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邊境衝突會升級嗎？ 預測和分析需要共情，認知和代入_風聞

一箇中國國際關係學者，研究問題首先需要什麼能力？是爛熟國際關係理論嗎？錯。首先，要有共情能力，充分理解現實中的中國社會，其次要有相當認知本質能力，能把握國際上各個國家的本質特點。再次，要有足夠的代入能力，深入理解所謂國際關係理論以及專有名詞背後的歷史時空和政治邏輯。

有些偽專家喜歡嚇唬人，一張嘴就是一套舶來品名詞定義，從塔西佗陷阱到修昔底德陷阱再到金德爾伯格陷阱；或者脱嵌，利益相關者，公共產品，錯配，結構性矛盾，非傳統安全。不能預測，只是解釋而已，用名詞來加持。其實這個世界最不值錢的就是解釋，因為解釋者會修改事實，會削足適履。結果已經發生，一切解釋都是容易的，解釋不值錢。

擅長解釋的往往不能預測，不能打，沒什麼用處。

遺憾的是，或許因為中國過於複雜，能夠深刻理解現實中國的學者寥寥無幾。舉個例子，我在三月份提到一個現象《為什麼體制外的自幹五越來越多》。這個現象，其實是不為社會學家們所觀察和認知的。儘管大家都混跡於一個社會中，一個網絡下，但是在廣大精英的角度，他們實實在在真不知道，身邊的中國普通人的真實情緒和態度。再比如，隨着疫情形勢的好轉，黨和政府的威望達到極其高水平，關於這個現象，如果僅僅停留在簡單的瞭解知道的層面上，而不去仔細想想這意味着什麼，會導致什麼，那簡直不配研究社會學。因為缺少共情能力和接近社會的有效方法，導致自命不凡坐而論道的高學歷高見聞無知學者越來越多，紙上談兵，難堪大用。

關於域外國家的本質研究，必須要有合適的工具以超越龐雜的所謂信息而把握關鍵點，比如，有人説，當下美國是治理危機的問題，而不是政治制度危機的問題。這種論斷其實毫無價值，因為治理危機與政治制度危機，是普遍聯繫，互相轉化的。今日之治理危機導致他日之政治危機進而演變成政治制度危機並不鮮見。咬文嚼字無助於認識世界，從名詞出發而不是從使用出發，是學者與實踐者的本質區別之一，前者只能講課而後者才能服務於實踐。認知本質的能力來自於能動思考而不是單純佔有觀點或者現象。不能從龐雜的現象中找出有意義的規律，反而滿足於傳播現象的簡單解讀，這是學者的大忌。

沒有代入能力，因此只剩下一些想當然的概念。舉個例子，當你閲讀抗美援朝的史實，想象一個昨天還不配吃大米，剛剛能吃上飽飯的不識字的翻身貧苦農民，在戰爭中看到武裝到牙齒富的流油的美國軍人舉手投降，他內心的感受會是何等的豪邁和得意？你無法想到這個，你就無法理解五六十時代的中國軍人和中國政治家何以敢於喊出“人在陣地在”“人定勝天”，無法理解鋼少氣多，你也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勇氣。你體驗過匱乏，才能代入貧窮的無奈邏輯中感受為什麼會有人自殺會有人造反，你瞭解了宗教，體驗了有神論者的生活，你才能代入理解何以意識形態可以造就一個新世界或者摧毀一箇舊世界。你經歷過恐懼，才能意識到為什麼會有烏合之眾的形成和瓦解，會有內戰和屠殺。你體驗過今年疫情，你就能理解何以中央決策之英明。代入是政治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根本能力，而歷史，恰恰是國際關係學者的基本功。代入能力來自天賦而不是單純的資料佔有，因為你沒辦法做到體驗一切。深入理解這個世界需要豐富的閲讀和提問，佔有史實和豐富的閲歷經歷以及天賦。拿着政治學學歷可以找到好的工作，但是十之八九未必能夠勝任。只有代入，才能找到歷史邏輯，才能形成觀察直覺。這是前提。否則，就會誤會歷史，誤會當下。

我以前講過，如果國際關係專家不能預測或者不願預測，那就是尸位素餐，就是瀆職。這是職責。你得告訴這個世界你的看法，告訴人們會發生什麼。

面對未來新世界，我們每個人都在問，會怎樣，然後才是為什麼。因為這是身家性命所在，恆問恆新。無法求人，只好求己。這就是成長。

當我們觀察時事，試圖找出某種確定性時，我們實際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基本前提，那就是追求熟悉研究對象。這裏的熟悉不是簡單的瞭解和接觸感受。這裏指，你一定要充分的建立對研究對象的決策邏輯和行動邏輯以及執行邏輯的相對足夠的認知。你可能很熟悉某個社會，但是因為你不研究這個社會的決策行動執行邏輯，你建立的只是一些感性認識，這些認識無助於你判斷它的下一步行為，反而可能干擾你的判斷結果。

中國社會的邏輯是什麼呢？這個問題，不要説身在海外的華人學者，即使很多日常研究中國的內部專家也沒有建立足夠的認知。那麼，當時代演變的時候，就一定會出現誤判。我們內部很多行政官員在面對實際工作的時候，會在根本性的原則問題上犯錯誤，不是因為能力，而是因為認知。當你習慣於以行政方式推進工作，你就面臨法律和道德上的風險。當你過於強調個人的利害，你就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這些都是人們習以為常的，但是很少有人專門去思考。海外學者瞭解的中國是片面的，那麼他就會在預測的時候陷入一個主觀陷阱，當實際表現不同於他的預測的時候，他就會產生困惑，進而影響他的下一步判斷。當下有個更麻煩的現象是，大量的學者其實是圍繞飯碗而不是求真在工作，那麼，理性人的選擇就決定這樣為了發表意見存在的專家自動變成偽專家。

中國的政治決策邏輯是，堅持黨的領導，也就是堅持黨領導社會。黨對社會的領導不是通過協商來完成的，是通過至高命令的形式來進行的。它的領導有兩個特點，一是絕對權威二是通過黨組織推動。它和社會的其他意識形態之間不是平等的關係。黨高於其他實體力量，這是百年政治鬥爭博弈的結果。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這句話除表面意思外，還有一層，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才能建設中國。救亡圖存，其實一直在路上。中國的近代史為救亡圖存提供了絕對合理性。從上到下，絕大多數人都會本能反對資產階級多黨制和議會民主道路，因為這一定會帶來分裂和內戰。香港和台灣的民粹政治就是明證。在內地人民心目中，香港和台灣已經從正確的明星落成了反面典型，這一點，這兩個地方的人民和精英，以及海外的精英根本沒有認知到，也無法認知到。這就埋下了誤判，也就是玩火自焚的危險。

中國的行動邏輯是，以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嚮往為中心，以國家繁榮強盛為目的，以促進社會團結為前提，積極主動對標。無論是向內還是對外，這個邏輯是指導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還有一個特點是，除非火燒眉毛，否則不會主動追求過大的行動。也就是説，凡是行動，一定是反覆醖釀的補救之舉。當一件事情在中國得到快速推進的時候，往往不是基於預期，而是為了補救。比如，體現在互聯網金融上，當政府主導推進的時候，是為了補救傳統金融不能服務於小微毛細末端的弊端，但是當互聯網金融失控的時候，取締和打擊就是為了不得不回應社會關切。這時的行動邏輯突出強調回應人民關切，但是本質上是維護社會團結。中國善於長於面對問題想辦法，找對策，解決問題。

中國的執行邏輯是，高度一元化的垂直體系為主，每個時期圍繞一兩個目標，也就是，一個時期內一個環境下只追求一兩件事，務求成功。資源，時間，精力基本集中在少數事情上。集中力量做大事不僅僅是一個宣傳，其實也是一個基本方法。科層和集中之間，效率和目標之間，經常是按照目標的重要性展開邏輯的，所以，中國黨和行政體系內的各層輕易不會發表超出個人職責和地位的指示，看上去顯得缺少個性和能力，其實恰恰是一種本能的政治自覺，是一種特有的覺悟。在執行中，強調唯上和服從。追求也能做到政令統一，這是典型的行政邏輯，這個是特點。

回到國際時事觀察，任何一國，外交當然是內政。但這句話未必能被人正確理解和認識。針對不同的對象國，或者不同的歷史時空，這句話的內涵和外延大不相同。

以中國為例，建國初期的外交具體就是為團結人民，提高士氣，爭取中國生存空間為重點。因為在外部敵人遠遠多於朋友，國家實力有限，所以表現就是，強調尊嚴和意識形態，是以外部對抗為目的展開工作，是內部政治驅動。

但是改革開放以後，外交就由一個高度專業化壟斷化的事業流變成了泛泛的存在。專業人員的來源和工作範圍以及工作內容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外交不再單純是內部政治，而是內部利益驅動。簡單來説，當外交服務於國內經濟建設，外交的對象，內容和目的就發生了變化。

這些討論意在説明，不能脱離歷史時空來研究歷史，也不能脱離時空邏輯來使用抽象總結性結論。你得有意識，有辦法回到歷史之中去。

我們來看看當下美國的內政和外交

美國立國以來，外交始終在流變，可謂是典型案例。提請各位注意，國務院和國務卿的概念。

如果扯到美國外交歷史，這個話題太大，我表示蒼白無力和懶。

我在這裏簡化為，當下美國政府的政治邏輯，行動邏輯以及執行邏輯。還加上一個，那就是美軍的行動邏輯和執行邏輯。

只有建立對這四個方面的足夠認知，才能得出有建設性的意見。

你不能只圍繞唯物主義辯證法，資本主義，資產階級，資本家來討論問題，那個不是國際時事觀察者的具體工具的全部，你還得有其他一些趁手的方法和思路以及角度。好比，你想知道微觀世界，除基本只是外，你得有並且掌握電鏡的使用，當然，它也可以幫助你成為大學校長和一代宗師。沒有電鏡，你無從討論微觀世界是怎麼運作的，比如認識微生物。

名詞經常變換，這是人類文化學科的特點。無論怎樣，名詞應該是為實質存在的，而不是為了讓人糊塗。有些假説不能拿來直接使用，比如“美國的經濟獨立於政治和文化以及其他因素之外，具有獨立的運行規律，所以疫情影響不太大”。如果秉持這種觀點，你就會得出疫情不會打斷美國經濟的結論，但是顯然，這已經被事實證明就是謬誤。多説一句，事實打臉，我們就應該能判斷出發表這種見解得所謂學者的含金量。其實一般專家學者都普遍接受事物普遍聯繫的觀點，但是在具體運用上，經常出現背離或者違反，這是因為大部分學者沒有真正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分辨能力，也就是共情，認知本質和代入能力。很多所謂當下智庫，其實更像是股票市場上的基金，抱團取暖生存，它排擠散户但是又跟不上國家隊。

上面兩段意在説明，很多前提，比如基本的思路和工具甚至目的不同，就會妨礙結論。針對有些結論，你必須考慮它是否可以證實和證偽的問題。

在有合理前提的情況下，觀察美國，肯定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結論

當下美國的政治邏輯是內部一部分執政者試圖全面綁架美國社會，從而實現個人利益。所謂美國再次偉大和遏制中國都是用來打擊對手爭取選票的工具。

其行動邏輯是利用社會矛盾以及分配不公現象操弄議題，追求亂，為了操弄採取一切手段。

其執行邏輯，也就是執政者領導下的文官政府的行政邏輯是做到表面追隨行政領導，飯碗優先於業務和操守，放任內部混亂，自知能力低下而就地卧倒。效率和專業這個時候是放在最後的，因為當下追求效率和專業沒有好處只有麻煩。湯事。各個州地方的邏輯這裏就不展開了。

美軍的行動邏輯是，躲。儘可能地不被政客左右，因為不甘心被人犧牲。這是一個特殊羣體，從而其執行邏輯是儘可能以業務的特殊性對抗上級政客以拖延和應付。這個基本上是伊拉克戰爭以來的主要邏輯。也就是它和政府離心離德，互相角力。美軍上層和下層邏輯當然不一樣，但是這無助於戰略性的判斷認識。

有人討論美國的制度籠子問題，這又是一個人造概念，意思是美國社會的備份冗餘度高，容錯空間大，彈性大。我個人認為如果這些表現不能上升為一個制度表現或者指向根本特點，那麼這個所謂現象僅僅只是一個表面現象，甚至可能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如果一個社會的容錯空間很大，那麼應該表現出的是寬容和世俗性，也就是沒有過多的政治正確和禁忌，類似中國改開以後的這些年。但實際上，很多人指出美國具有反智和宗教極化的特點。

筆者以上這些觀點，肯定存在問題。因為事物在流變，而且人的認識是必然存在侷限性，逼近真實是個過程。如果不去考慮觀察的具體角度和方法，僅僅從知道和經歷這些角度去看，那一定會陷入糊塗。既然有所謂的普世價值或者普世認識，那麼，反過來也就有獨特的一國只本質特徵，認識和掌握這些特徵，就是國際社會觀察者的當然工作。

接下來我來試着探討一些具體問題以拋磚引玉，我這個分析絕對是獨家的。中美貿易對抗中，美國領導人經常用極限施壓把中方逼到牆角，用傲慢和無視來表達決心，以求得到談判勝利。這種極端做法在中國網民中間掀起了巨大的反感。那麼中國是不是會非常重視面子以至於會影響其決策呢？有人説是，有人説否。我個人覺得，這個問題如果用上面的邏輯來分析，就可以得出結論。那就是要分階段看，有時是有時不是。貿易戰伊始，中國既有的政治邏輯，行動邏輯和執行邏輯都會把對手的行為和動機割裂開判斷處理。因為政治決策邏輯不認為美方是挑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所以會歸結為一個圍繞雙邊關係的談判；因為不認為是一個危害中國根本利益的談判，所以會以部分讓步追求談判成功；因為尊重上級指示，所以會執行談判結果。這個時期，是沒有面子一説的。但是，凡事都怕但是。但是當美國方面表現出對談判真實目的的躲閃，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污衊，對中國發展的根本性危害，對於自身實力的盲目自大。這個時候，中國的政治邏輯，行動邏輯和執行邏輯都會起作用。對美反擊也就自然降臨。如果，美方繼續幫助中國加深這些認識，那麼對抗就一定到來。此外，如果美國放棄對中國的全方位經濟貿易打擊，轉而祭出軍事威懾，其實是重新開始一輪對抗，圍繞這個對抗，我們不妨再走一遍邏輯。南海衝突和中印衝突本身都構不成對中國政治邏輯，行動邏輯以及執行邏輯的威脅或破壞，不會激起中國特別的敵意和反對。台灣獨立事關中國的政治邏輯，行動邏輯和執行邏輯之根本基礎穩定，中國肯定重拳出擊。一旦中國出擊，依照其補救性特點，必然會做足做超量。當一件事情發展到構成對執政，行動，執行邏輯的挑戰時，中國不止重視自身面子，更重視打掉對手的面子甚至裏子。所以，屆時這種説中國人重視面子的説法也沒有錯。其實關鍵在於，美國領導層是否清楚這個道理，能不能做到玩火而不自焚。多説一句，同理，如果中印之間只是圍繞摩擦和糾紛而展開，那麼雙方關係是可控的。但是如果印度在中國反擊美方的極端時刻再大膽進取，那就一定是自求多福了。也就是説，打不打印度，不取決於印度，而是取決於美國是否冒進。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