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斌 | 後疫情時代，旅遊業振興靠什麼？_風聞

第2931期文化產業評論

新冠肺炎疫情對旅遊業的影響，可以分為全面停滯、有序復工和疫後振興三個階段。疫後振興政策必須着力破解“大眾旅遊初級階段陷阱”，穩步推進旅遊業高質量發展。重點建設主客共享美好生活新空間，深化文化、科技和旅遊融合，提升旅遊市場主體競爭力，推進旅遊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作者 | 戴斌（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

編輯| 鄭瑋偲

來源| 人民論壇

正文共計10021字 | 預計閲讀時間26分鐘

春節以來的新冠疫情已演變為全球旅遊業的“黑天鵝”，也為持續高速增長的中國旅遊業按下暫停鍵。如果疫情5月底至6月中旬結束，旅遊市場得以全面恢復，則疫情將顯著影響上半年旅遊經濟。預計2020年一季度及全年，國內旅遊人次分別負增長56%和15.5%，全年較上年減少9.32億人次；國內旅遊收入分別負增長69%和20.6%，全年較上年減收約1.18萬億元。入境旅遊人次和國際旅遊收入分別負增長51.7%和59.8%、34.7%和40.6%，全年分別較上年減少5032萬人次和534億美元。出境旅遊人次分別負增長42.6%和17.6%，全年較上年減少2763億人次。

在各級旅遊主管部門和旅遊戰線的共同努力下，旅遊業已經從全面停滯轉向有序復工，並正在謀劃疫後振興的政策與戰略。後疫情時的旅遊業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而是要有新思維、新動能和新模式。

疫情中反思：傳統旅遊發展模式才是最大的危機

旅遊業的發展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外部環境的衝擊和影響始終存在。在疫情之前，行業已經呈現出“宏觀報喜，微觀報憂”的現象。旅遊消費的繁榮和旅遊市場快速增長的同時，多數旅行服務商、旅遊景區和旅遊住宿業卻長期處於微利甚至虧損運營的狀態。在市場內生動力積弱的情況下，只靠國家扶持政策，旅遊業是無法實現疫後振興目標的。

外來遊客和本地居民消費市場的二元分割限制了旅遊業發展空間

人們對於當代旅遊業的認識是從團隊旅遊開始的，而且團隊在很長時間內也是遊客出遊的主流方式，導致了政府和業界對旅遊市場的認知長期受限於團隊旅遊。過去是外國人、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到訪，才是遊客。後來，國內旅遊和出境旅遊起來了，參團觀光走線路的國民也成了遊客。事實上，自助遊的散客，而非團隊遊客，才是當今旅遊市場的主流。

每年60多億人次的國內旅遊市場中，旅行社接待的團隊遊客佔國內旅遊市場的份額只有4%不到，出境旅遊團遊高一些，但也不到40%。今天的遊客已經從狹義的景區走向廣泛目的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間，外地遊客旅遊和本地居民休閒已經融為一體，併為旅遊業帶來更加豐厚的市場空間。

按照《旅遊調查統計制度》測算的60億人次的國內旅遊市場規模，人均旅遊時間約為7.65天。平均到每一天，再平均到每個省、每個市、每個縣，這個數據是很小的。與餐飲、購物、文化、娛樂、休閒等本地生活消費相比，頻次就更低了。

本來就低頻的消費，若再用狹窄的團隊觀光遊的思維去做市場，繼續用傳統旅行社的視角去看旅遊經濟，讓3.8萬家旅行社、2萬家旅遊景區、數十萬家旅遊住宿機構，在如此逼仄的市場上競爭，就是沒有疫情，旅遊業也是危機重重。隨着旅遊消費的增長和產業邊界的擴大，旅遊業需要突破原有對市場認知的自我設限，讓市場基礎變得更加厚實。

資源驅動型發展模式導致旅遊發展動能長期得不到更新

得益於改革開放的政策紅利和人口紅利，受團遊操作模式的影響，**“人山人海吃紅利，圏山圏水收門票”**的模式，在很長時期是內行之有效的。在需求散客化、個性化的時代，這種資源依賴和自發成長的模式已經無法繼續引領行業發展，也阻礙了產業發展動能和企業研發機制的更新。

受上個世紀八十年入境旅遊的影響，普遍認為旅遊業是少投資、見效快，甚至是不用投資就能夠持續發展的“永遠的朝陽產業”。在發展模式上陷入了資源開發的路徑依賴，總是盯着老祖宗和老天爺留下的有限資源。遊客行前的信息收集、票務預訂、非在地體驗、客源地小交通、中轉和集散地比如機場和高速公路的商業形態，長期隔離在旅遊業的視野之外。

這次疫情期間，除了港中旅、華僑城、攜程、嶺南、錦江、開元等少數旅遊集團擁有較好的資本儲備和銀行授信以外，多數中小微型旅遊企業的現金流很快就捉襟見肘。過去三十年，每當出現政治動亂、經濟蕭條、地震海嘯、“非典”“新冠”等危機事件，旅遊業就會出現既沒有內生性動能儲備，也沒有外部產業協同的被動局面。

究其原因，旅遊業的資本有機構成長期低於國民經濟各行業的平均水平，技術進步對商業模式的改造速度相對緩慢，與文化、教育、科技、金融、工業、農業等領域有表面關聯，無深層融合。市場主體唯有不斷擴展視野，秉承開放的資源觀和和融合的產業觀，才能夠與需求側同頻共振。

**“**政府主導、適度超前”的目的地建設思路無法適應當代旅遊經濟發展形勢

多年來，中央和地方採取的**“政府主導，適度超前”**的旅遊發展模式，主要指向旅遊目的地建設，而非旅遊經濟發展。政策目標主要是遊客人數、消費總額，以及旅遊對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的貢獻率，政策工具侷限於基本建設項目投資。

長期以來，國民旅遊觀念的更新、旅遊權利的保障和對外宣傳推廣創新的滯後，加之中轉、集散和地接的共享體系和公共服務的不夠完善，使旅遊業很難形成應對危機的自我修復功能。隨着市場主體的多元化，直屬單位、國有企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小，依靠傳統的行政主導的發展模式，只靠領導指示、政府文件、開會辦活動，無法培育出真正具有市場活力的旅遊產業體系。

無論是產業升級，還是服務創新，都依靠科技對旅遊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然而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旅遊市場主體卻無力承擔龐大的基建成本。除旅行社質量保證金、旅遊景區和旅遊度假區等手段外，旅遊主管部門尚缺乏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對綜合部門的牽引與協調力度也較弱。中央旅遊主管部門在指導地方應對旅遊業危機和振興市場方面，應急指揮平台建設、專業人才隊伍、信息收集、數據生產和形勢研判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前瞻性、主動性和權威性。

****陳舊的旅遊話語體系無法支撐旅遊大國地位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入境旅遊的“黃金十年”，並不是因為我們的市場宣傳、營銷推廣做得多麼好，機場、鐵路和公路等基礎設施多麼完善，酒店、景區和旅行社、導遊等服務界面質量多麼高，而是受益於“開放紅利”。

本世紀初興起並持續增長的出境旅遊市場，也同樣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多年以來，儘管雙邊和多邊的國際旅遊合作方面設立了旅遊年、中日韓旅遊部長會、中美旅遊高峯對話等平台和機制，並在上海合作組織、一帶一路高峯論壇、亞洲文明對話等擁有了更多的發言機會，儘管在港澳台旅遊交流合作方面取得了雙向“自由行”“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等系列成果，但是在國家旅遊形象建構、專業推廣、國際旅遊環境完善和品質提升等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2019年，我國入境旅遊進入企穩回升通道，遊客綜合滿意度指數為83.5，同比增長4.2%。承載“中國夢”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和當代城鄉居民的美好生活正在成為入境旅遊發展新動能。LETS、HiChina Travel等入境旅遊創業團隊，依託美食、非遺等生活資源，研發獨具特色的新項目、新線路，讓入境遊客感受到更加真實的中國。如何引導自發增長的出境旅遊市場，保護出境遊客在海外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促進旅遊企業的國際成長等戰略課題，也有待於深化研究和務實推進。

疫情後展望：旅遊市場還在，發展動能變了

疫情終會過去，旅遊業終會振興，但是傳統的旅遊發展模式及其相適應的旅遊發展理論，以及資源規劃、發展動能和組織方式，很可能會一去不復返了。

****旅遊需求沒有消失，但無法簡單地回到過去

中國旅遊研究院、攜程旅遊大數據聯合實驗室發佈的 “2020疫後旅遊大數據調研報告”顯示：40%的受訪者經常關注旅遊和優惠促銷信息，43%的人表示如果疫情結束，會選擇在上半年旅遊，預計五一假期可能會出現旅遊高峯。這説明旅遊需求並沒有因為疫情消失，只是延後了。就是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北京頤和園等開放空間和城市公園也沒有間斷過本地休閒遊客。

至於探親訪友和商務旅行等非觀光團隊遊客，則是一直都存在的。據中國旅遊研究院（文化和旅遊部數據中心）綜合測算，春節假期前7日（除夕至大年初六），全國接待國內遊客2.48億人次，同比減少40.3%；實現國內旅遊收入2781億元，同比減少45.9%。十天春節假期（除夕至大年初九），全國共接待國內遊客2.61億人次，實現國內旅遊收入2844億元，旅遊人次和收入大幅減少。只要人民有需要、市場有基礎、地方有動力，旅遊市場的疫後振興是早晚的事情。

這些數據是疫後旅遊市場振興的信心之所在，卻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憂心之所在：看到五一假期、暑期檔、國慶節、春節等那麼幾天的旅遊消費起來了，以為又可以回到過去的模式和日子，渾然不知更大的危機，即週期調整的戰略性危機正在不遠處等待。國內旅遊市場振興是當前旅遊戰疫的首要任務，但不應當，也決不能簡單地回到過去。

旅遊市場的恢復、旅遊產業的振興與具體旅遊企業的振興是相互關聯的，但又不是一回事兒。地方政府為振興旅遊市場，在一定範圍內短期減免景區門票，對於樹立市場形象和提振消費信心是有益的，但不能成為政策的標配。行政主管部門的節奏要考慮復工企業的市場節奏，也要考慮可能引發的非理性價格競爭，應理性助力景區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未來旅遊目的地的競爭是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綜合實力的競爭，而不是傳統的自然資源和歷史遺存的競爭。**地方政府尤其是旅遊主管部門繼續盯着A級景區和星級酒店的數據而沾沾自喜的話，就不可能理解上海、蘇州、杭州、廈廣州、深圳等地為什麼在旅遊接待人次、旅遊收入、旅遊企業全員生產率、創業創新活躍度、遊客滿意度等發展指標上，遠遠超過中西部那些看上去資源很豐富的全域旅遊示範區。

****碎片化的消費需求和多元疊加的旅遊市場正在形成

旅遊消費正變得前所未有的複雜，新的需求正在積聚，居民休閒、商務旅行開始與觀光旅遊交融疊加而成全新的當代旅遊市場。**如果旅遊業把握這個戰略性機遇，全面介入居民生活、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格局，將會駛入全新的藍海。**如果任由這個十年一遇的機遇與旅遊業擦肩而過，則可能會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樣，很難跳出“大眾旅遊初級階段陷阱”，即“低頻消費——低價格競爭——低品質供給——低遊客滿意度——更低頻消費”，尤其對於同質化極強而服務質量極低的產品和服務，被拋棄和替代的風險更大。

當旅遊成為生活方式，我們不僅要關注遊客在異地的生活，也要關注本地人的休閒生活，這兩者不僅不能分割來看，而且事實上正在加速融合。本地生活有品質和調性了，外來遊客就願意來分享。旅遊景區、主題公園、遊樂園、度假酒店和旅遊綜合體有生活場景和品質體驗了，就會引來本地人的高頻消費。景觀之上是生活，尋常生活客自來，萬丈紅塵最温暖。

想一想，能夠吸引遠方遊客一再到訪的國家、地區和城市，又有哪個是隻依靠自然風光和打卡符號，就能把國際一流旅遊目的地建成的？如何將相對低頻的旅遊和相對高頻的本地休閒統一到兩者兼顧的旅行服務模型和目的地建設中來，可能是提高市場主體抗風險能力的切入點，也是行政主體引領目的地建設的出發點。

業界有一種説法，美國運通一家的營業收入是我國旅行社收入的總和，日本交通公社（JTB）是全球唯一進入500強的旅行社集團。而這背後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美國運通是依靠旅行支票起家的，其核心競爭力是旅遊旅行相關的金融服務；JTB是多元化的旅行生活服務商，向城鄉居民銷售啤酒券和電影票都是其業務範圍。

近年來，攜程等在線旅行服務商開始向線下滲透，向商務旅行和本地生活延伸。美團點評則攜帶服務本地居民生活的巨大流量，轉向旅行服務市場，還有拼多多、京東“雲小屋”等計劃，以及疫情期間的景域驢媽媽、巔峯智業等旅遊企業進入地方土特產品展示和銷售市場，都是值得關注的動向。這意味着旅行服務混業經營的時代正在到來，旅遊住宿、旅遊景區、主題公園等典型行業也開始從單一型態向複合型生活場景方向變遷。對於具體的企業而言，這才是趨勢性的戰略危機。

********科技與文化正在取代傳統資源，成為旅遊業發展主動能

科技、文化、時尚、教育、創業正在改變經濟組織和社會發展方式，也為旅遊業注入全新的動能。旅遊是不是現代服務業，是生產性服務業還是生活性服務業？這個問題不應當，也不需要再討論了。2009年國務院以41號文件發佈的《關於加快旅遊業發展的意見》（需核對），已經明確旅遊業在國家戰略體系中的定位，即：國民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和人民羣眾更加滿意的現代服務業。

這一定位在過去十年的政府文件和產業實踐中不斷得到強化，旅遊兼具生產性和生活性的現代服務業屬性越來越明顯。美國運通、日本JTB、歐洲的途易等大型旅遊集團對當代科技和文化創意的戰略性思考和系統化應用，寶格麗、無印良品等時尚品牌對高端和輕奢酒店的介入，都在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傳統正在消逝，而未來已來。

1841年，托馬斯·庫克旅行社的建立開創了現代旅遊業。自那時起，旅行社就一直是旅遊業的“龍頭”和最有代表性的業態。導遊則是服務界面的主導者，“祖國山河美不美，全靠導遊一張嘴”。然而就是這樣一傢俱有標誌性的世界級百年老店，去年破產倒閉了。過去的180年裏，創業和傳承者一直在努力，並保持了公司在行業的領導地位。

就像曾經的山西票號、柯達膠捲、諾基亞手機，托馬斯·庫克的倒閉是傳統旅行社經營管理無法適應時代的變化和週期性挑戰的結果。面對廣大散客的碎片化需求，以及融入城鄉居民日常生活的分散化供給，傳統的人工操作模式和歷史經驗無法告訴旅遊業未來的答案。日漸走入日常生活的5G、人工智能、大數據、無人駕駛、機器翻譯、無接觸服務，已經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的旅遊消費方式，下一步必然會顛覆傳統的旅遊服務方式。插上科技和人文兩個翅膀的旅遊業才可能應對下一個十年的週期性或者戰略性危機。

********地方旅遊發展模式和治理能力面臨更大的壓力

如果需求牽引的市場主體已經走在了產業創新的前面了，政府和公共部門還能延用傳統的“政府主導、適度超前”的發展模式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與四十年前相比，旅遊市場基礎、產業動能和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都發生巨大的變化。改革開放初期的入境旅遊發展時期，政府擁有旅遊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人才、項目、信息和政策等幾乎全部資源，除國旅、中旅、青旅三大國有旅行社，政府接待賓館和風景名勝區等國有企事業單位，民間性和社會化的市場主體近乎於無。

今天，民營和外商佔有旅遊企業一半以上的份額，線上旅行代理商、經濟型酒店、主題公園、廉價航空等業態創新層出不窮，人力資源更是呈現高學歷、高水平和低年齡的“兩高一低”態勢。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進一步減弱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假日製度調整和標準推進等政策的邊際效應開始遞減。依法治國理念的落實和法治化進程的推進，行業協會的完善，讓市場主體與政府之間的互動變得更加理性、規範和透明。

“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也是完善黨和國家在旅遊領域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須建立並完善基於大數據的旅遊經濟運行監測與預警平台，起到週期性危機和公共衞生、自然災害和目的地動亂所引發的偶發危機的“吹哨人”，及時預警旅遊業的“灰犀牛”和“黑天鵝”。

疫後振興戰略：加速推進旅遊業高質量發展

旅遊業疫後振興不是簡單地迴歸傳統發展模式，而是着力破解“大眾旅遊初級階段陷阱”，加速推進旅遊業高質量發展，即國民旅遊權利保障更好，遊客的滿意度更高；市場主體的競爭力更強，產業發展的後勁更足；治理體系更加完善，治理能力有效提升。

********堅持發展旅遊與提升本地居民休閒生活相結合

**抓旅遊必須抓休閒，抓國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以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間，把外來遊客和本地居民統一到共同消費市場。萬丈紅塵最温暖，品質生活客自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民幸福生活的中國夢，正在成為新時代旅遊發展的全新動能。沒有本地居民的幸福生活，卻要吸引大規模的外來遊客的到訪，這是行不通的。如果旅遊業的發展成果不能反哺社區的發展，不能讓社區居民有獲得感，旅遊業就不會有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這個理念在鄉村旅遊發展進程中尤其重要，江蘇周莊通過“嵌入式”民宿經營模式提高了周邊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水平，改善了人居生活環境。雖然短期內多付出了些成本，賬面上少了些利潤，但是社區居民和從業者的綜合素質提高了，人民擁護了，企業應對危機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基礎就有了。

相反的例子是一些地區過於強調資本意志和商業利益，導致社區發展後勁不足，居民短期利益受損。結果農民把豬馬牛羊趕到路上，堵住景區大門，投資者和管理當局不得不花費更大的成本消除影響。**人民的美好生活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不應只是空喊的口號，而實實在在的行動。**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搞加勒比和南太平洋某些島國那樣“旅遊飛地”，只能走主客共享美好生活的旅遊目的地發展模式。

抓住“新基建”機遇，培育新型旅遊市場主體

各級旅遊主管部門管旅遊更要管經濟，管消費需求的促進和市場的繁榮，抓住“新基建”的機遇，培育壯大各級各類旅遊市場主體。無論是市場下沉，還是產業升級，無不取決於旅遊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但是旅遊業恰恰無論在技術研發甚至是技術應用層面都不夠理想，更沒有幾家企業是真正以技術創新來驅動商業模式升級，基本都還在策略甚至是概念上打轉。

地方政府尤其是旅遊主管部門必須要給予實質的規劃引領和投資推動，以信息優勢和專業能力提升旅遊領域的營商環境。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旅遊領域都將迎來市場、資本、管理、技術和數據全面開放的新時代。

從旅遊集團二十強的演化趨勢來看，傳統旅遊資源和市場主體集中化甚至在局部市場壟斷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但是數字化生存和文化創意發展的新型市場主體者剛開始萌芽。不能搞市場經濟原教旨主義那一套，坐等市場主體的自發成長，坐等跨國旅遊集團的攻城掠地，結果只能是傳統旅遊企業的殘酷倒閉和從業員工的大規模失業。

為此，各級主管部門必須同時加強頂層設計來識別和預警潛在風險，也需要夯實底層建設，加強公共服務建設，尤其降低中小企業轉型成本。2020年3 月19日，工信部印了《中小企業數字化賦能專項行動方案》正是旨在解決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需求與中小企業不可承受的高研發成本之間的矛盾。

**智慧旅遊的建設在形成共識、建設數據中心、應急指揮平台等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也普遍存在“重硬輕軟、重建輕管、重政府輕市場”的問題。**智慧旅遊不是政績工程，必須在便捷、效率和品質方面讓遊客可知可感，必須在動能和效益方面讓市場主體可知可感，才能落地生根。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面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任務，中央啓動了涵蓋5G、人工智能、大數據等七個領域的“新基建”。

新基建對於經濟增長，特別是數字經濟、智能經濟、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業態增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進而對旅遊業高質量發展形成有效支撐。長遠來看，新基建有助於促進旅遊服務便利化、旅遊業態多元化和管理管理智慧化的全面發展。疫後市場振興也好，新基建投資也罷，都不能只着眼於短期應對。

堅持文化與旅遊融合發展，既要“旅遊+”，也要“+旅遊”

文化和旅遊部的組建已兩年多了，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才剛剛破題，真融合、深融合、廣整合和實融合的道路還很漫長。未來的旅遊目的地也一定是文化高地，沒有文化吸引力的城市和鄉村不能建成一流的旅遊目的地，並持續吸外來遊客的到訪。從旅遊發展的角度來看，遊客可觸可感可體驗的文化才是人民需要的文化。當代文化不只是舞台藝術和文化遺產，而是系統浸入百姓日常生活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疏離的、非消費的。

着眼於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需要主動融入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和傳統文化復興工程，統籌推進長城、大運河、長征、長江、黃河等國家旅遊線路建設和推廣工作；需要用好文物公益基金、旅遊發展基金和產業基金，務實推進文物傳承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活化工作。無論是文化事業、文化產業，還是旅遊業，都要以人民的文化權益和旅遊權利為中心，迴歸國民休閒，迴歸大眾旅遊，從項目、產品和服務界面上切實把文化和旅遊融合到一起。

過去我們強調旅遊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帶動作用，推動全域旅遊和“旅遊+”，積累了很好的經驗。今後要更加重視新型城鎮化、新農村建設、國家公園、國家文化公園對旅遊帶動作用，不斷滿足廣大遊客的新型消費、升級消費和品質消費。購物+旅遊、科技+旅遊、教育+旅遊、體育+旅遊、交通+旅遊等新業態，都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作為異地的生活方式，沒有商業環境的支撐，怎麼行？

********堅持旅遊領域新一輪的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

上個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旅遊發展得益於改革開放，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領了改革開放。文化和旅遊系統既要落實中央深改委要求的邊境旅遊示範區和跨境旅遊試驗區，以及一帶一路、亞洲文明對話、國家文化公園、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海南自貿區等國家戰略對旅遊業的要求，也要在工作層面上向市場放權，向企業讓利。旅遊飯店的星級標準可以放給行業協會，旅遊景區的A級標準為什麼不可以放給行業組織或者第三方機構？旅遊業標準都需要政府制訂、政府批准和政府實施嗎？為什麼不可以有大力發展地方標準、團體標準和企業標準？説到底還是傳統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慣性制約了改革創新。

開放意味着雙向的開放，中國的旅遊企業和關聯機構要出去，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旅遊企業和關聯機構，還有跨國公司也要進來。以旅遊推廣為例，可以採取國際慣例，請更加熟悉客源市場的當地機構和人員做“美麗中國”宣傳營銷，這樣可以倒逼國內旅遊目的地營銷機構在競爭中成長。

谷歌、推特、Ins等願意也有能力為中國提供旅遊營銷和大數據服務的海外社交平台，完全可以借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海外電視節目在星級飯店落地的經驗，在特定的空間和場所在實行有管制的落地。國際遊客多了，世界旅遊集團來了，傳媒、金融、保險、自駕等關聯機構入駐了，旅遊業的高質量發展進程無疑會加快。

********堅持完善旅遊治理體系，持續提升旅遊治理能力

從這次疫情應對過程來看，不僅旅遊業界，就是海外旅遊目的地，都對政府旅遊主管部門寄予厚望。從中央層面來看，相較於2003年的非典應對，此次疫情期間的政策組合拳更多是市場化而非行政化的，是普惠性而非差別化的。比如針對中小微型企業增值税及其附加、五險一金、房屋租金的減免，以及銀行貸款展期等，就不再區分行業和領域，只要是符合國家標準的中小微型企業和個體工商户，都可以享受相關待遇。

各級旅遊部門也在防控疫情、推進有序復工、扶持旅遊企業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相對於財政、金融、發改、商務、工業與信息化、農業農村等部門來説，既缺少足夠的政策儲備，也缺乏政策傳導和落地的政策工具。政策好不好是需要讓廣大市場主體和廣大員工有感的。

除了所謂的頂層設計，關鍵在於各級部門的治理能力和執行效率，我們不能只會做錦上添花的事，更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文化和旅遊部關於退還80%的旅行社質量保證金的政策，已經出台一個多月了，還有少數疫情嚴重、旅遊業損失較大地區的旅行社居然還沒能拿到手。

調整一定比例旅遊發展基金使用方向，用於旅遊企業貸款貼息的政策已經公佈，也沒有很快見到各地實際操作的案例。旅遊政策設計和制度創新，既需要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動 ，也需要自下而上的總結推廣，還需要同級協調和區域協作。

各級行政主體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方，要保障遊客權利，尤其是遊客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這是必須堅守的底線。疫情防控和疫後振興都需要旅遊公共服務的支持與保障。在當前復工復業的關鍵時期，各級主管部門需要加強專業指導工作，重點加強遊客服務中心、旅遊廁所，以及主要旅遊城市遊客集散中心等重點場所的疫情防控。

同時，需要做好市場恢復和產業振興的準備工作，以重塑旅遊業整體形象為重點，分階段推進旅遊業恢復與振興，並持續完善旅遊安全和應急管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