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民族記憶③：抗大抗大，越抗越大_風聞

抗戰·民族記憶③：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劉芳源

2019年8月1日，92歲的喬志學老人在北京收到25位臨沂大學學生的聯名信：“喬爺爺您好，我們參加了學校策劃的‘重走抗大路’暑期活動，沿着抗大人的足跡一路追尋，一路收穫無數感動……”

　　抗大，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的簡稱。對喬志學來説，這是一個十分親切的詞彙。這位身經百戰的抗戰老兵，因自己曾是一名抗大學員而一生驕傲。

80多年前，無數青年奔赴延安；80多年後，00後大學生重走抗大路。

　　臨沂大學前身是抗大的一所分校。多年來，喬志學經常到這裏，給學生們講述抗大歷史。沒想到這個夏天，同學們真的行動起來。老人第二天就給學生們寫了一封回信：“知道你們重走抗大路，一夜興奮難眠……”

“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到延安來，這就是最好的考試！”

　　1927年，喬志學出生于山西晉城。11歲參加八路軍，是所在部隊最小的娃娃兵，第二年他就被送到抗大一分校學習，成為那裏的第一期學員。

　　與年幼的喬志學不同，當時全國更多青年進入抗大，則源於一張特殊的招生廣告——“以訓練抗日救國軍政領導人才為宗旨”。

　　1937年7月7日，日軍制造盧溝橋事變，發動對華全面侵略戰爭。面對哀鴻遍野、生靈塗炭，無數熱血青年立志抗日救國。

　　隨着全國抗戰形勢的變化，毛澤東指出：“增加抗戰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辦學校培養抗日干部。”抗大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不久，他為這所學校親自制定“三句話”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

　　到延安去。抗大的辦校理念和青年們燃起的愛國激情不謀而合。當時一位浙大學生高喊：“同學們，我們都要做亡國奴了，這張大學文憑還有什麼用？我們要趕快上陝北去，到真正抗日救國的前線去！”

　　一時間，延安這座陝北小城成為大家心中的“聖城”。無數青年背井離鄉，坐火車、乘輪船、換汽車、搭馬車，越過秦川，蹚過黃河。他們之中有中學生、大學生，也有各界名人、海歸華僑和國際友人。

　　一路上千辛萬苦，常遭遇日寇飛機轟炸，可大家沒有放棄，“打斷骨頭還有肉，割掉皮肉還有筋，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這是許多青年的心聲。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着，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揹着行李，燃燒着希望，走進這城門……”詩人何其芳描繪了當時延安的真實場景。

　　從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有15000多名青年衝破日寇和國民黨頑固派層層封鎖，奔赴延安抗大。

　　“抗大沒有考試，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到延安來，這就是最好的考試！”毛澤東曾這樣説。

“每一個窯洞裏都裝有若干‘炮彈’，飛出去就不得了！”

　　由於日軍不斷髮動大規模進攻和殘酷“掃蕩”，國民黨政府也對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抗大的學員在延安一邊戰鬥、一邊學習，還要放下筆桿拿起鋤頭開墾荒山，克服着一個又一個難以想象的困難。

　　夏天，學員們在打穀場上聽講；冬天，破廟祠堂或羊圈就成了課堂。為填飽肚子，學員們經常挖野菜、採樹葉，摻和玉米熬稀粥充飢。

　　“你們是石器時代的人，但學的是最進步的科學。”毛澤東曾風趣地對學員們説。

老照片：抗大學員學習槍械結構

　　沒有校舍，大家挖窯洞自己建；沒有黑板，就借老鄉的門板；沒有粉筆，就挖白土搓成細條曬乾；沒有桌椅，就用揹包當凳、膝蓋當桌；沒有筆墨，就拿子彈殼自制蘸水筆，用鍋底灰調成墨水……

　　“以窯洞為教室，石頭磚塊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牆為黑板……”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描述眼前的場景。“校舍完全不怕轟炸的這種‘高等學府’，全世界恐怕只有這麼一家。”

　　抗大不僅條件極其艱苦，教員也是很缺的。許多中央領導同志都充當義務教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經常來給學員們講課。在這裏，毛澤東曾經講授過著名的《實踐論》《矛盾論》和《論持久戰》。

老照片：毛澤東在抗大作《論持久戰》報告

　　一年冬天，延安雪大而多。一次，毛澤東正在繪聲繪色地講着課，天空下起鵝毛大雪。看到學員們席地而坐，毛澤東十分不忍，幾次想下課。但大家聽得十分入神，怎麼也不肯走。最後，這節分析當時戰場形勢的軍事課，一直講到了後半夜……

　　抗大——革命的大熔爐。抗大在軍事上教育學員持久抗戰的戰略戰術，使之深刻了解並能靈活運用，並且“培養一批，輸送一批”，將學員源源不斷送往抗日最前線。這些抗大學員在戰場上以一當十，發揮着關鍵作用。

　　曾擔任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的岡村寧次用這樣一句話形容抗大學員的威力：“寧可犧牲20個日本兵換一個抗大學員，50個日本兵換一個抗大幹部。”

　　一名外地記者在參觀延安後曾説：“每一個窯洞裏都裝有若干‘炮彈’，將來這些‘炮彈’飛出去，就不得了！”

　“別了！同學們，我們再見在前線！”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中共中央決定把抗大分散到各抗日根據地，到敵後辦學，在華北、華中各地成立分校。學員們依依不捨邁開雙腳，忍着熱淚，高唱着《畢業上前線》離開延安：“別了，別了！同學們，我們再見在前線！”

　　抗大第一分校先後轉戰華北、山東。1940年1月，喬志學跟隨抗大第一分校，一路翻山越嶺，衝破日軍封鎖線來到山東。

　　抗大挺進敵後辦學，給日軍造成極大威脅，日軍的眼線緊緊盯着抗大的一舉一動。喬志學回憶，當時情況特別複雜，學校流動性很大，若遇上“掃蕩”，學員們可能一天要搬好幾次家。

老照片：抗大畢業生奔赴抗日戰場

　　身處危機四伏的環境，學員們仍以頑強的毅力堅持學習。喬志學記憶道，“那時常常一個隊分出兩處來，相隔十里路照常上課”。

“大青山突圍戰異常慘烈”

大青山勝利突圍紀念碑

　　敵後——抗大學員們最殘酷的戰場，也是最有效的課堂。大家不僅學習先進的軍事思想，還有更多的實戰鍛鍊。當時，年僅十四五歲的喬志學經常參加大大小小的戰鬥。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大青山突圍……

　　1941年5月起，日軍調集5萬餘人向沂蒙山區發起了空前的鐵壁合圍。11月，敵軍“掃蕩”部隊偽裝已經撤走，不料幾日後，突然長途奔襲，向沂蒙革命根據地中心——大青山地區圍剿。

　　一次，中共山東分局、115師等機關數千人不明敵情，誤入了敵人的包圍圈！

　　抗大一分校的學員擁有的武器很少，質量也很差。“大部分學員每人只有兩顆手榴彈，大青山突圍戰異常慘烈，我們一直在前面跑，日本人一直在後面追着打。”

　　危急時刻，抗大一分校學員在校長周純全的帶領下，搶佔有利地形，誓死抵抗，為被包圍軍民殺出一條血路。

　　激戰中，五大隊二中隊隊長邱則民將子彈打光，跳崖殉國；政治指導員程克面對敵人的槍口一躍而起，咬住敵人不放；大隊教育處胡柱幹事身受重傷無法站立，仍抱住敵人後腿，肉搏直到犧牲……

　　這一戰，抗大一分校有200多名幹部學員不幸犧牲。他們頑強的抗擊，使日軍數小時不能合圍封口，為數千人突圍爭取了寶貴時間，保存了革命力量。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除了大青山突圍，喬志學還參加過南牆峪突圍戰、石溝崖戰鬥、臨沂戰役等大大小小無數戰鬥戰役；打跑日本侵略者後，他參加了遼瀋戰役、平津戰役，最終盼來了全國的解放。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至抗戰結束，抗大八期12所分校培養抗日軍政幹部達10餘萬人。

　　新中國成立後，抗大培養的幹部成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者。1955年，在被共和國授予軍銜的軍人之中，有7名元帥、8名大將、26名上將、47名中將和129名少將都是曾在抗大工作、學習的幹部和學員。

　　“小喬，快跟上！到這來，那邊不行！”“敵機又來了，快到大石頭後面隱蔽！”“快躲在彈坑裏！那裏安全”——如今，90多歲高齡的喬志學，常來到他曾戰鬥過的臨沂，為大學生講述那段難忘的歷史。

　　每次喬志學都腰桿挺直，聲音洪亮，兩眼放光。他告訴同學們，身體裏至今還藏着11枚炸彈碎片，是抗戰留下的永遠紀念。

　　“把日寇驅逐於國土之東，向着新社會前進，前進……”

　　今天，這所昔日的“窯洞大學”，已經成為培養現代化軍事人才的高等學府——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一首《抗日軍政大學校歌》也成為國防大學校歌，被代代傳唱。

　　抗大和它鍛造的抗大精神，在抗戰烽火中放射出璀璨光芒，不僅銘刻在中華民族的記憶裏，也在被追尋中薪火相傳。

　　“我們將走好新時代青年的抗大路。”臨沂大學的學生在給喬志學的信，結尾這樣寫道，“生命可以蒼老，但信仰永遠年輕。”

（欄目統稿：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肖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