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牧雲：美國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對外交往文獻評介_風聞

本文轉自明德史館微信公眾號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是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為戰時中共的生存發展爭取了道義和物資方面的支持，也為新中國外交積累了處理對外關係的基本經驗，建立了對外溝通機制和聯絡渠道。但是，因資料的匱乏，相關研究一直難以深入。20世紀80年代，國內學界開始關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對外交往文獻，特別是90年代蘇聯檔案解密後，《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等具有極高史料價值的資料集得以出版。

中共對外交往史，尤其是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國革命關係史逐漸成為學界研究熱點，許多學者開始從中國革命與外部世界聯繫的角度考察中國革命的發展過程及其策略變化，用全球史視野考察中共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近年來，國內多個研究團隊收集整理美國政府解密檔案以及美國館藏抗戰史、民國外交史檔案，出版資料集或構建歷史文獻數據庫平台，推動學界對於美國藏中共對外交往文獻的關注。不過，目前學界多聚焦美國政府、軍方檔案中關於中共對外交往文獻的譯介，對美國藏人物檔案、民間團體檔案、珍稀報刊中涉及中共黨際關係、民間外交以及對外宣傳相關文獻的整理與利用仍有較大空間。

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批美國左翼新聞人士陸續將個人檔案與收集的中共黨史文獻移交檔案館、圖書館等機構，由此美國胡佛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埃默裏大學、楊百翰大學、密蘇里大學、紐約公共圖書館等保存着大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對外交往文獻。本文擬從這些文獻的研究利用、分類與查找、史料舉要、學術價值等方面進行介紹，拾遺補闕，以拓寬研究者整理和利用史料的視野與途徑。

一、美國藏曆史文獻的研究利用目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與美國官方接觸的相關文獻得到了中美學界較為系統的整理與利用。20世紀70年代以來，約翰·謝偉思(John Service)、約翰·埃默森(John Emmerson)、有吉幸治(Koji Ariyoshi)等延安美軍觀察組成員的報告與回憶錄相繼出版;加州曼隆學院的卡羅爾·卡特(Carole Carter)通過採訪延安美軍觀察組成員並徵引胡佛研究所多宗檔案，論述了1944年至1947年美國與中共的聯絡過程;呂彤鄰等影印美國國家檔案館所藏“迪克西使團”檔案等文獻，主編出版《外國觀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戰:美軍觀察組延安機密檔案》系列叢書。此外，國內學者還利用美國所藏文獻，深化了關於抗戰時期美國政府對中共的認識與政策轉變、皖南事變後中共與美國政府高層的會談過程、抗戰結束後中共與美國關於雙方衝突事件的交涉處理等問題的研究。

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與外國記者互動問題，美國學者重視對海倫·斯諾(Helen Snow)、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莫德·拉塞爾(Maud Russell)等個人檔案資料的利用。例如，密蘇里大學羅伯特·法恩斯沃思(Robert Farnsworth)的《從流浪漢到記者:斯諾亞洲經歷(1928—1941)》、佛羅里達國際大學卡倫·加納(Karen Garner)的《珍貴的火種:莫德·拉塞爾和中國革命》、史沫特萊傳記作家魯思·普萊斯(Ruth Price)的《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人生》等著作，展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美國左翼新聞人士在中共對外宣傳工作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國內方面，有學者徵引美國所藏文獻，討論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對外傳播、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與國共輿論宣傳戰、抗戰時期中共與國際民間組織的合作等問題。

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在留美學生、華僑團體間的統戰活動，美國華僑史學者麥禮謙(Him Mark Lai)利用美國館藏報刊資料，考察了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旅美中共黨員在紐約、舊金山華僑社區中開展統戰工作的歷史過程;瑪卡萊斯特學院的約瑟芬·福勒(Josephine Fowler)利用共產國際檔案中的美共文件，聚焦在美參加革命的日僑和華僑，展現跨太平洋共產主義運動網絡;紐約州立大學的於仁秋論及旅美中共黨員對紐約華僑衣館聯合會(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簡稱“衣聯會”)的影響;趙曉陽通過耶魯大學檔案分析旅美中共黨員在北美學生會組織的統戰活動。

但是，由於美國藏中共對外交往歷史文獻數量龐大，目前學界對其挖掘、整理與運用仍較為匱乏。例如，埃默裏大學菲利普·賈菲(Philip J. Jaffe)文件、楊百翰大學海倫·斯諾文件、紐約公共圖書館莫德·拉塞爾文件等，尚未收錄在《北美藏中國抗日戰爭歷史檔案文獻提要》等目錄文獻與歷史檔案評介研究中。

二、美國藏曆史文獻的分類與查找

菲利普·賈菲、斯諾夫婦等新聞人士，同時還是多個民間組織機構成員，他們保留了許多書信、電報、訪談筆記、會議紀要、備忘錄、報告、文稿和報刊資料，其中涉及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外交往的文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通過廣泛開展國際統一戰線工作，與跨國羣體進行多種形式、多個層次的聯繫，影響國際社會對中共認知與評價的歷史過程。

埃默裏大學斯圖爾特·A·羅斯手稿、檔案、善本圖書館。該館收藏了1980年至1981年移交埃默裏大學的全宗檔案菲利普·賈菲文件，共14個系列。菲利普·賈菲是美國左翼新聞人士、商人，在美國學界、政界影響甚廣。他參與創建美共中央中國局外圍組織“中國人民之友社”(American Frie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擔任《今日中國》(China Today)雜誌與《美亞》(Amerasia)雜誌主編，1937年曾訪問延安。這批檔案中保存着賈菲在延安採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的手寫筆記。賈菲與美共領導人厄爾·白勞德(Earl Browder)、旅美中共黨員冀朝鼎關係密切。

他整理的冀朝鼎相關文獻，就包括冀朝鼎分別於1930年、1932年在美國出版的小冊子《軍閥混戰與中國革命》(Militarist Wars and Revolution in China)和《蘇維埃的中國》(Soviet China)等資料。在美共支持下，美國援華會(China Aid Council)於1937年12月創立。在該組織的聯絡下，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於1938年建立多家國際和平醫院，並在抗戰期間持續獲得資金、藥品與器材的援助。該批檔案中關於美國援華會的文獻有白求恩致美國援華會的書信、抗日根據地國際和平醫院的報告、抗日根據地接收海外援助的收據和醫療問題會議紀要等資料。關於中共對外交往史的珍稀報刊，該館保存着1931年張聞天領導創辦的中國工人通訊社刊物，其中有1933年10月13日、12月21日，1934年1月4日、11月28日、12月12日、12月19日、12月24日，1935年1月27日油印版《中國工人通訊》(Chinese Workers’ Correspondence)。

紐約公共圖書館。該館手稿檔案部收藏有1990年至1993年陸續移交的全宗檔案莫德·拉塞爾文件，共10個系列。拉塞爾由基督教女青年會派遣曾於1917年來華工作，30年代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響前往蘇聯，回到中國後參與創建工合組織。1945年，美國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Far Eastern Policy)創立，其多數成員與中共關係密切，在解放戰爭時期宣傳影響美國民眾反對美國政府幹涉中國內政。1946年初，拉塞爾成為該機構執行理事。該批檔案保存了1945年至1952年拉塞爾與該委員會成員間的往來書信、會議紀要，以及該委員會出版的刊物《信息公報》(Information Bulletin)和《遠東聚焦》(Far East Spotlight)。

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該館下設的善本及手稿圖書館收藏有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檔案。該學會成立於1925年，是由知識界和商界人士組成的非政府學術組織，鼎盛時期在美國、中國、蘇聯、日本等地設有14個分會。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中共黨員陳翰笙、冀朝鼎、徐永煐先後進入該會工作。這批檔案保存有陳翰笙、冀朝鼎、徐永煐等中共黨員活動的相關文獻。關於工合組織，該館收藏的中國工合美國促進會(INDUSCO Inc.)檔案存量最為豐富，共8個系列。這批檔案表明，工合組織通過開辦東南辦事處、延安事務所、浙皖辦事處和創設國際工閤中心支援八路軍、新四軍。該批檔案中的美國援華會相關文獻中，保存着宋慶齡、陳翰笙、馬海德、貝特蘭等為敵後抗日根據地募款的往來信件。

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圖書館。尼姆·威爾斯(Nym Wales)文件於1958年後陸續移交胡佛研究所。尼姆·威爾斯為海倫·斯諾筆名，1937年海倫訪問延安，這批檔案保存有她對毛澤東、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的採訪筆記。該批檔案還涉及中共與多個國際民間組織的交往，如美國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工合組織和保衞中國同盟(China Defense League，簡稱“保盟”)的文獻。

關於中共與美國官方接觸的史料，胡佛研究所保存有勞克林·居里(Lauchlin Bernard Curie)文件、艾伯特·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文件、威爾伯·彼得金(Wilbur J. Peterkin)文件、伊萬·伊頓(Ivan D. Yeaton)文件、大衞·包瑞德(David Dean Barret)文件、庫爾特·哈佩(Kurt Gustav Happe)回憶錄和梅爾文·卡斯比(Melvin A. Casberg)報告。

關於中共對外交往史的珍稀報刊，胡佛研究所圖書館收藏有1938年至1939年紐約時期出版的《救國時報》，目前國內研究機構收藏的《救國時報》為巴黎時期出版的報刊。《救國時報》於1938年遷到紐約後與《先鋒報》合併，1939年10月13日在紐約停刊，共在紐約出版62期。此外，胡佛研究所還收藏了1940年第1—8、13、18、19期《遠東通訊》(Far East Bulletin)。

該刊是中共外宣通訊社——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出版的英文刊物，主編為陳翰笙。此外，該研究所圖書館還收藏了1936年3月15日至1937年8月1日的《中國呼聲》(The Voice of China)。該刊由美共黨員格雷斯·格蘭尼奇(Grace Granich)與馬克斯·格蘭尼奇(Max Granich)於1936年3月在上海創辦，注重宣傳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

密蘇里大學檔案館。該館所藏1986年至1994年移交密蘇里大學的全宗檔案埃德加·斯諾文件，內容涉及抗日根據地國際和平醫院援助項目、工合組織和保盟的檔案。

楊百翰大學哈羅德·B·李圖書館。該館L.湯姆·佩裏特藏保存着1997年至1998年分兩批移交楊百翰大學的全宗檔案海倫·斯諾文件，共8個系列，內容涉及工合組織、保盟和美國援華會的檔案。以往研究者在使用斯諾夫婦檔案時，對於密蘇里大學全宗檔案埃德加·斯諾文件、胡佛研究所全宗檔案尼姆·威爾斯文件關注較多，少見對於海倫·斯諾文件的挖掘與研究。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民族研究圖書館。該館收藏有全宗檔案麥禮謙文件，其中包括美國聯邦調查局對“衣聯會”的調查文件。創立於1933年的“衣聯會”在華人社區的政治事務中起着重要作用。抗戰時期，該會提出“救國自救”的組織原則，支持抗日救國活動與在美華僑反歧視、反剝削鬥爭。美共中央中國局與“衣聯會”保持密切關係，中國局成員唐明照曾任該會英文幹事。

關於中共對外交往史珍稀報刊，該館保存有美共中央中國局機關刊物《先鋒報》1932年9月1日到1938年7月28日的縮微膠片版本。1928年4月《先鋒報》在舊金山創刊，施滉、冀朝鼎、徐永煐、章漢夫等為發起人。此外，該館還收藏了1940年7月至1949年12月《美洲華僑日報》縮微膠捲版本。該報是在中共影響下，依靠“衣聯會”於1940年創建的華僑報刊，唐明照、冀貢泉、徐永煐為負責人，罕見國內研究機構存有《美洲華僑日報》1949年以前的版本。

此外美國斯坦福大學等機構還收藏有美共文件縮微膠捲檔案。共產國際檔案中的美共文件來自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其中包括美共1919年至1943年的信件、報告、備忘錄，以及美共派往共產國際的代表在莫斯科收集的文件，以英文材料為主，共325盤縮微膠捲，尚未見國內研究機構保存使用該套文獻。該批美共文件中涉及旅美中共黨員活動的檔案有:1927年中國局(案卷1051、1219)，1927年華僑工作(案卷1074)，1929年中國局(案卷1814)，1930年中國局(案卷2159)，1931年中國局(案卷2531)，1932年中國局(案卷2756)，1933年中國局(案卷3181)，1935年中國局(案卷3788、3955)，1935年中國人民之友社(案卷3936)。

由於旅美中共黨員多以隱蔽方式開展工作，所以研究者在收集、檢索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對外交往文獻時應拓寬查找思路，特別是要識別中共黨員利用筆名、化名、英文名在美進行聯絡的書信資料與文稿。根據現有史料，施滉筆名、化名為“動生(Dongsheng)”“Tontien”等;冀朝鼎的筆名、化名有“動平(Richard Donping)”“Hansu Chan”“Huang Lowe”等;徐永煐的化名為“化發(Huafa)”;陳翰笙英文名為“Geofrey”;張報化名與英文名為“學涵”、“James Mo”;唐明照化名為“Chu Tong”等。

三、美國藏曆史文獻舉要

美國所藏文獻可以突破學界對於中共對外交往史諸多議題的研究困境，開拓學術生長點。例如，相較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旅蘇、歐、日的中共黨員，學界對於旅美中共黨員的研究較為薄弱，這主要是受到了材料不足的限制。有學者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在美國的活動，無疑應在中美關係史和中共黨史中佔有一席之地，但開展有關研究卻相當困難。”還有學者論述“‘翰檔’之憾”，作為中共外交戰線的重要人物，陳翰笙的文獻亟待利用、整理和充實，但“參與者的緘默、檔案的缺失和秘藏，都為重新復原歷史面貌增添了巨大困難”，“陳翰笙的‘地下工作’全貌還遠遠沒有得到呈現”。以下對尚未得到學界充分利用的美國藏中共對外交往部分文獻進行舉要介紹。

美共中央中國局檔案。美共文件縮微膠捲涵蓋了一批旅美中共黨員的珍稀史料。1927年，施滉、徐永煐、冀朝鼎等旅美中共黨員在舊金山創立美共中央中國局，主要在舊金山、紐約、費城、麥迪遜、巴爾的摩、波士頓開展國際統戰工作。關於中國局的主要文獻為中國局成員與曾任美共領導人的傑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白勞德、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的往來書信以及中國局給美共中央的工作報告、會議紀要等，包括施滉、徐永煐等抵美后與美共十三區負責人萊文(Levin Emanuel)早期接觸的情況，中國局黨員統計、黨員發展、幹部任命、黨員回國情況，中國局發展外圍羣眾組織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國際勞工保護組織分支機構、“衣聯會”、舊金山華人服裝業工會等情況，中國局與墨西哥共產黨、菲律賓左翼組織、美共下設機構的黨際聯繫情況，中國局對華僑開展統戰工作的情況等。檔案表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旅美中共黨員的工作重點是影響美共及華僑支持中國革命。

例如，四一二政變發生後的1927年4月22日，施滉緊急致信美共中央指出:“蔣屠殺數百名工人的事實，激起了人民的憤慨，也清楚地證明了他違背了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原則。因此，我們認為蔣介石是黨的叛徒，對孫中山先生不忠，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軍國主義者和反革命者。”

4月27日，美共中央回信指出:“你們所掌握的關於蔣介石的情報是絕對正確的。他背叛了中國革命，現在正在竭力屠殺中國工農”。檔案還涉及中國局參與組織不干涉中國運動(Hands of China Campaign)情況、中國局呼籲美共對中央蘇區給予物資援助與輿論聲援的報告、美共及中國局為支持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召開專門會議討論組建美共中央中國局外圍組織——中國人民之友社的過程等。

中共黨員與太平洋國際學會成員互動檔案。太平洋國際學會檔案收藏有陳翰笙、冀朝鼎與學會總幹事愛德華·卡特(Edward C. Carter)等成員的往來書信、電報、明信片、文稿等，目前中美學界愈發關注旅美中共黨員隱蔽身份、在美開展國際統戰工作的細節。但是，學界對於抗戰時期中共黨員往返中美的渠道、對美國政府與民眾開展宣傳工作的方式、在國際民間組織與國民黨中間活動的過程瞭解不多。1938年，冀朝鼎以太平洋國際學會研究員的身份回國考察。

這批檔案保存有1938年8月冀朝鼎離美回國時致卡特的明信片、卡特為保障冀朝鼎再次返回美國簽證有效與美國移民歸化局多次溝通的信件等。卡特曾向陳誠引薦冀朝鼎，1938年10月27日陳誠致卡特的手書中説:“卡德先生台鑒，八月八日手書敬悉。冀博士來時，自當遵囑多方協助。將來冀博士檢討中國經濟問題之報告書，尚希賜寄一份，以備參考為荷。”

這裏的“冀博士”，即已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冀朝鼎。1941年，獲孔祥熙等國民黨要人信任的冀朝鼎進入中美英平準基金委員會從事秘密工作。多份檔案表明，在中國問題的觀察與判斷方面，卡特深受陳翰笙、冀朝鼎的影響。該批檔案中收藏的1937年9月11日卡特致陳翰笙的問題清單，卡特向陳翰笙詢問了一系列關於抗戰局勢、國共合作、國際統一戰線的問題。1941年1月21日、26日和2月4日陳翰笙聯繫卡特的三封信件表明，皖南事變後陳翰笙力爭太平洋國際學會對於新四軍的同情與支持。

如1月21日的信中説:“這是非常緊急的情況下給你的一張便條”，“國民黨軍與新四軍發生了一場戰鬥。大約有四千名新四軍士兵執行政府命令前往長江北部。突然，國民黨軍向他們進攻。總有一天，這四千人死傷以及連兒童和護士都不得不拿起步槍自衞的真相，都會被公之於眾”。在旅美中共黨員的影響下，太平洋國際學會成員在《遠東觀察》《美亞》《今日中國》等雜誌上發表系列文章聲援新四軍。

中共黨員與美國記者書信往來檔案。由於美國所藏左翼新聞人士檔案數量龐大，一些中共黨員與美國記者聯絡的重要書信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例如，密蘇里大學埃德加·斯諾相關文獻中收藏有1939年9月30日斯諾致毛澤東的書信。

1939年9月，斯諾以工合國際委員會代表的身份赴延安訪問，9月24日毛澤東就統一戰線等問題與斯諾談話。這封信是斯諾在離開延安後寄出的，重點討論抗日根據地與工合組織、保盟合作事宜。斯諾表示:“我覺得此次赴延安的長途旅行，雖然停留時間很短，但是成果豐碩。這次採訪具有重要價值。此外，結合我收到的關於前線地區進展的新信息，得知你們在全力支持中國工業合作運動，並歡迎工合組織到抗日遊擊根據地，在延安及其周邊地區的工合運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抗戰結束後，旅美中共黨員相繼回國工作，如徐永煐1947年調入中共中央外事組工作。

楊百翰大學海倫·斯諾文件收藏有1946年11月20日徐永煐致海倫的信，徐永煐在信中説明了他離美回國的路線以及中共在香港開展外事工作的羣體，“我於10月7日晚從紐約起飛，10月21日抵達香港，在舊金山、檀香山和馬尼拉停留10天。我本來打算乘飛機從馬尼拉到上海，但日益惡化的政治局勢使我改變了計劃”，“很多朋友現在都在香港，如章漢夫、夏衍、喬冠華、龔澎，我們在這裏並不孤單”。

四、美國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對外交往文獻的學術價值

綜上，美國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對外交往文獻對於中共黨史、國際共運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

第一，有助於豐富中共黨際關係史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世界革命”為訴求，共產國際是各國黨員進行聯絡的樞紐與平台。正是得益於這一國際化平台，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與多國共產黨進行了深入交流。目前學界對於中共與蘇聯、共產國際關係的文獻梳理較為豐富，但缺乏對中共與其他外國共產黨黨際關係文獻的整理。美國所藏文獻充實了美共中央中國局、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中國人民之友社等體現中共與美共互動關係的組織機構史料。

第二、有助於從跨國視野觀察中共民間交往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與英美等西方國家的接觸首先從民間互動開始。美國所藏文獻可以拓寬學者視野，將國際民間組織、華僑團體、外國記者、醫務人員、技術人員等跨國羣體納入研究範圍，以考察抗日根據地與國際民間反法西斯力量在醫療援助、戰俘改造、美國黑人反種族歧視鬥爭等跨國問題上的互動。

第三、有助於拓展中共對外宣傳史研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旅美中共黨員創辦的《先鋒報》《今日中國》《美洲華僑日報》《救國時報》等刊物成為中共在美宣傳的重要輿論陣地。通過對中共在華對外宣傳報刊、中共海外報刊、美國左翼報刊、美國主流報刊的整理，研究者可以深化對抗戰時期中共對外宣傳機構與美國報刊媒體互動關係、皖南事變後中共對美宣傳工作、抗戰時期中共游擊戰思想的海外傳播、1945年舊金山會議中共代表在美宣傳活動等問題的研究。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對外交往逐漸成為新中國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對外交往工作使中共擺脱孤立狀態、走向世界舞台，為新中國建立對外交往專門機構、發展同世界各國共產黨及工人黨關係、開展“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民間外交以及對外宣傳工作提供了豐富的思想遺產與紮實的實踐基礎。挖掘、整理與利用美國所藏文獻，有助於研究者打通官方檔案與民間檔案的某些壁壘，利用多方檔案對比甄別，貫通新中國成立前後文獻，多維度展現中共對外交往的不平凡歷程。學者簡介張牧雲，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清華大學仲英青年學者。本科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專業，博士畢業於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就讀期間赴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學。研究方向為黨的對外交往史、海外中共黨史文獻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在《中共黨史研究》《黨的文獻》《黨史研究與教學》等期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