演出了天地律動和宇宙神韻。《説文》：“邶，古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是也。”湯陰是《詩經》裏《邶風》的發源地，其中的“自出北門，憂心殷殷”等詩句就從一定的側面説明這裏曾是繁華的城。乾隆時期的《湯陰縣誌》載：“邶城在縣東三十里，此武王滅殷，分封諸侯，封紂子武庚於此。”遺憾的是，如今的邶城只剩下高出地面三米多、面積約三百平方米的土石台（名曰“冢子”：相傳為古觀兵台）的廢墟和遺址，訴説着往日的輝煌。如果沒了這點土石基料、僅使用土木材料的話，周朝的地面建築可能也流失貽盡了。

　　石頭材料的古建築物就較易於留存。當代人就在今遼寧南部的大連、營口、鞍山境內發現了多處國內最古老的地面石頭建築物——石棚，是距今約3000多年前新石器時代末期、青銅器時代早期的巨石文化遺蹟。具體用途不詳，可能是用於祭祀或部落首領墓葬。

　　海城析木石棚

　　位於遼寧海城市析（音“思”）木鎮姑嫂石村南的山坡上

　　西周時期，是奴隸社會制社會發展的重要時代，形成了完整的社會等級和宗教法理關係，也就形成了相應的城市建設制度。在《周禮•考工記》中，我們已完全可以看到王城建設的基本佈局了：“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東周末期，由於學術思想的百家爭鳴，商業的逐步發達，特別是戰爭的頻繁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城市建設的初潮。在春秋戰國時，一百多個諸侯國競相建城，華夏大地整個就是一個多城的世界，此時的歷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建城、守城、攻城史。

　　春秋戰國的建築理念，基本有兩大類型，一是以儒家孔子為代表的以維護社會等級和禮法的**“規則論”。二是以老子和齊國的管子為代表的“自然至上”**的理念。老子的《道德經》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道法自然”；管子則有些實用建築哲學的味道，他強調：“因天才，就地利，戰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他以“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 （《管子•乘馬》）來説明城市選址必須考慮環境關係。

　　管子的實用建築哲學和“風水論”的糅合，加重了古代城市建設與自然環境相協調的理念，隨後的千多年裏，一些“仿生城”應運而生。春秋吳都（今蘇州市），高出水面的土墩就像龜背，縱橫交錯的水網則是龜背上的紋路。伍子胥築城時仿照龜的形態，街坊佈局猶如龜背紋路，城池外形模仿龜背外緣，此城3000餘年長壽未衰，傳承着吳越文化。福建泉州城池營造為鯉魚形狀，城外環之以河，就像魚嘴唇上的遊線。北宋時的汴京（今開封），外形狀如卧牛，被營造成卧牛城——卧牛能鎮水，為使黃河不氾濫成災，故取此形。廣西的崇左葫蘆城三面被左江環繞，為一個右岸的牛軛狀河堤，元明以來，人們依山形就水勢從中營造了一個葫蘆城，只有一條大路從葫蘆口進城，四座城門臨江而開——意寓取寶葫蘆的靈氣。南京等城則以“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鳳翔”為格調……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都很講究地勢和“風水”。帝王陵區，更是講究“風水”的，無論是北京的十三陵還是陝西關中的帝王陵羣，莫不如此。

　　當規則論、自然至上、風水理論三者進一步融合時，就標誌着完整的中國古代的建築理念最終形成了。這種追求秩序與規則、整體與細節、“天人合一”的理念，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無與倫比的。也就從這時起，中國古建築基本確立了“環境整體經營”的理念，無論是金碧輝煌的歷朝古都，一般路、府、州、縣的城池，還是邑郊園林、風景名勝，甚至深山裏飛檐斗拱的廟宇與道觀，江南煙雨中的普通民居，……都是這一理念的“物化記憶”而已。

　　蘇州平江圖原碑

　　三

　　秦王朝，是中國建築史上第一波高潮，留存於世的建築，即使在世界建築史上，也具有很高的地位。

　　秦國留給後世的“三大工程”秦長城、兵馬俑、秦直道，前二者已馳名中外，但就知名度較低的秦直道而言，也足以震驚世界。秦直道長約700公里，南起雲陽林光宮（今陝西淳化縣），北至九原郡（今內蒙包頭市西），縱貫黃土高原和鄂爾多斯高原，總體走向呈南北直向，於是被稱為“直道”。它修築於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0年的秦始皇執政時，比羅馬大道早100多年，比現代意義上的高速公路——德國境內的博恩到科隆的高速公路（建於1932年）早了2100多年，其主幹道最直的路段（如陝西省富縣境內的“車路梁”）可以做中型飛機的起降跑道，最寬處達六十至一百米，如今可以並排十二輛大卡車，因此秦直道有“古代高速公路”之稱。

　　秦直道路線圖

　　在《史記》等大量的史籍裏，我們可以看到，秦始皇時期“北擊匈奴、南征百粵”，連續對外用兵，動用了大量的人力——“北築長城”用兵四十八萬；“南戍五嶺”動用五十餘萬人；修秦直道用兵七十餘萬人——這些姑且被認為是“防禦性工程”，但動用奴隸七十萬人在驪山修皇陵和阿房宮就是徹頭徹尾的“形象工程”了！從秦都咸陽修到驪山腳下的阿房宮，亭台樓閣曲折迂迴，唐代詩人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描寫它的氣勢是“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據中國人口資料載，秦始皇時期全國的人口也就兩千萬左右。這麼少的人口，以當時生產力的承受水平，搞這麼多工程建設，實在是勞民傷財，以至於“百姓靡蔽，孤寡老弱不能相望，道死者相望”（《漢書》）。所以，秦二世而亡也就是歷史的必然了。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建築。時至今日，以“基建狂魔”著稱的中國，幾乎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建築地標。它們各領風騷，許多的現代建築，雖然建築材料今非昔比，但“建築人文”的理念，仍然一脈相承。

　　任何時代的建築都沒有純粹的美，但人文卻可以使建築美得純粹。正是因為保有傳統的基因，這些人文的DNA，才讓今日的建築，與那些千百年來留存下來的“物化的記憶”一起，美得純粹。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