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埃及學研究綜述_風聞

作者：東北師範大學 李曉東

摘要：埃及學從誕生到現在已經有二百多年的歷史, 但埃及學真正走向科學化, 成為一門世界文明研究的重要內容卻是在20世紀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裏完成的。在這一百年的時間裏, 埃及的考古完成了從追逐財寶到建立起一整套科學挖掘整理體系的轉變。埃及的重大發現也大多在20世紀問世。作為埃及學學科基礎的埃及語言的破譯儘管完成較早, 但完善的語法體系的建立、科學的文獻翻譯解説也是在20世紀經由許多埃及學家的努力才日臻完善的。

關鍵詞： 考古 遺址 “標準理論” 伽丁內爾

中圖分類號：K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201 (2004) 06-0131-07

埃及學在18世紀末已經開始了它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發展的歷程。當時入侵埃及的拿破崙軍隊跟隨了許多學者, 這些學者此次跟隨軍隊遠征的直接成果是發表了《埃及記述》 (Description de l’Egypte) , 為整個歐洲學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材料。外部世界對埃及這個神秘文明的興趣由來已久, 古代的一些經典作家就曾在自己的記述中描述過大量的埃及文化生活的歷史和傳説。埃及學誕生的標誌是1822年法國學者商博良成功破譯埃及象形文字。然而, 埃及學真正取得重大成果, 成為一門對人類文明做出重大貢獻的學科還是在20世紀這一百年的時間裏完成的。20世紀埃及學的主要成就表現在考古挖掘和材料的整理以及歷史疑團的解決上。

一、考古挖掘

埃及學誕生之前的考古大多是掘寶性質的濫挖, 結果造成了遺址和有價值材料的巨大破壞。當時很多在這些挖掘者的眼中無價值的東西就都被隨手扔到了一邊。遺址當地的居民成了挖掘者, 使得後來的學者不得不從這些人手裏購買文物。19世紀拿破崙入侵埃及開始的埃及考古的發展在這個世紀餘下的時間裏也僅限於對這些通過掠奪得來物品的收集整理上。

阿斯旺大壩的工程, 打響了20世紀埃及文物挖掘整理的第一槍。開始時, 埃及政府對文物的即將被毀並沒下大決心來拯救。儘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參與了籌集資金記錄將被淹沒的努比亞遺址, 但沒有大規模的搶救行動。直到1958年, 埃及任命了一位新的文化部長, 才有了改觀。他意識到, 這個工程造成的損失將是巨大的。於是, 他發起了一場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內的大規模的搶救運動。196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承擔這項工程, 四十多個考古隊伍參加。其中最大的兩項是舉世注目的埃及第十九王朝國王拉美西斯二世在阿布·西姆波的神廟的整體搬遷提高工程和菲萊 (Philae) 島上的伊西斯神廟在阿及祁亞 (Agilkia) 島上的重建。還有一些小的神廟被搶救挖掘出來, 其中一些被埃及政府送給了美國, 因為美國在這次搶救挖掘中投入最大。丹杜爾 (Dendur) 神廟就成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的一件藏品。但埃及在20世紀最重要的挖掘還是在帝王谷, 其中最為引人注目也是影響最大的是圖坦哈門墓的發現和發掘。提到圖坦哈門墓的發現就不能不提及霍華德·卡特 (Howard Carter) , C.W.西拉姆 (C.W. Ceram) 在他的《神祗·墳墓·學者》一書中稱他是“考古學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能夠找到神秘的圖坦哈門墳墓不是偶然的。他從小就對埃及有着很大的熱情, 17歲就遠離開英國, 來到埃及記錄和複製墳墓牆壁上的景物。白天工作, 晚上就伴着蝙蝠睡在墳墓裏。後來接受了考古學家弗林德斯·皮特里 (Flinders Petrie) 的指導和訓練。1908年與卡那封 (Carnarvon) 勳爵合作, 開始了尋找圖坦哈門墓穴的工作。根據當時發現的各種各樣的關於圖坦哈門墓的線索, 卡特翻遍了帝王谷。在久尋未果之後, 於1922年末開始了最後一次的挖掘。挖掘從11月1日開始, 三天之後, 挖出了一個台階的上半部, 三週之後, 整個台階被挖掘出來, 圖坦哈門墓穴的正面的石膏石塊展露了出來。11月26日, 第一塊石膏石塊被撬開, 填充走廊的碎石被清理乾淨, 第二塊石膏石也準備移走。大約同一天的下午4點鐘, 卡特打破了第二塊石膏石, 20世紀的一個重要發現, 圖坦哈門墳墓被找到了。 圖坦哈門墓的發現, 給世人提供了一個埃及國王墓葬完好無損的範例。後來, 霍華德·卡特在他的《圖坦哈門墓》 (The Tomb of Tut·Ankh·Amen) 一書第二卷的前言中説:“不像帝王谷其它都遭到完全掠奪而只有很少傢俱殘片留存下來的王室陵墓, 這個陵墓除了早期幾個偷竊金屬的盜賊的劫掠之外, 實際上未被觸動過。在這一點上, 我們的巨大驚喜與好運是應得的。如果底比斯偉大法老們的陵墓都以同樣的狀態被發現的話, 圖坦哈門陵墓比較起來就不會這麼重要了, 只有這一時期的藝術能保持其突出的特點。” [1] (Preface, viii) 圖坦哈門墓的發現為我們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些疑團提供了實實在在的材料, 同時也提出了新的課題。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圖坦哈門頭骨上的窟窿, 很可能是這位年輕發老早逝的原因。那麼, 究竟是意外事故還是蓄謀的結果, 現在還是個懸念。

1925年, 喬治·安德魯·瑞斯那爾在吉薩發現了赫特菲瑞斯 (Hetepheres) 墓。這在20世紀埃及考古及歷史研究中無疑是一個不小的事件。喬治·安德魯·瑞斯那爾 (George Andrew Reisner) 是現代科學考古的始祖之一, 一個名望很大的埃及學家。這個出生在美國的德國人的後代, 將後半生的生命都投入到了埃及的考古挖掘中。19世紀末, 瑞斯那爾的挖掘主要集中在納加·艾德-迪爾德 (Naga ed-Deird) 的大墓地和庫伏特 (Quft) 、迪爾·艾爾-巴拉斯 (Deir el-Ballas) 的遺址上。到了20世紀初, 他的挖掘轉向吉薩 (Giza) 三座大金字塔周圍的古王國墓地, 之後又轉向努比亞 (Nubia) 。

赫特菲瑞斯是第四王朝第一位法老斯諾弗汝 (Snefru) 的王后和法老胡夫的母親。關於她的材料我們所知甚少, 但其夫其子的顯赫足以讓後人不會輕易將有關她的材料從眼前溜過。她的這個陵墓沒有地上建築, 而墓中最為重要的遺存女王的木乃伊也不知去向。整個陵墓給人這樣一個印象:這是一個倉促的再葬, 原來的陵墓很可能是在達赫述爾 (Dahshur) 法老斯諾弗汝金字塔附近, 由於遭到破壞而再葬于吉薩。不見了的赫特菲瑞斯的木乃伊很有可能是在她原來的陵墓遭到破壞時給毀掉了 [2] (P164) 。

這個墓葬的發現, 對我們研究奠定古埃及文化喪葬習俗演變的一個重要環節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古埃及木乃伊的喪葬傳統到了第四王朝有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從第四王朝開始, 死人的內臟不再和死人一起裹入木乃伊, 而是剝離出來, 用四個荷魯斯神四個兒子的胸罐盛起來放在石棺的外頭。這裏面充滿了古代埃及人對人生和世界的認識和總的觀念。這種做法的最早發現就是赫特菲瑞斯墓。儘管在這個墓的石棺中沒有發現赫特菲瑞斯的木乃伊, 但裝有她內臟的胸罐卻在其墓室西牆南部盡頭的神龕中發現 [3] (P277) 。

之後, 重要的墓葬發掘還有皮埃爾·蒙太特 (Pierre Montet) 在塔尼斯 (Tanis) 挖掘的第二十一、二十二王朝的國王和王室墓葬, 為這兩個沒有太多資料留下來的王朝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皮埃爾·蒙太特是20世紀最為重要的考古學家之一。曾先後在斯特拉斯堡大學 (University of Strasberg) 和法蘭西學院 (College de France) 任教的蒙太特的第一次挖掘是在比布魯斯 (Byblos) ——現在的黎巴嫩的侏貝爾 (Jubayl) , 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直有人居住的城鎮之一。這個古代港口城鎮對於我們瞭解遠古時代的文化交流極為重要。古埃及的很多朝代都與這個城市有着密切的聯繫。古埃及缺少木材, 從埃及統一以來這裏一直是埃及木材的最重要的來源地。黎巴嫩雪松以及其他埃及所缺少的東西都是通過這裏運往埃及的。埃及的物品從埃及第二王朝 (約公元前2890年到前2686年) 開始就在這裏多有發現。他的考古挖掘, 對埃及和亞洲地區年代學的互相印證提供了可能。埃及中王國文化對那裏青銅時代中期的統治者影響巨大, 許多王室成員墓葬中發現的東西上都刻有埃及第十二王朝國王阿蒙尼姆赫特三世 (Amenemhat III, 公元前1855到前1808年) 和四世 (公元前1808到前1799年) 的名字 [4] (P57-58) 。

1939年、1940年和1946年, 蒙太特先後在塔尼斯進行了重要的考古挖掘。塔尼斯這個位於埃及三角洲東北部的遺址曾是晚埃及時代 (公元前747年至前332年) 下埃及第十九諾姆的都城。這裏進行的大的考古活動19世紀就有過兩次, 一次是1860年到1880年奧古斯特·馬利特 (Auguste Mariette) 的挖掘, 另一次是1883年到1886年弗林德斯·皮特里的挖掘。20世紀這裏的考古活動主要是法國考古學家在進行。蒙太特1939年二十一和二十二王朝皇室陵墓的發現本來是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其發現沒有引起本應該有的注意。所發現的六個陵墓全都是用泥磚和從別的建築上拆下來的石塊修建的地下陵墓, 其中很多陵墓中刻有銘文。有兩個陵墓的主人尚不可知, 但其餘四座分別是普蘇森尼斯 (Psusennes) 一世、阿蒙尼姆普 (Amenemope, 公元前993—前984年) 、奧索爾康 (Osorkon) 二世 (公元前874—前850年) 和沙尚克 (Sheshonq) 世 (公元前825—前773年) 的。皮埃爾·蒙太特的挖掘收穫頗豐, 發掘出了很多金屬製品, 讓我們瞭解到當時這個地區敍利亞人的影響。在這些發掘出來的文物中, 有一個銀棺和一個金面罩很引人注目。這個金面罩和其他從塔尼斯墓地發現的器具是我們瞭解第三中間期 (公元前1069—前747年) 皇室喪葬習俗最為重要的材料。作為塔尼斯挖掘的研究成果, 1947到1960年他出版了三卷本的《塔尼斯皇室墓地》 [5] (vol.8, P285) 。

雖然在這個遺址發現了很多古王國和中王國以及拉美西斯二世 (公元前1279—前1213年) 的浮雕和雕像殘片, 但所有這些早期的遺存都是被人再次使用過的。蒙太特相信拉美西斯遺址雕塑有理由讓我們推斷這個遺址應該是古時候的皮拉美西斯 (Piramesse) , 塞提 (Sety) 一世 (公元前1294年—前1279年) 和拉美西斯二世建立的新都城。但是, 後來在太爾·艾爾-達巴 (Tell el—dab’a) 和堪提爾 (Qantir) 的考古證實了那裏才是皮拉美西斯的真正遺址。塔尼斯最早的有記載的建築是第二十一王朝普蘇森尼斯一世 (公元前1039-前991年) 時期建造的, 他建造了環繞阿蒙神廟的巨大泥磚圍牆 (430 m×370 m) 。二十一和二十二王朝後來的統治者在這個神廟建築羣上又添加了很多建築, 第三十王朝的奈克塔尼波 (NECTANEBO) 一世 (公元前380—前362年) 也在這裏進行了修建, 從沙尚克五世 (公元前767—前730年) 和普薩美提克 (PSAMTEK) 一世 (公元前664年—前610年) 的神廟建築中拆下石頭用來建造他的“聖湖”。在遺址的西南, 神廟圍牆的後面, 是一個小的姆特 (MUT) 和泓斯 (KHONS) 神廟, 有意思的是, 亞洲的女神阿斯塔爾特 (ASTARTE) 也在這裏受到崇拜。這個建築後來在托勒密 (Ptolemy) 四世 (公元前221年—前205年) 期間又進行了重建。皮埃爾·蒙太特之後, 20世紀90年代法國的考古學家們一直在研究着這個遺址 [4] (P282) 。

W.B.艾莫瑞 (W.B. Emery) 和W.P.克萬 (L.P.Kirwan) 1931到1934年在努比亞發現了屬於巴拉納赫 (Ballanah) 文化的陵墓。這些發掘都是在阿斯旺大壩第二次升高之前的完成的。在這之後, 世界考古界把目光都集中在埃及和努比亞地區來, 紛紛前來挖掘。這是1970年阿斯旺大壩完成之前20世紀50和60年代埃及考古挖掘的主要工作。下努比亞現在是世界上一個考古挖掘做得最為完善的地區。那裏的神廟, 或者被遷移到了高處, 或者被遷移到了其他地區, 如阿布·西姆波和菲萊。這一考古挖掘的世界行動對於文物保護和在考古中科學地挖掘方法的引進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無論在挖掘方面還是在記錄方面, 都引進了新的科學的方法和工具, 大大提高了考古的水平。

除了上埃及的考古外, 20世紀埃及考古在其他地區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在孟斐斯 (Memphis) 古城墓地薩卡拉 (Sakara) 、薩拉匹斯神廟 (Sarapeum) 的新區域又有很多新的發現。古代孟斐斯遺址在20世紀的系統考察, 以及它與尼羅河古河道的位置關係的確定, 城市人口居住區的頭一次被詳細研究都是20世紀埃及考古工作的重要成就。

墓葬遺址的發掘之外, 最為重要的是居民遺址的考察。有兩個重要遺址最為引人注意:艾爾-阿瑪爾那 (El—Amarna) 和迪爾·艾爾-麥地那 (Deir el—Medina) 。這兩個遺址的發掘都不是20世紀開始的, 但卻都吸引了不同國家的考古學家到那裏去做長時間的考古挖掘。19世紀80年代阿瑪爾那楔形文字泥板被發現之後, 伍爾班·鮑日安特 (Urbain Bouriant, 1849—1903) 就在那裏工作並寫出了一部名為《太爾·艾爾—阿瑪爾那的兩日挖掘》的著作出版。接着來的是我們都熟悉的皮特里 (1891—1992) , 儘管他在這裏沒呆多長時間, 但很有成效。可很快他的成果就被由路德維格·鮑爾查特 (Ludwig Borchardt, 1863—1938) 率領的德國考古隊的成果所淹沒, 他們在這裏發現了雕塑家圖特摩斯 (Thutmose) 的房間, 裏面有非常著名的內芙爾提提 (Nefertiti) 的胸像和許多傑出的作品。20世紀20和30年代, 英國考古學家在這裏進行了幾個季節的挖掘和研究, 對埃及十八王朝晚期的歷史及這個短命首都的研究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到了20世紀90年代, 這個遺址的挖掘和研究工作又開始了新的一輪。迪爾·艾爾—麥地那是整個19世紀埃及發現的一個重要源泉, 在20世紀初意大利考古隊也來到了這裏, 之後, 喬治·米勒 (Georg Moeller, 1876—1921) 1911年到1913年也率領德國人前來。1917年, 開羅的法國東方考古所開始了他們在這個遺址的發掘, 中間儘管有中斷, 但還是一直持續到現在, 幾乎完全挖出了工人村和臨近的墓地 [2] (P28) 。

二、語言研究及年代學的發展

埃及學的兩大支柱一是考古, 二是語言。考古挖掘為埃及學提供材料, 語言的研究為埃及學研究解釋這些材料提供武器。古埃及語言的研究自1822年商博良成功地破譯了埃及象形文字, 經過了埃及學家們180多年的不懈努力, 其語言和文字的研究碩果累累。但是, 在商博良之後的近60年裏埃及語言的研究卻沒有取得什麼進展, 直到1880年厄爾曼 (Erman) 對晚埃及語的分析研究才開始了讓埃及語研究走上系統化的道路。他的研究為埃及學研究方法和成果奠定了埃及語言研究的堅實的基礎。進入20世紀以來, 語言的研究走向了系統完備和科學之路。

埃及語研究在20世紀最突出的成就是埃及語研究的成型和發展, 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阿多爾夫·厄爾曼 (Adolf Erman, 1854—1934) 和柏林學派 (包括K. 塞特, 1869—1934;G. 斯坦多爾夫, 1861—1951) , 得到了英國學者B.甘 (Gunn, 1883—1950) 和阿蘭·伽丁內爾爵士 (Sir Alan Gardiner, 1879—1963) 的支持。他們的主要研究工作和取得的成績大多都是在20世紀完成的。阿多爾夫·厄爾曼和赫爾曼·格拉泊 (Hermann Grapow) 在柏林出版了《埃及語詞典》 (Woeterbuch der aegyptischen Sprache) —部幾乎窮盡埃及象形文字的大型詞典。到這個階段後期, 古典埃及語法已典籍卓著非常系統, 這階段的第一個頂級之作是伽丁內爾的中埃及語語法 (1927年第一版) 。這是一部涉及數千個例證的埃及語法結構大全式的著作, 幾乎每一種語法結構都囊括在內了。儘管在一些技術性的細節上還有待進一步的完善, 但作為奠基式的著作對埃及語言研究的發展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特別是在詞法的完備上。

漢斯·雅閣布·普勞次基 (Hans Jakob Polotsky, 1905—1991) 和他的學派的研究成果構成了在第一階段研究基礎之上的發展, 被稱作埃及語研究的第二個階段, 其標誌是古典埃及語動詞句法的“標準理論”的提出。普勞次基的主要著作出版於1944、1965和1976年。

普勞次基的“標準理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動詞的名詞化, 二是句法上的對仗理論。在普勞次基之後, 語法研究的主要焦點是如何對待他的理論的問題。是融合、取代, 發展還是乾脆無視它的作為一個掌握了古典埃及語法全面模型概念的實用性。一些學者想要證明它的錯誤或者提出取代它的方法, 這些人中就有像J.P.阿蘭 (J. P. Allen) 、J.F.鮑閣霍特 (J. F. Borghouts) 、M.克里雅 (M. Collier) 、J.約翰森 (J. Johnson) 和T.瑞特 (T. Ritter) 這樣的學者。其他人則正好相反, 支持“標準理論”, 試圖讓這個理論的實用性擴展到更大的領域, 這些人中有L.德普伊特 (L. Depuydt) 、F.容格 (F. Junge) 、F.卡摩哲爾 (F. Kammerzell) 、H.斯特辛格 (H. Satzinger) 和W.申克爾 (W. Schenkel) 。此外, 還有許多人試圖走出“標準理論”語言結構的侷限, 創立新的方法來理解古典埃及語的句法, 嘗試一條結合語意和語用學的詞-句法的道路, 這些學者中有J.F.鮑閣霍特、M.克里雅、F.容格、A.羅普瑞諾 (A. Loprieno) 、P.維爾那斯 (P. Vernus) 、T.瑞特和W.申克爾。

“標準理論”和以前的方法之間的爭論焦點是句法的問題。阿蘭·伽丁內爾爵士假定埃及語基本上屬於閃語語法, 因此, 他根據這個假設斷定動詞詞法和句法的大多數重要的方面表現了時態, 就是説, 一些動詞形式是“完成時”, 而另一些則是“未完成時”。這個方法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裏讓人們據此完美而通順地翻譯了大量的埃及文獻, 但因為它沒有解釋埃及語法的一切方面而遭到一些學者的抵制。其實, H. J. 普勞次基作為“標準理論”學派的代表人物, 從來沒有創立自己的標準的埃及語語法體系, 但他卻將他的理論要點論述得極為清晰。其中一個要點是光憑藉詞法不足以據此完全正確地理解句法, 接着提出要根據句法研究詞法。詞法的變化只有在句法的框架內才能正確地理解, 而不是句法在詞法的框架內來理解。很明顯, 這是現代語言學的主要趨勢, 這個方法在方法論上也是站得住腳的。“標準理論”的中心是它的轉換體系, 根據這個規則, 動詞被轉換成名詞、副詞和形容詞。根據習慣的觀點, 這個轉換不僅是一個動詞偶然的用作名詞、副詞和形容詞, 而是認為這個動詞就是名詞、副詞和形容詞的一種特殊形式。這個轉換系統認為, 一些詞法上很容易看到的形式僅出現在特殊的句法中。然而, 儘管人們作了很大的努力, 至今仍沒人能夠證明這個假定條件形式的真實。此外, 許多動詞形式在轉換理論中充任了其他角色而不是分派給它們的角色。埃及象形文字不記輔音, 所以, 詞形的變化在文字中很難顯現, 這對普勞次基的理論是一個潛在的困難。

1994年, 沃爾夫岡·申克爾 (Wolfgang Schenkel) 出版了他的《圖賓格爾古典埃及語言與書寫入門》 (Tuebinger Einfuehrung in die klassisch-aegyptische Sprache und Schrift) 的第二版, 這本書沒有采用普勞次基的理論, 但卻把伽丁內爾的理論同後來的理論結合了起來。申克爾認為, 理解埃及語傳統語法的概念不斷處於變化當中, 沒有哪一個單一的理論能夠宣稱為正統。他在著作中詳細地討論了句法, 特別是動詞的句法結構。

在歷史學方面, 德國學者愛得華·梅亞 (Eduard Meyer) 、厄爾曼 (Erman) 和克特·塞特 (Kurt Sethe) 、英國學者弗朗西斯·盧埃林·格里非特 (Francis Llewellyn Griffith) 和阿蘭·伽丁內爾爵士以及捷克埃及學家加羅斯拉夫·切爾尼 (Jaroslav Cerny) 進行的研究工作建立了古埃及歷史的基本框架。20世紀一開始, 埃及年代學也取得了一個重要的成果, 其標誌是1904年, 德國學者梅亞發表的第一部全面而系統地介紹埃及年代學的專著《埃及年代學》 (Meyer, Eduard, Aegyptische Chronologie, Abhandlungen der K. Preuss, Akad. Der Wiss, Berlin, 1904.) 。梅亞的埃及中王國及以後的年表直到現在仍然是古埃及的標準年代學框架。1926年, 法國學者威爾 (Weil) 在巴黎發表了《埃及年代學的基礎、方法和結果》, 其結果是形成了埃及年代學研究的原始框架。之後, 著名年代學家帕克爾 (Parker) 於1950年發表的他的《古代埃及曆法》, 1971年又出版了《埃及的遺產》一書, 其中詳盡地闡述了古埃及年代學的材料、框架和研究方式, 為埃及年代學研究奠定了基礎。70年代以來, 年代學家就有爭議的歷史時期的年代學問題繼續進行探討,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三、中國的埃及學誕生髮展於20世紀

我國的埃及學研究開始於20世紀。儘管中國人對埃及的接觸可以追溯很早, 兩個文明古國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紀, 但僅限於域外見聞的記錄。真正的對埃及進行科學的研究, 我國第一人是夏鼐先生。夏鼐先生是浙江温州人, 1934年清華大學畢業。1935年去倫敦大學留學, 獲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1941年回國, 曾任北京大學教授, 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專門委員,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建國後, 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國家文物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等職。他在英國讀書期間曾跟隨英國考察隊在埃及進行過考古挖掘工作, 之後又在開羅博物館工作。他是我國第一個系統地學習古埃及語言的博士。

儘管夏鼐先生比較早地進入了埃及學領域的研究, 我國解放後也有自己的學者, 如劉文鵬先生多年對古埃及的研究, 但真正建立起這個學科卻是在20世紀80年代林志純 (日知) 先生於東北師範大學成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開始的。1985年, 我國史學界三位老先生周谷成、吳於廑和林志純鑑於我國在一些學科的遠遠落在世界同行的後面, 發出了填補我國埃及學、亞述學和赫梯學等學科空白的呼籲, 在《世界歷史》上發表了《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國的空白必須填補》的文章。接着又在《世界古典文明史雜誌》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1986, Changchun) 用英文發表了此文。從此, 埃及學作為一個真正跟世界接軌的以埃及象形文字和考古成果為基礎的科學的埃及學學科在中國建立了起來。東北師範大學為我國培養了一批埃及學的研究者。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等教學科研機構也先後有由東北師範大學培養的學者所開闢的埃及學教學和研究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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