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説“十倭七華”，嘉靖大倭亂裏有多少中國人，又有多少日本人？_風聞

　　編者按：在明史研究中，有個繞不開的話題，那就是明朝嘉靖時期爆發的——“嘉靖大倭亂”。不過要説起這個“倭寇”的成分，那就比較意思了。從《明史·日本傳》裏：“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到日本學者山根幸夫和台灣學者吳大昕的“倭寇的大部分是中國”及“倭寇是中國社會問題”，明代嘉靖時期的大倭亂似乎和日本越來越沒啥關係，在國內網絡無限復讀，最後甚至成了倭寇基本是中國人云雲。那麼這個説法就真的一定正確嗎？那些曾經四處劫掠明代沿海地區的倭寇們，他們又是否真的都是中國人冒充的呢？

　　事先説明，本文主旨是提供一個新的思考視角，並不是要挑戰什麼主流學説或者是洗地之類，所以還請各位耐心看完。那麼首先要説的是，雖然在很多人印象中，明代倭寇是把中國沿海的海盜和走私海商都看作倭寇。不過老實説，與其説是明代官員分不清楚這三類人，筆者其實更傾向於是清代史學界的一個認知錯誤，又或者是官史的文字遊戲。比如前面説的《明史》“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的説法，就是改編自《明世宗實錄》中“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但是這兩個説法中有個非常大的區別，後者只是將倭寇和“中國叛逆”列為“海警”而《明史》的説法，則將兩者列為“倭寇”，顯然清代所修纂的《明史》中對於倭寇的描述，範圍是要遠遠大於明代説的“倭”。

　　▲明代對於倭寇和普通海盜其實是有區分的

　　要説這些倭寇中有沒有當時明朝人，筆者認為是有的，但是明代軍民對於由日本人組成的真倭，與中國海盜和被裹挾或者主動參與的明朝百姓，也是有着區分。比如在明代的《倭變事略》中，就有“鄭端簡公論倭奴之變，多由中國不逞之徒如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者，投其中，為之奸細，為之向異。”而對日本人組成的倭寇，在《倭變事略》中也有：“約賊六十餘，皆髡頭鳥音”，以及“至船詢所以來，而譯言莫通。”等明確記載。

　　《太平抗倭圖》中的倭寇雖然是典型的明人形象，但考慮到畫作者周世隆是明末清初時期人物，筆者認為這個倭寇形象更有可能是參考了當時的農民軍，而非真正的嘉靖時期倭寇。除了這些，在倭寇的戰術行為方面，其實有不少特別之處，或者説明軍在陸地上所遭遇的倭寇，如果説他們是海盜，老實説，他們表現的實在是有點外行。首先是他們在戰鬥方式上，其實有一個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點，在戚繼光的《紀效新書》中，記載：“倭喜躍，一迸足則丈餘，刀長五尺，則大五尺矣。”瞭解劍道的朋友對這句話應該不會太難理解，戚繼光書中的這個“躍”，其實就是劍道中的“前躍足”。當不過這裏有一個問題，“躍”這個動作雖然在日本劍道和中國武術中都不算是稀奇動作，但出現在主要活動於海上的海盜，這就很奇怪了。

　　▲劍道中的前躍擊面

　　目前整個體系得以完整保存的船上武術主要有兩種，一個是中國江浙地區的船拳，另一種是北非巴巴里海盜刀法。這兩種武術雖然體型並不相同，但是卻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它們都要求習武者下盤穩固（船拳在陸上那些炫技的大動作除外），像《紀效新書》中所記載的大幅度躍步，是根本不可能出現。這其中的原理很簡單，顛簸船隻作為一個平台比起地面要不穩定的多，在船上戰鬥如果進行大幅度的躍步，萬一船隻一個顛簸，那麼要麼你完成了一個稀世滑鏟，要麼你摔倒讓對面喜提一血。順便説句，古代船戰説的“跳幫”，絕大多數情況，也是利用跳板和繩索等工具登船，而不是船員真的憨憨的往對面船上跳。

　　▲巴巴里海盜刀法的步法

　　除此之外，倭寇的劫掠行動，並不只是針對沿海的城市和村莊，他們時常進入內陸，強攻明朝的衞所、城鎮，甚至不畏懼和成規模的明朝軍隊直接交戰。説到這可能各位讀者有點雲裏霧裏，那麼就從海盜的視角來分析一下倭寇的這些行為。實際上無論是海盜還是土匪之類，他們的所有的作戰，都是遵循風險和利益的權衡平衡。比如説後來的林鳳，他打劫的目標就只限於往來船隻和沿海的村落城鎮，在面對明朝的清剿時，也是奉行着堅定的能跑就跑方針，最後被明朝一路攆去了呂宋。

　　▲日本海賊使用的八幡船

　　對於這些組織能力、訓練都相對較低的武裝團體來説，他們所能承受的傷亡比起正規軍隊更低，而且在作戰之外，還要面對內部勢力的糾紛，以及與其他同類武裝的相互吞併甚至是武裝衝突。因而普通的海盜，會避免一切與正規軍不必要的衝突，更不會去死磕有防備的城鎮。因而可以説，倭寇的行為與其説是職業海盜，倒不如説更像在俄國組織和贊助下，對克里米亞汗國和奧斯曼帝國進行牽制攻擊的哥薩克海盜，又或者是之前由日本南朝組織的，對高麗和中國北方沿海進行劫掠，以此來為南朝輸血的早期倭寇。他們由於組織更加嚴密，同時士兵的作戰經驗更加豐富，加之在作戰結束後，可以通過他們背後的政府調度，來及時獲得人員補充，甚至戰時也能獲得友軍支援，因而他們才敢於深入內陸，與敵人的軍隊和城鎮進行硬碰硬。

　　▲俄國組織起的哥薩克海盜，與倭寇行為方式非常相似

　　除此外，倭寇的劫掠手段，其實嚴格來説也表現的非常拙劣。在倭寇的活動中，擄掠百姓賣往日本，一直是倭寇重要的財政收入，比如在鄭舜功的《日本一鑑》中，就有記載：“嘉靖庚戌二十九年以來，邊民初虜於夷島，莫可勝算。”但是與之矛盾的，是在大量明朝史料中，都有記載倭寇在入侵時，經常對明朝百姓大開殺戒。這種行為一方面説明嘉靖時期的大倭亂，並沒有像東歐的韃靼人和巴巴里海盜，形成完整的掠奴產業鏈。另一方面，也説明倭寇本身對於人口的價值明顯認識不足，或者説他們對於自己掠奪行為的認知，依然是他們在參與一場戰爭。除此之外，倭寇在劫掠物品時也表現的一言難盡，他們並不是像職業匪徒那樣專挑高價財物，而是見啥拿啥，甚至在一些記錄中連老百姓家的鐵鍋都不放過。

　　▲韃靼人的掠奴活動往往是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擄走

　　除了這些比較微觀的問題外，如果從明日外交互動角度看，也存在一些問題。在胡宗憲赴任江浙抗倭時期，與日本大名之間進行的外交活動，內容也是很值得研究。比如在明朝使者前往大內和大友家時，兩家的反應是“山口都督源（大內）義長且諮送回被擄人口，諮乃用國王印，豐後太守源（大友）義鎮遣僧德陽等具方物奉表謝罪”。在明朝使者面見對馬島宗氏時，也提出了“近年以來，日本各島小民假以買賣為名，屢犯中國邊境，劫掠居民……自舊年十一月十一日來至五島，由松浦、博多，已往豐後大友氏會議，即蒙遍行禁制各島賊徒。”如果倭寇們真的是中國人組成，那麼大內和大友家的反應，以及對各領主、大名的禁令，就解釋不通了。

　　▲大友義鎮/宗麟

　　最後作為總結，説一下筆者個人對於嘉靖大倭亂時期海上力量的看法，僅供各位參考。在嘉靖大倭亂時期的海上力量分為三種，首先是以汪直等為代表，勢力最大的海上走私商勢力。第二種則是本篇所講述的徐海和我們印象中，在明朝東南燒殺劫掠的倭寇。筆者認為這些倭寇內部日本浪人、武士等職業軍人的比例應該相當高，這就是為什麼倭寇在戰鬥中，往往表現出極高的指揮水平，成員有着豐富的陸戰經驗，作戰意志也比一般匪徒更加頑強，但同時在劫掠方面，卻又表現的非常外行。而且他們不同派系之間能做到聯合和協同作戰，極有可能他們是由同一勢力組織的，不同批次入侵的武裝。至於最後一種勢力，那便是活躍於東南沿海的真正海盜，也是在《海寇議後編》中所提到的“漢兵”。總之，明代人對這三類人是分得很清楚的，但後世卻有人一直混淆這三類人。混淆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當然，本文終究只是筆者一家之言，究竟那種説法才是正確的，各位看官就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參考資料：《明史·日本傳》、《明世宗實錄》、王世貞《倭志》、朱九德《倭變事略》、鄭若曾《籌海圖編》、神田千里《大友宗麟の改宗―その実態と背景―》、茅坤《胡公宗憲剿徐海本末》、鹿毛敏夫《大內と大友 中世西日本の二大大名》、戚繼光《紀效新書》、CGTN《江南船拳：方寸之間，大顯乾坤》（視頻）、Razmafzar《Barbary saber》（視頻）、萬表《海寇議》、《崑山縣倭寇始末》、鄭舜功《日本一鑑》、茅坤《海寇議後編》、中國國家博物館《《抗倭圖卷》、《倭寇圖卷》和大友義鎮、大內義長》、鹿毛敏夫、須田牧子《「倭寇図巻」「抗倭図巻」をよむ》、鹿毛敏夫《大友水軍 海からみた中世豊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