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 張順洪：國民黨雖處中流位置，但卻沒起到砥柱作用（下）_風聞

三、從國共兩黨在兩個不同戰場上的 不同作用看中國共產黨思想上政治上路線的正確

2015年7月30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準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緻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要堅持正確方向、把握正確導向，準確把握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主流、本質，正確評價重大事件、重要黨派、重要人物。”[41]這一要求十分重要。

從整體上説，共產黨對國民黨抗戰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充分肯定的。毛澤東早在1945年4月24日在黨的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就作了明確、科學的闡發。毛澤東説：“中國是全世界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五個最大的國家之一”，“中國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為了自己的解放，為了幫助各同盟國，曾經作了偉大的努力。這種努力，主要地是屬於中國人民方面的。中國軍隊的廣大官兵，在前線流血戰鬥，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界、產業界，在後方努力工作，海外華僑輸財助戰，一切抗日政黨，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對戰爭有所盡力。”[42]其中所説的中國軍隊的廣大官兵就包括了國民黨軍隊的官兵。毛澤東還明確指出：“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這一個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43]

正因為中國共產黨人為代表的成熟的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台，推動、組織了全民族的抗日戰爭，才取得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的第一次完全的勝利。這既是被剝削被壓迫半殖民地民族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勝利，本質上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勝利。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所倡導的“全民族堅決抗戰”與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人先期實行“攘外必先安內”和後期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抗戰路線，本質上反映了不同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的相對立。全民族堅決抗戰，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團結全民族的、以人民羣眾是真正的英雄這一唯物史觀為思想基礎的徹底的救國路線。而國民黨先期實行“攘外必先安內”和後期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抗戰路線，其本質則是對外乞求西方資本主義救援，對內依靠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鎮壓人民並以唯心史觀為思想基礎的亡國路線。

近幾年來，一些出版物特別是網絡、微信，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提出強烈質疑，又罔顧事實對國民黨蔣介石政府進行“頌揚”，認為國民黨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究竟誰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讓我們從以下事實和數據看看國共兩黨在不同戰場所起的不同作用中尋求答案，並反證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思想上政治上路線的正確。

我們可以把整個八年抗戰分為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從國民黨的角度，我們也可以把抗戰分為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從1937年的七七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從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從1941年12月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至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這四個階段。

有人説，日軍主要的作戰對象是國民黨軍隊，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是國軍。國軍打了幾十場大會戰，戰死上百萬，損失了上百個將軍，國民黨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讓我們看看國共兩黨及其軍隊在以下四個階段的不同表現。

**一是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這是國民黨所謂抗戰的第一個階段，即東北淪陷階段。**在這一階段，共產黨堅決抗戰，而國民黨政府卻實行“不抵抗”的妥協退讓政策。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留駐東北的有近20萬人，而日寇在東北各種軍隊包括武裝在鄉（退伍）軍人和警察，總共2萬餘人，人數相差約10倍，東北軍的兵力明顯佔優勢。[44]但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著名政論家、《申報》主筆史量才甚至因撰文主張“安內必先攘外”，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結果，東北豐饒的大地和豐厚的資源，成了日寇全面進攻中國的前沿基地和物質基礎。在這一階段中，東北的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協助之下，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組織了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從事着英勇的游擊戰爭。

**二是從1937年的七七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這是國民黨政府抗戰的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階段，當國民黨軍隊正面戰場節節敗退時，中國共產黨軍隊卻挺進敵後，建立敵後根據地，開闢敵後戰場。在此階段，國民黨軍隊共投入80多萬兵力，先後組織了淞滬、沂口、徐州、武漢等一系列大戰役，可謂壯懷激烈，可歌可泣。在此階段，日本軍隊把國民黨軍隊作為主要作戰對象，是因為國民黨軍隊佔據着中國的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日本也急於佔領整個中國並以此高壓姿態逼迫國民黨政府投降。在此階段，國民黨政府對日作戰總體上是態度積極，同時也是抗擊日軍戰略進攻的主力軍。主要原因是：蔣介石有民族主義的愛國的一面；全民包括國民黨及其軍隊內部強烈要求抗日的強大壓力；美、英在對日實行綏靖政策的同時，也不願意看到中國完全淪為日本殖民地導致自身在華利益受損；蘇聯也不願意看到日本佔領中國,使其在遠東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脅；日軍的進攻直接威脅着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財富主要集中在寧滬一帶，國民黨其他軍政要員的財富也有很多在寧滬及京津一帶，國民黨遷都、財富轉移都需要一定的時間。這些都決定着國民黨既要抗戰，但又必然實行片面和消極的抗戰路線，決定着此階段國民黨軍的正面抵抗本質上必然都是大退撤前的狙擊戰和掩護戰，也必然導致正面戰場各個戰役幾乎都以退卻失敗而告終。即使著名的台兒莊大捷，最終結局也不能例外。台兒莊是徐州的門户，李宗仁集結4.6萬國民黨軍與日軍2萬餘兵力在此血戰，贏得斃、傷敵1萬多人的重大勝利。但這一勝利最終達到的戰略目的僅僅是為國民黨的大退卻贏得了些許時間。僅一個月後，日軍再整理集結奪取台兒莊直撲徐州之時，國民黨的軍政機關都已基本搬空南逃。

**三是從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這是國民黨抗戰的第三個階段。**在此階段，共產黨廣泛開展敵後游擊戰，積極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陷日寇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國民黨正面戰場卻是妥協、退讓甚至圖謀投降、積極反共。廣州、武漢陷落後，日本十分清楚國民黨的底牌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便對國民黨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國民黨也投桃報李。1939年1月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成立了“防共會”，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並把堅持抗戰的內涵解釋為“恢復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45]這年4月，山東國民黨軍殘殺八路軍團級以下幹部400餘人。6月，國民黨秘密頒佈《限制異黨活動辦法》，規定“共產黨活動最烈之區域應實行聯保連坐法”。此後，共產黨被稱為“奸黨”，人民軍隊被稱為“奸軍”，解放區被稱為“匪區”，許許多多英勇抗戰的共產黨員和人民戰士慘遭殺害。1939年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此時的日本更急於解決中國問題，以便騰出兵力搶佔西方列強在亞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配合德、意兩個盟國，並緩解德國因其解除對蘇聯威脅的不滿。日軍於1939年12月4日進佔崑崙關，發動桂南戰役，企圖徹底切斷中國獲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線，即法屬印度支那線。在此階段，日軍為鞏固其佔領區，在對國民黨勸降的同時，也曾發動過若干進攻性打擊，國民黨政府為保住西南、西北大後方，也組織過桂南會戰、棗宜會戰等，國民黨軍隊也進行過一定的抗擊，但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成為國民黨政府的總基調。

共產黨的敵後游擊戰牽制了大量日軍，有力配合了正面戰場的作戰，並使人民抗日力量不斷發展壯大。到1940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從抗戰開始時的5萬多人發展到50萬人；除陝甘寧邊區外，在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建立了16塊抗日民主根據地，擁有近1億人口，成為全國抗戰重心。[46]

**四是從1941年12月，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至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這是抗戰的第四個階段。**在此階段，共產黨放手發動羣眾，壯大人民力量，並由1944年春轉入戰略攻勢作戰，而國民黨卻是被迫抗戰、片面抗戰，並嚴重喪失民心軍心，最終釀成豫湘桂戰役大潰散。蔣介石政府對美英帝國主義的依附性，決定其對日本侵略者的根本態度。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對日宣戰時，國民黨政府也才正式對日宣戰。從一定意義上講，蔣介石政府又不得不步入“被迫抗日”的軌道。為配合英、美打擊日軍，蔣介石政府命令各戰區對日軍發起進攻，也曾給日軍以有力打擊。特別是1942年元旦發起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日軍死傷5萬餘人。為配合美英太平洋戰場，為了維護其西南政權的穩定性，同時也是為了開闢和維護自己接受美英外援甚至特定條件下的退逃戰略通道，1942年2月，蔣介石政府組成遠征軍進入緬甸對日作戰。遠征軍的將士英勇無畏，在中華民族的抗戰史上寫下了氣壯山河的篇章。由於美國在華空軍加強，日本在中國東海的船隻損失急增，海路交通可能被切斷。為挽救失敗，日本提出新的作戰設想：東面在太平洋各島嶼盡力阻止美軍的進攻；西面在中國戰場打通被分割的華北、華中和華南佔領區。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發動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河南、湖南、廣西會戰，日方用於這次作戰的總兵力有50餘萬人，而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前總人數已達幾百萬。此時的日軍在各個戰場上全線潰敗，戰鬥實力已如夕陽西下，但國民黨軍隊士氣更是不堪一擊。在豫湘桂戰役中，在美國空軍保障空中優勢的情況下，國民黨軍隊卻被日軍打得望風而逃。這次豫湘桂大潰散，國民黨損失50多萬兵力，丟失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的大部以及貴州省的一部，共約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146座城市。衡陽、零陵、寶慶、桂林、柳州、南寧等地空軍基地和飛機場被日軍侵佔。6000多萬同胞淪於日寇鐵蹄之下，無數資源被強佔，財富被掠奪，並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了巨大損失。從一定意義上講，正是這次豫湘桂大潰散，美國看到作戰能力如此不堪的國軍，才與斯大林達成協議：由蘇聯出兵東北，完成本是國民黨軍隊的作戰任務，代價則是外蒙古獨立。在此階段，蔣介石政府在經濟上更是拚命擴張官僚資本，大發國難之財；在政治上壓迫人民民主運動，在天水、西安、重慶、上饒和貴州等地設置的“集中營”中，被逮捕、囚禁並施以精神肉體折磨的共產黨員和各地抗日進步青年，達20萬之多，加上豫湘桂大潰散，從而導致更多人包括國民黨陣營中許多人對蔣介石政府越來越失去信心。

1943年8月13日，毛澤東致電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據今年七月統計，全部在華日軍三十六個師六十萬人，國民黨只抗擊二十五萬人，共產黨抗擊了三十五萬人。全部汪精衞、王克敏的偽軍六十二萬人(大部分是蔣介石軍隊投敵偽化的)，國民黨只牽制了廣東方面的六萬人(但並不攻擊他們)，在華北、華中五十六萬偽軍，均為共產黨所抗擊，國民黨對之一槍不打。”[47]

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向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作了題為《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的長篇談話。他指出：“中國抗戰，一開始就分為正面和敵後兩大戰場；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以後，敵後戰場就在實際上成了中國的主要戰場。”“敵後戰場有三個，即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敵後戰場。在華北敵後戰場抗戰者為八路軍，在華中敵後戰場抗戰者為新四軍，在華南敵後戰場抗戰者為中共領導的遊擊部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現有四十七萬多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抗擊了侵華日軍的百分之六十四點五；國民黨的軍隊有幾百萬人，只抗擊了侵華日軍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五。如果把全部日軍和全部偽軍合計起來，則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產黨的軍隊抗擊日偽軍總數一百三十四萬人中的一百一十餘萬，即百分之八十四，國民黨的軍隊只抗擊了百分之十六。“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就在華北、華中、華南這三個敵後戰場與十五個以上抗日根據地上，進行異常殘酷的非未曾目擊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戰爭，至七年之久。賴有這些敵後戰場，才挽救了中國免於被日寇滅亡。”葉劍英的這篇談話，毛澤東作過修改，在談話講到偽軍處，加寫了一段話：“國民黨之所以讓這些偽軍投敵，投敵之後不加討伐，並反而暗地和他們聯絡，其目的，不但為着在現時反對共產黨，而且含有深遠計劃，而準備在日寇失敗退出大城市與交通要道時，好讓這些偽軍藏其敵旗，打起國旗宣佈‘反正’，佔領這些大城市與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國民黨軍隊，進行全國的反共戰爭。幾年來在偽軍中流行的所謂‘曲線救國論’，就是為着這種叛變民族的目的，全體人民是應該現在就起來注意這種陰謀的。”[48]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報》發表經毛澤東重新改寫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社論説：在過去，在盟國政府與盟國人民方面，他們所瞭解的中國抗戰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國抗戰的主力軍是國民黨，將來反攻日軍也主要依靠國民黨。“這些印象，直到現在還是統治着盟國朝野大多數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現了這種完全違反事實的現象的原因，主要的在於國民黨統治人士的欺騙政策與封鎖政策。”“只許國民黨的醜詆、惡罵、造謠、誣衊，向世界橫飛亂噴，決不許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真相稍許透露於世。”從一定意義上講，在當今的部分網絡、微信甚至有的小報小刊上，70年前抗戰中的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又被重新置於此種境地。這種狀況，令人不勝唏噓。但毛澤東當時就已經指出：“但是事實勝於雄辯，真理高於一切，外國人中國人的眼睛，總有一天會亮起來的。現在，果然慢慢地亮起來了，中外記者團與美軍觀察組，均先後衝破國民黨的封鎖線，來到延安了。這是關係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國的問題，這是關係中國兩種主張兩條路線誰是誰非的問題，這是關係同盟各國戰勝共同敵人建立永久和平的問題。”“關於國民黨的抗戰不力、腐敗無能這一方面，大半年以來的外國輿論與中國輿論，已經成了定論了。關於共產黨的真相究竟如何這一方面，大多數的外國人與大後方的中國人，還是不明白的，這是因為國民黨的反動宣傳和封鎖政策為時太久的原故。但是情況已經在開始改變。大半年以來的外國輿論中，已經可以看見這種改變是在開始。這次記者團與觀察組的來延，將為這種改變開一新階段。”[49]

1944年9月18日，毛澤東在招待八路軍戰鬥英雄代表的大會上講話指出：“武漢失守以來，特別是最近二年以來，中國抗戰形勢發生了顯著的巨大的變化。現在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人民部隊抗擊了在華的敵偽軍六分之五，國民黨只打了六分之一。豫湘戰役，敵人如入無人之境，情形極為嚴重。中國不亡，是由於有了我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主要地由我們支持了抗戰局面。這就是今天中國的抗戰形勢。”[50]

1944年10月1日《解放日報》發表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社論《新四軍的勝利出擊與中國的救國事業》。社論指出：今年一至六月，新四軍作戰一千餘次，俘敵偽軍一萬餘人，繳槍一萬一千餘支，攻克敵偽據點四百二十座。七月以來的三個月中，進行大戰役十三次。總計今年新四軍的勝利出擊，解放國土十餘萬平方公里，人口五百萬以上。毛澤東在加寫的文字中説：“對於新四軍的勝利表示痛恨的，只有兩種人，就是日本侵略者與中國蔣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們不必説了。至於蔣介石，他有兩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歡迎：一件是反共活動，一件是《中國之命運》。蔣介石的千萬件反共活動中，尤以陰謀襲擊新四軍，逮捕葉挺將軍與宣佈新四軍為‘叛軍’，最受日本人歡迎。當一九四一年春，蔣介石幹出此種破壞抗戰、危害國家、背叛民族的罪惡事件時，日本同盟通訊社曾嘉獎説：‘蔣介石幾年來未做什麼好事，但解散新四軍一事算是做得好。’”“不管日蔣如何合謀危害新四軍，但是新四軍依然在發展壯大，依然在打勝仗。”[51]

有人説，國軍打了幾十場大會戰，戰死上百萬，損失了上百位將軍。抗日戰爭不是用游擊戰、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就能打贏的。它是用重兵集團與敵人浴血奮戰才打贏的。國民黨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讓我們看看如下實際情況。

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喪失國土共275.3萬平方公里；當時全國城市1200餘座，丟棄1100餘座，當時全國人口4.5億，遺棄同胞2.8億。[52]

據《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國民黨軍隊“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峯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衞其佔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游擊隊”。[53]

日軍開始時對八路軍、新四軍並不放在眼裏，按1:10進行戰鬥配置，屢吃敗仗後改1:5配置，後再改為1:3甚至改為1:1配置。日軍對國民黨軍隊的戰鬥配置卻是1:10，即以一個連建制的中隊或加強中隊打國民黨軍隊一個團，且幾乎每每得手。

八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中國成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數量的國家。這些偽軍的絕大多數，卻是來自國民黨軍隊。而整個戰爭期間，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人民軍隊發展到120餘萬人，建立了約100萬平方公里、近1億人口的19塊抗日根據地。

國民黨軍一級上將，軍事家，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説：“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他們對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當我提出游擊戰建議時，曾有人指出，國軍未演習游擊戰，此議是否可行，尚需考慮。我表示説，以打游擊戰起家的中共，亦為中國人，中共可以打游擊戰，國軍當亦能打游擊。再者，又有人認為打游擊乃保存實力之作法，殊不知於敵後遊擊，任務極為艱鉅，因補給困難，且多半以寡抵眾，以弱抵強，故必須官兵加倍淬歷奮發，機警勇敢，絕非保存實力者所能勝任。”[54]

美國總統羅斯福在開羅會議期間曾對其兒子説：“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調到其它地方？可以騰出手來呢？他們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日本可以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反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吞併埃及，斬斷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55]在這裏，羅斯福清晰地描繪出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中的地位與作用。而這其中，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卻牽制日軍超一百萬，東北抗聯牽制日本關東軍七十萬，國民黨軍卻僅牽制住侵華日軍約五十萬。從總體上説，究竟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呢？

有人説，抗日戰爭中，共產黨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是消極避戰，壯大自己。開始抗日時，只有5萬餘人，抗戰結束時，已多達120餘萬正規軍。這是共產黨消極避戰的明證。

抗戰勝利時，共產黨軍隊組成部分都在與日寇短兵相接之處，而國民黨軍隊許多軍隊卻在與敵相距千里的大後方。日本陸軍大將、侵華日軍戰犯崗村寧次都承認：“共軍的確長於諜報(在其本國以內)，而且足智多謀，故經常出現我小部隊被全殲的慘狀。”[56]日本隨軍記者藤原彰也説：“八路軍的戰術是，如果看到日軍擁有優勢兵力就撤退回避，發現日軍處於劣勢時，就預設埋伏，全殲日本士兵，然後奪走他們的所有武器裝備。”[57]

再看看台灣史學家陳永發所説：“國民政府向來自居民族主義的正統，指責中共乘其全力對付日軍進攻之時，在日軍未能佔據的廣大敵後農村地區活動，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軍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擴大自己的實力，並以二分的力量應付反對中共‘破壞’抗戰的政府當局。國民政府這種指責，預先假定應付、擴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畫分，而相互之間是此長彼消，此消彼長的關係;中共為了擴大，故意犧牲抗日，而為了應付國民政府的反對和鎮壓，也故意減少抗日活動。對於中共，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謬絕倫。他們並不諱言自己確實是在擴大實力，不過堅持擴大實力是為了抗日，以備有朝一日對日軍反攻，而由於國民政府不給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許中共擴大實力，所以中共必須應付。對中共而言，國民政府可以截然畫分為三的，其實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58]在抗戰開始時，國民黨的軍隊已經達到二百萬，到抗戰勝利時，竟然膨脹到六百萬。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才是靠消極避戰獲得的。而共產黨的軍隊從5萬餘人到120餘萬，卻是在抗日戰爭的浴血戰鬥中成長壯大的。

為擺脱日軍追擊，1938年6月9日，蔣介石竟下令在花園口扒開黃河大堤阻日軍，造成人為的黃河決堤改道，89萬百姓葬身洪水，390萬災民無家可歸，黃河在中華大地上肆虐咆哮了九年。接着，日軍繞道沿長江繼續進攻武漢。武漢失守後放火焚燒長沙城，燒死無辜市民3萬餘人。在“南京大屠殺”中，有30萬以上中國平民和戰俘被日軍殘害，南京城被日軍縱火和搶劫，致使南京城被毀三分之一，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據以上事實和數據，從總體和本質上説，國民黨政府雖然也曾在抗日戰爭中處過“中流”的位置，但它往往動搖、彷徨、妥協、退讓，結果是消極抗戰、潰散甚至潰逃，並沒有起過“砥柱”的作用。還可以進一步清晰看出，唯有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我們是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決不否認國民黨政府在抗戰中應有的地位和成就。從整個抗戰過程看，儘管國民黨在前期採取不抵抗政策，在後期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但國民黨政府的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有一致的地方，蔣介石先生不僅在抗日戰爭中，而且就其一生來講，其中包括在1958年大陸炮擊金門之時，他都不失為一個民族主義者，有其愛國的一面。而汪精衞一類的賣國賊則永遠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當然，愛國和愛國主義是分層次和程度的，並有着不同質的內涵。共產黨人沒有自己所代表的階級的任何私利，唯有國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其愛國和愛國主義是最高層次最徹底的愛國和愛國主義。而蔣介石及其政府雖有民族主義的愛國的一面，但與共產黨人的愛國和愛國主義有着根本性質的不同，蔣介石集團是讓國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服從於他們的狹隘的階級利益。蔣介石政府在抗戰中的各種表現，無論是抗戰，還是反共，或是妥協，等等，其目的是為着實現他們所代表的大官僚資產階級大地主的利益。國民黨政府在抗日戰爭時期實行妥協、退讓政策，長期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曾造成極大破壞，甚至幾度與日本談判，出現投降傾向，這是不容否定的歷史事實。但他們抗戰和愛國的一面，對於國家、民族和人民來説，無疑起着和起過進步的積極的作用。八年抗戰，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共舉行過22次重大戰役，殲滅日軍100餘萬，國民黨軍隊傷亡321萬。國民黨軍隊的廣大愛國官兵更是在前線與日本侵略者浴血作戰，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這些，都很值得全民族尊敬與紀念。

四、歷史啓示

1．在任何情況下，黨必須始終堅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確路線。

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處於亡國的危急關頭，是中國共產黨堅持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確路線，成為了抗戰取得勝利的思想政治保障，成功地將民族危機轉化為民族開始復興的契機。堅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確路線，關鍵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同時要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理論聯繫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實施“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中的今天，根本的出路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當今國情世情相結合，這其中就已經包含了借鑑古今中外的各種優秀文化傳統，而決不能盲目照搬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搞“馬教條”，也不能盲目照搬國外特別是西方的經驗搞“西教條”，還不能僅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指導思想搞“古教條”。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原因仍在彰顯着這一真理。

2．在任何情況下，黨必須堅持始終為了人民羣眾、依靠人民羣眾。

人民羣眾是黨的力量之基，是黨戰勝各種艱難險阻的階級基礎和力量源泉。抗日戰爭的勝利證明了這一道理。黨既存在於人民羣眾之中，是人民羣眾的一部分，又是最先進的部分，必須始終緊緊聯繫人民羣眾，依靠人民羣眾，引導和團結人民羣眾，以緊緊抓住前進道路上的各種機遇，應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挑戰。緊緊依靠人民羣眾，就要求我們真正代表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始終做到真心實意、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人民羣眾是真正的英雄，真心實意、全心全意為着他們，依靠他們，他們才會跟着黨披肝瀝膽，一往無前，去創造無比燦爛的明天。無論何時，不管黨面臨什麼樣的困難和危險，只要真心實意地依靠人民羣眾，就一定能夠戰勝困難和危險。這也是抗日戰爭的歷史給我們的寶貴啓示。

3. 在任何情況下，黨必須正確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規律。

抗日戰爭之所以取得勝利，關鍵因素之一就是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並始終緊緊抓住“中日民族矛盾”這個主要矛盾。這一歷史啓示要求我們要深入研究我國當今社會各種矛盾的發展變化特別是主要矛盾的現狀及其發展變化，深入研究當今我國在國際事務中所面臨的各種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的現狀及其發展變化，不斷與時俱進，及時根據變化着的形勢，尋找正確的應對之策。

4. 在任何時候，全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幹部，必須保持艱苦奮鬥、清正廉潔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

始終保持艱苦奮鬥、清正廉潔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絕不僅僅是個人和家庭的私事，共產黨人特別是高級幹部的世界觀涉及黨和國家變不變質、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黨的高級幹部隊伍中若多幾個億萬富翁，我們的黨、國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幾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特別是思想家，極而言之，還可能最終導致黨的轟然倒塌。艱苦奮鬥、清正廉潔是黨的政治本色。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正確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之所以得到制定與貫徹，黨的各級特別是高級幹部的艱苦奮鬥、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是根本的保障之一。全面深化改革，同樣需要這樣的本色。這一本色的本質就是要克服私心、出以公心。周永康等人現象，很值得我們的深思與警惕。果斷堅定地反腐，這也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對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充滿信心的根本緣由之一。

5. 在任何時候，全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幹部，必須堅定正確的理想信念。

黨的正確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確定之後，幹部便是決定的因素。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對黨的事業必須絕對忠誠，任何時候都必須保持必勝的信念。抗戰時期，即使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毛澤東同志都始終表現出抗戰必勝的信念。這對堅定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抗戰信心發揮了重大作用。他在抗戰即將勝利的黨的七大上明確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瞭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59]黨的十八大標誌着中國共產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歷史時期，我們心目中同樣應該懸着為現在的階段性綱領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和為將來發達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一方面必須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同時也必須為着現階段的目標而奮鬥。如果不能堅定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或是看不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當前這一階段性綱領而對它怠慢，都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60]堅定正確的理想信念，來源於理論上的清醒和堅定。而要做到這一點，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就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人是生產力中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同時也是生產關係總和組成的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文化上層建築中的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在人的這一因素中，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素養更具重要性。這一重要性集中體現在：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高低，二是能否具有出以公心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從一定意義上講，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這兩個要素決定着黨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平則更具根本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進一步鞏固提高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水平刻不容緩、迫在眉睫。

作者：李慎明，系十二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研究員；張順洪，系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所原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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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人民日報》2015年7月31日。

[2]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頁。

[3]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3冊，第242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中卷，第2頁。

[5]毛澤東：《反對投降主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1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107頁；參閲沈予：《抗日戰爭前期蔣介石對日議和問題再探討》，《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期，第83-84頁。

[7]金一南：《從空前覺醒到偉大復興——論抗日戰爭勝利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意義》，見人民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720/c85037-27328790-2.html。

[8]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頁。

[9]毛澤東：《愚公移山》，《毛澤東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頁。

[10]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科研部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文集》上卷，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132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254頁。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269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262頁；毛澤東：《目前的國共關係和我們的策略》，《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頁。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30頁。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50-51頁。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553頁。

[18]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科研部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文集》上卷，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頁。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263頁。

[20]《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262頁。

[21]《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391~392頁。

[22]《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608頁。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42頁。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238頁。

[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479-480頁。

[26]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59頁。

[27]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60頁。

[28]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2-678頁，第694-698頁；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55-1062頁；參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158-160頁，第593-596頁。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155-156頁；《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32-652頁。

[3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159頁；《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2-709頁。

[3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1921-1949），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上冊，第335頁。

[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上卷，第666頁。

[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上卷，第671頁。

[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34頁。

[35]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9頁。

[3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40-42頁。

[37]《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56、158頁。

[38]參閲楊津濤：《蔣介石究竟有多少財富》，《時代人物》，2014年11月，第116頁。

[39]據《紐約時報》報道：《他們是賊，他們每個都是賊》，見觀察者網站：http://www.guancha.cn/history/2013_01_05_118358.shtml。

[40]蔣介石：《蔣委員長對抗戰檢討與必勝要訣訓詞(上)》(1938年1月11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2編第1冊，70頁；參閲仲華：《試論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的腐敗問題》，《軍事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1]《人民日報》，2015年8月1日。

[42]《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3頁。

[43]《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7頁。

[44]《中國抗日戰爭史》編寫組：《中國抗日戰爭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1頁。

[4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107頁。

[46]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1921-1949），下冊，第548頁。

[4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465頁。

[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521-522頁。

[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535-536頁。

[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546-547頁。

[5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訂本），中卷，第548-549頁。

[52]陝西省《東方紅》雜誌2005年第3期46頁。

[53]費正清、費維愷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2007年重印），下冊，第11章第3節，第567頁。

[54]《白崇禧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304頁。

[55] [美]伊里奧·羅斯福：《羅斯福見聞錄》，上海新羣出版社1949年版，第49頁。

[56][日]稻葉正夫編寫，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25頁。

[57][日]藤原彰著，林曉光譯：《中國戰線從軍記》，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頁。

[58]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版，第332-333頁。

[59]《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59頁。

[60]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