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區史前生業格局下的凌家灘文化_風聞

**摘要：**凌家灘文化中凌家灘和韋崗兩處遺址的動物遺存保存狀況較差，動物考古的種屬鑑定和數量統計數據存在“偏差”，不利於科學解讀該文化史前生業狀況。我們以區系類型的觀點為指導，將其放諸於長江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區史前文化框架內，從生業發展的角度對該文化獲取和利用動物資源的方式進行探討。我們認為：凌家灘文化史前居民已開始家畜飼養，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野生資源，作為中心聚落的凌家灘遺址中家畜飼養或已成為主要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其重要性要較狩獵和漁撈方式為重，家養動物來源多樣，除本地供應外，也可能存在周邊一般聚落的輸入；一般聚落以韋崗遺址為代表，家畜飼養方式所佔比重可能略低。

凌家灘文化的年代為距今5600年~5300年，它在探索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中具有標誌性地位，由動物遺存着手開展動物考古學研究，有助於我們瞭解該文化史前居民在特定環境下對動物資源的獲取和利用方式，進而探討生業方式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古代動物羣在死亡之後掩埋地下，會受到埋藏環境的影響，埋藏學因素甚至會嚴重干擾我們對古代動物羣進行復原。在對凌家灘文化中凌家灘和韋崗兩處遺址考古發掘過程中，我們注意到動物遺存整體埋藏狀況較差，認識到這與當地酸性土壤不利於動物遺存的保存密切相關；此外，土壤粘性較大，骨骼破碎且包裹其中，常用的採樣方法如干篩法、濕篩法和浮選法等均不能很好地採集小型或破碎動物的骨骼。由此，在實驗室鑑定和分析階段，動物考古學種屬鑑定和數量分析的結果就出現了明顯的“偏差”現象，譬如：動物種屬構成偏於簡單、各種屬動物的相對比例嚴重失衡等。

如何對凌家灘文化動物考古學研究中的“偏差”數據進行校準？袁靖先生主張用區系類型的觀點指導動物考古學研究，以揭示不同考古學文化獨特的物質性特徵：“所屬年代相同、所處區域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之間，各自具有較為明顯的特徵，區別較大；同一區域、在時間序列上具有前後關係的考古學文化之間，往往存在延續或繼承關係，有一定的同一性”。因此，我們可以通過系統研究長江下游地區和淮河中下游地區史前時期各考古學文化的生業狀況，通過歷時性和共時性的比較，以更為科學地復原凌家灘文化史前先民獲取和利用動物資源的方式。

一、長江下游地區和淮河中下游地區史前生業的歷時性和共時性觀察

凌家灘文化地處長江下游地區，與淮河流域中下游地區也存在密切文化聯繫，因此，筆者重點着眼於這兩個地區，藉助於已發表且經過較為科學動物考古學研究資料，探討史前居民獲取和利用動物資源的方式。

早在1959年，長江流域的考古發現還相當有限，夏鼐先生已指出要關注其生業狀況（物質文化貢獻）。近十年來，這一地區考古工作的推進引發學者們對其史前生業狀況多有研究。袁靖、潘豔和羅運兵分別通過對已發表長江下游地區考古遺址所進行的動物考古學和植物考古學研究資料進行梳理，認為該地區史前生業呈逐步發展的態勢，家畜飼養與史前文化協同發展，同時也被動發展於生態環境的變化和自然環境資源的豐裕程度。李映福通過對長江下游地區史前考古遺址出土狩獵工具（主要是鏃）和農業生產工具在數量、材質、器型和形制上的變化，並結合相關動植物遺存資料，認為跨湖橋文化至河姆渡文化時期生業以狩獵採集為主、兼營小範圍稻作農業，而自馬家浜、崧澤文化至良渚文化，農業經濟持續高漲與狩獵採集經濟下降並行發展，最終形成良渚文化時期的廣域農耕經濟體系。

在淮河中下游地區，戴玲玲在對侯家寨和後鐵營遺址史前先民獲取和利用動物資源方式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對淮河流域以家豬為代表的家畜飼養方式進行歷時性觀察，認為淮河流域史前時期家豬飼養業呈發展的態勢，淮河下游地區發展程度要高於中上游地區，但直至龍山文化時期，狩獵經濟仍為獲取動物資源的重要方式。張愛冰對淮河流域史前時期動物馴化和祭牲使用進行了歸納，認為應當重視淮河流域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在中國家豬起源中的重要性輥輯訛，但受限於材料，未能很好地解決該流域家牛和家羊的起源問題。

在此，我們將長江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區已公佈的、較為詳細的動物考古研究結果進行再分析並彙總（附錄一和附錄二），在對各遺址動物考古研究資料進行梳理的基礎上討論各考古學文化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

1.長江下游地區史前居民獲取動物資源方式的歷時性觀察

長江下游地區主要考古學文化及年代序列為：跨湖橋文化（距今約8200年~7000年）、馬家浜文化（距今約7000年~60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約7000年~6000年）、崧澤文化（距今約5900年~5200年）、良渚文化（距今約5200年~4200年）和馬橋文化（距今約3900~3100年）。

現有資料表明，長江下游地區家畜飼養方式在跨湖橋文化時期已經開始，家養動物種類包括豬和狗兩種（事實上，在整個史前時期，長江下游地區家養動物的種類可能僅限此兩種動物，家養水牛、家羊和家雞等尚未出現於該地區），就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動物考古學研究結果看，以豬和狗為代表的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羣中所佔的比例未超過30%（在河姆渡文化中所佔比例更低至不足20%），並且還有一定數量的野豬，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整體上以漁撈和狩獵為主，家畜飼養方式規模較小、發展緩慢。良渚文化時期，整體而言，家畜飼養業規模擴大，發展迅猛，成為主要的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家養動物所佔比例劇增到50%或以上，但是，家畜飼養業發展不均衡，越靠近政權中心區，家養動物所佔比重越高。馬橋文化時期，家養動物所佔比例回落到30%甚至更低，家畜飼養業旁落，漁撈方式成為主要的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

2.淮河中下游地區史前居民獲取動物資源方式的歷時性觀察

淮河中下游地區主要考古學文化及年代序列為：雙墩文化（距今約7300年~7000年）、龍虯莊文化（距今約6600年~55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約6100年~4600）和龍山文化（距今約4400年~4000年）。

現有資料表明，中國家豬起源於淮河上游地區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其年代為距今9000年左右。淮河中下游地區史前居民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呈逐步發展的態勢：家養動物所佔比例穩步提高，其種類也有所增加。雙墩文化時期，野生動物所佔比重最高，而以豬和狗為代表的家養哺乳動物所佔比例較低，可能不足30%，這表明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以狩獵和漁撈為主、家畜飼養方式為輔。龍虯莊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時期，家養動物所佔比例在40%左右，家畜飼養方式整體上得到發展，但是，龍虯莊遺址由早到晚呈現出養豬業衰退（家豬最小個體數所佔比例由早期的57%下降到晚期的27%）而稻作農業穩步發展的相背離現象，其背後的原因可能在於該遺址周邊相對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弱化了家畜飼養業的發展。龍山文化時期，家養與野生動物持平，並出現了新引入的家養動物種類——黃牛，家畜飼養業已成為主要的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

綜上，兩個地區史前居民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野生動物資源，漁獵方式所佔比重較高，家畜飼養方式並未佔據絕對優勢的地位。但是，二者的發展軌跡又呈現出明顯不同：長江下游地區家畜飼養方式緩慢發展、達到高峯又再次回落；淮河中下游地區家畜飼養方式穩步發展、但在一定範圍內也有小幅倒退。依據袁靖先生提出的“被動發展論”，即中國史前先民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及轉變主要受到兩個變量的制約，一是史前先民對肉食資源的需求量，二是遺址周圍野生動物資源的狀況，因此，遺址周邊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在一定程度上會限制和阻礙家畜飼養業的發展，而家畜飼養作為一種能夠獲得穩定而充裕動物資源的手段，文化和社會的發展會帶動和強化其發展。

二、凌家灘文化史前居民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的再探討

凌家灘文化是一支以製作大量精美的玉器和石器、出現大型祭壇和貴族墓地、產生中心和一般聚落等為主要內涵的史前文化，凌家灘遺址是由眾多一般聚落（如韋崗遺址）支撐的中心聚落，“在長江下游，凌家灘人是首先走上了文明化道路的先鋒隊”。凌家灘遺址近年考古發現的大型紅燒土建築遺蹟、祭祀區和居住區之間長達2000多米的人工圍壕、維繫玉器和石器手工製作等均需建立在一定的生業基礎之上。

長江下游地區與凌家灘文化年代相當或關係密切的考古學文化主要有：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淮河中下游地區主要有：龍虯莊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已有研究表明凌家灘文化與這些文化關係密切或存在淵源關係。根據家養哺乳動物和野生哺乳動物的相對比例，上述考古學文化中家畜飼養方式所佔比重的狀況可分為兩組：第一組，以崧澤文化、龍虯莊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為代表，家養動物所佔比例在30%或以下，表明漁獵方式為主，家畜飼養方式處於從屬地位；第二組，以良渚文化為代表，整體上家養動物所佔比例在50%或以上，表明家畜飼養方式已成為主要的方式，但良渚文化內部中心區和一般聚落生業發展不均衡，中心區家畜飼養業佔據絕對優勢地位，而一般聚落家畜飼養業發展較弱、生業狀況無法支撐中心區的發展。

由此，我們對凌家灘文化史前居民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的認識如下：

（1）凌家灘文化家畜飼養方式佔據重要地位，但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賴漁獵方式

周邊同期與之關係密切的考古學文化在生業上都顯示出對野生動物資源的依賴，由此，從生業發展的角度而言，凌家灘文化中家畜飼養方式所佔的比重不能過高評估，並沒有如數量統計結果所顯示的一樣佔到83%以上、佔據絕對主導地位。事實上，環境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表明凌家灘文化中對野生資源的獲取在生業活動中佔有重要地位：環境考古學研究表明凌家灘遺址史前地貌環境與良渚遺址相似，凌家灘三面臨水，與河流相連，周邊有豐富的水陸野生動植物資源和便利的水運交通可供利用，刻槽盆內澱粉粒的分析結果也印證了這個推論：凌家灘先民由依賴薏苡和未定禾本科植物轉向加強對小麥族、櫟屬、豇豆屬和根莖類植物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野生植物的採集應是凌家灘文化生業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凌家灘文化史前居民已經開始了家畜飼養，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賴於野生動植物資源。

（2）凌家灘文化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生業發展不均衡

凌家灘遺址作為中心聚落，它和以韋崗遺址為代表的一般聚落在獲取和利用動物資源的方式應存在不同。作為中心聚落的凌家灘遺址中家養動物的種類包括豬和狗，家畜飼養方式或已成為主要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其重要性要較狩獵和漁撈方式為重，其家養動物來源多樣，除本地供應外，也可能存在周邊一般聚落（如韋崗遺址）的輸入；作為一般聚落的韋崗遺址，家養動物的種類主要是豬，家畜飼養方式所佔比重可能略低。

三、結語

為更好地解讀凌家灘文化史前居民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我們通過對已公佈長江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區動物考古學研究資料進行梳理，就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進行歷時性和共時性觀察，兩地的共性體現在對野生動物資源的依賴上，但發展軌跡明顯不同：長江下游地區家畜飼養方式緩慢發展、達到高峯又再次回落，淮河中下游地區家畜飼養方式穩步發展、但在一定範圍內有小幅倒退。

在此基礎上，我們對凌家灘文化史前先民獲取動物資源方式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凌家灘文化已經開始了家畜飼養，但對野生動植物資源的獲取仍佔有很高比重；作為中心聚落的凌家灘遺址中家畜飼養方式或已成為主要獲取動物資源的方式，其重要性要較狩獵和漁撈方式為重，其家養動物來源多樣，除本地供應外，也依靠於周邊聚落的輸入；一般聚落以韋崗遺址為代表，已經開始家畜飼養，家養動物主要種類為豬，家畜飼養方式所佔比重可能略低。

附錄一長江下游地區考古遺址出土動物種羣及比例的歷時性變化

主要就長江下游地區各遺址動物種羣出土狀況以及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按時間早晚分述如下。

1.跨湖橋遺址屬於跨湖橋文化，距今約8200年~7000年，可分為早、中、晚三期，出土動物種羣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節肢綱、硬骨魚綱、爬行綱、鳥綱和哺乳綱動物，就可鑑定標本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的比例由早期的31%、到中期的22%、再到晚期的16%，就最小個體數而言，比例由早期和中期的29%、到晚期的23%。

2.傅家山遺址屬於河姆渡文化，距今約70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豬，野生動物包括硬骨魚綱、鳥綱，爬行綱和哺乳綱動物，就最小個體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的比例為15%。

3.河姆渡遺址屬於河姆渡文化，距今約7000年~65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腹足綱、瓣鰓綱、節肢綱、軟骨魚綱、硬骨魚綱、爬行綱、鳥綱和哺乳綱動物，以野生動物為主。

4.田螺山遺址屬於河姆渡文化，距今約7000年~55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魚綱、爬行綱、鳥綱和哺乳綱動物，就可鑑定標本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為7%。

5.樓家橋遺址屬於河姆渡文化，距今約6700年~65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爬行綱和哺乳綱，狩獵和家畜飼養同為重要的獲取肉食資源方式。

6.羅家角遺址屬於馬家浜文化，距今約70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瓣鰓綱、硬骨魚綱、爬行綱、鳥綱和哺乳綱動物，以野生動物為主。

7.圩墩遺址屬於馬家浜文化，距今約6400年~49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腹足綱、瓣鰓綱、硬骨魚綱、爬行綱、鳥綱和哺乳綱動物，就可鑑定標本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為30%。

8.崧澤遺址屬於崧澤文化，距今約5800年~51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硬骨魚綱、爬行綱和哺乳綱動物，就可鑑定標本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為30%。

9.南河浜遺址屬於崧澤文化，距今約6000年~51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豬，野生動物主要是哺乳動物，以野生動物為主。

10.福泉山遺址以崧澤文化為主，距今約5600年~53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主要是哺乳綱動物，以野生動物為主。

11.塔山遺址屬於良渚文化，距今約5900年~56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豬，野生動物主要是哺乳綱動物，就可鑑定標本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為24%。

12.龍南遺址屬於良渚文化，距今約5400年~48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腹足綱、瓣鰓綱、硬骨魚綱、鳥綱和哺乳綱動物，就可鑑定標本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為70%。

13.綽墩遺址屬於良渚文化，距今約5300年~41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魚綱、爬行綱和哺乳綱動物，就最小個體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為50%。

14.少卿山遺址屬於良渚文化，距今約5300年~41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豬，野生動物包括魚綱、爬行綱和哺乳綱動物，就最小個體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為75%。

15.馬橋遺址包括良渚文化（距今約5000年~4000年）和馬橋文化（距今約3300年），良渚文化時期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腹足綱、瓣鰓綱、軟骨魚綱、爬行綱和哺乳綱動物，就可鑑定標本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為23%，就最小個體數而言，比例為56%，馬橋文化時期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瓣鰓綱、軟骨魚綱、硬骨魚綱、爬行綱、鳥綱和哺乳綱動物，就可鑑定標本數而言，馬橋文化早期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為8%，馬橋文化晚期為13%，就最小個體數而言，馬橋文化早期為16%，馬橋文化晚期為28%。

附錄二淮河中下游地區考古遺址出土動物種羣及比例的歷時性變化

主要就淮河中下游地區各遺址動物種羣出土狀況以及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按時間早晚分述如下。

1.雙墩遺址屬於雙墩文化，距今約7300年~71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腹足綱、瓣鰓綱、硬骨魚綱、爬行綱、鳥綱和哺乳綱動物，以野生動物為主。

2.石山子遺址可分為兩期，一期為雙墩文化，距今約6900年左右，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豬，野生動物包括腹足綱、瓣鰓綱、硬骨魚綱和哺乳綱動物，就最小個體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為34%。

3.侯家寨遺址可分為兩期，一期為雙墩文化，距今約6900年左右，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瓣鰓綱、硬骨魚綱、鳥綱和哺乳綱動物，就可鑑定標本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為56%，就最小個體數而言，比例為52%。

4.萬北遺址包括雙墩文化和青蓮崗文化，距今約6500~64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瓣鰓綱、硬骨魚綱、爬行綱和哺乳綱動物，就最小個體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由67%到88%。

5.龍虯莊遺址屬於龍虯莊文化，距今約6600~55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腹足綱、瓣鰓綱、硬骨魚綱、爬行綱和哺乳綱動物，就最小個體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為53%。

6.後鐵營遺址屬於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約6100~5000年，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腹足綱、瓣鰓綱、硬骨魚綱、鳥綱和哺乳綱動物，就可鑑定標本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為43%，就最小個體數而言，比例為33%。

7.尉遲寺遺址包括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約4800~4600年）和龍山文化（距今約4400~4000年），大汶口文化晚期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和豬，野生動物包括腹足綱、瓣鰓綱、硬骨魚綱、爬行綱、鳥綱和哺乳綱動物，就最小個體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為45%，龍山文化出土動物種屬中家養動物為狗、豬和黃牛，野生動物包括腹足綱、瓣鰓綱、硬骨魚綱、爬行綱和哺乳綱動物，就最小個體數而言，家養哺乳動物在哺乳動物中所佔比例為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