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註定是王健林的水逆之年_風聞

撰文**/**陳鄧新

編輯**/** 黎文婕

“首先，有錢。”

這是2015年王健林赴哈佛大學演講時，坦承財大氣粗是萬達展開一系列海外併購的競爭力，五年過去了，王健林卻陷入頻頻籌錢的困局。

2020年，萬達先後拋售世界鐵人公司、寶貝王、位於芝加哥的房地產項目等價值超70億元的資產，而萬達電影也在資本市場定增43.5億元。

不但外延業務受挫，就連萬達的“現金奶牛”商管業務也黯然失色：營業收入與淨利潤雙雙大幅下滑，更為糟糕的是缺錢了，2020年4月~7月萬達商管發行了四筆中期票據，面額為50億、20億、50億與35億元，而9月4日正式發佈公司2020年第一期公司債募集説明書，面額為45億元。

這意味着萬達商管在短短5個月募集200億元資金，而2018年~2019年其總計募集不過15億元，呈現冰火兩重天的反差。

萬達商管為何如此差錢？又該如何突圍？從商管剝離出來的地產業務，能否成為下一個“現金奶牛”？

2020年，註定是王健林的水逆之年。

三大經營危機壓頂

“王健林的牌越打越薄。”某私募投資部經理陳聽濤如是説。

盈利穩定、現金流充沛的萬達商管，在王健林商業帝國中長期發揮着基石的作用，支撐着萬達商業體系正常運轉，也是王健林父子敢於浪的底氣所在。

然而，這一切卻在悄然生變。

萬達商管2020年中報顯示，實現營業收入172.75億元，同比下降47.73%；淨利潤63.9億元，同比下降36.22%；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主業）淨利潤18.1億元，同比下降59.23%；公司有息負債規模為1817.79 億元，其中一年內到期為656.97億元，償債壓力頗大，對此大公評級認為：“短期有息債務規模仍較大，仍面臨一定償付壓力。”

萬達商管2020年中報數據

營業收入與淨利潤雙雙大幅下滑，究其原因為受疫情的“長尾效應”影響，導致租金收入鋭減、商鋪難以銷售而資本開支依舊，疊加之下萬達商管遭遇寒冬也在情理之中。

有知情人士於網上透露：“上半年萬達商管收取的租金約130億元，而去年一年租金收入是450億元左右。”

而公開資料顯示，王健林的預期是每年開業40~50 個萬達廣場，截至2020年6月30日有24個萬達廣場在建，不過如今王健林的打法是“輕資產”開發模式，也就是投資方出錢、萬達提供品牌、招商、管理等，租金收益雙方按比例分成。

對這個突圍方向，也有市場人士表示質疑，譬如資深地產專家薛建雄公開表示：“這幾年整個市場嚴重供過於求，萬達廣場也沒有什麼優勢了。”

此背景下，萬達商管1.16億元的現金流就格外令人矚目。

需知，2017~2019年的現金流分別為255.84億元、293.00 億元與168.05 億元，這意味着萬達商管現金流出現斷崖式暴跌。

“萬達商管的現金鍊處於緊繃狀態，考驗着萬達商業體系的穩定性。”陳聽濤表示萬達商管200億募資的背後是居高不下的負債壓力與經營壓力，“現金好比企業的血液，一旦處於貧血或失血狀態，不利於企業健康發展。”

更為糟糕的是，在疫情之前萬達商管的淨利潤就呈現增長乏力的格局，萬達商管2012年以來淨利潤幾乎沒有增長，在200億元~330億元波動成為常態。

陳聽濤進一步表示，萬達商管諾將於2023年10月底前實現上市，然而缺乏盈利成長空間，無法提供想象力，又憑什麼取悦資本市場？

剝離而出的萬達地產能破局嗎？

萬達商管走到懸崖的邊緣，而2019年年底從前者剝離出來的萬達地產能接棒、撐起王健林的商業帝國嗎？

“萬達玩的是空手道，一分錢不出就能掙錢。”王健林曾在一次公司年會上毫不掩飾地道出經營之道，“什麼清華北大，都不如膽子大。”

萬達創始人王健林

憑藉敢打敢衝，王健林在地產界名聲鶴起一度榮登中國首富，之後向文化方向轉型，地產業務也年年縮水，最終放棄住宅地產、專注商業地產。

2019年萬達地產，全年銷售566.8億元，位列行業第59位，與6000億元級頭部房企相比掉隊明顯。

如今，地產集團與文化集團、商管集團並列，王健林將突圍的希望寄託在萬達地產身上，定下1000億元的KPI目標，意圖重回TOP 20。

為了實現1000個“小目標”，萬達地產不斷開疆拓土，2020年上半年註冊了28家地產公司，拿下來28宗土地，58.07%的土地性質為“居住、商業”，40.91%的土地性質為“商業”，1.02%的土地性質為“文化設施”。

時也，命也。

2020年房地產行業也遭遇水逆，雖然局部過熱但整體並不景氣，公開數據顯示，2020年上半年TOP 100房企累計實現銷售金額5.1萬億元，同比下滑2.7%，而累計銷售面積3.7億平方米，同比下滑2.7%。

有接近萬達的人士對外透露，萬達地產2020年上半年銷售額不足300億元，全年目標完成率不足30%。

下半年銷售形勢有所好轉，然而又碰到監管層加碼。

一是，劃下“三條紅線”，房企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不得大於70％；房企的淨負債率不得大於100％；房企的“現金短債比”小於1。

假如觸犯其中一條，則會被劃為黃色檔，有息負債規模年增速不得超過10%；觸犯其中兩條，則會被劃為橙色檔，有息負債規模年增速不得超過5%；三條都觸犯，則會被劃為紅色檔，有息負債規模不得增加。

某公募基金公司執行董事劉旭凌告訴鋅刻度：“新規確實從更深層次的報表細節上面限制了地產公司的融資，一改過去模糊的政策限制描述，直接從財務報表中對企業的負債端的三個層次進行了明確和細化，給地產企業的融資，特別是以地產為主體的銀行流動資金貸款和發債的融資帶來了限制。”

劉旭凌進一步表示，對部分房企而言，通過融資加高槓杆以謀求高速發展的願景可能要落空。

二是，2020年9月初住建部再次公開工作要點“堅持房住不炒定位，落實城市主體責任，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事實上已有14個局部過熱的城市被住建部約談。

這意味着，萬達地產恐難以完成王健林的KPI考核，從2020年7月6日萬達地產總裁呂正韜提出辭職，也可從側面獲得印證。

困境背後，是王健林性格所然？

萬達商管受挫，萬達地產受阻，王健林為何那麼難。

相當長一段時間，王健林好高騖遠，頻頻大手筆併購，涉及影視、文化、海外地產等項目，導致戰線拉長，各處戰場吃緊，最終於2017年遭遇流動性危機，王健林不得不斷臂求生：“2017年是萬達集團歷史上難忘的一年，萬達經歷了風波，承受了磨難。”

當下，在萬達地產身上依然可以看到熟悉的配方合、熟悉的味道：拿地單價並不高，但總價不低，動輒數十億元、上百億元，對現金流提出了嚴峻的考驗。

譬如，2020年萬達地產欲投資200億元建設長春國際影都，這是多年以前500億元投資青島東方影都的翻版，依然祭出的是“影視拍攝基地+主題樂園+住宅”打法。

然而青島東方影都的發展並不預期，多家媒體報道，住宅賣的不錯，但整體並未盤活，特別是電影拍攝需求不足，不得不向電視劇、綜藝需求靠攏，《創造營2019》就是在青島東方影都拍攝的。

再譬如，2017年王健林宣佈旗下電商“飛凡網”要力爭在2018年實現盈利，2020年利潤超百億元並實現上市，卻不想一年之後業務就基本上涼涼，三年之後正式註銷。

風投人士Vesting告訴鋅刻度：“電商是燒錢的貨，但不是僅靠燒錢就OK的，萬達勝在坐擁豐富的線下商業資源，然而挑戰在於缺乏電商基因，這不是靠大手筆投入、挖人就能解決的，更為糟糕的是決策層初期目標定得過於宏大，執行時未有變通，不接地氣的後果就是耗費巨資引來的流量，難以沉澱下來，主要依賴各種優惠活動維繫黏性，從而導致成本越來越高。”

言外之意，管理僵化也是一個敗筆。

事實上，萬達商管在探索電商化時就受制於權限不足，戰略決策、主攻方向等仍需王健林拍板，這與互聯網思維格格不入。

萬達電商第一任CEO、互聯網老兵龔義濤曾委婉地透露：“在萬達，通常先用PPT的模式向領導請示彙報，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領導批准才能做，我們互聯網企業出身的人沒有這個習慣，我們的思維模式是發散型，即想到哪裏就説到哪裏。”

萬達電商第一任CEO龔義濤

王健林在影視、電商、教育、體育、地產、商業等多個賽道不順，或多或少都有好高騖遠、管理僵化的影子，未來能否走出陰影仍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從這個角度來看，王健林的“冬天”還未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