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説“十倭七華”,嘉靖大倭亂裏有多少中國人,又有多少日本人?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36361-2020-09-07 14:36


編者按:在明史研究中,有個繞不開的話題,那就是明朝嘉靖時期爆發的——“嘉靖大倭亂”。不過要説起這個“倭寇”的成分,那就比較意思了。從《明史·日本傳》裏:“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到日本學者山根幸夫和台灣學者吳大昕的“倭寇的大部分是中國”及“倭寇是中國社會問題”,明代嘉靖時期的大倭亂似乎和日本越來越沒啥關係,在國內網絡無限復讀,最後甚至成了倭寇基本是中國人云雲。那麼這個説法就真的一定正確嗎?那些曾經四處劫掠明代沿海地區的倭寇們,他們又是否真的都是中國人冒充的呢?
事先説明,本文主旨是提供一個新的思考視角,並不是要挑戰什麼主流學説或者是洗地之類,所以還請各位耐心看完。那麼首先要説的是,雖然在很多人印象中,明代倭寇是把中國沿海的海盜和走私海商都看作倭寇。不過老實説,與其説是明代官員分不清楚這三類人,筆者其實更傾向於是清代史學界的一個認知錯誤,又或者是官史的文字遊戲。比如前面説的《明史》“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的説法,就是改編自《明世宗實錄》中“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但是這兩個説法中有個非常大的區別,後者只是將倭寇和“中國叛逆”列為“海警”而《明史》的説法,則將兩者列為“倭寇”,顯然清代所修纂的《明史》中對於倭寇的描述,範圍是要遠遠大於明代説的“倭”。
▲明代對於倭寇和普通海盜其實是有區分的
要説這些倭寇中有沒有當時明朝人,筆者認為是有的,但是明代軍民對於由日本人組成的真倭,與中國海盜和被裹挾或者主動參與的明朝百姓,也是有着區分。比如在明代的《倭變事略》中,就有“鄭端簡公論倭奴之變,多由中國不逞之徒如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者,投其中,為之奸細,為之向異。”而對日本人組成的倭寇,在《倭變事略》中也有:“約賊六十餘,皆髡頭鳥音”,以及“至船詢所以來,而譯言莫通。”等明確記載。
《太平抗倭圖》中的倭寇雖然是典型的明人形象,但考慮到畫作者周世隆是明末清初時期人物,筆者認為這個倭寇形象更有可能是參考了當時的農民軍,而非真正的嘉靖時期倭寇。除了這些,在倭寇的戰術行為方面,其實有不少特別之處,或者説明軍在陸地上所遭遇的倭寇,如果説他們是海盜,老實説,他們表現的實在是有點外行。首先是他們在戰鬥方式上,其實有一個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點,在戚繼光的《紀效新書》中,記載:“倭喜躍,一迸足則丈餘,刀長五尺,則大五尺矣。”瞭解劍道的朋友對這句話應該不會太難理解,戚繼光書中的這個“躍”,其實就是劍道中的“前躍足”。當不過這裏有一個問題,“躍”這個動作雖然在日本劍道和中國武術中都不算是稀奇動作,但出現在主要活動於海上的海盜,這就很奇怪了。
▲劍道中的前躍擊面
目前整個體系得以完整保存的船上武術主要有兩種,一個是中國江浙地區的船拳,另一種是北非巴巴里海盜刀法。這兩種武術雖然體型並不相同,但是卻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它們都要求習武者下盤穩固(船拳在陸上那些炫技的大動作除外),像《紀效新書》中所記載的大幅度躍步,是根本不可能出現。這其中的原理很簡單,顛簸船隻作為一個平台比起地面要不穩定的多,在船上戰鬥如果進行大幅度的躍步,萬一船隻一個顛簸,那麼要麼你完成了一個稀世滑鏟,要麼你摔倒讓對面喜提一血。順便説句,古代船戰説的“跳幫”,絕大多數情況,也是利用跳板和繩索等工具登船,而不是船員真的憨憨的往對面船上跳。
▲巴巴里海盜刀法的步法
除此之外,倭寇的劫掠行動,並不只是針對沿海的城市和村莊,他們時常進入內陸,強攻明朝的衞所、城鎮,甚至不畏懼和成規模的明朝軍隊直接交戰。説到這可能各位讀者有點雲裏霧裏,那麼就從海盜的視角來分析一下倭寇的這些行為。實際上無論是海盜還是土匪之類,他們的所有的作戰,都是遵循風險和利益的權衡平衡。比如説後來的林鳳,他打劫的目標就只限於往來船隻和沿海的村落城鎮,在面對明朝的清剿時,也是奉行着堅定的能跑就跑方針,最後被明朝一路攆去了呂宋。
▲日本海賊使用的八幡船
對於這些組織能力、訓練都相對較低的武裝團體來説,他們所能承受的傷亡比起正規軍隊更低,而且在作戰之外,還要面對內部勢力的糾紛,以及與其他同類武裝的相互吞併甚至是武裝衝突。因而普通的海盜,會避免一切與正規軍不必要的衝突,更不會去死磕有防備的城鎮。因而可以説,倭寇的行為與其説是職業海盜,倒不如説更像在俄國組織和贊助下,對克里米亞汗國和奧斯曼帝國進行牽制攻擊的哥薩克海盜,又或者是之前由日本南朝組織的,對高麗和中國北方沿海進行劫掠,以此來為南朝輸血的早期倭寇。他們由於組織更加嚴密,同時士兵的作戰經驗更加豐富,加之在作戰結束後,可以通過他們背後的政府調度,來及時獲得人員補充,甚至戰時也能獲得友軍支援,因而他們才敢於深入內陸,與敵人的軍隊和城鎮進行硬碰硬。
▲俄國組織起的哥薩克海盜,與倭寇行為方式非常相似
除此外,倭寇的劫掠手段,其實嚴格來説也表現的非常拙劣。在倭寇的活動中,擄掠百姓賣往日本,一直是倭寇重要的財政收入,比如在鄭舜功的《日本一鑑》中,就有記載:“嘉靖庚戌二十九年以來,邊民初虜於夷島,莫可勝算。”但是與之矛盾的,是在大量明朝史料中,都有記載倭寇在入侵時,經常對明朝百姓大開殺戒。這種行為一方面説明嘉靖時期的大倭亂,並沒有像東歐的韃靼人和巴巴里海盜,形成完整的掠奴產業鏈。另一方面,也説明倭寇本身對於人口的價值明顯認識不足,或者説他們對於自己掠奪行為的認知,依然是他們在參與一場戰爭。除此之外,倭寇在劫掠物品時也表現的一言難盡,他們並不是像職業匪徒那樣專挑高價財物,而是見啥拿啥,甚至在一些記錄中連老百姓家的鐵鍋都不放過。
▲韃靼人的掠奴活動往往是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擄走
除了這些比較微觀的問題外,如果從明日外交互動角度看,也存在一些問題。在胡宗憲赴任江浙抗倭時期,與日本大名之間進行的外交活動,內容也是很值得研究。比如在明朝使者前往大內和大友家時,兩家的反應是“山口都督源(大內)義長且諮送回被擄人口,諮乃用國王印,豐後太守源(大友)義鎮遣僧德陽等具方物奉表謝罪”。在明朝使者面見對馬島宗氏時,也提出了“近年以來,日本各島小民假以買賣為名,屢犯中國邊境,劫掠居民……自舊年十一月十一日來至五島,由松浦、博多,已往豐後大友氏會議,即蒙遍行禁制各島賊徒。”如果倭寇們真的是中國人組成,那麼大內和大友家的反應,以及對各領主、大名的禁令,就解釋不通了。
▲大友義鎮/宗麟
最後作為總結,説一下筆者個人對於嘉靖大倭亂時期海上力量的看法,僅供各位參考。在嘉靖大倭亂時期的海上力量分為三種,首先是以汪直等為代表,勢力最大的海上走私商勢力。第二種則是本篇所講述的徐海和我們印象中,在明朝東南燒殺劫掠的倭寇。筆者認為這些倭寇內部日本浪人、武士等職業軍人的比例應該相當高,這就是為什麼倭寇在戰鬥中,往往表現出極高的指揮水平,成員有着豐富的陸戰經驗,作戰意志也比一般匪徒更加頑強,但同時在劫掠方面,卻又表現的非常外行。而且他們不同派系之間能做到聯合和協同作戰,極有可能他們是由同一勢力組織的,不同批次入侵的武裝。至於最後一種勢力,那便是活躍於東南沿海的真正海盜,也是在《海寇議後編》中所提到的“漢兵”。總之,明代人對這三類人是分得很清楚的,但後世卻有人一直混淆這三類人。混淆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當然,本文終究只是筆者一家之言,究竟那種説法才是正確的,各位看官就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參考資料:《明史·日本傳》、《明世宗實錄》、王世貞《倭志》、朱九德《倭變事略》、鄭若曾《籌海圖編》、神田千里《大友宗麟の改宗―その実態と背景―》、茅坤《胡公宗憲剿徐海本末》、鹿毛敏夫《大內と大友 中世西日本の二大大名》、戚繼光《紀效新書》、CGTN《江南船拳:方寸之間,大顯乾坤》(視頻)、Razmafzar《Barbary saber》(視頻)、萬表《海寇議》、《崑山縣倭寇始末》、鄭舜功《日本一鑑》、茅坤《海寇議後編》、中國國家博物館《《抗倭圖卷》、《倭寇圖卷》和大友義鎮、大內義長》、鹿毛敏夫、須田牧子《「倭寇図巻」「抗倭図巻」をよむ》、鹿毛敏夫《大友水軍 海からみた中世豊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