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 張順洪：國民黨雖處中流位置，但卻沒起到砥柱作用(上）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歷史中國”

【編者按】 2020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週年。9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在講話中，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偉大勝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偉大勝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全民族眾志成城奮勇抗戰的偉大勝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國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國以及各國人民並肩戰鬥的偉大勝利。總書記的講話擲地有聲、振聾發聵。

在紀念抗戰勝利75週年和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紀念重要講話之際，應讀者要求，本公眾號全文刊發《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是中國共產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作者：李慎明、張順洪）一文，以饗讀者。此文雖長了一點，但似有內容，值得一讀。原文載於《歷史研究》2015年第4期。

該文認為：毛澤東關於“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論述是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文中以大量的事實與數據説明，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國民黨也曾處於中流之位，但其從來也沒有起到過砥柱之作用。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日戰爭的真正的中流砥柱。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制定和執行了政治上的正確路線：主張緊緊依靠人民羣眾，堅決抗戰，全民抗戰；積極倡導、建立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和有條件的運動戰，建立敵後根據地；正確開展黨內鬥爭，加強黨的建設。黨的思想路線是政治路線的根基：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黨的歷史任務是首先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緊緊抓住了中國面臨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共產黨人擁有先進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價值觀，勇於為國家、民族和共產主義事業而犧牲的精神。而蔣介石政府，從九一八事變實行“不抵抗”政策到正面戰場節節敗退，從片面抗戰到積極反共，妥協退讓、圖謀投降、腐敗成風，最終民心喪失殆盡。抗戰初期該政府曾以軍事抗戰為主，但其主要目的卻是為確保蔣介石政府與其四大財團的財產有較為充裕的時間撤離江南退縮重慶。在軍事抗戰中，蔣介石還刻意讓自己的嫡系迴避抗戰，把非嫡系假日軍之手加以慘烈的削弱。

【內容摘選】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立即發出了抗戰宣言，動員全民抗戰。1932年4月15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又正式對日宣戰，而國民黨政府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8日美對日宣戰之後，9日國民黨才對日宣戰。國民黨政府不僅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反而堅持“攘外必先安內”，調動大軍“圍剿”紅軍。著名政論家、《申報》主筆史量才甚至因撰文主張“安內必先攘外”，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七七事變發生20多天後的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對身邊親信透露“可支持六個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也斷言：“中國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而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就指出：“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

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雖然全會仍然聲言要“堅持抗戰到底”，但按蔣介石的明確解釋，這個“底”就是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就是説要把整個東北和華北一部這一大片國土和國土上的人民世代繼續交由日寇蹂躪。

在八年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依靠人民羣眾實行全民抗戰。日本著名的史學家井上清説：“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僅敗於美國，而且更慘的是敗於中國。正確地説，敗給了中國人民。”

即使在蔣介石政府實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動政策時的1939年7月9日，毛澤東在對陝北公學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的同學講話中仍指出：現在時局的特點是妥協投降分子要鬧分裂，我們就以抗戰的進步、全國的團結、堅持統一戰線來對付。一定要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長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們就留他一天，能夠爭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飯再去也是好的。

蔣介石集團與廣大國民黨下層愛國官兵在客觀上存在着不同的階級地位，不同的“家”，“國”及其觀念。政治路線首先是階級路線，蔣介石集團與廣大國民黨下層愛國官兵在階級利益上是對立的。如此，我們才能理解蔣介石集團為什麼在抗戰中、在解放戰爭中“兵敗如山倒”。1939年10月，日本特務機關對國民政府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的一個秘密報告説，蔣介石擁有資產809萬美元、宋美齡有377萬美元、宋子文有637萬美元、孔祥熙有635萬美元。這在當時，完全都是天文數字。

美國總統杜魯門曾這樣痛斥説：“他們都是賊，每一個都是，他們從我們援助的數十億美金中偷了7.5億。他們就這樣把錢偷走, 然後投資在巴西聖保羅,有些甚至是我們的正腳底下——紐約的房地產。”在1944年的河南會戰中，當時國民黨軍隊共有軍用卡車七八百輛，但僅100輛用於軍運，其餘的都被軍官們用來搬運私人財產和運送他們的親屬向西安逃跑。在1944年5月下旬的湖南會戰長沙保衞戰中，國民黨湖南省主席薛嶽面對長沙三面被圍的態勢，竟將自己的指揮部安在遠離前線的150公里外的地方，以便於隨時逃跑。11月11日廣西戰役日軍進佔南寧時，幾乎所有的國民黨部隊都沒有了長官。連蔣介石自己也承認：“在沒有開戰以前，一切危險困苦艱難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決不料我們的軍紀，會敗壞到這步田地!在北方作戰的情形，我只聽得説，在上海作戰的實況，我親眼看見，一切的失利潰亂，搶劫擄掠。”

從一定意義上講，正是豫湘桂大潰散，美國看到作戰能力如此不堪的國軍，才與斯大林達成協議：由蘇聯出兵東北，完成本是國民黨軍隊的作戰任務，代價則是外蒙古獨立。在此階段，蔣介石政府在經濟上更是拚命擴張官僚資本，大發國難之財。

日軍開始時對八路軍、新四軍並不放在眼裏，按1:10進行戰鬥配置，屢吃敗仗後改1:5配置，後再改為1:3甚至改為1:1配置。日軍對國民黨軍隊的戰鬥配置卻是1:10，即以一個連建制的中隊或加強中隊打國民黨軍隊一個團，且幾乎每每得手。

八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中國成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數量的國家。這些偽軍的絕大多數，卻是來自國民黨軍隊。而整個戰爭期間，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人民軍隊發展到120餘萬人，建立了約100萬平方公里、近1億人口的19塊抗日根據地。

台灣史學家陳永發所説：“國民政府向來自居民族主義的正統，指責中共乘其全力對付日軍進攻之時，在日軍未能佔據的廣大敵後農村地區活動，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軍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擴大自己的實力，並以二分的力量應付反對中共‘破壞’抗戰的政府當局。國民政府這種指責，預先假定應付、擴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畫分，而相互之間是此長彼消，此消彼長的關係;中共為了擴大，故意犧牲抗日，而為了應付國民政府的反對和鎮壓，也故意減少抗日活動。對於中共，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謬絕倫。他們並不諱言自己確實是在擴大實力，不過堅持擴大實力是為了抗日，以備有朝一日對日軍反攻，而由於國民政府不給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許中共擴大實力，所以中共必須應付。對中共而言，國民政府可以截然畫分為三的，其實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取得的第一場反侵略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開闢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我們是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決不否認國民黨政府在抗戰中應有的地位和成就。但據事實和數據，從總體和本質上説，國民黨政府雖然也曾在抗日戰爭中處過“中流”的位置，但它往往動搖、彷徨、妥協、退讓，結果是消極抗戰、潰散甚至潰逃，並沒有起過“砥柱”的作用。唯有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正文】

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是中國共產黨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

——兼論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兩條路線、

兩個戰場的關係

 李慎明  張順洪

2015年7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指出：“長期以來，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研究，黨史部門、軍史部門、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機構等單位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宣傳文化部門和社會各界也做了很大努力。同時，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地位和歷史意義相比，同這場戰爭對中華民族和世界的影響相比，我們的抗戰研究還遠遠不夠，要繼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要“着力研究和深入闡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意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等重大問題”。[1]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這一指示，十分重要。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取得的第一場反侵略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開闢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任何重大結果總是有着多個原因，但根本原因只能有一個，這就如同任何歷史時期的主要矛盾只能有一個一樣，否則就是“二元論”。

現在，大家都已基本形成“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勝利的中流砥柱”這樣一個共識，但追根溯源，這一結論是不是問題最終答案或頂層答案的根本性因素呢？

在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二個月，毛澤東在他的哲學名著《矛盾論》中指出：“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2]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針對林彪“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的觀點，毛澤東在一次談話時明確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3]我們認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科學結論。一個政黨要引導一個國家和民族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最為關鍵、最為重要的是必須依靠自身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的正確。

真正認清毛澤東的上述結論，不僅對於正確總結偉大抗日戰爭勝利的經驗，而且對於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我們絲毫不否認蔣介石及其政府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甚至在特定條件下的重要貢獻。在這場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中，國共兩黨有一些相同點；但也存在着不少根本性的差異。對國共兩黨和正面、敵後兩個戰場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有着不少的爭議，本文試圖結合對主題的闡發，對相關問題也順便作出一些解讀。

一、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 制定執行了正確的政治上的路線

1. 中國共產黨主張堅決抗戰，徹底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立即發出了抗戰宣言，動員全民抗戰。1932年4月15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又正式對日宣戰，而國民黨政府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8日美對日宣戰之後，9日國民黨才對日宣戰。這比中國共產黨晚了近10年。國民黨政府不僅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反而堅持“攘外必先安內”，調動大軍“圍剿”紅軍。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翌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國發出通電，呼籲全國同胞、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國共兩黨合作抵抗日本的新進攻。同日毛澤東等又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願為國效命，以達保土衞國之目的。7月13日毛澤東題詞：“保衞平津、保衞華北、保衞全國，同日本帝國主義堅決打到底，這是今日對日作戰的總方針。”[4]並在延安市共產黨員與機關工作人員緊急會議上，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同日還轉告蔣介石：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命出動。同意擔任平綏線國防。而7月17日，蔣介石才在廬山發表談話，宣佈準備實行對日抗戰。這比共產黨整整晚了十天。1939年6月，毛澤東發表紀念抗戰兩週年的文章《反對投降主義》，針對國民黨的妥協投降傾向指出：“我們僅僅願意和全國一切愛國黨派、愛國同胞一道，鞏固團結，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國共合作，實行三民主義，抗戰到底，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5]當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潰退之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卻迎着喧囂的日本侵略者挺進敵後，開闢敵後戰場。這些事實，不僅充分説明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堅決抵抗日本的侵略，還體現出中國共產黨抗戰的堅定性和全面性，把抗戰到底作為自己始終不渝的路線。而蔣介石政府卻不時表現出嚴重的對日妥協投降傾向。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雖然全會仍然聲言要“堅持抗戰到底”，但按蔣介石的明確解釋，這個“底”就是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就是説要把整個東北和華北一部這一大片國土和國土上的人民世代繼續交由日寇蹂躪。[6]這與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堅決抗戰，完全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收復一切失地，形成鮮明對比。

2．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羣眾，實行全民抗戰。

七七事變發生20多天後的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對身邊親信透露“可支持六個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也斷言：“中國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7]他們只看到國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資源。

而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就指出：“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8]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的《論持久戰》，更是闡發了中國民眾中藴含的巨大能量，十分強調弱國要不被消滅而且戰勝強國，就必須全民動員起來，進行人民戰爭，才能取得持久抗戰的勝利。抗戰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黨的路線就是：“放手發動羣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9]這一路線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羣眾抗戰的政治路線。全面抗戰路線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黨的宗旨和“人民戰爭”的思想。在八年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依靠人民羣眾實行全民抗戰。日本著名的史學家井上清説：“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僅敗於美國，而且更慘的是敗於中國。正確地説，敗給了中國人民。”[10]

3．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推動建立並努力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忠誠的倡導者、推動者、維護者、組織者和執行者。中國共產黨首先向全國人民宣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呼籲建立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產黨積極協調、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目的就是要達到“逼蔣抗日”、“聯蔣抗日”，避免了中國新的大規模內戰，也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將《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送交國民黨。《宣言》提出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項基本要求，重申中共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四項保證。同年9月23日，蔣介石才在廬山發表談話，同意這一宣言，表示團結禦侮的必要，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宣佈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成立。這比共產黨晚了兩個多月。在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精心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使在蔣介石政府實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動政策時的1939年7月9日，毛澤東在對陝北公學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的同學講話中仍指出：現在時局的特點是妥協投降分子要鬧分裂，我們就以抗戰的進步、全國的團結、堅持統一戰線來對付。一定要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長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們就留他一天，能夠爭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飯再去也是好的。[11]1941年1月6日至12日，令人痛心的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9000多人被國民黨80000多人包圍，激戰7晝夜，終因寡不敵眾，除2000餘人突圍外，3000餘人壯烈犧牲，3600餘人被俘或失散。即使如此，中國共產黨依然把民族存亡看作山重，對國民黨以德報怨。皖南事變一發生，毛澤東在會見印度援華醫療隊的巴蘇華時即指出：中國共產黨仍堅持把日本侵略者作為打擊的主要敵人。如果國民黨企圖破壞這一全國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將遭到反擊，它的計劃必將失敗，但中國共產黨絕不鼓勵內戰。[12]此後，毛澤東還指出：蔣介石之所以發動皖南事變，“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敵人進攻”；“豈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樣”，“利用國共衝突，乘機進攻”。“故河南進攻，對蔣是一瓢極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13]皖南事件發生後，毛澤東確定了對國民黨蔣介石“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策略。[14]在抗戰的整個歷史時期，在處理國共兩黨關係上，中國共產黨都盡全力避免軍事衝突，避免與蔣介石決裂，始終致力於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還努力團結全國各類抗日民主力量，發展與各民主黨派的關係，以結成最廣泛的鞏固的統一戰線。1937年10月9日，就在敵後和迫近敵人地區是否沒收大地主問題，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大地主而未為漢奸者，當然不在沒收之列。在一切漢奸分子中，首先應堅決沒收大地主，而對中層分子之為漢奸者，在未得民眾同意以前，不應急於沒收。工農中有被迫為漢奸者，應取寬大政策，以説服教育為主。這是統一戰線中的階級路線，有向全體明確説明的必要。”[15]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為日本獨佔的殖民地狀態。這就為建立國際統一戰線提供了可行性。1938年 2月11日，毛澤東在延安反侵略大會上作講演時説：現在世界的侵略者結成一條侵略陣線，世界的反侵略者則團結世界上大多數人民保衞世界的和平，這兩個相反方向的陣線在全世界鬥爭着。現在有三個反侵略的統一戰線，即中國的統一戰線，世界的統一戰線，日本人民的統一戰線。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總方向。在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援助下，中國一定能戰勝日本侵略者，悲觀主義是沒有根據的。[16]中國共產黨還力爭建立和維護與美國的統一戰線，有力地促使蔣介石政府留在統一戰線之內。1944年10月23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對董必武、林伯渠説，蔣介石21日交他一方案，被他當場退回。至於方案的內容，他保守秘密。他只打了一個比喻説，蔣叫你們在前面打，他們在後面打，意思就是要消滅你們。他問蔣為什麼不可以和共產黨並肩作戰?他已告蔣，要馬上行動，實行民主，釋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17]

同時，毛澤東還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的蘇聯在國際統一戰線中的作用。1939年9月14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大會上作關於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講演，指出：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是非正義的掠奪的戰爭。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將在這個戰爭中起維護人類利益、干涉帝國主義的偉大作用。中國、蘇聯、各國人民解放運動、各國民族解放運動，應該組成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用以對抗反革命的統一戰線。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國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一個自由獨立的新中國將會出現。

1941年，蔣介石政府製造皖南事變後，美國立即決定將擬援華的5000萬美元暫緩實施。[18]蘇聯駐中國大使潘友新即會見蔣介石，指出中國內戰意味着滅亡。蘇聯使館武官崔可夫也向何應欽和白崇禧表示內戰有害於反侵略鬥爭，暗示繼續內戰可能導致蘇聯方面停止援助。[19]僅此就可以充分説明國際統一戰線的重要作用。

在倡導、推動建立並努力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我黨一直毫不動搖地始終堅持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並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早在全面抗戰前的1937年5月，毛澤東就指出：“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的抗日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衞，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20]抗日戰爭的統一戰線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國共合作。1937年11月，毛澤東又尖鋭指出：“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在當前的具體的政治任務中，這個問題即是説：把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所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全面抗戰呢，還是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和片面抗戰？”“為什麼要這樣尖鋭地提出問題呢？”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國民黨實力上的優勢”等；“另一方面，共產黨內理論水平的不平衡”，“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黨員對過去艱苦鬥爭的生活不願意繼續的情緒，統一戰線中遷就國民黨的無原則傾向的存在”等。“由於上述兩方面的嚴重的情況，必須尖鋭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21]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在這裏只能引用毛澤東關於這方面的極少一部分的精彩論述。在當今經濟全球化、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都在深入發展的情況下，在國內外機遇與挑戰都前所未有的情況下，重温毛澤東以上有關論述，對於進一步指導我們建立、鞏固、發展國際和國內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都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1939年10月，毛澤東又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鬥爭的政治路線。”[22]正因為我們黨毫不動搖地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才確保了抗日戰爭的最後而偉大的勝利。現在網上廣泛流傳的毛澤東關於“政治就是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論述如果是真實的話，筆者認為，這也是在充分肯定“黨的思想上政治上路線正確”的前提下所講的。離開黨的思想上政治上路線的正確與否去談論人的多少，正如毛澤東所説，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

4．中國共產黨挺進敵後，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和有條件的運動戰，建立敵後根據地。

這是中國共產黨根據自身特點制定的正確的作戰方針。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積累了豐富的依託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的經驗。抗戰初期，當國民黨的軍隊大步後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卻挺進敵後，建立敵後根據地，開闢敵後戰場，開展廣泛的游擊戰。黨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根據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的具體實際，堅持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和有條件的運動戰。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體戰略部署下，黨堅持獨立自主地領導和指揮人民武裝。1937年12月，毛澤東指出：我們所謂獨立自主是對日本作戰的獨立自主。戰役戰術是獨立自主的。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獨立自主，對敵軍來説我是主動而不是被動的，對友軍來説我是相對的集中指揮，對自己來説是給下級以機動。總的一句話：相對集中指揮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23]194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我們總的政策是在團結中要鬥爭，在鬥爭中又要團結，是統一中的獨立，統一是主，獨立是輔。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戰略上是統一的，游擊戰是獨立的，即統一中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24]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在敵後牽制、打擊日軍，有力配合了正面戰場友軍作戰。敵後根據地的廣泛建立和敵後戰場的開闢，堅定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沉重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分子。

5．中國共產黨正確開展黨內鬥爭。

遵義會議後，主要是糾正黨的軍事路線上的錯誤，政治上特別是思想上路線的錯誤還來不及糾正，這方面的錯誤在新的形勢下還有新的表現。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堅持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以糾正思想上政治上的錯誤傾向，另一方面，堅持從團結願望出發，“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先後糾正了以下四個原則錯誤即路線錯誤：一是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對國民黨只要團結不要鬥爭；二是組織上鬧獨立性；三是速勝論；四是放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的正確的戰略方針，主張運動戰。堅持正確開展黨內鬥爭，反對黨內在抗戰戰略和統一戰線方針上的錯誤觀念，堅持把全黨團結統一在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上，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正確的軍事路線、成功主導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保障之一。

二、正確的思想上的路線是 正確的政治上的路線的根基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她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黨的遵義會議後，逐漸擁有了符合自己國情黨情的正確的思想上的路線。

紅軍長征到達延安之後，毛澤東等一大批中央領導帶頭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1938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強調全黨要普遍地深入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反對教條主義。1938年11月發表的《論新階段》中，毛澤東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口號。為使黨找到並統一到一條正確的思想上的路線上，全黨開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運動從1942年2月開始至1945年春季結束，共計3年多時間，分為兩期進行。參加第二期整風學習的幹部就有1.2萬餘人，包括全黨範圍的高中級領導幹部；其中集中在中央黨校的有六七千人。延安整風使得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與思想水平不斷提高，教育全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識、分析問題。整風運動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成功克服了黨內的右傾投降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宗派主義等錯誤思潮對黨的危害，加強了黨風、學風、文風建設，使黨變得更加成熟、更加強大。

1943年11月10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第八期開學時作整風動員講話指出：“我黨自從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之後，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之下，徹底克服了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一掃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氣氛，把黨的事業完全放在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即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之下，直到現在已經九年的時間，不但沒有犯過錯誤，而且一直是勝利地發展着。”[25]

正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很好地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分析當時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與發展變化中的國際形勢，制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及組織路線，才保證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

1．中國共產黨深刻地認識到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和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

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斷從低級階段走向高級階段。首先，從無階級的原始社會逐漸過渡到有階級的奴隸社會。奴隸社會是第一個私有制社會，存在着鮮明的兩大階級的對立，即奴隸主和奴隸的對立。封建社會取代奴隸社會後，則存在着鮮明的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對立和鬥爭。進入資本主義階段後，出現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無產階級處於受剝削受壓迫的地位。無產階級要實現自身解放，必須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並逐漸實現向共產主義的過渡。無產階級以解放全人類為使命。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進政黨，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人是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人民羣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無產階級要實現自身解放，必須要有代表自身利益的政黨和黨的革命理論；奪取政權是實現無產階級解放的途徑。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的深刻認識，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羣眾抗戰的全民抗戰路線；也決定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始終堅持正確的戰略策略，主導和領導統一戰線。

2．中國共產黨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黨的歷史任務是首先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面臨着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廣大人民羣眾的矛盾。這兩對矛盾長期深刻地交織在一起，是我國社會最突出的矛盾。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它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就是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作為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和剝削的最堅定力量，成為實現中華民族解放和中國人民解放的堅強領導者。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中國國情，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文化還十分落後，要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中國必須首先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而不能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同志對此做過精闢的論述：“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着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衊、謾罵或譏笑；對於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26]“革命的轉變，那是將來的事。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27]

關於新民主主義，毛澤東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和1945年4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做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都作了十分明確、清晰的闡發，提出了完全符合中國當時國情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綱領。毛澤東指出：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並且主張在推翻和廢止這些之後不是建立一箇舊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這是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完全一致的。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於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上述宣言裏這樣説：“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説，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28]毛澤東當年制定和確立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文化特別是經濟綱領，今天讀來仍引人深思。

1939年12月，毛澤東撰寫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他在第二章中指出：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而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關於中國革命的動力，他指出：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中，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軍，這是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所已經證明了的根本規律之一。他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後目的，則是在於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後的完成。[29]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問題進行深入闡述。他指出：在五四運動以後，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參加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30]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勝利的指導思想。

3．中國共產黨緊緊捉住中國面臨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急劇上升。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多次發表宣言、做出決議，號召工農紅軍和被壓迫民眾開展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31]工農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後，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派遣軍隊奔赴抗日第一線。1937年3月，毛澤東指出：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國內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32]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告全黨同志書》，指出：“我們要求全黨同志在任何曲折變化的形勢下，緊緊抓住中日兩國間的基本矛盾，作為自己一切行動的基點，認定中華民族的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並堅信這個敵人我們是能夠戰勝的。”[33]1937年，日本侵略者製造七七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企圖迅速滅亡中國；全民族團結一致抗日是順應時代潮流的需要，國內階級矛盾處於次要位置。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始終把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當作中國面臨的主要矛盾。而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就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根本問題是要處理好國共兩黨的關係。中國共產黨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顯示出了極大的忍讓精神，表現出卓越的智慧，成功地構建、維護和加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使在蔣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時，中國共產黨都以民族大義為重，竭力維護統一戰線，避免與國民黨決裂，避免發生大規模內戰。

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始終捉住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這對主要矛盾，堅持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避免分裂，保證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4．共產黨人擁有先進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價值觀和勇於為國家、民族和共產主義事業而犧牲的精神。

為什麼人的問題，是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人，都是這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共產黨與國民黨在抗日戰爭期間的對立，説到底，本質上是根本立場的不同，是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和綱領的不同，是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對立。

中國共產黨人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其最終目標是實現勞動階級的解放和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正因此，共產黨人具有無私無畏的戰鬥精神和犧牲精神，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隨時準備做出自我犧牲，甚至獻出寶貴生命。在抗日戰爭中，無數共產黨人衝鋒陷陣，與日寇浴血奮戰，英勇犧牲，成為全民族抗戰的模範。1937年10月23日，毛澤東為陝北公學成立題詞：“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着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着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於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羣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的解決。”[34]認真讀一讀毛澤東當年的這一題詞，我們不能不説，直至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一要求也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在談到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時，毛澤東説：“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着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着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35]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與人民羣眾建立起血肉聯繫，與敵寇開展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中國共產黨人和黨所領導的軍隊，正是這樣一羣優秀分子的集合。

黨的領袖帶頭踐行黨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1937年 11月27日毛澤東寫信給其表兄文運昌，告他不宜來延安工作，因為無法解決其家庭經濟負擔。信中説：“我們這裏僅有衣穿飯吃，上自總司令下至伙伕，待遇相同，因為我們的黨專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人人平等，並無薪水。”“我為全社會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愛的外家及我家鄉一切窮苦人包括在內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諸兄弟子侄，及一切窮苦同鄉，但我只能用這種方法幫助你們，大概你們也是已經瞭解了的。”[36]

東北抗日聯軍主要領導人之一楊靖宇就是共產黨人的突出代表。他領導抗聯部隊對日寇堅持了長達九個年頭的艱苦卓絕的武裝鬥爭，使得數十萬日軍不能入關，在完全斷絕食物的條件下堅持抗戰一年之多。最終解剖楊靖宇遺體時，看到的是“胃裏連飯粒都沒有”，只有野草、樹皮和破棉絮。

中國共產黨人的先進性，決定了其代表的廣泛性，決定了唯其才能組織、調動千千萬萬廣大民眾，使得抗日戰爭才有了力量和勝利之源。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中就對此作了精闢明確的闡述。他説：“ 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37]

而中國國民黨是具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資產階級政黨，要建立的是資產階級專政。蔣介石政府的高級官員，往往本身就是大資產階級，有的甚至是官僚買辦階級。1939年10月，日本特務機關對國民政府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的一個秘密報告説，蔣介石擁有資產809萬美元、宋美齡有377萬美元、宋子文有637萬美元、孔祥熙有635萬美元。[38]這在當時，完全都是天文數字。蔣介石背棄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後，代表的是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既具有深厚的封建主義特性，又具有極強的對帝國主義的依賴性。這決定了這個階級對帝國主義具有妥協性，害怕人民羣眾的革命鬥爭。蔣介石集團的“抗戰”是為了保衞其所代表的大官僚資產階級大地主的利益。他們在抗日戰爭時期實行妥協、退讓政策，長期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曾造成極大破壞，還甚至幾度與日本談判，出現投降傾向。這些構成了蔣介石集團“抗戰”的總基調和價值目標。蔣介石集團“愛國”的“國”，是鎮壓剝削人民之“國”，是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服從其狹隘的階級利益。蔣介石集團與廣大國民黨下層愛國官兵在客觀上存在着不同的階級地位、不同的“家”、“國”及其觀念。政治路線首先是階級路線，蔣介石集團與廣大國民黨下層愛國官兵在階級利益上是對立的。如此，我們才能理解蔣介石集團為什麼在抗戰中、在解放戰爭中“兵敗如山倒”，才能理解國民黨政府不僅把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共產黨當成他們的主要敵人，而且也完全背叛了要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的孫中山。抗日戰爭期間，他們還不擇手段，把蘇聯、美國等國的抗日援助攫為己有。美國總統杜魯門曾這樣痛斥説：“他們都是賊，每一個都是，他們從我們援助的數十億美金中偷了7.5億。他們就這樣把錢偷走, 然後投資在巴西聖保羅,有些甚至是我們的正腳底下——紐約的房地產。”[39]在1944年的河南會戰中，當時國民黨軍隊共有軍用卡車七八百輛，但僅100輛用於軍運，其餘的都被軍官們用來搬運私人財產和運送他們的親屬向西安逃跑。在1944年5月下旬的湖南會戰長沙保衞戰中，國民黨湖南省主席薛嶽面對長沙三面被圍的態勢，竟將自己的指揮部安在遠離前線的150公里外的地方，以便於隨時逃跑。11月11日廣西戰役日軍進佔南寧時，幾乎所有的國民黨部隊都沒有了長官。連蔣介石自己也承認：“在沒有開戰以前，一切危險困苦艱難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決不料我們的軍紀，會敗壞到這步田地!在北方作戰的情形，我只聽得説，在上海作戰的實況，我親眼看見，一切的失利潰亂，搶劫擄掠。”[40]一些被金錢和私人利益完全俘虜的國民黨官員們，口頭上説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實際行動卻是為了自己的蠅頭私利。靠這樣的官員，能夠帶領軍隊和人民打勝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