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解讀-祝寶良：面對三大問題，中國怎麼辦？_風聞

祝寶良--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經濟預測部主任 

各位來賓上午好，非常高興再次來到華夏基石的管理論壇。彭劍鋒老師説，今年是研究“十四五”規劃的重要時期，面對可能或正在發生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我們有哪些趨勢可以展望呢？

大家都知道，今年我國乃至全世界都遭遇了重大的疫情挑戰。它帶來的衝擊是前所未有的：

1、2020年一季度GDP下降6.8%，二季度GDP增長3.2%，上半年GDP下降1.6%。2020年上半年現價GDP下降0.9%，經濟損失約4.3萬億元（假定沒有疫情，上半年現價GDP增長8.5%左右），改革開放以來未見。

2、三大需求貢獻。上半年，消費下拉經濟2.9個百分點，資本形成上拉1.5個百分點，淨出口下拉0.2個百分點。

疫情既衝擊供給又衝擊需求，對需求衝擊大於供給，經濟現象罕見。疫情持續時間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企業和居民都擔心不確定性。

除了新冠的影響，我國還面臨的其他方面的一些問題，對經濟也會造成非常大的衝擊。因此，8月24號，習總書記召開了一次經濟社會專家論壇，我也有幸參加，並提交了書面發言。

應該説，這是習總書記上任以來的第二次比較重大的經濟專家座談會，上一次會議還是2016年，我也參加了。當時，他主要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的新時代”理論。

而在這次座談會上，總書記主要是聽取專家們的彙報，聽取了有關“十四五”期間的一些建議和構想，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問題等等。

之後，總書記發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講話，最近在《新聞聯播》中都有播出。

1.我國目前發展還處在戰略機遇期

有關“十四五”規劃，可能有幾個問題是需要事先理清楚的。概括地説：

第一，如何分析“十四五”期間中國發展所面臨的國際環境？

大家都知道，首先是疫情為國際環境帶來了很大的邊際性的變化。“十四五”規劃與既往存在很大的不同，因為中國在國際經濟當中的地位已經有了很大幅度的上升。

過去，我們把國際環境作為一個外生變量，是根據這個變量適時調整、相機而動的過程。而從“十四五”開始，大概不會是這樣了，我們要重塑一些東西。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體量太大，按購買力來評價，我們甚至已經超過了美國。

儘管還很多問題值得討論，但是不可否認，我們已經在世界經濟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國外市場也不得不考慮你的態度。也就是説，中國做什麼，完全可以由中國自己來決定了。

那麼，當我們做的事情能夠回過頭來影響世界的時候，就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它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關係，也是中美戰略對抗的重要因素。

既然中國做什麼是由我們自己來決定的，那麼，中國要做什麼？由誰來做？當然是由在座的企業家們。

我們要認識到，我們的所作所為會對世界經濟產生很大影響，所以就要考慮，怎樣才能做得更好？就像彭劍鋒老師所説，華夏基石的戰略諮詢做好了，我們的企業就能影響全世界。

所以，我們必須要深刻地領會到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企業怎樣做，才能做得更好。

第二，國內要解決哪些問題？

這些問題不是短期形成的，也不是短期內能解決的，所以要從長計議。包括：

1、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如何？

2、我們要採取什麼樣的宏觀政策？

這是兩個宏觀視角，還有一些中觀的問題，包括:

3、未來的產業怎樣發展？產業的形態應該怎樣？

4、我們未來的區域形態會怎樣？前面有老師談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經濟增長極的問題，相對應的，我們的區域發展戰略應該是怎樣的？

5、從大的社會發展層面上看，中國的人口政策怎麼考慮？等等。

結合國際環境和我們所看到的一些國內的環境，綜合考慮，我們可以大概地分析一下“十四五”期間我國未來的政策框架，以及我國經濟的發展趨勢。

實際上，2020年7月30日，政治局開會時，總局書記已經講到，我國目前的發展還處在戰略機遇期。當然，同樣是戰略機遇期，但我們面對的矛盾和問題都發生了變化，而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把化危為機。

此外，很多領導已經講過，“十四五”期間，國內經濟要形成兩個循環，即國民經濟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的共同發展或者共同促進的格局。

從大的戰略的角度，要達成這樣的雙循環，針對剛才所説的主要矛盾和問題，需要解決這樣幾件事：

第一，擴大內需的戰略。當外需萎縮時，內需仍有擴大的空間。

第二，科技創新。中美之爭，不論是定義為戰略對抗還是戰略競爭，都會發生很大變化。主要的變化之一是，短期之內，我們可能會遭遇到一些關鍵技術、設備和零部件的斷供的風險；變化之二，長期來看，中國的科技創新問題；

第三，要做好這些事，核心的意見是改革。改什麼？重點在哪裏？

第四，要繼續保持開放。我們説，中國塑造了自己，也就塑造了世界——我們不是一個被動的擁護，不能讓美國牽着鼻子走，對不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出各的招，所以要繼續保持開放的戰略。

以上是“十四五”期間我們要討論的一些問題。針對這樣一些問題，我簡單地談一談我的看法。

2.為什麼要雙循環？

剛才説到，研究“十四五”，很重要的一點是國際和國內環境。針對這兩個環境，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為什麼要雙循環？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1978年開始至今，已經走過了40多年，其中最重要的是1978年到2008年（實際上是到2012年）這30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速是10%。很多人評價中國説，這實際上是一個奇蹟。

總書記把它總結為“經濟發展的奇蹟”和“社會穩定的奇蹟”。是不得了的兩個成績。那麼，這個成績是怎麼取得的？很多人都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分析。我認為，可以從三個角度去分析這個問題：

第一，2012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這之後，有很多政策發生了改變，比如説我們的“新常態”“三期疊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乃至今天提出的“雙循環”等等，實際上都是從2013年開始的一系列變化。

第十四個五年計劃，我認為應該用大概要用5-15年的時間，就是要到2035年才能實現。對此，仍然可以從三個角度進行梳理：

1、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是怎麼做的？

鄧小平同志説，這是“摸着石頭過河”，專家們説是“雙軌制改革”或者“漸進式改革”，都一個意思，即我們的改革和蘇聯不一樣，不會在一夜之間全部私有化，而是採取了一種“雙軌制”的改革方法，一“軌”留下了國有經濟，一“軌”促進民營經濟，即外部經濟體、個體工商經濟的發展。

這兩“軌”的好處在於，保持了國有經濟的發展。通過國有企業的改革，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和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具體是怎樣做的呢？至1993年，我們把商品市場與服務的價格全部放開。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為了保留國有經濟，支持企業的發展，我們採用了另外一個改革舉措，即對要素市場進行必要的管制。

什麼是“要素”？資本、勞動力、土地、礦產資源、技術。我們把商品的價格放開了，從而促進了民營企業的發展。而要素管制則可能會壓低經營價格，即可控制的利率。同時，我們實行了土地的管制。比如，土地按用途劃分，工業用地便宜一點，城市用地貴一點等等。

其目的是什麼呢？一方面，我們鼓勵國有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們也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而把要素價格拉低以後，勞動力又很便宜，那麼企業的利潤就增長得很快。企業利潤增長快，它就可以進行大規模投資，中國的經濟就發展起來了。

2、出口導向戰略。

上述模式當然達成了一些目標，但它存在一個悖論，就是當企業大規模投資以後，生產能力就形成了，產品就過多了，這時，一旦產品賣不出去，產能就過剩，企業就要面臨大的問題。為了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我們又推出了第二個戰略——出口導向戰略，最早叫“大進大出，兩頭在外”。

3、沿海地區發展戰略。

這是繼出口導向戰略之後，趙紫陽總理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即開放形成四大沿海城市特區，然後不斷把開放拓展到全國各地。

在這個開放的過程中，中國的確抓住了幾次很重要的世界機遇。首先是自改革開放伊始至2012年左右，全世界的經濟大緩和，世界經濟的增長非常之快。第二是全球化也在加速，沒有貿易戰。這兩個時機都被中國抓住了。

中間儘管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説2001年，美國發生了“911”恐怖襲擊。當時，江總書記敏鋭地發現，對中國來説，這是一個重大的發展機遇。

他第二天就給小布什打電話，提出了合作反恐的理念。大家都知道，江總書記一個很重要的判斷就是，反恐不是短期任務。那麼，在合作反恐的過程中，經濟之間也要有合作。

2008-2009年，美國又發生了次貸危機，世界經濟也受到了很大的衝擊。這時，習總書記又提出來，中國經濟還存在發展機遇。這次的機遇是什麼呢？

是世界經濟下行會倒逼着我們進行改革。進而，中國的作用，我們的國際地位會得到提升。

這就是説，我們國家的第一個戰略是雙軌制戰略，它產生了一個很重要的結果，就是我們通過生產要素的一些扭曲，放開了市場價格，把大量的要素資源配置給了企業，形成了非常大的生產能力。

第二，通過沿海的開放戰略，把我們過剩的產能出口到國外。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抓住了幾次機遇，包括最早的改革開放的機遇，美國恐怖襲擊和次貸危機的機遇，以及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機遇。

最近這一次，就包括大量的海外併購，或者説我們的“一帶一路”戰略等等。回過頭來看，我認為都很了不得。

我個人認為，從1993年開始，中國開始大量進口資源，石油從出口變成了進口等等。

所以，實際上，從1993年到現在，中國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循環，即我們從一些資源出口國進口石油、鐵礦石等等進行加工，加工之後，再把它們賣到發達國家——這個循環是暢通的。

循環的暢通使得我們過剩的產能有了一個很好的出口，並抓住了很多次機遇。但是，一旦世界經濟出現問題，比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我們的出口短期內受阻時怎麼辦呢？

中國還有第三個戰略：實行凱恩斯的辦法來刺激經濟。

經濟如何刺激？大規模基建、大規模拉動房地產。1998年，我們進行了房地產製度的改革，2008年，我們又開始拉動房地產，通過這兩個渠道，把經濟託了起來。

我認為，目前來看，這三個戰略是相當成功的，成功的結果就是中國的經濟得以快速發展，中國的國際地位得以提升。

但是，問題來了：這些戰略有沒有後遺症？有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哪？

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2010年，歐洲又爆發了主權危機；特別是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再然後是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

連續十二年，世界經濟處於低迷狀態。在這樣一種趨勢之下，中國的戰略還能不能走下去？

如今，中國的出口量在全球出口的比重已經達到了14%，沒有一個國家在出口量達到這麼高的程度的情況下，這個戰略還能繼續。

走不下去怎麼辦？這就是總書記在2018年提出的，“中國經濟面臨着百年未有之變局”，所以要尋求變化。因此也不得不正視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這些後遺症，包括：

第一，收入差距的加大。

因為我們一直是投資導向和出口導向的，生產要素始終扭曲，它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收入比重佔GDP比重不高，包括城鄉、包括區域，也包括不同收入羣體之間，我們的收入差距在不斷加大，從而帶來了消費增長的不足。

我們為什麼要擴大內需？

這個問題一直是很嚴重的。中國擁有14億人口，而真正的中產階級，即人均收入在10-50萬以上的家庭只有4億人。今年在“兩會”上，總理説過，我們人均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幣的是6億人。

有錢人有4億，説明在我們中國，有10億人沒有坐過馬桶，沒有坐過飛機，這是我們要解決的第一個後遺症，其實也是全球共同面對的一個問題。

第二，資源環境的問題。

第三，過去，中國很好地利用了海外優勢，從外部獲得了很多的資源、技術，把加工好的產品輸送到外部市場。它帶來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在很多領域，我們仍然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們的科技是薄弱的。

相對説來，我們在一些領域的發展很快，比如電子信息、數據化等等方面，但一旦把產業鏈上溯，比如芯片、大飛機的發動機、高端裝備、材料等等，都是短板，所以要搞科技創新。

種種問題在拷問我們，原來的模式還能不能持續？一旦世界經濟陷入長期低迷，一旦海外控制住我們的技術，一旦發生貿易摩擦，我們原來的模式就難以為繼了。

所以，針對這些問題，早在2013年，這一屆政府就已經意識到並提出了中國經濟處於“三期疊加階段”。這是什麼意思呢？

即，1、消化前期過快的政策刺激；2、將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降下來；3、結構必須調整。2015年，我們又提出了“中國經濟要進入新常態”，還是這個意思。然後又提出，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續解決這些問題。

總體來説，在2016-2017年，這些問題應該説是解決得不錯的，但是進入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戰後，“百年未有之變局”出現了。那麼，新冠疫情又進一步把加劇了這樣的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形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儘管我們仍然面臨着戰略機遇期，但未來的挑戰是比較大的。

事實上，從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世界經濟就開始就下行。而從1998年到2008年這十年間，我們在房地產和新基建的刺激下，很多大城市的房價大概漲了6倍（同期，大概有人比較過，美國的房價上漲了80%，然後次貸危機就爆發了）。

這時，我們已經看到了房地產泡沫的問題，以及我們剛剛講到的種種問題都積累了下來。實際上，自2008年以來一直到現在，世界經濟就一直沒有再起來。

它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包括低增長、極通脹、極利率。所以，日本在2012年左右實行了零利率政策。到了2015年，歐盟也這麼幹了。

新冠疫情爆發以後，美國也開始推行零利率，甚至是負利率。這是很麻煩的。一旦中國的經濟開始復甦，錢肯定要流向中國。所以，對中國來説，這裏面既有機遇，也有挑戰。

在座的企業家，我們為什麼要強調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改革開放是可以以很低的利率到海外去融資的。

因為國外的利率很低，我們借錢的成本也就很低，這對我們來説是一個機遇。而且在融資的同時，我們可以通過技術合作拿到技術。

也就是説，只要我們持續好的改革開放的腳步，即便面臨出口的問題，也可以很好地利用國外的資本。

總的來説，世界經濟就呈現出這樣一些特徵。

那麼，因為施行了零利率的政策，比如，美國公司借了錢，或者錢回到了美國，他們就可以把自己的股票贖回去，不繼續進行投資。這樣也會帶來三個後遺症：

第一是槓桿率很高。

企業借了很多錢，老百姓也借了很多錢。其實，政府由於要刺激經濟，也是借了很多錢的，這是財政赤字的原因。

第二，資產的價格很高。

世界經濟起不來，這麼多的錢去哪兒了？不是股市就是房地產。在中國，基本上是進入房地產的，而美國則流入股市居多。經濟不好，股市上漲，美國股市更是連漲10年，而我們認為這是撐不住的。

第三，有錢人越有錢，沒錢的人越沒錢，兩極分化。

兩極分化會帶來民粹主義，就導致反全球化的潮流。最後就是把市場關起來，拒絕海外的產品，自產自銷。所以，為什麼要拉動本國經濟？因為改革開放是對標美國的，所以，六十年代的這批人對美國是有好感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美國現在的問題，包括黑人的問題等等，所以，它一定要進行制度反思。因此，我們也不能再迷信美國，得開始考慮自己的問題了。

在座的各位，都要考慮，他們的問題在哪裏？我們自己的問題在哪裏？怎麼解決？

此外，還包括經濟領域的問題。我們的出口市場減少了，並面臨着貿易摩擦。這個時候，我們搞經濟學的人還是堅信，產業鏈大概不會斷。

儘管貿易會慢一點，產業鏈還在，我們該拿的技術還能拿到，比如華為還可以繼續使用海外的芯片，整個產業鏈是沒問題的。但是，新冠疫情一來，一切全變了。

我們本以為，新冠會像Sars一樣，三個月就結束了，沒想到，這是一個短期無法解決的問題。所以，7月30號政治局開會的時候提出，中國要怎麼辦？

要建立起一套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中長期協調機制—— 一定要用中長期的眼光去處理、解決這個問題。

3.全球疫情帶來的三大沖擊

那麼，疫情會帶來多大影響？我認為有三大影響：

第一，在世界經濟低迷的狀態下，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更大。

悲觀人士認為，新冠疫情可能要持續三到五年，這就意味着，世界經濟在三到五年之內都將處於持續的低迷狀態。而這期間恰是中國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期間。

因為前面説的那些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利率為零，各國的財政也沒錢，政府也沒有辦法刺激經濟，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放錢。

但是錢又進不了實體，只能是進入股票市場。過一段時間，貨幣政策稍一收緊，股市就又會暴跌，經濟就是繼續下行。這是一個惡性循環，而且是無解的。

有人問，未來世界到底是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我其實也回答不了，但至少在當前來看是通縮的，但在疫情之後，我想一定要防通脹。

所以，最近大家都在買黃金，已經引起了黃金的暴漲。未來我看不清楚，但是我相信，只要疫情不結束，接觸性消費萎縮，旅遊業、餐飲業等相當一部分產業就等於給消滅了。但同時，我相信也會有一些機遇。

比如，數據化產業是能夠應對疫情的，他們的發展就很好。所以，中國在這一輪數字經濟的機遇是可以抓住的。全球數字化產業發展蓬勃的國家，就是美國和中國。這就是我們的機遇。

所以，企業家要在分析的過程當中找到你自己的核心。當然，數據化也仍然存在一些爭論，就是綠色化怎麼解決？

雖然我認為，綠色化是一個趨勢，但是在短期內實現仍有難度。但無論如何，政策上要支持綠色化，這對中國來説尤其重要。

一旦原油、天然氣進口出現中斷，我們怎麼辦？只能利用煤炭。但它會帶來環境污染，所以，一定要發展新能源產業。我跟很多企業説，我們考慮這樣一些方向。這是我講的疫情的第一個影響。

第二，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

在疫情進一步打壓了全球經濟的情況下，貧富差距也進一步擴大了。

大家都説，疫情是窮人的疫情，跟富人沒有關係。我們看，疫情一來，窮國都不行了。儘管2008年的次貸危機和現在的疫情都發生在全球，特別是發生在主要國家，但是它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次貸危機爆發以後，美國的經濟雖然不行了，但美國的貨幣在往全球跑。雖然不一定跑到中國來，但卻跑到了印度、越南、印尼等國家。這次新冠疫情的出現，美國再次“放水”，錢往哪裏跑？

只往中國跑。印度不行了、巴西不行了，窮國沒法控制疫情。所以我們説，疫情什麼時候結束，要看最差的國傢什麼時候能控制住。它控制不住，全球就控制不住。

第三，對產業鏈的極大影響。

不管怎麼樣，疫情一來，給全世界一個重要的教訓就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產業、高端產業不能都放到國外去，一定要立法讓它們迴歸。

意大利、西班牙出現疫情的時候，他們相信，歐洲會互幫互助。但是，口罩運到德國，德國把它扣了下來。在災難面前，靠人不如靠自己。

而這背後，是產業鏈的巨大威力。我相信，新冠疫情結束以後，全球的產業鏈要重構，關係國計民生的、關係國家安全的產業鏈一定要放在本國，放在絕對的同盟國，不會再放到意識形態或者是有對立的國家。

雖然有一點不必悲觀——依靠市場來決定的產業還是要全球化的，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但是像醫藥、醫療、能源，高端產業裏的芯片、國防等等，一定要退回本國。

這些對中國都有很大的影響，它們在短期之內會出現斷供，不能及時補上就很麻煩。這是疫情帶來的持續的、長期性的影響，是三五年內不可能解決好的幾個問題。

特別是搞宏觀經濟的專家們都知道，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後，美國經濟經過了七年時間才有所恢復。疫情的衝擊是百年未遇的，比次貸危機的威力大多了，它對全球很多產業都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在這個過程當中，在“十四五”期間，我們中國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國際環境。

4.面對三大問題，中國怎麼辦？

同時，還有國內環境的一些影響，中國怎麼辦？我們也有自己的問題也有自己的優勢。優勢在於這樣幾點：

第一，根據聯合國統計司的數據，中國經過了40年的發展，其產業鏈在全球的傳統產業鏈裏面是最完善的，沒有一個國家的產業鏈能與中國相比。

比如，美國沒有紡織業，做口罩，它就不行。口罩要用到熔噴布，山東煙台包攬了世界上絕大多數熔噴布的生產，別的國家是沒有的。所以，我們的產業鏈是最完善的；

第二，我們的人才結構、我們的科技能力還是有的。

中國有最大的市場，足夠把任何一個產業都做到世界最大。國家太小了，國內需求量太小，產業就做不起來。

一般來説，一個國家至少要有5000萬以上的人口的規模，人均GDP在1萬美元以上，才能支撐住本國的產業發展，否則是撐不住的，只能靠合作。

一旦合作不了怎麼辦？所以，我們看，中美貿易戰開始，誰最害怕？

新加坡等等國家是最害怕的，李顯龍説，你們不要逼着我選邊站，你們兩個大國打架，我們小國怎麼辦？我到底跟着誰？不跟着肯定不行，我就500萬人，對不對？

做什麼產業都做不起來，只能做長板的產業，然後跟你們交換。一旦交換無法達成，這樣的國家怎樣發展？這些國家很焦慮。

所以，我們要形成科技的優勢、人才的優勢，這就是我們要做的。這些優勢使得我們的雙循環可以持續。

第三，我們也能看到我們的體制優勢。

如果這個行業關係到國計民生，在全球貿易當中我不能做市場化交易，但是又必須要做起來的話，中國可以舉全國之力來完成，比如國防等等。

這些都是中國在“十四五”期間所面臨的一些問題、條件或者説國際環境。總結地説，首先是國際大背景，使得中國的出口導向戰略要做調整，否則，以中國目前的脆弱的經濟模式，即使是大國，其經濟會受到很大影響。

第二，國際環境的三大變化：1、全球經濟的長期低迷；2、收入差距的加大，導致各個國家的社會穩定壓力加大；3、產業都在轉移。

這三大問題結合在一起，如果處理不好，世界就會形成兩到三個平行體系：以中國為首的東亞體系、以美國為首的美洲體系，和以歐盟為首的歐盟體系。

其中，後兩者基本上是休慼與共的。

在東亞這個體系裏面，日本、韓國、東南亞這些國家到底是倒向美國體系，還是跟着中國，這是需要我們擔心的，不一小心，世界就走向原來美蘇對抗的格局當中。

5.未來5年我國經濟增長要素分析和預測

剛才説了，中國發展的好，全世界是可以跟着你走的，我們怎麼做？這時，軟實力尤其顯得重要。

實事求是説，中國發展起來了，周邊國家對中國好感卻下降了，我們怎麼去解釋這些問題？這些都是很大的挑戰。

因此，我們未來的發展速度會怎樣？我們到底要怎麼改革？怎麼開放？這就是我們下一個“十四五”期間要解決的問題。

“十四五”期間大概的增長速度會是怎樣的？我們一些經濟研究工作者，在把這些問題考慮清楚以後，最主要是是找一些工具、方法，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數字做出測算，看一看我們的問題大概會怎樣，如何去解決它們。

有這樣一個公式可以預測我們未來的增速：

潛在經濟增長速度=3.25%+0.46*資本增長速度+0.54*勞動力增長速度

根據這樣的公式我們已經推導出：1978-2019年，經濟增長速度為9.4%；1978-2019年，資本存量年均增長11.5%，拉動GDP增長5.29個百分點。

勞動力年均增長1.6%，拉動經濟增長0.86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產率貢獻3.25個百分點。主要是勞動力轉移、對外開放的技術進步和管理水平提高，教育和研發。

這是通過勞動力的增長速度、資本積累的速度來計算的潛在經濟增速。其中的3.25%是什麼？

它考慮的是生產端。生產要靠生產要素，生產要素就是勞動。其中，資本勞動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勞動力數量，一部分是勞動力的質量。其中，勞動力的質量又分為兩部分，分別是受教育水平和身心健康水平。

所以有人説，服務業是享受型產業，同時也是發展型產業。當我們把人的心情調整好，勞動力的素質就提高了。

除此之外就是資本，包括技術，是你投入了多少資本？投入了多少技術？把這兩部分去掉以後，剩下的，經濟學裏面把它叫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由什麼決定呢？

就是剛才我講到的，有資源能力，有在海外學習的技術能力，有自己研發的能力，有管理的能力，還有我們在市場當中是否已經形成了規模經濟優勢和區域之間的轉移優勢，這些全部涵蓋在這3.25%裏。

當然，我們在預測的時候是以3.25%為標準的，但實際上它是個變量，因為時間關係，我們不能詳細展開。

把它計算出來以後，大概估計出一個數字，中國在“十四五”期間，到2035年之前的增長速度可能在5.2-6.2之間。

也就是説，在這十五年內，經濟增速平均大概在5%，GDP能翻一番多一點（增速達到4.73，GDP就可以翻一番）。那麼，這5%的增速，有沒有可能跟國際上比一比？根據我們自己的結論是有的。

參考日本和韓國的數據，他們在達到中國現在水平的時候，往後15年的增速分別是：韓國4.8，日本4.5。

要達到這樣的水平，以及參考我們的城市化水平，下一步我們要幹什麼？要解決什麼問題？細的戰略還要繼續研究。粗的戰略，我想有這樣幾點：

第一，把經濟增長速度穩定在5.5%左右。宏觀調控政策，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等要做好匹配。我們認為，未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基本上就不會有大的變動。

今年，我們GDP估計大概在2.5%左右，希望它能夠反彈到5.5%的水平。那麼，宏觀調控政策在短期之內，只要全球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不倒退，中國的政策就不會倒退。

所以我個人認為，在這個時候，如果企業家們看準了，現在應該是資本價格比較低的時候，實際上是可以放手去搏，做一些投資的。

但是，如果你的行業看不準，那還是要以現金為王。

有些行業，比如數據化的，一些環境友好的產業，我們把它叫綠色化，包括生物醫藥等等，還是比較樂觀的。

當然還有服務業，包括諮詢行業，當我們把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時候，數據所傳送的就是信息，我們的行業怎樣把它們用起來，是一個比較好的着眼點。

第二，要培養供應鏈，尤其是剛才講到的這些產業。

第三，創新，可能需要突破一些可能的關鍵技術。但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不是每個區域都能創新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一再強調的創新，是指在那些創新要素聚集的地方。現在看起來，就是長三角、珠三角、北京、西安、武漢、青島、大連等等地方。

在其他地方搞創新，我個人覺得有難度，還是要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所以，區域戰略、城鄉戰略也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見仁見智。

第四，擴大內需。內需怎麼擴大？

一是擴投資，一是擴消費，其核心是擴消費。消費要擴張，首先是保持經濟的增長速度，然後要把收入、分配搞均勻了。

那麼我認為，“十四五”期間，收入分配當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税收制度。我認為，遺產税、房地產税和資本的利得税是有可能要徵收的，但是在這部分税收徵收之後，企業的所得税、增值税應該調整降低。

要把企業保護起來，把一部分有錢人的錢適當轉移給低收入羣體。然後，在未來五年，能把另外10億基礎羣體裏面的4億人口變成中產階級，讓他們的收入增加到10萬到50萬，這是比較重要的。

把4億人培養成中產階級，我們就有了8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水平上升以後，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就上來了。進而，汽車行業、旅遊業等與人民羣眾生活水平息息相關的產業就有了長足的發展前景。

因而，這些行業也就成為了可以投入的行業。

當然，另外一個核心是繼續改革，把扭曲的生產要素市場糾正過來，這就是城市化。

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國資本市場制度的改革、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匯率市場化的改革，我個人認為，都是要去做的。特別是匯率，在“十四五”期間，只要美元有問題，人民幣的匯率就會升值。

我認為，未來5年，美元會遇到麻煩。當然，也有人認為，歐洲經濟也不好，歐元也會有麻煩，所以，人民幣也有麻煩。

在這裏，我只是給大家提個醒，我在歐盟當過外交官，我看到，歐盟過去只有貨幣政策，沒有財政政策，西班牙出問題，德國不願意救，意大利出問題，荷蘭反對它，為什麼？

北歐國家都很富裕，而南歐國家則很窮。這次，歐盟要下決心解決這個問題，它今年推出了7500億歐元的復甦基金，相當於歐洲出現了5%的財政赤字。

我感覺到，歐洲在準備建立統一的財政政策，實際上就是想用貨幣與美元叫板。

這樣一來，歐元的地位就有可能上升，同時促使美元的地位下降和人民幣地位的上升，這就是當前至未來5年的世界格局。

當然，當疫情結束，美國的下一任總統到底會怎麼辦？我們還不知道。我只是講到這一點，這是我們的下一步市場制度要改革的內容。

還有一點，無論如何要開放，要搞中國的全球化戰略，這是我們必須做的。中國在哪些領域可以起到引領作用，要把這個作用發揮好，要提供全球的公共產品，在全球範圍內提升我們的軟實力。

簡單地説，要有“三零原則”：零關税、零出口、零補貼。在氣候變化領域，中國要做什麼？外資進來，我們應該做什麼？

現在是外資進入中國的比較好的契機，中國可以多發股票、國債，吸引外資買進。

然後，我們可以繼續進行經濟建設。但是，一旦我們不堅持改革開放，美國經濟一復甦，資本就跑出去了，所以，還是得去管理這些問題。

今天，只是總結了一些大的思路，更多的想法還有待於經濟學家們繼續去研究。不管怎麼説，我對未來5年中國的經濟抱有非常大的信心，謝謝大家。

來源: 華夏基石e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