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人碑：八百壯士裏的紅小鬼，真歷史比胡編亂造的電影更戲劇_風聞

湖北有個通城縣，武漢有個“老通城”，但此“通城”非彼“通城”，完全兩碼事。

以三鮮豆皮聞名天下的老通城，其實最初人家叫“老通成”，創始人曾厚誠先生是漢陽縣人，跟二百公里外的通城縣，毫無關係。

湖北人民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即便是作為武漢餐飲業的龍頭老大“老通城”，也不甘人後。第二代竟然全部參加先後革命工作，大姐曾子平和幼弟曾幼誠都是老新四軍，前者是情報戰線的巾幗英雄，丈夫是朝鮮籍的敵工部長，入黨介紹人卻是這位“大小姐”，而後者則是皖南浴血突圍出來的鋼鐵戰士。

“老通城”的故事，我們容後再説，今天我想講一位通城籍“紅小鬼”，成為“八百壯士”之一分子的跌宕人生。 位於鄂東南的通城，地處湘鄂贛三省交界處，革命傳統相當深厚，曾經是湘鄂贛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1925年就建立了黨組織，1927年“秋收起義”最早的烽火就是在這裏，由羅榮桓同志親手點燃的，由此拉開了全省，乃至全國農民秋暴的序幕，並建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色政權縣。隨後作為黨代表，25歲的大學生羅榮桓，帶領農軍參加了二十八畫生同志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二十九年後，羅榮桓元帥回憶當年，説：

“‘馬日事變’後，鄂南暴動，有些黨的骨幹逃出來了，上海大學、武漢大學的學生，在城市裏存在不住的也跑到軍隊來了，所以一些政治骨幹幾乎百分之百的都是大學生。黨代表有我一個，我是從武漢大學出來的。我搞的通城暴動，當時就是氣憤，不服氣，搞了幾百支槍。”

農軍離開通城後，白色恐怖再次襲來，但這並沒有嚇倒革命者，更不能阻擋革命的火種復燃。 隱蔽在通城岳父家，以挖中藥材為名，秘密進行地下工作的原蒲圻縣委書記沈國禎，深入到黃袍山區，積極發展黨的組織，並拉起了一支三百多人槍的赤衞隊。隨後同為湘鄂贛特委特派員的毛賁虎，也來到這裏，開展革命活動。

這兩位播火者，都是學生出身。

武秀才的兒子沈國禎，畢業於湖北蒲圻唯一的縣立初級中學。整個民國，蒲圻沒有高中，算上私立的初中，也僅有三所，而且經常因經費無着落而停辦；毛賁虎是湖南平江縣立中學師範班的學生，平江的教育資源與前者絕對是難兄難弟，雖然後來辦了高中部，卻也經常停辦。

今天我們看他們，不過是邊緣化的小知識分子，而在那個每年招生不過百多人的時代，他們絕對是縣城裏的精英。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將肩負起救亡圖存的使命，登上中國現代史的舞台，然後迅速分流，成為革命或反革命的一員。

是選擇成為共產黨員，和人民一起推翻三座大山，改天換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還是選擇加入國民黨，和各路壓迫者一起，成為反動派中的新貴，拼死維持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那盤死局？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在通城和當時的中國，正隨時上演。

沒有當上小學老師的毛賁虎，在通城卻成了我黨理論的最佳宣講師，發展了大量貧苦農民加入組織。大家覺得“小毛先生”，這個年輕後生，不但待窮人彬彬有禮，而且能把革命道理講得深入淺出，即便是大字不識一籮筐的黑腳杆子種田佬，也能聽得懂，聽得興致盎然。

黃袍鄉（今屬塘溪鎮）望湖洞萬家屋，一位叫萬順富的中年農民，經常追着去聽小毛先生講課，哪怕翻山越嶺，以致廢寢忘食。遂投身革命，打心眼裏擁護口口黨，老萬知道只有跟定口口黨，黑腳杆子種田佬才有出頭天，他們的孩子才能不再是睜眼瞎，不再世世代代給地主老財當牛做馬，卻難得温飽和尊嚴。

萬順富是個苦出身，父親常年為地主做長工，自幼隨父務農，種地主佃田，農閒幫人裝石灰窯，上山打柴。

此時此刻，通城以北，三百公里外的鄂東麻城許家窪（今屬河南新縣），一位叫許存義的農民，也想明白了一個道理：

“狼心狗肺的地主老財，寧願糧食爛掉，也不肯借給我們窮人！這世道再不翻過來，哪還有我們的活路啊？”

要想有活路，就得幹革命！ 許存義的侄子，22歲的許仕友就是這樣想的，他入了黨，參加了農民義勇隊，39歲的萬順富也沿着許仕友這條路，入了黨，參加了農民暴動委員會，成為堅定的革命戰士。

如果你説22歲的小夥子是“孟浪”，是“思想不成熟”，但39歲可不是個好“忽悠”的年紀。在1930年前後，對貧困山區的貧苦農民而言，這絕對是個“高齡”，畢竟中華“民”國是個平均壽命，只有35歲的人間“奇蹟”時代。

1930年夏，已經是鄉黨支部書記的萬順富，以全票當選通城縣黃袍鄉蘇維埃政府主席，領導鄉親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不但跟地主老財，跟白狗子死磕，還為窮哥們大辦實事，一口氣創辦了四所列寧小學，專門招收窮人子弟，免費入學。

教育不再是有錢人的特供，在整個蘇區，我黨都積極推行義務教育，要求各級蘇維埃政府：

“努力恢復列寧小學和創辦列寧小學，凡滿六歲的兒童至十六歲男女實行強迫教育。”

不但縣裏要有省直屬列寧小學，各鄉還必須有列寧完備小學，各村也要有列寧勞動小學。 落實效果如何呢？

我沒有通城縣黃袍鄉的數字，卻有二十八畫生同志，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於1934年1月22日的“二蘇大會”上，所做《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央蘇區的教育成績單。

“根據江西、福建、粵贛三省的統計，在2932個鄉中，有列寧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

換言之，每個鄉都有一所小學，有至少30名學生。

“蘇區中許多地方，學齡兒童的多數是進入了列寧小學校，例如興國學齡兒童總數20969人（內男12076人，女8893人），進入列寧小學的12806人（內男生8825人，女生3981人），失學的8163人（內男3251，女4912）。入學與失學的比例為百分之六十與四十，而在國民黨時代，入學兒童不到百分之十。”

説出來，大家也許想不到，國民黨的核心統治區域，素有“文宗淵藪”，號稱教育最發達的江蘇省，小學入學率也不過13%。同時期中國其他地區的農村，教育凋敝到什麼程度，可想而知。

順便説下婦女教育，我黨更是把國民黨反動派這個廢柴，遠遠甩在身後。蘇區當時針對成年文盲的各種夜校和識字班中，有的地區，婦女能佔到69%！

即便是“圍剿”蘇區的國民黨官兵，也感到了這種震撼，一名十九路軍的士兵，回憶在興國縣看到的蘇區教育時，説：

“他們到處辦學校，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村子裏，他們也辦起了小學。到興國的一路上，我們看到許多小茅屋裏的學校，儘管他們很窮，卻有許多書，他們出版他們自己編寫的教科書。但我們的軍官，下令要把這些書燒掉。我們總是搗壞並燒掉他們的學校，因為我們的軍官説它們是紅軍的中心。”

你們這些“紅腦殼”，竟然讓這些幾千年來當慣了“睜眼瞎”的窮棒子上學讀書，這不是毀滅“傳統文化”，打破老爺們的知識壟斷嗎？既然如此，那就得毀滅這些窮棒子心裏的火焰，不然還不得翻了天，亂了綱常？

於是問題來了：

換了你是“民”國老百姓，是選擇自己當文盲，孩子上不起學，還是選擇搗毀窮孩子們的學校，燒燬他們的課本，亦或是拿起槍桿子，捍衞最基本的人權和自由呢？

無數個萬順富和他們的妻子、孩子，毅然選擇了後者。也正是無數個萬順富和他的男女同志們，以生命為代價，最終把這種基本人權和自由，從蘇區推行到全中國，並寫入了自己的憲法，建立了屬於億萬勞動者，而非那些魑魅魍魎的人民共和國。

萬順富成為堅定的蘇區保衞者，即便是在主力紅軍走了之後，原縣蘇維埃政府主席何加全叛變，幾乎把通城紅軍獨立營全部斷送給敵人的關鍵時刻，他仍牢記共產黨員的責任，帶領部分同志殺出重圍，重建革命武裝，堅持對敵鬥爭。

國民黨反動派對萬順富恨之入骨，不但懸賞三百大洋，要他的腦袋，還殺害了他六十多歲的老父親萬昌友，再將其獨子萬連卿，關押到縣監獄。

國民黨縣長賈廷申寫信威逼利誘，萬順富只回敬了一句話：

“讓我投降，除非海水倒流！”

1935年8月，萬順富潛回家中，準備繼續發動鄉親，可還沒剛進屋，地主武裝“鏟共團”就撲了上來，戰鬥中光榮犧牲，時年45歲。

為什麼萬順富鬥爭如此堅決，連個人生死和全家滅門，都不怕？

另一位湖北農軍戰士許仕友如是説：

“我們這些泥腿子站起來了，説話響了，還不是因為有口口黨的領導，因為我們手上有了槍桿子。放下槍桿子，就等於放棄了一切，沒有槍桿子，我們就要再吃二遍苦，再遭二茬罪。與其等待那些劊子手殺上門來，還不如提着腦袋去殺出一條生路。幹革命總是要死人的，殺頭不過碗大的疤，不死就要幹口口黨，就要同那些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幹到底！”

萬順富犧牲了，他的獨子萬連卿，被捕時還不滿16歲，長期擔任過兒童團團長，是個“紅小鬼” 。賈廷申曾命他給父親寫勸降信，遭到拒絕，寧死也不能背叛紅軍。

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老電影《閃閃的紅星》裏的“潘冬子”。如果這是個標準版本的革命故事，後續發展肯定是賈廷申要殺萬連卿，斬草須除根，而紅小鬼必然勝利大逃亡，繼續革命，最終等來了當年的紅軍。

可是真實的歷史，遠比影視劇更有戲劇性。反口非常堅決的劊子手賈廷申，突然動了惻隱之心，覺得萬連卿還是個小孩兒，人也機靈，不僅沒殺這個紅小鬼，還留在身邊當了勤務兵。後來“縱‘匪’溺職，撤職查辦”，也不忘把萬連卿送到縣保安大隊一中隊當了兵，説：

“你一個孤兒，在這裏總有碗飯吃了。”

1937年9月19日，那是個中秋節，距離淞滬抗戰爆發，已經一個月了。通城縣保安大隊的兩個中隊，經武漢的短暫集中整訓後，隨湖北保安第五團作為補充兵，在10月上旬，到達上海，旋即被編入88師524團1營。 該營已與日軍鏖戰了兩個月，原有的江浙和安徽兵，基本損失殆盡。雖然先後補充四次兵員，可每個連隊，也僅剩下五、六人。二百多通城兵一來，實際四百多人的“八百壯士”裏，等於一半都是他們了。

通城兵裏，除了萬連卿這樣的“紅小鬼”，還有什麼人呢？

我再講兩位： 原通城縣保安大隊三中隊長，四行保衞戰時的524團1營3連長石美豪，“通共分子”。

曾計劃發動兵暴，把人槍都拉去參加傅秋濤的紅16師。後被發現，因大家守口如瓶而查無實據，才躲過一劫，被關禁閉一個月，直到部隊開上抗日前線的前夕才被放出來，並繼續擔任中隊長，以“戴罪立功”。

下士機槍手盧鴻信，差點參加紅軍的原保安大隊士官。

曾帶上十名士兵，攜全套槍械彈藥譁變，投奔紅16師。可紅軍一時不知其底細，生怕是敵人的誘餌，未敢貿然接納，説我們三天時間，調查清楚就接你們上山當紅軍。就在此時，保安大隊抓了他哥，説不把人槍彈藥全須全尾帶回來，就殺你哥！沒辦法，這才回去，又被編入四行守軍。

此時的萬連卿，則在謝晉元身邊，擔任勤務兵，直到謝晉元烈士犧牲。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萬連卿、盧鴻信等“八百壯士”，被日軍關入上海、南京、杭州和安徽裕溪口的集中營，有的甚至被送到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苦工營。

其中萬連卿於1942年，從南京孝陵衞的集中營逃出，上了句容茅山，巧遇新四軍，也就是當年的紅軍。原本這是個“迴歸”自己隊伍的絕佳時機，參加淞滬會戰的被俘紅軍戰士，就有人千里輾轉走武漢，再北上延安，迴歸八路軍的。萬連卿一同上茅山的孤軍，也有留下來參加新四軍的。

可偏偏萬連卿，這個根正苗紅的“紅小鬼”，鬼使神差，不願留下來，堅決表示要回到中央軍88師，自己老部隊去。也許在他看來，新四軍裝備太差，“皖南事變”後又被取消番號，成了“叛軍”，如今夾在國軍和日軍雙重打擊之間，難免不重蹈父親當年那支游擊隊的覆轍，還是跟着中央軍，更有保證，也更體面！

革命不是捆綁夫妻，井岡山下的文家市，二十八畫生同志就這麼定的我軍基調，所以給了路條和路費，歡送出根據地。

新四軍窮啊！每人八個銅板，這讓萬連卿既感動，也感慨。

萬連卿輾轉回到88師，這個師當時歸屬71軍軍長陳明仁指揮，隨後赴緬作戰。抗戰勝利後退伍，經謝晉元夫人凌維誠介紹到京滬區鐵路局警務處當了警長。

您可別小看這裏，當時的警務處長是軍統大特務王兆槐，此人既是謝晉元的黃埔四期同學和結拜兄弟，更是戴笠的心腹和杜月笙的徒弟，不但雙手沾滿我黨英烈的鮮血，《申報》的史量才被暗殺，是他打的關鍵一槍，韓復榘也是他設計誘捕的。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負責管理京滬、滬杭兩線及淞滬支線側線，即南京、上海和杭州周邊地區的鐵路運輸，整個警務系統完全是軍統的勢力範圍，抓捕我黨地下工作者，破壞和鎮壓工人運動，樣樣少不得。所以萬連卿在解放後，被送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車排子墾區勞動，已經是相當寬大了，畢竟他既是“八百壯士”的一員，更是紅軍英烈的獨子。

國民黨政府在抗戰勝利後，對“八百壯士”相當薄情，多數“壯士”沒有萬連卿找工作那麼容易，身體健全的還能自謀生路，在馬路上擺氣槍打氣球，在上下坡幫人推車拉車……

最慘的是傷兵，只能流落街頭，畢竟連謝晉元烈士的遺孀和遺孤，都沒人管。倒是解放後，我黨給予謝家各種照顧，凌維誠曾為此給海外親屬寫過一封信，説：

“十餘年來我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們母子的不幸命運隨着大陸的解放而永遠成為過去。先夫謝晉元抗戰不屈，以身殉國的民族氣節，也只有在解放後才能受到重視。口口黨和人民政府對我們母子處處關心，我被聘為虹口區政協委員，給了我崇高的政治地位，政府還每月發給我60元生活費用，並且還安排我在幼兒園工作，進一步照顧了我們一家人的生活。

我的子女也被送到適當的學校讀書，一個個受到很好的培養教育，一切都沒有要我操心，現在都已長大成人了。這是我過去做夢也想不到的，倘不是人民政府的關懷照顧，你們想有這可能嗎？”

除了謝家，“八百壯士”滯留上海的，只要沒有血案，沒參加反動組織的，都被介紹了工作，或者安排返回原籍參加勞動。

1980 年代末，謝晉元遺孀凌維誠與兒子謝繼民和孫女在一起

一位從巴布亞新幾內亞回國的“壯士”，也是通城人的毛炎炳，輾轉回鄉後，1950年報名參加志願軍，投身抗美援朝戰爭，再次拿起槍，跟侵略者搏殺，當時他已經43歲。

這是“八百壯士”的光榮，也是通城人民的光榮。

最後我想交代一下，出場人物的結局。

萬連卿退休後，從新疆返回通城，住進了幸福院，安享晚年，2001年去世，享年84歲。去世前他要求埋在父親萬順富的墓旁，鄉親們為這對父子修了合葬墓。

墓碑上刻着：“革命烈士萬公順富、八百壯士萬公連卿”，旁邊一副對聯：“土地革命創偉業，淞滬會戰傳英名。”

“八百壯士”中的志願軍老戰士毛炎炳同志，參戰兩年後復員，1975年去世，享年68歲。

石美豪不知所終，盧鴻信回到了通城，活到了九十年代，也算高壽。

謝晉元烈士夫人凌維誠，1991年在上海去世，享年84歲。去世後和丈夫合葬於宋慶齡陵園，即“萬國公墓”。他們的幼子謝繼民，作為抗戰英烈子女，參加2015年抗戰勝利70週年大閲兵。

參加紅軍的湖北人許仕友，後來被二十八畫生同志改名為“許世友”，成為開國上將。

賈廷申後來又復任通城縣長，接着追隨湯恩伯，抗戰勝利後以少將參議退伍，1949年逃台，補選為萬年“國代”，1978年去世，終年87歲。 王兆槐逃台後，既是萬年“國代”，又出任“交通銀行”董事，1986年去世，終年81歲。 此外，我還想特別提到兩位通城的播火者，沈國禎和毛賁虎烈士。

1934年2月，時任蒲圻中心縣委委員、紅軍遊擊幹部校長的沈國禎同志，犧牲於在江西銅鼓與修水交界的黃狗坑，時年34歲。 1933年11月，時任紅5師13團政委的毛賁虎同志，犧牲於第四次反“圍剿”的硝石八角亭戰鬥中，時年28歲。作為紅三軍團軍政雙優的政治幹部，彭老總的愛將，跟他搭班子的團長，就是開國上將李天佑，而他犧牲後繼任政委的則是蘇振華，又一位開國上將。

1949年9月30日，開國大典的前一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在首都北京修建一座人民英雄紀念碑。毛澤東同志親自起草了碑文，並由周恩來同志書寫：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