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暴怒，朱德大發雷霆：這場戰役的結果，讓歷史選擇了毛澤東！_風聞

作者 | 趙清 李栩然

發佈 | 栩然説（ID：xuranshuo）

1

“同志們啊，中央蘇區創建不容易啊，都讓這小子給毀了！”暴怒之下，彭德懷指着李德的鼻子罵道。

“怎麼了？説你説錯了？你真是，崽賣爺田不心疼！”彭德懷把桌子拍得啪啪響。

“罵你？罵你怎麼了？你就是紅軍的敗家子，老子還打你呢！”正説着，彭德懷就衝了上來，朝着李德一拳揮了過去。

李德心叫道“不妙”，下意識的往後跳了一步，再加上一羣人衝上去死死抱住了彭德懷，這一拳終究沒有打到，帶着“呼呼”的風聲在李德面前一閃而過。

李德心説“好險”，若這一拳直擊面門，恐怕直接被打昏了……

彭德懷也知道，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是紅都的“太上皇”，如此頂撞李德後果不堪設想，但他已經壓不住心中的怒火了，大不了就是坐牢、被殺頭！

……

事情還得從頭説起。

1899年2月，上海廣學會出版的《萬國公報》第121期刊載的《大同學》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首次在中國提及了馬克思及其言論。

發生於1915年--1923年的新文化運動，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尤其在1919年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之後，越來越多的愛國志士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馬克思主義成為了指導思想。

既然馬克思主義是指導思想，那麼在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的初期，大家總要尋找依靠馬克思主義武裝革命成功的案例吧？

找來找去，誰最適合成為咱們的榜樣呢？當然是蘇聯！

1917年冬，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以列寧為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武裝力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政權。

既然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成功案例，就效仿人家蘇聯吧！

再加上，中國幾千年來不是也有“神化聖人”的習慣嗎？

比如堯、舜、禹、老子、莊子、孫子、孔子、孟子、諸葛亮等人都被民間傳説塑造成了無所不能的聖人，他們説的話就是金科玉律。

幾千年來，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在表達什麼觀點、做什麼重大決策之前，都要加上一個“子曰”、“子曰”來做印證。

只是，孔子、孟子這些聖人也沒有“曰”過“無產階級武裝革命怎麼成功”之類的話啊。沒有依據，怎麼辦？

那隻能從國外尋找依據了。

於是，蘇聯的列寧、斯大林説過的話就成了金科玉律，蘇聯的戰鬥經驗也成了中國要必須學習的教材，絲毫沒有質疑的空間。

在這樣的心理作用下，只要是蘇聯共產國際派來指導工作的人，只要是從蘇聯留學歸來的人，在紅軍裏都是“香餑餑”，他們説的話都是蘇聯的意思，是共產國際的指令，根本沒有辯駁的餘地。 

就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從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歸來的博古，從蘇聯總參謀部派來的李德，就走上了中國的歷史舞台。

就像是那個連大學生都難得一見的時代，如果縣城裏來了一個國外知名大學的洋教授，一個拿着國外知名大學EMBA博士學歷的留學生，那還不全城轟動？

先來看看博古的政治履歷。

博古原名秦邦憲，在入黨前一年，他一直從事寫作與編輯工作，在家鄉江蘇無錫編輯《無錫評論》。

1925年10月，博古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後一年依然從事寫作與編輯工作，編輯《無錫評論》。

1926年，博古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與王明、張聞天等人是蘇聯留學期間的同學，與其他同期的同學合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畢業後留校工作。

1930年，博古回國，任全國總工會宣傳幹事、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

1931年4月，博古任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後又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

1934年1月，博古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負責人。

1931年9月--1935年1月，博古任中共臨時中央主要負責人。

從以上履歷來看，至少可以看出3個關鍵點：

其一，政治躍升速度飛快，簡直可以用“火箭式飆升”來形容，年僅24歲時就能任中共中央領導人；

其二，有蘇聯留學經歷，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理論”能倒背如流，而且有從事寫作和編輯的經歷，這在由農民階層組成，普遍處於文盲、半文盲狀態的紅軍隊伍裏，實屬罕見；

其三，沒有基層鍛鍊的經歷，也缺乏對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民階層的充分實踐和了解，只會舞文弄墨。

再來看看李德的履歷。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是一名來自蘇聯的德國共產黨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李德加入了德國共產黨。

1928年，李德在前蘇聯，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1932年春畢業後，李德進入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因與王明較熟，被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東北收集日軍情報。

1933年9月，李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

從以上履歷來看，也可以看出個兩個關鍵點：

其一，李德身為外國人，確實不懂中國國情；

其二，李德只是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軍事理論，但即使在蘇聯也沒有親臨戰場指揮作戰的實戰經驗。

既然博古和李德都不清晰中國國情，沒有實戰經驗，為什麼卻可以在那個時候執掌中共呢？

只能説，任何歷史都有其侷限性，尚屬於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也不例外，日後共產黨要為這種稚嫩付出血淋淋的代價！

2

翻開史冊，我們就可以看到，黨史上着墨李德、博古最多的時期，也正是毛澤東被排擠出中共領導層的時期。

在1931年11月召開的“贛南會議”上，毛澤東的主張被説成是“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之後毛澤東接連遭受不公正的對待和批評。

在1932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之後，毛澤東又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調回後方專做政府工作。

此後兩年內，毛澤東的處境更加艱難。

1965年8月5日，毛澤東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説：

“他們迷信國際路線，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國的政治、軍事、組織、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們反對那一套政策。我們有一些馬列主義，可是我們被孤立。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缸裏，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1930年11月--1931年1月的“第一次反圍剿”，毛澤東、朱德領導紅一方面軍4萬人對戰國民黨軍10萬人，取得了勝利；

1931年4月--5月的“第二次反圍剿”，毛澤東領導紅一方面軍3萬人對戰國民黨軍20萬人，取得了勝利；

1931年7月--9月的“第三次反圍剿”，毛澤東、朱德領導紅一方面軍3萬人對戰國民黨軍隊約30萬人，取得了勝利；

1933年2月--3月的“第四次反圍剿”，周恩來、朱德領導紅一方面軍約7萬人對戰國民黨軍隊近40萬人，取得了勝利。

連續四次的反圍剿勝利，都是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進行的，而且都運用了一種戰術--遊擊運動戰。

可到了1933年9月25日--1934年10月10日的“第五次反圍剿”時，毛澤東已經被排擠出局，由博古、李德來指揮這場戰役，“左傾教條主義”佔據了軍事思想的主導地位。

行軍打仗，怎麼能聽他毛澤東搞游擊戰的那一套呢？一定要學習蘇聯經驗！怎麼打？陣地對陣地，堡壘對堡壘！

這樣的打法，顯然是摒棄了自己的長板，用自己的短板與敵人的長板較量，用毛澤東的話講就是“叫花子與龍王爺比寶”！

現實是殘酷的，自“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來，前線紛紛傳來告急信息，眾多好不容易才爭取到的陣地失守，眾多前線衝鋒的紅軍戰士在炮火中壯烈犧牲……

作為指揮員，博古、李德只知道坐在安全的後方，對着地圖畫線線、勾圈圈，根本不顧前線真實情況，也不允許任何人提反對意見，否則就是違抗軍令！

有一次，前線的彭德懷打來告急電話，大量陣地失守，讓李德趕緊到前線看一看。李德到前線一看，認為是彭德懷在推卸作戰失利的責任，於是對彭德懷説道：“你可以組織力量，把陣地奪回來嘛！”

彭德懷一聽火冒三丈，讓身邊的警衞員交給李德一把衝鋒槍，説：“好！現在你拿着這把槍，到前線衝鋒試試看！”

就這樣，後方博古、李德“紙上談兵”般的指揮方式，與前線的戰場形勢明顯脱節，前線的將領們對比着後方“站着説話不腰疼”的博古、李德以及前線無辜犧牲的戰士們，心中積壓着怒火！

時間拖得越久，中央蘇區的失地就越多，戰士們的傷亡數量在不斷攀升，不管是前線的指揮將領還是戰士，都對博古、李德的瞎指揮深惡痛絕，心懷怨氣！

此時的李德，依然以“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傲然自居，認為紅軍作戰不利都是前線將領和戰士們的問題，錯誤不在於自己，自己的指揮沒有問題。

於是，就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彭德懷寧願冒着坐牢、被殺頭的風險，也要頂撞李德，罵他“崽賣爺田不心疼”！

“左傾教條主義”的結局，咱們在歷史上已經看到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工農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長征。

彭德懷軍事將領等人愈發意識到：不能再這樣照搬照抄蘇聯經驗了，不能再聽博古、李德的瞎指揮了！

誰能解此危難？所有人不約而同的想起了一個人--毛澤東，想起了他早在1930年就寫成的一篇文章--《反對本本主義》，裏面提出了一句重要的論斷：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如果要概括出整篇《反對本本主義》的精髓，那就是3個關鍵點：

**一、**實事求是！

**二、**實事求是！

**三、**實事求是！

3

1935年1月15日，貴州遵義。

一個月前“湘江戰役”的慘狀還歷歷在目，在敵軍飛機的密集掃射下，數萬名紅軍戰士紛紛中彈落入湘江之中，整個江面上到處都漂浮着紅軍戰士們的屍體，江水被染得血紅血紅……

彭德懷等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痛苦的閉上了眼，試圖平靜自己的內心，他們實在不願再去回憶湘江戰役中“人間煉獄”般的景象，這可是跟我們出生入死的戰士們啊！

也正是這一戰，當地老百姓後來為紀念犧牲在湘江裏的戰士們，有了“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的説法。

長征初期，博古、李德實行了逃跑主義，戰士們揹負着沉重的“罈罈罐罐”行軍，行動遲緩，被國民黨軍隊堵在了湘江流域……

這一戰，紅軍以極其慘痛的代價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損失過半！

顯然，博古、李德在戰略戰術指導上犯了嚴重錯誤！渡過湘江後，紅一方面軍人數由長征開始時的8.6萬餘人鋭減為3萬餘人……

也就是這一戰，徹底壓垮了彭德懷等人心中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們再也不願去聽李德、博古的瞎指揮。

此刻，他們居然還要耐着性子聽博古在會議上的報告？瞎搞！

彭德懷好幾次都想中途打斷，都被好脾氣的周恩來同志壓住，一直隱忍不發…

在聽到博古説“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國民黨、帝國主義勢力過於強大”時，彭德懷再也忍不住了，周恩來壓都壓不住。

只見彭德懷一拍桌子，“噌”的就站了起來，指着博古就吼了起來：

“博古同志，我不同意你的説法！你光説了一大堆客觀原因，你怎麼不強調強調主觀原因？我們第五次反圍剿出現這麼大的錯誤，你的失敗總結簡直就是輕描淡寫。”

接下來，彭德懷指出了李德、博古一系列的指揮錯誤，最後又扔下了那句話--崽賣爺田不心疼！

趁着彭德懷挑起的頭，接下來朱德、毛澤東、劉伯承、聶榮臻、李卓然、劉少奇、張聞天、王稼祥等人紛紛站起來發言：

很少發脾氣的朱德，這次卻大發雷霆，説：“李德、博古同志，到現在你們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嗎？我明確的告訴你們，如果繼續這樣領導下去，我朱德還有全體戰士們不會跟着你們走的。”

毛澤東説：“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發言，博古同志的錯誤可以歸納為三點： 第一是進攻時的冒險主義，第二是防守時的保守主義，第三是突圍時的逃跑主義。”

劉伯承説：“這些錯誤，其實過去早就發現了，哪個敢説呀，説了，就是對戰爭的動搖，機會主義，甚至是反革命，這頂帽子嚇死人啦。”

聶榮臻説：“李德同志作為我們的軍事顧問，連一個軍事崗哨放在哪、一個迫擊炮放在哪裏，他都要強加干涉。就知道在地圖上畫圈圈，可到實地一看，根本沒有那個位置，大家説，他這不是亂指揮嗎？”

李卓然説：“我們五軍團在湘江整整損失了一個師的兵力，戰鬥連連失利，指戰員們怨聲載道，責怪中央領導不力，而顧問同志，根本不考慮我們的建議，完全是獨斷專行。”

劉少奇説：“你（李德）根本就不熟悉中國的實際，根本就不熟悉中國紅軍的實際。我完全同意毛澤東同志對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守中的保守主義，轉移中的逃跑主義的批判。這一次，我們要解決問題的根本。”

**洛甫（張聞天）**説：“同志們，現在必須批判李德、博古同志在軍事上出現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不能再讓他們指揮紅軍了。”

王稼祥説：“我提議，為了扭轉現在不利的局勢，應該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和指揮紅軍，同時取消李德、博古軍事指揮權，同時取消三人團。”

……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基本意思是一樣的：不同意博古的發言，原因在於博古、李德只知道照抄照搬蘇聯的經驗，根本不考慮實際情況！

周恩來説：“我們必須對革命事業負責，我們必須對得起死去的戰友。我提議，讓毛澤東同志重新進入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同時，我請求——同志們在這次會議上都在幫助我，對我所犯的錯誤進行嚴肅批評，多加指導，我願意做黨分配給我的任何工作。”

接下來，聶榮臻、彭德懷、劉伯承、李富春、楊尚昆、李卓然等一線指揮員以及陳雲、劉少奇在發言中，都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

會議討論的結果，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這其實就是著名的**“遵義會議”**，會議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

初步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之後，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託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於2月8日經政治局會議通過後印發。

決議着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重新肯定了毛澤東根據戰爭實踐經驗總結出來的一系列正確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

用大白話來講，博古、李德這些外來的和尚念不了這裏的經，你們根本不瞭解中國的國情，也沒有一線指揮的實戰經驗，只是打着“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旗號，端着“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名號，盲目的照搬照抄蘇聯經驗，實際上就是“左傾教條主義”！

總之一句話，你們這一通瞎胡搞已經讓我們損失太多了，我們再也不聽你們瞎指揮了！

以前毛澤東指揮挺好的，就算你們覺得他沒學歷，沒去過蘇聯，方法又很土，但效果很好啊！所以還是讓毛澤東來指揮吧！

4

以前在公眾號裏有發表一篇文章《我翻遍近代史，發現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改變了國運和歷史》，裏面講了1934年發生了一個偶然事件：

共產國際的電台被搗毀，使紅軍長征時期收不到共產國際的指揮信號，這樣李德、博古背後沒人撐腰了，致使他們在遵義會議時丟了領導權。

文章在最後還提出了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這個偶然事件，難道在遵義會議時毛澤東就不能恢復領導權嗎？歷史就要改寫嗎？

我堅決認為：歷史依然不會被改寫。 

最根本的原因：紅軍是支持毛澤東的！

紅軍都有哪些人羣組成？絕大多數都是農民！

農民最需要什麼？土地！

而當前，紅軍最需要什麼？打勝仗！

換句話説，誰能幫農民拿到土地，誰能在危機關頭帶領農民打勝仗，農民就聽誰的。

誰能做到這些？毛澤東！

對於土地問題、農民運動問題，相信再沒有哪個人能比毛澤東更熟悉了；對於如何打仗，之前毛澤東指揮的游擊戰也是卓有成效。

那麼，農民不聽毛澤東的，又會聽誰的？

反觀李德、博古，你們調查過中國的農民問題嗎？沒有！

你有深入一線指揮作戰的經驗嗎？也沒有！

你們只懂得一口一個蘇聯經驗，一口一個列寧、斯大林，除此之外也沒什麼了。

只是……對農民來説，蘇聯是什麼？不知道！

列寧、斯大林在哪裏？在莫斯科！

莫斯科離中國有多遠？十萬八千里！

那我憑什麼聽一個遠在天邊，見都沒見過的人説過的話呢？

綜合來説，毛澤東能取得領導權，只有3個關鍵點：

**一、**實事求是！

**二、**實事求是！

**三、**實事求是！

如果站在“上帝視角”來看這段歷史，遵義會議的召開是真真切切的生死關頭，哪怕會議晚開幾天，紅軍都要面臨滅頂之災！

“遵義會議”剛剛結束，紅一方面軍就面臨了一個極大的挑戰：

國民黨中央軍彙集川、滇、黔、桂等省的軍閥部隊，總計約40萬部隊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企圖將紅軍合圍，並消滅在遵義附近的狹小地區，此時紅軍的人數只有區區3萬。

此時，剛剛獲得領導權的毛澤東立刻發揮了他的作用，他盡顯兵法之妙，指揮紅軍靈活機動作戰，通過“四渡赤水”粉碎了蔣介石在川、黔、滇三角地帶殲滅紅軍的計劃。

後世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關於“四渡赤水”的具體過程，在之前發表的公眾號文章《毛澤東的“神來之筆”：如何用高明的戰略，應對不確定的未來？》中已有記載，在此不贅述。

光是看紅一方面軍四渡赤水的地圖，我們就會發現整個行軍路線靈活機動，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面軍把國民黨軍隊繞得暈頭轉向，又巧妙利用國民黨中央軍、滇軍、川軍和黔軍之間的間隙矛盾，最終渡過金沙江，打破了國民黨殲滅紅軍的美夢。

當蔣介石在地圖上看着紅一方面軍飄忽不定、曲曲折折、虛虛實實、若隱若現、若有若無的行軍路線時，頓時恍然大悟：

“博古、李德是走不出這種行軍路線的，莫不是他們已經喪失了指揮權，毛澤東又重新獲得指揮權了？”

的確，如果遵義會議晚開幾天，如果繼續由博古、李德指揮軍隊，那麼就沒有“四渡赤水”的經典案例了，紅軍只能面臨被全殲的命運！

歷史的發展有其必然性，也有些偶然性。

但有些偶然性，是生死攸關的偶然性，如果當時整個事態按照另一個方向走，如果遵義會議晚開幾天，或者毛澤東沒有那麼快指揮紅軍，那麼整個歷史就要改寫！

直至今日，當我們回憶起那段歷史時，都不由的要摸一摸自己急劇跳動的心臟，感嘆一句：好險啊！

歷史在生死關頭選擇了毛澤東，除了偶然性之外，更有其必然性，而這個必然性的背後只有3個關鍵點：

**一、**實事求是！

**二、**實事求是！

**三、**實事求是！

—— END ——

本文來源於公眾號：栩然説。微信上寫毛澤東最集中、最深度、最有趣的地方，致力於讓更多的年輕人瞭解毛澤東，學習毛澤東，實現從三觀到認知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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