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曉白 | 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新進境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2019年11月1日至3日，第四屆“近代文化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參會學者圍繞中國近代文化史中若干宏觀性、前瞻性的問題展開了深入的交流研討，在理論方法的探索上貢獻了不少富有建設性的意見，表現出如下特點：顯示了直面歷史重大問題的自覺意識和學術能力，反映了力圖從宏觀層面深刻把握近代文化的新趨向；表現了較強的理論反思和探索意識，彰顯了近代文化研究進入深耕階段後的一種適時且必要的總結反思；普遍注重將樸素的實證研究和深入的文化闡釋相結合，展現了廣闊的學術視野和文化史學科長於綜合的特性。

　　作者簡介：湛曉白，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文章原刊：《晉陽學刊》2020年第4期。感謝作者授權發佈。

　　2019年11月1日至3日，由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心舉辦的第四屆“近代文化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在北京香山召開，來自京內外各大高校和學術機構的七十餘位專家學者，以及《光明日報》《近代史研究》《史學月刊》《晉陽學刊》和中華書局等出版媒體同仁共同與會。參會學者圍繞着中國近代文化史中若干宏觀性、前瞻性的問題展開了深入的交流研討，在理論方法的探索上貢獻了不少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共提交論文和報告七十餘篇。自2007年迄今，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心已成功地舉辦了四屆“近代文化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為深化相關研究和推動文化史學科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平台，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力。

一、理論與方法的新探索

　　自上世紀80年代“文化史”研究復興至今，伴隨着具體研究的蓬勃展開，理論方法層面的反思和探索也從未停止。本次會議恰逢五四新文化運動100週年，不少學者或對近代文化史研究予以整體回顧和趨勢展望，或針對概念史、新革命史、新名詞等專門領域的方法展開探索，較為集中地展示了學界有關文化史研究理論方法層面的最新思考。

　　中國社會科學院左玉河研究員對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做了階段性臚敍，指出其基本趨向是傳統文化史的復興、社會文化史的興起及新文化史的活躍。在高度評價新時期社會文化史和新文化史研究成就的同時，也指出了由此造成的學科對象泛化的弊病。他認為解決之道在於折中調和，即一方面要堅守傳統文化史所確定的對象和範圍，一方面要藉助新文化史視角，在具體研究中將重建文化史實和貫徹文化分析統一起來。北京師範大學張昭軍教授討論的問題與左文高度相關，他將現有文化史研究概括為三種取向，即“文化的社會史”、“社會的文化史”、“文化的文化史”，認為這三種取向各具特點且互相不可替代。其中，“文化的文化史”這一新提法，強調從文化史的特性出發來展開研究，有助於解決廣義的文化史所帶來的“泛化”和作為方法的文化史所產生的“碎化”問題，緩和客觀論與主觀論的矛盾衝突，預示了一種有助於打破現有文化史研究困局的新方向，值得重視。

　　在新興的概念史研究方面，北京師範大學方維規教授基於近代漢字新詞的形成已是超越單一國家和單一語言的國際性文化事件這一事實，以及近年來湧現的跨語際研究的實踐成果，提倡應在東亞的比較視野中展開概念史研究。文章不僅論述了跨國別概念史研究的獨特學術意義、可行性及可能的侷限，還指示了具體的路徑———如可對東亞國家一些關鍵翻譯概念的歷史語義進行系統考察，針對特定概念的引進時段及其理解進行比較研究等。中國人民大學黃興濤教授對日本漢字新詞在華傳播史的重新考察，刷新了現代漢語史和近代中外語言交流史中的若干傳統説法，形成了不少新的解釋和結論，不啻為上述概念史研究方法的典範演示。他的新發現包括：戊戌維新以前日本漢字新名詞在華傳播遠較我們以前想像的要多得多；日本人曾直接參與漢字新名詞的傳播且產生了值得重視的影響；日本漢字新名詞通過“裂變式轉化”，對於清末民初漢語“現代思想平台”的建設發生獨特作用；日本近代漢字新名詞構詞和形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思想史意義，等等。

　　南開大學王先明教授回溯了20世紀以來的中國革命史史學的形成歷程，揭示了這一史學傳統形成的自身邏輯。他着重指出中國革命史存在着一個以革命史視角重構中國歷史的取向，這個獨特卻被人所忽視的取向內藴豐富的方法論意義，完全可以作為當下建設“新革命史”的重要史學借鑑。華東師範大學瞿駿教授嘗試着就如何拓展和深化中國現代史的經典命題———五四運動做出了探討，論述了引入地方視野的必要性並指出了一些具有可能性的新研究維度，譬如五四運動在某一實體區域內發生、拓展和延續的獨特機制，運動中心與其他區域的呼應關係，中心內部的歧異性與地方的主體性等。

二、視野宏通的思想文化史探究

　　文化思潮與觀念構成歷史演進的深層內核，是我們深刻把握文化本質和文化轉型的基本面，因此理所當然地成為文化史研究永恆的主題。本次會議提交的不少論文，也再次證明了傳統的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具有的蓬勃活力。

　　在大會開幕的主題報告環節，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耿雲志研究員以“瞭解世界，反思傳統，築起堅實的文化自信”為題，做了高屋建瓴的彙報。他指出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發展的歷程已充分證明，只有既吸收世界文化有益成分，又對舊有傳統保持批評性反思，才能正確處理中國與世界、現代與傳統的關係，也才能真正構築新時期中國人的文化自信。遼寧大學焦潤明教授則將“文化自信”的探討具體落實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認為這一時期儘管擁抱西方文化成為時代潮流，但孫中山、梁啓超、傅斯年等代表性歷史人物身上卻都擁有共同的文化自信心態，只是支撐其文化自信的具體角度有所不同。

　　新文化運動是國人現代性意識走向全面自覺的標誌，是對中華民族影響至深的思想啓蒙運動。與會學者對這一現代史的經典課題從不同角度做了重新解讀。中國社會科學院鄭大華研究員指出，新文化運動昭示着中國的思想文化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文化的進一步傳播、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大規模傳入中國以及新文化陣營對儒家思想的深入批判等等，均是思想多元化的具體表現。他認為，從一元走向多元代表了近代文化發展的主要走向之一，是促使新文化運動發展為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百家爭鳴”的根本原因。對孔子和儒學的批判是新文化運動最引人注目的標籤之一，清華大學王憲明教授對新文化運動健將李大釗的研究，卻揭明李氏孔子觀的實質是“反”中有“尊”和“尊”中有反，反的是“假孔”，尊的是“真孔”，從而以個案的形式對新文化人“徹底反孔”的籠統説法做了反駁。學衡派作為新文化陣營的對立面近年來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彭姍姍就深入地探討了學衡派對新文化運動的批判，頗具創見地指出學衡派正是基於白璧德的人文主義學説才將新文化運動視為“盧梭”式的。白氏關於“盧梭”的批判與學衡派對於新文化運動的批判二者同步進行，實際構成一種既對應又變異的動態思想關聯。文章對學衡派文化實踐背後的理論邏輯及其得失的檢討，對白璧德人文主義作為一種現代文明之批判話語的內在侷限的剖析，為歷史地理解近代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新文化運動之外的其他近代思想史議題也是學者們關注較多的一個領域。河南大學翁有為教授認為梁啓超的思想雖以“善變”著稱，但“善變”背後也有其不變的一面，譬如他對專制主義就保持了一以貫之的堅定批判。“反專制主義”不僅對推動近現代中國的政治實踐和思想啓蒙發揮過獨特作用，而且與他備受矚目的“民主”思想構成一破一立的關係，實有獨立考察的必要。華東師範大學王鋭副教授的考察對象也是作為思想家的梁啓超，他敏鋭地發現梁氏始終將外國在華資本的操控視作中國民族獨立和經濟發展之障礙，五四前後他關於社會主義的論説同樣延續了這一視角。這既有力地説明了梁氏對世界政治經濟的思考是在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批判意識之下展開的，也從一個方面印證了晚清和五四之間直接的思想傳承關係。湖南大學陳先初教授考察了李石岑對尼采思想在華傳播過程中的獨特貢獻，指出他不僅是國內最早接觸尼采學説的學人之一，而且通過撰寫《尼采研究批判》等專文對尼氏思想做了超越時人的闡釋。四川大學徐躍教授關注的是現代佛教史上的重量級人物——弘一法師，他提醒學界注意弘一法師與中國現代佛教界的保守派與革新派皆有密切聯繫，對其思想和行動之獨特性的探究不應拘泥於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劃分，而是需要充分考量與他思想相關的各種時代因素。北京師範大學講師賈琳試圖將思想史與社會史結合，通過考辨庚子事變士大夫的言論來觀察晚清以降傳統“忠”觀念的解構與重構。他認為，庚子國變造成的“忠”對象的坍塌及其產生的思想“真空”，促使清季“關係型”的忠與“理想主義”的忠，逐漸被近代意義的國民養成和國家認同觀所稀釋和取代，這意味着傳統“忠”觀念朝着國家認同的面向進行了一次重大躍遷。

三、方興未艾的近代學術文化研究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史研究開始引起學界的關注併產出了豐碩成果。本次會議上，學者們圍繞近代學術史的探討也相當熱烈，不僅時段從清代中期貫穿到民國後期，議題也涵括了經學史、史學史、知識史等諸多方面。

　　在經學史研究方面，北京師範大學陳其泰教授充分評估晚清公羊學的理論創造活力，認為龔自珍、魏源和康有為等推進晚清今文學説的著名人物，通過闡釋原典注入新義的方式破解傳統經學困境和回應時代課題，賦予了晚清“經學終結時代”以深刻內涵，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的進程和學術的變遷，不啻於“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南京市委黨校講師童亮以胡適為中心考察了1935年的“讀經”論爭，認為胡適與章太炎等人圍繞讀經問題的爭論整體上仍是一場思想的新舊之爭，他們之所以贊成或反對讀經都與其對“經”的價值判斷密切相關。

　　一些學者的研究圍繞着重要的學術人物或學術羣體而展開。浙江大學張凱副教授認為有必要重新審視近代蜀學代表人物之一劉鹹炘之史學思想的價值，評價劉氏是以“視西如中，視新如舊”的立場，建構了以史學為核心的推十之學，也建立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會通古今中西新舊之學。中共中央黨校王學斌教授考察了由民初顯宦徐世昌主持編纂的《大清畿輔先哲傳》，認為該書對有清一代北學大貌及內在脈絡進行了完善與再建，可視作晚清數十年來蓮池學術羣體幾代積澱後的一個總結。上海師範大學陳勇教授對馮友蘭和錢穆的生平交誼尤其是學術思想的互動、政治立場的分歧，依據北平初識、南嶽山中、轉進滇中到抗戰後期做了階段性的考察，較為全面地呈現了同一時代兩位學術大家各方面的交集與分殊。山西師範大學王惠榮教授批評以往學界對經世派的指稱過於隨意，認為經世派作為一個與漢學、理學、桐城派並存的學術派別，其實有其特定的學術內涵，並不是有經世意識或思想的學者即可目之為經世派。中央民族大學張晨怡教授則指出晚清湖湘理學家們不僅重視修史辨學以衞道，更強調義理經世以救時，主張有限度地吸納西學，直接推動了理學在晚清的復興和“同治中興”局面的出現。

　　近現代歷史上學術與政治的互動關係自然也在學者關注視線之內。針對《新學偽經考》參奏案這樁近代學術史上的著名“公案”，湖南大學吳仰湘教授根據上海圖書館藏《新學偽經考》甲午籤批稿本，對一些關鍵史實做了釐清和補充。他判斷，上奏嚴參《新學偽經考》的御史安維峻和給事中餘聯沅並非聯合參奏而是先後踵繼，可謂不約而同。另外，稿本上的各位籤批人都有從嚴懲辦康有為的意向，但主事人在審定所有籤批意見時卻有意將大事化小、輕減其罪。華東師範大學李孝遷教授對《十批判書》寫作語境的關注，重點並不在該書的意識形態性，而執着於使書中各種潛在的學術辯論浮出水面。文章指出，馬克思主義史家同道或明或隱的批判對郭沫若造成的強烈刺激，才是郭動筆撰寫《十批判書》的主要精神動力。《十批判書》行文始終暗藏機鋒，實際是針對同道撰寫的古代史或古代思想學術史之類著作的“總清算”，也是對同道批評作出的“總答覆”。中國社會科學院呂文浩副研究員則將眼光投向史學界知之不多的社會學史，他指出抗戰前十年間社會學界對於全國人口普查的呼籲、實踐以及對政府行動的主動配合，不僅構成中國近代人口調查史的重要一環，而且也表徵着1920年代中國現代社會科學興起以後學術與政府互動所產生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對毛澤東《研究淪陷區》這一中共探討淪陷區問題的開山之作，杭州師範大學周東華教授從內在邏輯、讀者羣、歷史貢獻等三方面做了開創性的學術史梳理。

　　西學東漸的研究也是與會學者的關注點之一。復旦大學鄒振環教授通過嚴謹的對比分析，考證出近代中國最早編譯的百科全書《四洲志》所據西文原本，為英國著名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慕瑞（Hugh Murray）所編著的《地理百科全書》（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一書。文章還重點揭示了作為《四洲志》主要編譯者的梁進德的貢獻，並針對該書的版本、體例、內容、流傳及其影響做了細緻分析。復旦大學孫青副教授試圖從全球史視角考察甲午戰爭的歷史敍述，指出在甲午戰爭結束前後較短時間內即形成了關於這場戰爭的大量日文、西文和中文“戰史”。早期“戰史”較為一致地體現了“文明”與“野蠻”對峙觀及社會有機體論，此種敍述導向對參戰的中、日兩國及旁觀的西方世界產生了深遠而實際的影響。江蘇師範大學周棉教授通過對中國現代哲學學科創建歷程的追溯，一方面強調了在此過程中從國外歸來的留學生們所起到的主導和決定性作用，一方面揭顯了現代學科體系建立背後更復雜的學術和文化轉型意義，指出現代學科體系建立既意味着中國現代學術體系的建立，也標誌着中國傳統人文思想的現代轉型。北京大學歐陽哲生教授利用胡適的日記和往來書信，考證指出五四時期生活在文化中心北京的胡適頻繁接待來京的西方人士，與歐美駐華使館人員交流聚會，與北大的洋教員羣體和西方漢學家密切互動、切磋學術，在當時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山東師範大學張登德教授對亞當斯密如何進入晚清中國知識界的視線以及知識界如何評價其思想體系做了集中考察。他認為斯密學説在晚清的境遇整體上可以説是“生不逢時，曲高和寡”。中山大學向鴻波博士則梳理了“文明古國”觀念在晚清中國的傳播和演變史，重點分析了這一新知對國人歷史觀念重構的影響。

四、思想、文化與政治的交織互動

　　與會學者對近代知識分子與現實政治的關係問題也表現出了相當的興趣。

　　北京師範大學鄭師渠教授探討了京津地區報紙輿論對肇建之初的南京國民黨政權的觀察。他認為，京津報紙輿論代表了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聲音，呈現了一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獨特觀看視角。他們對南京政權初始滿心期待很快便大失所望，他們一度贊成北方奉張勢力與南京政權達成“南北妥協”，但在“濟案”爆發後又明確支持北方勢力退出關外以解決民族危機，表現了可貴的家國情懷和大局觀念。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抱持頑固不化的恐共心理，暴露了其認知狹隘和政治軟弱的一面。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後何思源集中考察了學界對國民政府“抗戰建國”國策的認知轉變。他指出知識界對抗戰初期國民黨提出的“抗戰建國”國策最初完全持正面態度，但此後由於國民黨自身並無實現其理想的能力，以及抗戰中後期前線、後方形勢的惡化，逐漸對“抗戰建國”國策益加不滿和失望。知識界態度的轉變對國民黨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造成了巨大沖擊。遼寧師範大學劉貴福教授撰文指出，胡適在1919年和1929年兩次對《孫文學説》發表書評，但前後評價態度卻大相徑庭，從贊同轉向整體否定。他認為，這一轉變的主因在於1928年後孫中山的“遺教”已不再是個人的言論，而成為了被國民黨加以利用的治國“大法”和限制人們思想自由的工具，對此胡適出於自由主義立場不得不加以抨擊。華中師範大學許小青教授從人事變動與戰時體制轉型關係角度切入，對1938年國民政府教育部人事變動予以考察。他在考證後指出以往學界的結論過於依賴當事人的敍述，並不符合歷史事實，背後的情況實際非常複雜。而且，陳立夫代替王世傑執掌教育部以及之後部內的人事變動，不僅對戰時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也反映出了國民政府戰時體制轉型的某種特徵。

　　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流播，也吸引了較多關注。多位年輕學者圍繞馬克思列寧主義核心概念的在華傳播史做了深入探察。揚州大學張文濤副教授指出，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五四之後勃興併成為極具吸引力的政治信仰，從思想層面來説緣於中共黨人高度重視社會科學，他們從理論建設和輿論宣傳兩方面均強化了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特性，從而成功地使時人心中的這種“新主義”深深地嵌入正蓬勃發展的社會科學思潮，二者交相作用、互為助力。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後葛靜波的研究則表明，國民革命時期中共黨人對列寧“帝國主義論”的譯介，既為中共的“世界革命論”提供了理論支撐，由此奠定國民革命時期反帝思潮的理論基礎，但同時也招致了學界和政界的猛烈抨擊，加劇了國共在反帝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上海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蔣凌楠關注的是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史，通過對20世紀20年代列寧學説的日文、中文譯介的梳理，釐清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通過譯介、傳播和論戰得以形成的思想路徑，着重凸顯了日本社會主義者的獨特解讀以及中國固有的精英革命觀等因素對於中共早期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形塑的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賈小葉研究員通過比對前後兩個不同版本的保皇會“序例”，梳理康有為勤王思想轉化為實踐過程中的種種歧誤，不僅揭示了己亥庚子年康有為救上宣傳與實際思想之間的距離，而且也補充説明了康梁庚子勤王失敗的原因。復旦大學馬建標教授考察了巴黎和會期間與會的中國全權代表之一王正廷的身份危機，指出中國代表團的內訌以及隨後發生的梁啓超賣國謠言和顧維鈞娶曹汝霖女兒的謠言，都與王正廷存在某種關聯，是他在自身陷入身份資格危機之後採取的政治回擊。這些謠言的產生既與代表團內部的人際利益糾紛有關，也是中國國內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反映。

五、社會文化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推進

　　儘管近年來一些社會文化史選題被學界批評過於瑣屑，但其將原本就不可分割的精英與大眾、大傳統與小傳統、思想與生活方式關聯起來，整體上仍彰顯了文化史研究區別於其他專門史的綜合性。本次會議所提交的論文中，社會文化史選題數量頗豐，探討涉及科舉制改革、婚戀和兩性觀念、城市史研究、宗教傳播等多個領域。

　　與會學者對清末科舉改制做了進一步的細化研究。復旦大學張仲民教授通過對晚清優拔貢出路的考察，指出1905年清廷停廢科舉後，原本輔助性的優拔等考試無形中發揮着之前鄉會試的作用，吸引了大量考生特別是具有新式出身的人與考。然而實際上，優拔考試之地位遠比不如科舉未廢前的鄉會試，優拔貢的現實出路也並不好，多數中選者難以得到實缺，這就進一步加劇了晚清以來的官滿為患局面。中山大學安東強教授認為晚清科舉改制不能簡單地以“廢八股、改策論”概而論之，至少就選才取向與觀念層面還值得做更加細緻深入的檢討。他細緻考察了戊戌、辛丑年間中國政治史事論這一科舉文體的形成及其在鄉會試科場層面的實踐與各方反響，認為這一科舉新章並沒有實現求取通才的預定目標，但仍對後科舉時代的選才觀念有導引意義。

　　婚戀習俗和觀念一直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焦點之一。首都師範大學梁景和教授認為清末湧現的新式婚姻理念首先在青年學生中引發共鳴，以致“學堂知己結婚姻”流行一時，而這又有力推動了清末民初文明婚姻的興起，成為五四時期婚姻變革的基點與濫觴。天津師範大學曹志敏副教授從社會性別史角度，對向來以語言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身份示人的陳望道的婚戀觀進行了專門考察，認為他的婚戀觀具有一種會通古今中外的理論關懷和戀愛至上的理想色彩。廣西師範大學劉超建副教授選取近代烏魯木齊作為考察對象，從貞潔觀層面透視國家和地域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文章指出烏魯木齊作為典型的移民社會，具有人口結構性別比例嚴重失調、人口來源區域多元化等突出特徵，而正是這些地方性特徵導致當地民眾的貞節觀念相較同時代其他地區更為淡薄，以致頻繁出現各種有悖於世的婚姻形式。

　　在出版史研究方面，重慶大學齊輝研究員注意到近代中國經濟和文化發展史上的一種獨特現象———“紙荒”，並選擇以報業為中心予以考察。他指出“紙荒”是阻遏中國近代新聞出版業良性發展的頑疾，它不僅形塑了報紙的外在形態，還深刻影響了報業生產的觀念模式以及媒介生態。南方醫科大學朱文哲副教授側重考察了南京國民政府構建新曆書印行制度和發行網絡的諸多努力及其推廣措施與成效，認為儘管國民政府高度重視新曆書的政治文化功能，但實際推行過程中仍受到了各種因素的制約。

　　教科書和歷史敍述也是近年來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主題之一。北京師範大學李帆教授以清季歷史教科書中有關清代歷史的敍述為例，揭示了教科書編撰者是如何通過對本朝歷史內容的選擇性書寫來實現王朝國家和民族國家的雙重認同目標的。浙江工商大學楊齊福教授也論證了民初高等小學歷史教科書的主要目標是製造國民。廈門大學陳忠純教授發現晚清改良派和革命派對1895年後的台灣論述，基於各自政治宣傳的需要而重心不同：前者注目日本統治台灣之“成效”，後者則聚焦於“割台”的痛史。但是，此種差異之外，揭露日本侵佔台灣的殖民本質和對台灣同胞的深切同情始終是兩派敍述中不變的共同基調。北京師範大學湛曉白副教授指出本已成為歷史記憶的“東南互保”在清末民國時期的政治浪潮中屢次被激活，並被包括北洋軍閥、聯省自治派、中共在內的各種力量不斷解讀，成為他們建構話語和實現政治目的的有效歷史資源。

　　學者們有關社會文化史的研究，還涉及到宗教傳播、學術社團、城市史研究等領域。宗教傳播方面，湖南大學楊代春教授充分利用國內外收藏的大量原始材料，考察了自1910年代至1950年代活躍在湖南、江西、廣西等鄉村的逐家佈道團，生動地捕捉和呈現了該教派在湖南鄉村的活動身影，揭示了其重視鄉村佈道和女性教徒作用等鮮明傳教特點。學術社團方面，河北大學範鐵權教授對清末留日學生組建之丙辰學社的創立史實、壯大原因以及成立初期的主要社務做了考訂。河北師範大學楊瑞教授論述了近代西北農學社團的組織及其緣起。城市史研究方面，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王建偉研究員通過追蹤現代作家對北平的書寫，發現在作家筆下抗戰爆發前的北平與上海呈現出完全迥異的城市意象，前者極盡古典、保守，後者則充斥着喧囂躁動的現代氣息，兩座城市的特點在對照書寫中均被極度放大。復旦大學徐暢對20世紀20年代上海公共交通事業發展的考察，有意呈現在當時高漲的反帝浪潮中，民族主義對包括公共交通在內的城市日常生活的深度滲透。此外，德州學院張立勝教授對勞乃宣致兒女的家書———《韌叟信稿》進行了細緻考釋，豐富了我們對清末民初士大夫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瞭解。

　　集體記憶、身體史等新文化史議題，也持續吸引了學者的關注。南京大學李恭忠教授借鑑集體記憶研究理論對中山陵展開研究，指出在國民黨人的主導下，中山陵先是被建構為政治象徵符號，用以承載有關孫中山形象和現代中國歷史進程之選擇性記憶內核，繼而又成為面向公眾開放的景觀空間，成功地使上述歷史記憶逐漸轉化為一種嵌入日常生活深處的公共記憶。中山陵具體而微地見證了公共記憶和國族認同的生成過程和構造機制，堪稱現代中國“記憶之場”的範本。魯東大學俞祖華教授則梳理了近代思想家基於優生強種之考慮對“身體”的重視，揭示了“身體”與民族復興話語之間的多種關聯以及由此造成的新社會風尚。

　　除了上述議題，北京師範大學邱濤教授和講師潘若天、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後凌灩、福建省委黨校徐文彬副教授等學者，還就中國近代史其他方面的學術問題做了有價值的探討。

　　概括而言，本次學術會議整體上表現出瞭如下鮮明特色。首先，與會學者圍繞着近代思潮、學術轉型、教育變革、知識傳播等關鍵命題展開研討，顯示了直面歷史重大問題的自覺意識和學術能力，反映了力圖從宏觀層面深刻把握近代文化的新趨向。其次，與會學者表現了較強的理論反思和探索意識，提煉了諸如“文化的文化史”、“比較的概念史”等頗具新意的研究路徑，彰顯了近代文化研究進入深耕階段後的一種適時且必要的總結反思。最後，本次會議不僅議題廣泛，覆蓋了學術文化、思想文化、社會文化、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而且研究方法上普遍注重將樸素的實證研究和深入的文化闡釋相結合，充分展現了與會學者廣闊的學術視野和文化史學科長於綜合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