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美關係中的結構性轉變：兩個不同維度下的視角_風聞

　　摘要：德國外交部長馬斯6月28日接受德新社採訪時説，德國和美國的關係發生了結構性變化，而這種變化即使是拜登上台也無法恢復到從前的狀態。自從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和德國在政治互信、伊朗核問題、對俄羅斯和中國戰略、以及經濟往來等方面摩擦不斷，而隨着美國於7月末從德國撤走12000名士兵，戰後兩國關係的基石——軍事同盟與互信也受到了挑戰。美德兩國的結構性戰略分歧在哪裏？可以從哪些不同的維度來看待？美國大選之後兩國關係又將面臨哪些新的挑戰和不確定因素？本文將從歐洲區域合作vs美國全球霸權以及特朗普 vs 默克爾兩個維度出發，探究美國與德國關係中的深層共同利益和矛盾，以及探討大選之後兩國關係的可能走向。

　　德美矛盾激化和戰略分歧

　　最近數個月來，德國與美國矛盾日趨激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就是7月29日美國國防部宣佈將從德國撤走1.2萬美軍部隊，其中大部分將重新部署在比利時、意大利和波蘭三國，其餘約5700名士兵返回美國本土。此外，美軍還決定將歐洲司令部從德國移到比利時。對於為何要撤軍，美國政府內部回應不一。美國國防部給出的理由是這樣做可以強化對俄羅斯的震懾，並鞏固歐洲的安全形勢；而白宮則指這是因為德國遲遲不肯兑現2018年北約峯會上將國防開支增加到GDP的2%的承諾，認為這使得美國因保護盟友付出了過大的經濟代價。儘管美國給出的理由與德美兩國關係沒有直接關聯，但撤軍這一行為卻體現出了兩國關係的裂痕——德美同盟的根本實質上是北約框架下的軍事同盟與合作，而美國從德國撤軍並將歐洲司令部移出德國正是這種軍事同盟出現問題的徵兆。這一現象表明德美兩國過去二十多年，特別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後的這四年的分歧已經開始傷及兩國關係的核心。

　　這種分歧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兩國在外交戰略方面對於戰後自由國際秩序“挑戰者”的態度分歧，主要是針對俄羅斯、中國和伊朗的政策。俄羅斯方面，雖然德國代表歐盟參與了美國在2014年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後的對俄製裁行動，但由於地緣政治的原因，德國並不想進一步激怒俄羅斯。德國在2015年與俄羅斯達成協議，開始動工建設“北溪二號”天然氣輸送管道。由於北溪二號管道直接架設在波羅的海海面上，繞過了傳統陸上管道的必經之地如烏克蘭、波蘭等國，導致這些國家的不滿，認為這一舉措會傷害兩國作為天然氣中間輸送站的利益，並進而使俄羅斯能在與歐盟的直接能源交易中獲益。時任美國駐德國大使格倫內爾就曾在2019年初多次威脅要就北溪二號制裁德國企業和政府。這些言論引發德國國內的反彈，默克爾公開表示歐洲的能源政策是歐洲自己的事，和美國無關。在本次美國撤軍之前的7月21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制裁北溪二號的法案，這將進一步加深德國以及整個歐盟與美國在能源和地緣政治方面的分歧。

　　中國方面，德國雖然跟隨五眼聯盟在香港問題上對華採取強硬態度，包括譴責中國全國人大“強行通過”香港地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及暫停德國與香港之間的引渡條約。但德國在對華為的態度上一直左右搖擺，尚未像英法兩國那樣從政府層面上跟隨美國製裁華為，或就排除華為設備列出明確的時間表。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德國電信與華為合作的5G網絡建設已經覆蓋了半個德國，若排除華為重新建設的成本將過大；二是德國本身確實需要華為的技術力量來提升自己的移動網絡建設，尤其是滿足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的網絡需求。除了實際上的利益，德美之間的分歧還與美國的領導力缺失息息相關：6月29日，默克爾在接受英國《衞報》採訪時説，歐洲國家應該認真考慮一個新的事實，即美國無法再力求成為世界的領導者了。她還建議歐洲“設想一個沒有美國領導的世界，不能再理所當然地認定美國的領導地位”。並且歐洲各國要為美國不再是世界強國的現實做好準備，並且優先調整與美國相關的事項。由此可見，德國對於世界領導力有着很高的需求，並盡力保證自身能在領導力明確的狀況下獲取最大利益。而當美國的領導力逐步走向缺失時，被普遍視為美國頭號競爭者的中國，也成為德國考慮實現領導力平衡的對象。因此，出於自身利益和對領導力的希望，德國不願在制裁中國方面處處緊跟美國，這就導致了兩國之間的隔閡。

　　伊朗方面，德國和美國同為伊核協議6+1成員，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協議的做法令德國十分不滿。德國在伊朗核問題上寄希望於通過多邊合作、取消制裁和更頻繁的經貿往來監督並改變伊朗的和政策，而美國則在特朗普政府的領導下失去了這一戰略耐心，認為只有不斷通過“極限施壓”和更大的制裁才能從外部逼迫伊朗徹底放棄核計劃，迫使伊朗接受更大程度的對美讓步和妥協。剛過去的8月20日，已經單方面退出核協議的美國要求安理會恢復對伊朗的全面制裁，遭到包括德國在內的其餘五國的一致反對。德國、法國和英國都認為，既然美國已經退出，就無權力要求留在協議內的其他各國發動協議內製裁。這是美國單邊主義外交戰略和德國多邊合作主義的又一最新分歧。

　　德美分歧第二個大的方面在於經貿問題，主要是美國對德國長期對美保持貿易順差的不滿。美國和德國的貿易問題最早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西德經濟的高速發展期，1985年的《廣場協議》規定包括西德、日本在內的主要歐亞工業國應採取措施讓本國貨幣兑美元升值，以此壓制這幾國對美國的高額貿易順差。受此影響，西德馬克兑美元到了1988年相比1985年升值了70.5%。但即便如此，隨着兩德統一、美國產業空心化和德國在歐盟中的經濟地位愈發重要，德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在2015年達到了創紀錄的74.9億美元，引發了美國政府的不滿。美國部分觀察者認為，德國長期對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保持高額貿易順差的關鍵因素有兩個：第一，德國的低工資和低福利和高儲蓄率壓低了德國製造產品的價格，而德國製造業又以大宗商品和高端製造業為主，因此擠佔了全球大量的同類產品市場空間，構成了“不公平”的競爭；第二，德國對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投資太少，其企業對外投資過多，致使德國國內各方面需求長期處於相對低位，進一步加劇了其對其他國家的貿易順差。2017年默克爾在特朗普上台後首次訪美就和美國在經貿問題上出現了糾紛：特朗普一方面稱讚了德國的經濟表現，另一方面又着重強調兩國之間應有“公平”的貿易關係。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宣佈對歐洲進口的鋼鋁加徵25%的關税，而默克爾於同年4月的訪問在此問題上與美國談判無果，兩國經貿關係進一步惡化。到2020年8月，美國已對價值75億美元的歐洲商品加徵了額外關税，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德國。

　　這兩個方面的矛盾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德美兩國冷戰後長期戰略需要——特別是歐洲區域主義和美國大西洋霸權之間戰略需要的分歧所致。同時，2017年特朗普的上台進一步激化了這一分歧：**特朗普政府透支美國長期政治利益、透支美國國際公信力，以及過度追求短期美國經濟利益的做法，與默克爾領導下的德國新自由主義方針格格不入，導致兩國之間的矛盾激化。**這兩點構成了如今德美關係持續惡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本文接下來將要討論的重點。

　　歐洲區域主義 vs 美國大西洋霸權

　　德國和美國的根本分歧之一，是冷戰結束後歐洲區域一體化目標和美國全球霸權之間的矛盾。在冷戰時期，兩極對峙和美國為西歐提供的安全保障，是歐洲各國互相放下成見、共謀發展的重要外部因素。而從內部因素來看，冷戰時期的歐洲區域主義以經濟合作為基底，結合了西歐各國相似的價值觀和北約軍事盟友的身份，形成了西歐國家內部穩定的相互依靠安全網絡。而在這一過程中，西德通過與法國和解和經濟復甦實現了崛起，但因其本身處於兩級對峙最前線，加上國家處於分裂狀態，西德對美國的依賴性要遠大於兩國在其他方面如經貿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因而冷戰前的歐洲區域主義和美國在歐洲的霸權目標並無本質性的衝突。

　　**在兩德統一、冷戰結束後，隨着共同敵人的消失，以德法聯盟為首的歐洲共同體和美國的分歧逐漸浮上台面。**首先，1992年《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的簽訂帶來了一個政治逐漸邁向一體化的歐洲前景，隨之而來的是歐洲“安全共同體”身份的構建——按照卡爾·多伊徹（Karl Deutsch）的説法，這種安全共同體是以互相適應主體價值觀、行為的可預測性，以及對使用戰爭手段的強烈反對為基礎構築的。這反映在歐盟苛刻的入盟基本條件上：擁有捍衞民主穩定的機構、法治、人權、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擁有行之有效的市場經濟，以及應對歐盟內部競爭壓力和市場力量的能力；履行成員國職責的能力，包括恪守政治、經濟和貨幣聯盟的宗旨。而在此基礎上的各項量化指標就更是繁複不計，使得要加入歐盟的準成員國，尤其是東歐國家，往往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改革才能獲批進入。這些嚴苛的准入制度和複雜的規則設計是為了實現歐盟各國不僅在政治和經濟上，更在身份和價值觀上的共同體，並讓這個價值觀和身份共同體逐步取代本國的民族主義，成為歐盟各國內部的核心政治認同。

　　在這一過程中，德國發揮了主要作用，積極推動歐洲貨幣聯盟和政治聯盟的同步推行，不斷加強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的權力，促成歐盟內部各機構的精簡和改革。與此同時，德國的國家力量也在歐洲區域化啊的進程中得到了空前加強：仿照德國銀行體系建立的歐洲中央銀行設立在了德國的法蘭克福；德國主導了歐元的發行和流通，並主導建立了歐洲統一的貨幣政策，使得其他歐盟成員國無法單獨影響歐元幣值和效用；更重要的是，德國憑藉自己優勢的經濟地位和地理位置，成為歐盟向東擴張最重要的推手，並藉此傳播並鞏固了德國和歐盟的價值觀與身份觀，使得德國的主導地位在歐洲區域化進程中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德國前總理科爾就曾表示，一個統一的歐洲是“對付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及大國爭奪的最有效保證”，而其繼任者施羅德和默克爾也遵循了這一道路，使得德國成為歐洲區域化的中心，和歐洲身份與價值觀最突出的代表。

　　**顯然，德國這種以政治經濟聯盟為基底，通過和平手段塑造共同身份和價值觀的做法，挑戰了美國主導的北約框架下以軍事同盟和抗擊蘇聯（俄羅斯）為根本的美國大西洋霸權體系。**冷戰時期美國對歐洲防務固然有整體的考慮，但在外交戰略上並沒有把歐洲作為整體來看待，更對一個在身份上和價值觀上高度趨同，並擁有獨立的政治和貨幣同盟框架的歐洲聯盟充滿了疑慮。同時，因這套體系而大幅提升了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德國也衝擊了美國在歐洲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霸權：歐洲的經濟發展越來越由德國的發展，而非美國的發展所驅動；而歐洲價值的捍衞者和推廣者這一身份也逐漸從美國開始向德國過渡。雖然美國和歐盟仍然通過《跨大西洋宣言》等綱領性文件維持着緊密的盟友合作關係，但德國的一系列行動使得美國在歐洲，尤其是西歐的影響力事實上遭到了削弱，這也成為美國國內部分新保守主義人士對歐盟不滿的藉口。

　　而隨着歐洲區域化的不斷加深，德國主導的歐盟自主外交戰略也開始和美國的地區外交戰略產生衝突，最顯著的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歐俄關係。德國和歐盟雖仍舊在北約框架下處理安全事務，但其對俄羅斯的敵意已遠不如冷戰時期那樣大；而如前文所述，歐盟慣常採取的以和平手段和經濟議題主導外交戰略的做法，則更是與美國通過軍事和經濟手段持續制裁俄羅斯的行為產生了衝突。尤其是從2014年克里米亞問題開始，歐盟一方面追隨美國對俄羅斯在政治和戰略上採取譴責、抵制甚至制裁等一系列不友好手段，另一方面德法兩國又時常尋求和俄羅斯對話，並在能源等方面保持合作關係，這使得美國對德國在安全和戰略議題上與美國的一致性保持懷疑。顯然，德國追求一個越來越獨立於德國對美國的安全要求保障之外的外交政策，而美國對這種政策的懷疑只會隨着兩國衝突進一步增多而增加。

　　總之，德國主導的歐洲區域化進程和美國的大西洋地區霸權在戰略目標、身份認同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間隙。但這些摩擦在特朗普上台之前都暫時不構成德美兩國的巨大分歧，也沒有觸及到兩國同盟的核心。而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民族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政府則從2017年開始和已經在德國掌權十年的默克爾政府產生了更大的矛盾，並將德美關係帶向進一步惡化的深淵。

　　特朗普****vs 默克爾

　　除去兩人作為“政治素人”和職業政治家等資歷和經驗方面的不同，特朗普和默克爾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對領導力和領導作用的理解差別上。在特朗普看來，美國過去幾十年在歐洲維持霸權是以美國經濟發展的巨大犧牲為代價換來的，而這種代價在今天已經不再值得，因為這已經不符合“美國優先”的原則。特朗普同時還認為，德國和歐盟在經濟活動上“佔了美國的便宜”，尤其是長期的貿易順差使美國處於劣勢並從美國搶走了製造業工作。按照前國家安全助理博爾頓（John Bolton）在《事發之室》（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一書中的回憶，特朗普長期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歐盟比中國更惡劣，只是（在體量上比中國）小一些而已”。而上文所提到的德國軍費支出問題也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激化的，特朗普在2018年的北約峯會上多次提出這個問題，甚至一度準備以威脅退出北約的方式逼迫德國讓步，後在博爾頓等官員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的勸説下作罷，而只是提出了德國等歐洲國家應當遵循的“提高防務支出時間表”。由此可見，特朗普把美國的領導力視作一項應當不斷賺取利潤的“資產”，認為只有紙面上的數字“收入”才是美國實實在在獲得的利益。這種短視的做法可以理解為特朗普本人及其幕僚對德國和歐盟長期“佔便宜”的一種不滿的發泄，也可 以視作特朗普為了迎合國內選民而刻意展示出的“強硬”和“成功談判者”形象，但毫無疑問這對美國的長期戰略利益是一種透支：美國作為全球霸權和其設立的多邊制度的公信力下降，使各國對美國在短期內，甚至中長期內是否能保持全球領導力存疑。

　　默克爾作為執掌德國政壇13年的常青樹總理，素有“長袖善舞”的名聲，在移民等問題上曾經為了迎合選民反覆搖擺，也使外界對其評價不一。然而，默克爾作為科爾的學生和施羅德的繼任者，她將德國在歐洲的中長期戰略貫徹了下去：**採用和平主義的手段，以經濟和政治聯盟為基底，以共同身份和價值觀為交往原則，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和歐盟的整體對外戰略。**長期執政的成功經驗使默克爾形成了以新自由主義為根本的執政原則：推動自由貿易、普世價值的傳播、倡導國際合作而非對抗優先，併發揮德國作為歐盟制度締造者和建設者的領導力優勢。在這一點上，默克爾和特朗普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特朗普在外交、內政等方面都更具有民粹傾向，即無條件討好其“基本盤”選民的各種要求；而默克爾僅在內政方面傾聽民意較多，而在外交戰略方面則長期維持新自由主義原則不動搖，並不惜為此“得罪”其他域內外大國。一個例證就是在默克爾執政時期，德國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日趨緊密，但默克爾從未在“人權問題”等價值觀分歧上對中國讓步，而是堅持歐盟一貫的政策。默克爾政府這一追求建立在歐洲價值觀上的獨立外交政策，尋求在對域外各大國關係中保持平衡的做法，顯然與以“保護者”身份自居的特朗普格格不入。而由於兩人在政治問題上都不願退縮並尋求維持較為強硬的形象，無疑造成2017年以來兩國矛盾的進一步加劇。

　　結論

　　德美關係作為跨大西洋聯盟的支柱性關係，是維持兩國和大西洋區域發展的長期制度性保障。而這種支柱性關係又以兩國在北約框架下的軍事同盟為基礎，保護了德國和歐洲的安全和美國在歐洲的長期存在於利益。然而，隨着德美兩國外交戰略分歧不斷加深，以及兩國的強勢領導人關係惡化且不願讓步，兩國關係已經開始出現結構性轉變，並持續滑向失去互信的深淵。雖不知這一轉變是否會隨着11月美國大選的結果而發生改變，但已無疑對戰後世界秩序在歐洲的維繫提出了冷戰結束以來最新、最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