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 最開放的香港, 為何偏偏看不到“真實世界”?_風聞

作者：強世功 | 北京大學法學院

［導讀］近期，中央關於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決定一經公佈，就引發了香港、內地乃至美英等國的強烈反響，香港社會尤其存在意見分歧。本文指出，香港之所以會出現緊張情緒，很大程度上源於“想象”與“真實”的矛盾。在香港人特別是迴歸之後出生的年輕一代的想象中，香港是西方世界意義上的“國際大都市”，他們把西方世界當作整個世界，而從來沒有意識到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想象世界”並不完整。而在“真實世界”中，中國已經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但是很多香港人閉上眼睛，不去看、不去研究，以至於感受不到這個“真實世界”。這是為什麼，基本法會被其看作抵禦中央權力介入的防禦性法律，也被其用作爭取香港管治權的進攻性法律。而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出台，則是促使香港迴歸“真實世界”的重要一步。

本文文章原載《紫荊》雜誌2020年6月刊，轉自“法意讀書”，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近日，全國人大作出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一經公佈就立刻在香港、內地乃至美英等國引發強烈反響。有人歡呼、有人支持，也有人恐懼、有人反對。鑑於全國人大在國家憲制體系中的最高權威地位，《決定》在香港的“一國兩制”建構進程中無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決定》的實施會對中央治港體系、“一國兩制”完善發展和香港政治生態產生深遠影響。為了理解這個《決定》，我想講一些相關的故事，討論如何在“想象世界”與“真實世界”的錯位中，理解《決定》所涉及的幾個法理問題。

▍為何香港出現緊張情緒：“想象”與“真實”的矛盾********

2002年，我到香港樹仁大學（當時叫樹仁學院）講課。有一次，樹仁大學的創始人胡鴻烈大律師給我們講起香港故事。當年，中央收回香港消息一傳開，香港股市急泄，地價暴跌，市民紛紛移民，正是利用這個機會他才購得北角寶馬山這塊寶地作為校址。那時，香港流傳這樣一句話，“不怕共產黨的就可以成為新富豪”，李嘉誠等人都是在這種背景崛起的。

胡鴻烈大律師講的這個故事是一個經典的香港故事，也是“真實世界”與“想象世界”交錯的一個經典案例。20世紀80年代，很多香港人對內地的理解還停留在“反右”、“文革”的“想象世界”中，因“恐共”、“拒共”做出移民、甚至逃難的痛苦選擇。然而，不少像胡鴻烈、李嘉誠這樣的香港人，努力去了解內地、研究中國共產黨、研究中央推出的改革開放政策，他們由此對內地、中央政策及其影響下的未來香港形成一個理性判斷，看到了這樣一個“真實世界”：改革開放的內地以及保持資本主義的香港會帶來經濟的繁榮。正是基於對“真實世界”的判斷，他們不僅大規模在香港購地，而且大規模投資內地，迅速成為香港商業領袖。

**今天，由於全國人大的《決定》，香港再次出現緊張情緒，**不僅股市下跌，“移民”又再次成為網絡上的熱搜詞。在這種背景下，與其陷入情緒性恐懼的“想象世界”中，不如研究“真實世界”，系統研究中央對港政策，研究國家領導人關於香港問題的講話，從而準確地判斷中央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行動究竟針對誰、為了誰。唯有持這種理性化的思維方式，才能幫助香港人跳出“想象世界”，把握“真實世界”，做出正確選擇。

自在樹仁大學講課大約十年之後，我回到北京大學教書。由於曾在香港工作的緣由和對香港的特殊情感，我時常給來北京大學交流的香港學生團講課，介紹內地的發展狀況。那時候，香港一些本土激進運動愈演愈烈，香港和內地間的矛盾衝突越來越深。有一次，我請香港學生談談對香港與內地差異的理解，有的學生説香港是國際性大都市，有的説香港有言論自由，有個小女生怯生生的發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她説最大的感受就是在香港讀書的內地學生很用功，每次上課都坐在第一排。如果説前面幾位同學的發言沉浸在對香港國際性大都市的美好“想象”中，那麼這位女同學恰恰看到了一個“真實世界”：那就是內地年輕一代精進努力，爭取到世界名校留學，具有希望吸納整個世界知識的生機勃勃的精神狀態。

正是從這個女同學發言開始，**我試圖用最短的時間、最簡單的方法給他們展現一個關於內地和中國共產黨的“真實世界”。**中國有14億人口，其中有9千多萬共產黨員，相當於每個家庭中都有黨員。我是一名黨員，我的北京大學同事很多也是黨員。共產黨並不神秘，符合入黨條件可以申請加入。如果一個學生要想成為黨員，除了學習好，還要品德好；不能只關心自己的利益，還必須關心他人、社會和國家的公共事務。共產黨深深紮根在每個中國家庭、整個中國社會的土壤中。此外，如果你是科學家、醫生、律師，在專業上非常優秀、品德非常好，既可以申請加入共產黨，也可以申請加入民主黨派，可能成為一名政協委員。但是很多香港人閉上眼睛，不去看、不去研究，以至於沒有人告訴他們這個“真實世界”。

**然而，由於陷入國際大都市的“想象世界”中，迴歸之後出生的年輕一代缺乏睜眼看世界的勇氣，甚至不敢越過羅湖橋看看生機勃勃的內地。**他們把香港看作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將西方世界當作整個世界，而從來沒有意識到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他們想象中的世界乃是一個殘缺不全的世界，而非完整的世界。在“真實世界”中，中國已經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汪濤在香港科技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屬於前面那位女同學所描述的坐在前排刻苦學習的內地學生。在汪濤引領全球科技發展潮流的時候，很多香港學生卻停留在對香港過去的國際大都市想象的追憶中，掀起本土激進運動，後來甚至演變為“雨傘革命”乃至暴恐行動。在這種背景下，今天的香港人與其面對全國人大《決定》感到惶恐不安，不如勇敢地穿過羅湖橋，看看你所恐懼的對象究竟是什麼樣子。唯有如此才能回到“真實世界”，對自己的未來做出新的安排。

香港人沉浸在“想象世界”中，一些內地民眾也是如此，他們對香港的認知仍侷限在“獅子山下”通過個人奮鬥、創造奇蹟的“想象世界”中。**可“真實世界”中的香港被商業資本壟斷，下層社會向上流動的空間被堵死，香港年輕一代被困在狹窄社會空間中，在一些媒體的灌輸下，他們的視野越來越狹窄，在精神亢奮中逐漸走向沉淪。**此外，許多內地民眾對香港的印象依然停留在“霍元甲”、“黃飛鴻”、“龍的傳人”等想象中，殊不知在“真實世界”裏，不少香港年輕人已經不認同“中國人”身份，甚至開始建構所謂“香港人”身份認同，並由此滋生出“港獨”思潮和“反中”運動，“九七回歸的一代”有淪為“雨傘革命的一代”的危險。

時間在消逝，歷史在發展，每個人的“想象世界”與“真實世界”都處在急速變化中。從某種意義上説，全國人大的《決定》其實是這兩個世界相互交錯的產物。

▍什麼是基本法：“想象世界”的錯讀********

**基本法是在國家憲法之下賦予中央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和管治權的憲制性法律，中央通過基本法將香港納入到整個國家憲制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之中。然而，不少香港人首先將基本法想象為一部“防禦性的法律”，即用基本法來約束中央的權力，防止中央介入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這兩種對基本法的不同理解，最終導致基本法在運行中出現因“想象世界”與“真實世界”之間相互錯位引發的種種故事。

**首先是關於基本法解釋的故事。****在絕大多數內地法律界人士的“想象世界”中，**基本法是由中央制定的，顯然屬於大陸法系的一部分，因此他們始終按照大陸法系的註釋法學方法來學習和理解基本法。**然而，在香港法律界人士的“想象世界”中，**基本法要由法院來解釋，而“法律解釋者才是真正的立法者”，因此他們將基本法納入到與英美國家連為一體的普通法世界中。香港很多外籍法官來自實行普通法的英國及其原殖民地，法院解釋採用的判例、法條、法理、學説絕大多數都來自西方世界。香港迴歸之後，香港法院在判例中按照普通法的思路將基本法的大多數條文進行系統的解釋，可以説用普通法的方法和法理重構了基本法。為此，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教授提出“兩部基本法”的觀點，認為香港法院在“真實世界”的案例中闡釋出來的基本法已經完全不同於內地學者所“想象”的寫在法律文本中的基本法。

**正是基於香港法院解釋法律的普通法傳統，不少香港人將法院看作是防禦甚至對抗中央“權力介入”的堡壘。**這種對基本法的“防禦性想象”在“吳嘉玲案件”裏集中體現出來。終審法院在判決中甚至表明，香港法院可以審查全國人大的決定是否因違反基本法而無效。**然而，在中央發聲對案件判決挑戰主權權威提出批評和否定之後，香港高等法院最後“申明”接受了“真實世界”的基本法：****基本法乃是確保中央依法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法律。**如果按照終審法院在“吳嘉玲案件”中的“想象”，那麼今天香港人就可以提起司法覆核，要求香港法院審查全國人大關於香港國安立法的《決定》是否與基本法牴觸而無效。

正是基於對基本法的這種“防禦性想象”，不少香港法律界人士不接受“真實世界”中的人大釋法，要麼認為人大釋法不符合中英聯合聲明而無效，要麼認為寫在紙面上的權力在實踐中不需要使用，要麼認為人大釋法賦予立法機構法律解釋權不符合法院解釋法律的普通法傳統而不能接受，等等。然而，經過幾次人大釋法之後，香港法律界逐漸接受、認同了人大釋法乃是這個“真實世界”的基本法的現實。

**對基本法的“進攻性想象”與“防禦性想象”本源就是一對矛盾。當“吳嘉玲案件”中的人大釋法打破了香港人對基本法的“防禦性想象”，證明香港法院無法成為防禦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權的堡壘，**香港反對派就改變對基本法想象，從“消極防禦想象”轉向“積極防禦乃至進攻性想象”。正因如此，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就成為他們所關注的主題，他們希望通過普選將香港管治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僅對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權構成有效防禦，而且可以將香港作為基地對內地發起進攻，進而改變整個國家憲制體系。

**正是在對基本法的這種“進攻性想象”中，香港一些人開始從消極防禦人大釋法轉向積極爭取普選的歧路。為此，一些香港法律界人士將基本法確立的中央權力與香港高度自治想象為聯邦模式，從而認為香港政制發展的決斷權作為“剩餘權力”保留給香港。而事實上，基本法乃是國家憲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源於國家單一制結構下中央授權，基本法未能明確的政制發展決斷權保留給中央。**關於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人大釋法無疑打碎了這種對基本法的“聯邦制想象”。

**然而，面對反對派以積極進攻姿態爭取“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中央就需要做出決斷，香港究竟何時可以落實普選？**不少人基於香港政治生態，認為不能過早開放普選，至少考慮在五十年不變的中後期開始落實普選。然而，中央超乎很多人的想象，**以開明的立場確定在五十年不變前半期的2017年就可以普選行政長官，然後普選立法會。**這一決斷無疑基於善意的想象：**一方面，**認為迴歸後香港特區陷入政治爭拗，無力解決日益嚴峻的經濟民生問題，中央希望儘快解決政制發展問題，甚至期望與反對派達成相應的共識妥協（比如2012年政改方案），共同將香港社會的注意力轉向經濟民生；**另一方面，**到2017年時中國內地經濟有了更大發展，對香港社會有更大的吸引力，有利於爭取人心迴歸，開放普選不會危及國家安全。

**然而，香港反對派基於對基本法的“進攻性想象”，認為按照基本法規定的普選不是“真普選”。**為此他們以爭取所謂“真普選”的名義來捆綁香港民意，發起非法“佔中”運動，實現其通過選舉掌控香港管治權的政治想象。此時，臨近2017年的中國已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崛起並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吸引香港社會對中央的信任，相反兩地經濟實力此消彼長導致香港社會產生不平衡心理，留戀作為國際大都市光輝歲月的本土激進運動開始興起。

更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崛起導致美國調整對華戰略，開始以各種方式打壓中國，台灣和香港成為美國打壓中國的兩個棋子，“太陽花運動”和“雨傘運動”幾乎同期進行，“台獨”勢力與“港獨”勢力同流合污。香港反對派試圖通過顏色革命和暴亂來奪取管治權，進而實現“獨立建國”的政治目的，甚至將國家主權排除出香港。

由此可見，從2003年以來，香港從遊行示威、社會運動、普選公投，進而演變到“雨傘革命”和暴力奪權，反對派發動一波又一波、越來越激進的進攻，導致中央試圖在香港落實普選從而推動香港經濟民生髮展的設想難以實現。香****港問題已不再是經濟民生問題、也不是政制發展問題，而成為能否捍衞國家主權、安全的根本問題。正是關於基本法的“進攻性想象”與“防禦性想象”的交錯發展，關於香港普選的“想象世界”和“真實世界”的錯位，催生了這次國家安全立法。

▍推行國安立法：迴歸“真實世界”********

香港國安立法始終與香港政制發展交織在一起，因為香港政制發展的核心爭議實際上是圍繞香港管治權展開的，而這個問題必然涉及到主權的根本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一國兩制”始終包含着內在的張力。

基本法是對中英聯合聲明中載明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但是，如果翻看其中的中央對港方針政策，其中並沒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政策承諾。1992年，“末任港督”彭定康在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不顧中方強烈反對的情況下，上任四個月後就單方面宣佈政改方案，突然在香港搞民主改革，引起軒然大波。一開始，基本法草案中關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辦法的規定因未能達成共識而處於空缺狀態。**在香港問題上，中央要的是“迴歸”，而香港要的是“民主”，二者難以達成共識。**後來，香港温和泛民主派提出了所謂“民主迴歸”的政治主張，試圖達到同時滿足香港民主訴求和中央迴歸主張的目的，一些香港人陷入對基本法的“民主化想象”中。

**然而，鄧小平敏鋭地察覺到基本法起草中遇到的問題，為此他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重點強調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民主普選與國家安全的關係等，指明瞭對港工作方向。**比如，他認為香港政治體制不能搞三權分立；普選不一定能產生愛國愛港的行政長官；香港出現危及國家安全的事情，中央必須要干預，等等。正是在此指引下，基本法草案中第一次出現了國家安全的立法問題。最初幾稿的草案中只規定禁止破壞國家統一和顛覆中央政府的行為，後來相關內容不斷完善，尤其是香港反對派深度捲入到1989年政治風波中，更加凸顯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需要注意的是，在基本法起草的討論中，曾有人提出由中央直接制定國家安全法律並加到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實施這個思路。換句話説，此次全國人大做出《決定》其實已經包含在基本法起草過程的思考和醖釀中，當年關於國家安全立法的“想象”在幾十年之後變成了現實。

香港迴歸之後，基本法中留下的23條立法這個空白始終需要填補。 2003年，特區政府開始推動23條立法。**由於迴歸初期，香港社會對中央直接在香港行使權力非常敏感，**23條立法面對的“真實世界”完全不同於最初設計的“想象”：特區政府出現許多技術性瑕疵，法律界的反對尤其強烈，突如其來的SARS疫情又使得特區政府遭遇管治危機，社會反彈超過預期。**其次23條立法的失敗對香港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反對派對基本法的想象從“防禦性想象”轉向“進攻性想象”，**其後策劃並發動了接二連三的所謂“真普選”運動。在這樣的背景下，23條立法工作始終停滯不前。由於缺乏23條立法劃定的國家安全紅線，香港的政治運動逐漸變質，直接衝擊到國家主權、安全的底線，迫使中央採取“大亂大治”思路，主動承擔國安立法的憲制責任。

**第一個故事中因為政制發展問題而引發國家安全立法，第二個故事中因為國家安全立法反過來又刺激政制發展問題，這兩個問題始終交織在一起。**事實上，此前特區政府推動23條立法失敗，本來有一個變被動為主動的機會，那就是全國人大決定給出香港普選時間表。在普選問題上，香港社會有不少人提出，要實現普選，必須先通過23條立法。在沒有23條立法情況下，貿然放開普選必然危及國家安全。假如在2007年的全國人大決定中，明確規定在香港通過23條立法的前提下香港循序漸進實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那麼在政制發展和國家安全問題上，或能由被動變為主動。如果出現這個局面，今天的香港又是什麼樣呢？當然，歷史沒有如果，這都是今天回溯歷史的事後“想象”，我們還是要回到“真實世界”中，集中關注全國人大在香港開展國安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