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英 | 突破與類聚：2019年度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綜覽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2019年度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體現了學者們近年一直堅持的突破既往成果積澱深厚且文獻較少這一瓶頸的努力。《劍橋六朝史》的出版代表了英文世界研究的最高水平。國內研究中，“新政治史”在各點繼續深入，體現了繼承傳統，走向未來的突破；“政治體”概念的提出以及新一代學者們日益增長的國際視野，造就了民族史研究的重要突破；在物的歷史、知識和信仰的歷史等領域，優秀成果的年度羣體亮相，使得傳統的歷史學、考古學、宗教學的研究壁壘漸趨模糊，新範式的運用使得更新換代的成果逐漸類聚。這一趨勢目前仍在持續中。

　　作者簡介： 楊英，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文章原刊：《許昌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

　　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領域既往大師眾多，成果積澱深厚，且傳世文獻相對而言資料量少，內容單一，簡牘、墓誌等新資料的突破性發現也很有限，因此創新難度較大。但魏晉南北朝史領域也是當下中青年學者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下文便分四部分，綜括2019年度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年度前沿成果，本文的目的旨在關注當下學術的熱點，綜括已凝練出的方法並展望未來，定有掛一漏萬之處，還望讀者見諒！

　　一、傳統和未來：“新政治史”的突破

　　首先有必要介紹的是《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2, the Six Dynas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六朝部分於本年度出版。本書共有900多頁，作者是來自歐美、澳洲、中國大陸、中國港台的27位學者（中國大陸有榮新江、侯旭東兩位參加），分三十個章節鈎沉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族羣關係、戰爭、農業、兩性、藝術、宗教、哲學、物質文化等各方面的歷史及其變遷，代表了國際漢學界該時段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們認為中國的歷史在此階段因為異族的入侵而變得多樣化，並且歷史走向發生了顯著的改變，這一時期文學日益獨立，宗教蓬勃發展，並非像以往認識的那樣完全混亂，一無是處。本書敍事方式跟國內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相比有較大差異：首先，中國學者熟悉的大一統史觀及“漢化”（sinolization）是不存在的，少數民族政權跟漢族政權之間的競爭、交流在本書的敍事中處於同一層次平台上；其次，對物質文化、宗教、性別有格外的關注和較為成熟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們對墓誌等資料的運用遠不如國內學者嫺熟。這些“他山之石”值得國內的魏晉南北朝史學者們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鑑。下文將以國內學者的研究為主介紹本年度的學術成果。

　　（一）傳統的選題及研究範式下的成果

　　傳統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大致分為政治制度、世家大族、經濟文化幾大類議題進行，可以看出明顯的條塊分割。目前這樣的研究面臨選題殆盡，方法出新困難等困境[1]，但隨着出版的繁榮與便利，傳統研究在數量上仍然保持增長。其中政治制度研究是最重要的內容。高敏《魏晉南北朝史料、札記及書評集》（人民出版社）是一部先生生前研究成果的論文集，涉及對正史資料及《三國志》裴松之注引書考的研究等內容；《簡修煒先生中古史論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與此類似，收錄簡先生生前論文34篇。黎虎《漢唐外交制度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考察了漢代各種外交決策制度、外交專職機構乃至地方行政與邊防機構、邊境鎮撫機構（軍鎮、都護）的外交職能等，此書堪稱是20世紀這一領域的集大成之作，但新世紀學術發展迅猛，現在回望此書存在諸多侷限。首先，關鍵概念“外交”的內涵不清晰；其次，僅從現象出發，按時代、國別進行簡單分類的痕跡比較明顯，許多地方以敍述過程（如解憂公主、馮嫽的事例）替代了深入剖析，這些都是先前學術範式的侷限性造成的。張金龍《唐前太子衞率詹事制度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是對太子衞率詹事類職官的縱向個案研究；張鶴泉《東魏北齊開府儀同三司考》（馬志強主編《北朝研究》第九輯）亦屬於此類。青年學者有的研究亦繼承此學脈，進一步廓清了許多制度細節問題。如劉雅君《兩晉政治格局中的太子詹事與東宮建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9輯）、過超《論北周中正的發展與演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40輯）均是對制度史當中某一問題的專門考證。

　　世家大族及其政治集團是傳統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另一類重要選題，本年度傳統研究範式的零星成果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9、40輯分別刊發了沈國光《前秦“枋頭集團”申論——對十六國時期地緣關係與流寓集團的一次考察》、曹鵬程《説“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前者考察了十六國流寓集團—“枋頭集團”，後者考察了益州的政治勢力博弈；李學功等《郡望吳興族鑑南潯——沈氏宗姓文化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考察了漢晉到南朝，吳興沈氏從移民户到軍功士族再到文化士族的演變過程；劉志國對北魏農學家賈思勰家族淵源[2]；張慶捷《高歡舊友與東魏北齊政治》（《史志學刊》2019年第1期）考察了高歡舊友形成的政治集團在從六鎮起義到東魏北齊的政治進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響。

　　此外，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是傳統魏晉南北朝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的研究頗為沉寂。本年度張劍光《中古時期江南經濟與文化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共收論文24篇，上編主要談江南經濟和城市的發展，下編從教育和飲食、娛樂活動等方面探討江南，研究路數比較傳統。相比之下，陳彥良《幣制興衰四百年：魏晉南北朝的通貨膨脹與緊縮》（格致出版社，此書曾於2013年在台灣由台灣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魏晉南北朝經濟史難得的佳作，此書利用墓葬和窖藏數據，結合傳統文獻，輔以貨幣學理，系統闡述了魏晉南北朝直至隋唐時期通貨緊縮、通貨膨脹肆虐並剖析原因——由於戰亂和經濟凋敝，各朝政府通過發行溢價的劣幣來儘可能地汲取社會資源，偶有精良貨幣也因吏治敗壞而輕劣化，且因朝廷放任，權貴私鑄十分猖獗，於是國家信用徹底敗壞，民間失去了貨幣使用偏好轉向以物易物，另一方面在“劣幣驅逐良幣”驅使下，相對精良的古幣退出交易，進一步加劇了貨幣信用的崩解。朱安祥認為理念因素是兩晉不鑄幣的最重要原因[3]。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三國研究。在國內，或許是因為三國史摻雜了正史、演義、戲曲等多重難以彼此剝離的因素，且前輩學者對三國曆史的走向和節點已有過高水平的分析，近十年來三國史研究一直比較沉寂。本年度重要專著有宋傑《三國兵爭要地與攻守戰略研究》（中華書局），對三國時期軍事重鎮、軍事方略、戰爭的路線、關防、部署等做了較為全面系統的研究，並從經濟區域、地形條件、交通、武器裝備等方面分析了三國兵爭要地的成因及其地理演變過程，是一部集大成的三國時期歷史軍事地理學研究專著。李萬生《論所謂“人民不願作戰”——蜀漢亡國原因探討之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對王仲犖提出的蜀漢滅亡是由於益州“人民不願作戰”這一觀點做了辨析，認為蜀漢的滅亡是因為戰略錯誤，即沒有在陰平橋頭與江由之間的險要之地佈防。相比之下，對三國史研究更有興趣的是日本學者，日本東洋史巨擘內藤湖南（1866—1934）著《諸葛武侯》由張真譯成中文（江蘇人民出版社），該書考證嚴謹，顯示了作者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學術功底。關尾史郎《三國志の考古學——出土資料からみた三國志と三國時代》（東方書店）根據中國各地的簡牘石刻、漆器陶器、畫像石、墓葬壁畫等多種出土資料，從曹氏族墓出土的刻字磚及相關文物考察了曹氏家族和曹操之死；從朱然墓出土簡牘考察了名刺、名謁；從走馬樓吳簡考察了孫吳地方行政和地域社會；從高台地埂坡四號墓壁畫看諸葛亮的“北伐”；等等。本書覆蓋面廣，資料新穎，是近年來高水平的三國史研究專著。《〈三國志〉の世界》則是一部日本學者的論文集，選題包括對諸葛亮、曹操、關羽、呂布的研究、《三國志》的史實考證、《三國演義》所反映的各種面向（涉及文學、市井生活、歷代批註等）、甚至還涉及《三國志》的動漫創作等話題，日本學者在剝離《演義》影響，還原真實的歷史敍事方面暫時走在中國學者前面，但《三國志》動漫話題深入學術論文集則反映了日本史學的“後現代主義”抬頭，目前還在繼續增長。

　　除了傳統政治制度、世家大族、經濟文化外，傳統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另一領域是對文獻、墓誌、碑刻等的考訂，近年因吳簡和碑誌新資料發現的刺激和“史料批判”所導致的文獻學方法進步，研究在不斷進益。文獻方面，首先是由中華書局主持、吳玉貴、孟彥弘承擔的《隋書》的點校。《隋書》新修訂本以百衲本作為底本，充分利用正史、類書、文集、墓誌等資料進行了他校的工作，標點改動500多處，糾正了原點校本的一些明顯的斷句錯誤[4]。孟剛、鄒逸麟《晉書地理志匯釋》（安徽教育出版社）則把目前所發現的直接與《晉書·地理志》相關的考證論著、論文、考古資料等儘量蒐羅齊備，並利用了《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未刊釋文；張學鋒、陸帥的新整理唐人許嵩《建康實錄》吸收了此前張忱石、孟昭庚等不同校本的優點，參照其他刻本，並結合六朝建康城的城市遺址、墓葬資料等地下出土遺物及地面遺存，將《建康實錄》中能夠圖示化的內容儘可能呈現出來[5]；許槤編、黎經誥注《六朝文絜箋註》（四川人民出版社）收錄72篇駢文，對於歷史學者而言，其中收錄的詔、敕、令、表、疏、啓、箋、移文、誄等官私文書，以及碑、銘等文獻，提供了廣泛的一手資料。董志翹、馮青《〈世説新語〉箋註》（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特色是將篇幅不少於《世説新語》原文的劉孝標註一併註釋。

　　此外目前方興未艾的是從文本的輯佚、校勘及異文研究出發，對文本形成的過程做逐層剝離式研究。聶溦萌、陳爽主編《版本源流與正史校勘》（中華書局）彙集了多篇依託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而展開的研究成果。其中聶溦萌《<晉書>版本演化考》《<晉書>兩種宋刻二十七字本的考察》對《晉書》的版本演進及其細節做了考證；陳爽《<世説敬胤注>所見東晉佚史考》（《文史》第1輯），從歷史文獻學的視角重新考察，認為獨家保存了《世説新語》敬胤注的南宋汪藻所撰《世説新語敍錄》是極為珍貴的《世説》早期研究著述，敬胤注本保存了大量已佚東晉歷史著述的原始本及多處東晉南朝歷史人物譜系記述，是研治這一時期歷史與人物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唐研究》主辦，中華書局承辦的“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態與流變”學術會議於今年11月召開，其中數篇會議論文，如陳爽《寫本時代正史文本的散佚與正史校勘中的佚文措置》、林昌丈《觀念、制度與文本編纂——論魏晉南北朝的“州記”》、魯明《中古類書引存正史瑣議》、真大成《“文本互見”與“互見文本”：以中古史書為例》、景蜀慧《現存六種宋刊本〈陳書〉簡述》均顯示了利用輯佚、校勘，對文本形成做逐層剝離研究的路數。

　　碑刻和墓誌。本年度最重要的是劉琴麗編《漢魏六朝隋碑誌索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該書限定了碑誌的範圍（僅收墓碑和墓誌），指出前人的同類作品或遺漏、或繁複、或分類不當、且查找相對不便等種種不足，索引收錄漢朝碑誌776方，另外東漢刑徒磚693方，三國149方，晉朝507方，十六國32方，南朝（宋齊梁陳）250方，北朝（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1716方，隋930方。偽刻（含疑偽）碑誌244方，並附有人名索引，是相對而言內容完整、查找便捷的石刻文獻資料。此外，王萌、魏長虹對北魏《姬靜墓誌》[6]、劉凱對東魏《張瓊墓誌》做了考釋[7]，國外學者中，明治大學廣開土王碑刊行委員會編《明治大學図書館所蔵高句麗広開土王碑拓本》（八木書店）收錄了高句麗廣開土王碑的整紙本、剪裝本，並收錄了數篇中、日學者對碑的研究歷史及相關問題進行探討的論文。

　　簡牘和文書。本年度劉安志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所收17篇論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吐魯番出土文書再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7ZDA183）的前期階段性研究成果，其中有若干篇對吐魯番文書進行具體考證的文章，如王素《吐魯番新獲高昌郡文書的斷代與研究——以〈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為中心》《高昌王令形制綜論》、陳國燦《〈北涼高昌郡高寧縣條次烽候差役更代簿〉考釋》《對高昌國諸城“丁輸木薪額”文書的研究——兼論高昌國早期的諸城分佈》《對新出一批高昌券契的認識》，都是對吐魯番文書的再研究。長沙簡牘博物館編《長沙走馬樓吳簡書法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精選164種有準確紀年時間，書手明確以及涉及人、事清楚，書法成就高的簡牘，提供了書法斷代史研究的寶貴第一手資料，但利用簡牘進行政治、經濟、社會等方方面面研究的是大宗，它跟“新政治史”的研究緊密糾纏在一起，下文將對年度有關成果進行梳理。

　　（二）“新政治史”的嘗試與突破

　　近年來，前沿青年學者們的選題與突破，集中體現了“新政治史”的成果。“新政治史”大致可分為：第一，史料批判和歷史書寫；第二，各具體領域（包括國家和基層的治理方式、禮制等）的展開，詳下文。

　　史料批判與歷史書寫。以往這方面的研究是籠統地包含在史學史中的，如今年出版的朱淵清編輯《朱希祖史學史選集》（中西書局）輯選朱希祖作品中與史學史有關的文章，涉及魏晉南北朝的有：《蕭梁舊史考》《十六國舊史考》《漢唐宋起居注考》《蜀王本紀考》《駁〈史通〉元魏著作局及修史局説》《駁〈宋書〉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説》等，這屬於傳統的史學史研究。羅新先生認為批判、懷疑與想象力是歷史學家的美德，它讓人們不濫用或錯用歷史去阻礙人類的心智發育，還用一系列個案討論了史料的運用及反思、歷史的記憶與遺忘等問題[8]，這極大鼓舞了青年學者的歷史書寫與史料批判研究。今年“中古史研究資訊”微信公眾號5月14日推送了台灣學者陳俊偉《敍述觀點與歷史建構：兩晉史家的“三國”前期想象》（台北秀微資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一書，該書是近年對《三國志》正史進行史料批判分析的最重要專著，作者認為兩晉史家在三國史書的編寫中互相競爭，這種競爭加上政治黨爭，造就了不同的“三國正統觀”，進而造就了真實史實的位移。本書對於正史記載的立場、史料的取捨做了逐層剝離式的考證，這種逐層剝離顯示了史料學的長足進步，它使得正史在古人編撰中的諱飾、隱匿、迂曲成分逐漸大白於天下。史料批判的研究還比較集中地體現在2019年8月23—26日在山東大學召開的“如何突破瓶頸：第十二屆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這一平台所發表的部分論文上，如熊昕童《漢唐間官修列傳取材機制的演變——以“狀”與“行狀”為中心》以漢唐之間正史人物列傳的撰寫機制為對象，認為史官制度的變革和行狀的演變這兩大動因導致撰寫機制的轉型，評議人認為要警惕過於清晰的線索，以防簡單化之弊[9]。《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9、40輯亦集中刊發了若干篇這樣的研究成果，如曲柄睿《謝承〈後漢書〉無〈風教傳〉考》（第39輯）、陳偉揚《中古彭城劉氏的譜系建構》（第39輯）、楊繼承《魏晉史籍中的曹操稱謂——基於裴注所引“佚史”的考察》（第40輯）、陳燦彬《從傳言到定説——褚淵失節與〈褚賁傳〉的書寫和變異》（第40輯）均從歷史書寫的角度對這些文獻的形成過程做了再研究。

　　史料學的進步造成了各方面突破瓶頸的可能性，“新政治史”進而將視野擴大到了政治展開的動態和制度產生、流變的線索等議題中，它將政治文書放在政務規程運行中考察，如趙立新《漢魏兩晉南朝官僚選用文書的演變及其意義——以狀、行狀、簿狀和簿閥為主的考察》（第十二屆聯誼會論文）；它還注意到了人物或羣體在政治網絡中的作用，如林曉光《蕭賾評傳》（上海古籍出版社）還原歷史場景，鮮活地描摹了南齊武帝蕭賾的一生，宋燕鵬《梁末入鄴文士之史事鈎沉》（《北朝研究》第九輯）、劉軍以新見北魏《王曦墓誌》為中心，考察了中古門閥貴族機制[10]，都顯示出了對“人”的關注。

　　“新政治史”的成就有目共睹，這一點仇鹿鳴聯繫國內、國際史學的發展理路，縱橫捭闔地條分縷析，做了全面總結[11]。此外青年學者們還走出書齋，行萬里路，在2018年夏到河南等地進行了實地考察，《問彼嵩洛：中原訪古行記》就是他們的集體思考結晶，雖然其中專業性田野調查的方法尚不充分，但體現了想象力這一可貴素質在這羣青年歷史學者的廣泛存在[12]。近年來，“新政治史”的研究理路伸向了多個維度，大致可概括為兩方面：第一，國家權力層級的組織方式和其他表現形式；第二，基層的治理和自存方式。下面試分別論述。

　　其一，國家權力層級的組織形式。此議題是對國家組織形式的具體探索，目前正從以往那種簡率、大而化之的定調式研究中走出，處於積累案例的階段。韓國學者崔珍烈的《中國北朝地方統治研究》在研究北朝地方統治結構時達到了時間、空間全覆蓋——時間上從北魏平城時代到北周；空間上覆蓋了整個北朝的統治區域，從中央到地方對各種人羣的各種統治方式毫無遺漏地涉及，該書達900多頁，堪稱該專題的斷代鴻篇鉅製。在權力層級的地理空間分佈上，都市是展現中央統治的政治空間，承載着政治、經濟、文化、禮儀、生活諸多層面的功用，南開大學2017年“中古中國的都市與社會”工作坊論文集《中古中國的都市與社會》由夏炎主編，2019中西書局出版。其中張學鋒、陳剛《孫吳、東晉的都城空間與葬地》，沈麗華《東魏北齊鄴城都城佈局與復原研究綜論》均從地理空間來研究城市營造。錢國祥《北魏洛陽宮城的勘察研究新進展》[13]203-214則是從考古角度進行都市研究的成果。

　　禮制是處於直接的政治權力之外，但處處體現權力層級且覆蓋全社會的制度設計，近年逐漸成為研究熱點。“台灣”學者郭永吉的《帝王學禮——自漢至隋皇帝與皇太子經學教育禮制研究》（台灣中央大學出版中心）探討自漢至隋皇帝與皇太子的經學教育禮制，依受學期間、學成儀式與學成後再度研習三個階段進行論述，本書的不足是：第一，沒有區分作為展演（performance）的禮典和其他不含禮儀性質的實際行為（受學、講經）二者的關係，以至讓“禮”所包含的內容無限擴大化；第二，對作為制度之源的先秦禮書中的“學禮”缺乏經學及制度層面的瞭解；第三，對於唐朝“學禮”在禮制史演進過程中“重構”的創新之處未曾點到，這也是當下禮制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問題。甘懷真《〈周禮〉與中古時期的城鄉關係》[14]也存在上述問題。相比之下，第十二屆聯誼會的兩篇論文是紮實的個案研究，趙永磊《北魏的華夏天神祭祀再探》認為北魏郊社所祀天神近乎全尊鄭玄學説，更近於曹魏明帝時期的舊制；黃楨《龍舟上的北魏皇帝》認為孝文帝以華夏文化中的“龍舟”作為政治符碼，將其植入北魏的政治文化之中；洲脇武志《王倹の禮學－穆妃の葬喪儀禮への対応を中心に》（日本六朝學術學會第23回大會論文）反映日本青年學者也在進行禮制個案研究。李彥楠考察了禮制中的諡法制度[15]；劉凱對三國至北魏太和年間政府與民眾眼中的西門豹形象在“賢臣”與“神人”間的遊移做了考察[16]。神祀的性質和層級是服從於《禮記·祭法》所定規制的，中古時期這方面研究因為資料的限制，目前尚未受到重視，日後尚有空間。

　　綜上，禮制研究與純粹的政治史不同，它仰賴前朝積澱的禮經學傳統和不斷變動的當下政治敍事需要而存在，並經歷一次次重構，研究禮制要求學者有較深的禮經學素養，這方面將來還有待範式的積累，作為制度史組成部分的禮制研究還有十分廣闊的研究空間。

　　其二，基層的治理和自存方式。魯西奇《誰的歷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提出了中國古代鄉村聚落形態研究的理路與方法，學者們的許多具體研究正是按照這樣的路徑展開的。陳爽總結了既往中古士族研究的不足，展望了歷史人類學應用於中古士族研究的可能性[17]。走馬樓吳簡的出土以及晉唐碑刻的不斷髮現，使得利用簡牘和碑刻資料對鄉里基層組織進行復原成為可能，目前亦是一大熱點，擁有眾多成果。張榮強的《簡紙更替與中國古代基層統治重心的上移》（《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9期）是本年度提綱挈領的一篇重要論文，此文認為簡紙更替對中國古代地方的行政管理與權力運作模式產生了重要影響：秦漢時期由於簡冊書寫不便，户籍等各類基礎賬簿只能在鄉製作，其負載的管控民眾、徵發賦役的基層行政功能也主要是在國家權力末端的鄉一級展開，紙代替簡冊後，各種基礎賬簿上移至縣廷製作，但縣廷並不具備直接面對分散個體小農的能力，隨着唐後期地方社會結構的變化，新興士紳階層逐漸登上鄉村政治舞台，從而開啓了“皇權不下縣”的局面。文章清晰地梳理了簡紙更替在統治技術上對漢唐乃至後世王朝控制基層的能量及其落腳點的轉變。此外學界對吳簡反映的基層社會面貌有許多細化研究：凌文超《吳簡與吳制》（北京大學出版社）從精準分析不同的吳簡個案入手，探討它們各自反映的制度（如舉私學簿的牘文與佔募制度的關係，隱核新佔民簿與户籍體例、舉私學的關係、隱核州、軍吏父兄子弟簿所反映的州、軍吏與編户民户籍的關係），通過私生口估税簿與户下奴婢、客的關係等等，此書承襲了作者一貫精細的風格，深入考察了社會組織方式和官府控制下的經濟制度細節。徐暢根據吳簡資料及長沙城考古成果，對孫吳至劉宋臨湘轄鄉的情況展開分析，認為孫吳黃武—嘉禾年間(222—238)本地轄平鄉、廣成鄉、都鄉、東鄉、桑鄉、中鄉、小武陵鄉、模鄉、西鄉、樂鄉、南鄉11鄉，臨湘為江南大縣[18]，加深了學界對孫吳時期基層行政組織及其職官的認識。

　　在區域社會的基層面貌方面，因資料的增加，更因研究方法的進步，水平大大推進。本年度林昌丈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作者通過對六朝冢墓銘文仔細分析，認為墓誌銘中的地名作用是招魂和標識亡人“鄉里”，亡人“鄉里”逐漸和葬地、墳塋等相對固定的空間關聯，促使“舊墓”情結形成，對異地亡人“舊塋”的營建體現了流寓士人的“舊墓”情結和對死後魂歸“舊裏”的想象。這種亡人“鄉里”的構建在時空上是移動的，亡人通過“買地”的方式先於生人獲得“新鄉里”安頓於異壤，是僑民土著化的重要開端[19]。此文的研究突破了冢墓銘文僅作為資料的碎片化考證理路，將觀察視點挪到亡靈“鄉里”的若干層空間移動上，通過層層剖析，復原了亡人“鄉里”的想象過程所構建出的冥世面貌的先後變化，無論是視角和方法都有重要突破。此外，李永生《餘吳土，盛且豐——磚銘所見西晉末年廣州的地方社會》（第十二屆聯誼會論文）利用帶有“餘廣州”或“餘吳土”字樣的西晉“永嘉磚銘”，嘗試考察磚銘墓主的社會身份和地位，將其與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相勾連，分析磚銘產生的歷史原因，評議人認為尚需充分考慮墓葬磚銘的文體和場合。安然（Annette Kieser）從考古角度綜覽了東晉社會的概況[20]；黃敏《漢魏六朝石刻鄉里村坊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介紹了石刻鄉里村坊的研究概況，漢魏兩晉南北朝石刻中的鄉里，洛陽、鄴城、長安的裏坊，還考察了石刻鄉里村坊與北朝家族墓誌之間的關係。

　　以上是大概能歸入“新政治史”領域的所取得的各維度的研究成果。成果無疑是豐碩的，但“新政治史”畢竟起步不久，也存在各種不足，表現在：第一，很多青年學者的制度史研究大多是直接深入一個個點的問題，彼此有機的關聯甚少，範式的來往交錯雖然可見，但很難説已經形成了成熟的交集和一致共識；第二，在世家大族和鄉里基層研究領域，中古史學者普遍不熟悉歷史人類學的研究範式且缺乏嚴格訓練，在利用吳簡、石刻等研究基層社會時，不同的研究水準差距較大。

　　在本年度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有突破，也有類聚。在政治史以外，更多的議題及成果正挾帶更新穎的研究範式走來，如同雲塊聚集，下文便是這方面的內容。

　　二、變動中的“區塊鏈”：各“政治體”的演進和邊裔政治格局

　　類聚之一，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政治體”的演進及邊裔政治格局研究，它是一種變動中的“區塊鏈”，這一領域的傳統關鍵詞是“漢化”和“民族大融合”。本年度社科文獻出版社再版了兩部經典的五胡十六國個案研究，一是周偉洲《漢趙國史》，該書考察了劉淵的族姓及漢建立、發展、興盛及內亂（趙國繼立）、衰亡的過程及漢趙國的政治制度、社會形態，是研究匈奴建立的漢—趙國的經典之作。另一部是趙向羣著、賈小軍修訂的《五涼史》，該書考察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河西地區相繼出現的五個割據政權，前涼（漢族張氏）、後涼（氐族呂氏）、西涼（漢族李氏）、南涼（鮮卑禿髮氏）、北涼（匈奴沮渠氏）。分十個專題將短暫的五涼歷史置於漢唐間上千年的歷史進程中進行宏觀考察。尚永琪《北燕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分通史、典制、傳記三方面考察了北燕的建立、發展、滅亡及經濟社會、典章制度各方面情況；高然《慕容鮮卑與五燕國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考察了慕容鮮卑的來源與遷徙，前燕、後燕、西燕、南燕的建立興衰、選官制度及胡漢分治，還兼及軍事制度、社會經濟、宗教信仰，本書比20世紀的有關研究要更加系統和完善。

　　除了繼承傳統之外，更重要的是新成果的類聚。這種類聚得益於“政治體”這一比“部落聯盟”更為強大的解釋概念的提出，以及學者們日益增長的國際視野。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邊裔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無疑是本年度聲譽卓著、廣受歡迎的前沿之作，本書收錄作者以往發表的21篇論文，分“邊裔與中心”“發現與想象”“墓誌與歷史”三個模塊結集，作者對吳簡、墓誌資料十分熟悉，對中古時期處在中原王朝和遊牧帝國、綠洲國家間的中亞地緣政治格局變遷了然於胸，對西北史地有切身認識，對英文成果廣泛涉獵，甚而對突厥語有一定程度的涉獵，這多種條件的綜合加上作者縱橫捭闔的想象力和捕捉歷史細節的敏感，往往在還原歷史場景、交代宏大格局的同時更能於細微發現前人因知識結構不足而忽略的真相——有的勾勒出了中原王朝和遊牧政治體、綠洲國家之間的博弈，如《墨山國之路》《茹茹公主》《漢唐時期漠北諸遊牧政權中心地域之選擇》等；有的刻畫出了中原王朝對各種“深險”山民進行徵税徵兵，進而將之歸入“王化”的歷史進程；還有的通過墓誌中的蛛絲馬跡考辨歷史上發生過的重要事實及牽連的政治格局之變。縱觀全書，以往概念式的“漢化”敍事法被打破，如《北魏皇室制名漢化考》《名號與傳統》《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歷運問題》重建了“漢化”進程中的一些細節；對民族的重構也有了全新的考察，如《從民族的起源研究轉向族羣的認同考察》《民族起源的想象與再想象——以嘎仙洞的兩次發現為中心》，展示了作者勤于思考、敢於出新的學術素質。此書在諸多領域均達到了超邁前人的水平，引領着當下的學術潮流。

　　此外就是一些不同時間段上的個案研究，魏堅研究了牛穿古城與北魏六鎮的關係，丁慕妮（Monique Nagel-Angermann）從史籍中綜覽中古世紀早期北方的文化多樣性，田立坤對四世紀的夫餘史蹟做了考察。朱豔桐利用墓誌碑刻、西域文書，考察了北魏至唐沮渠氏的發展脈絡[21]；板橋曉子《晉宋交替與仇池政權》（第十二屆聯誼會論文）考察了仇池政權與晉宋交替的關係，認為在兩晉五胡十六國時期的仇池政權比較穩定地維持了晉朝藩屏和接受晉朝遺民的角色，與晉朝的關係延續到晉宋交替後，並奉劉宋為正統王朝。有些論文試圖理清線索，如彭建英《從部落聯盟到遊牧帝國——漠北迴紇的建國之路與族羣整合》（《早期中國史研究》第十卷第二期）、韓生存《北魏平城與絲綢之路》（《北朝研究》第九輯）。還有兩部今年出版的專著，一是彭豐文《魏晉南北朝時期邊政研究》（花木蘭出版社）從邊政和大一統的關係出發，按時間順序依次考察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政權在邊疆經略方面的政治、軍事政策、經濟文化開發的措施與成效，包括曹魏徵討烏桓、高句麗，蜀漢平南中，孫吳入嶺南，兩晉南北朝的邊疆經略、屯田等，並總結了治亂經驗；二是苗霖霖《中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行國體制研究：以鮮卑為中心的探討》（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廣泛利用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等學科的相關成果，採用“二重證據法”和“量化分析法”，對以鮮卑為代表的我國古代北方民族遊牧行國體制發展、演變進行了系統研究。

　　古代中國的族羣構成是多元和變動的。魏晉南北朝時的在華粟特人是一個羣體，對此的研究越來越成熟。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高昌國（442—640）時期吐魯番地區的奴隸制與胡奴》（宋馨2019）、丁愛博（Albert E Dien）《入華粟特人的生命歷程：從“薩薄”到“s’rtpw”》（宋馨2019）都是具體研究。此外婆羅門文化對中國的影響終於有專著出版，嚴耀中先生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從數以千計的文獻和文物中鈎沉出婆羅門教和婆羅門文化在中國古代存在的種種證據，整理出了神職人員及其傳教活動、宗教場所、經籍、信徒墓葬等等線索，並且考察了婆羅門教與佛教的關係、婆羅門教傳入中土的文獻和文物資料，包括圖像、經漢譯佛典保存的婆羅門教資料及其對中土文化各方面的影響[22]。

　　本年度日、韓學者有幾部頗有分量的專著，一是劉可維譯川本芳昭的《東亞古代的諸民族與國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該書是具有東亞國際視野的“區塊鏈”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涵蓋了漢唐到遼金漫長曆史進程中的東亞格局，第一篇以民族問題為中心考察了漢唐間中國北部的動向，涉及烏丸、鮮卑、北魏等民族“政治體”的發育；第二篇從“新”中華儀式的形成入手，考察漢唐間東亞的動向與古代日本的國家形成；第三篇考察了漢唐間中國西南部的多民族狀態及它們跟日本的聯繫；第四篇涉及遼金的正統觀，古代朝鮮、日本“中國化”的關聯，北魏與元、遼的比較及中華帝國的構造等問題，具有東亞的全局性視野。二是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國——中國史上的民族大遷徙》（劉可維譯，商務印書館），該書認為五胡十六國時期是一個多民族在中國大地上強調自我、相互融合、創造出新的時代。第一章梳理東漢、曹魏、西晉少數民族的發展動向及中原王朝的應對措施；第二、三章以政治的演變過程為中心敍述“十六國”的興亡變遷；第四章從五胡十六國與周邊的關係、佛教的發展等方面探討它們是如何自我定位的；第五章探究這一時代人羣遷徙的整體軌跡；第六章通過文字資料與墓室畫像來考察諸民族融合的實態。本書系統性強，五胡十六國的動盪和紛亂在作者筆下呈現出了追溯源流、知往知來的各種脈絡。三是金子修一《古代東亞世界史論考》（八木書店），該書是一部各專題獨立，但彼此有銜接的論文集，揭示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諸國所形成的世界及其互動歷史，包括邪馬台國?倭國、渤海、突厥、高句麗、百濟，以及周邊諸國形成的國際秩序。作者考察了在以唐朝為中心的東亞世界中，百濟、日本、渤海乃至突厥等政治體跟唐朝交融所形成的政治關係網的格局及變遷。全瑩、金春譯韓國學者張寅成著《百濟的宗教與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由分析百濟國的政治生活及與其密切相關的文化史、社會史的多篇研究論文構成，內容涵蓋祭祀、道教、巫術、生死觀念等諸多方面，該書綜合運用了漢唐時期漢文史料和韓國全羅、忠清等地的本土考古資料來研究百濟人的祈願、人生觀、世界觀等精神世界，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

　　變動的“區塊鏈”的研究是目前的熱點，但因為目前大部分學者們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學術訓練尚未完成，這方面的研究範式目前還在積累中。

　　三、“物”的歷史

　　上文主要描述的是突破，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而言同等重要的是類聚。這是因為新的議題在不斷開發，物質、性別、知識、信仰，各有各的歷史，這些不同的知識點在原先的學科壁壘下被囿於不同的研究領域，在突破瓶頸的當下，這些議題成果慢慢類聚，開始彙集成魏晉南北朝時期萬花筒般的多面景象。下文便分別闡述。

　　“物”的門類千差萬別，加上有大量考古發現的實物資料，值得書寫的內容較多，大略可分為以下三方面。

　　1.墓葬和壁畫。墓葬是處封閉於地下的空間，是承載着考古、歷史學等諸多學科研究的物質文化載體。魏晉以後，墓葬圖像中的宴飲、儀仗成為喪葬儀式的主流，以體現墓主人的身份、展示威儀，宋元墓葬則試圖將生前的生活和死後享樂融為一體[23]。南朝墓葬方面，王勘、邵世海編著《六朝遺韻：沿着朱偰先生的足跡》（陝西人民出版社）由“主題南京”團隊策劃，沿着朱偰先生的足跡圖文並茂地記錄六朝陵墓石刻80年變遷；邵磊《南京歷代陵墓》（南京出版社）採用文獻資料與實地調查相結合的方式，分時期分階段對南京上至先秦，下至民國的重要陵墓進行了詳細的梳理和考證。白雲翔以北朝墓葬為中心，考察了北朝時期的文化交流與融合[24]475-498，張文平、包桂紅對20世紀30年代至今的內蒙古魏晉北朝考古做了總結，認為鮮卑部落聯盟時代、代魏、北魏到北齊、北周時期的主要考古資料多有創穫，盛樂的地址、行宮、祭祀遺址、長城等的具體地址和麪貌進一步清晰，今後研究方向是通過墓葬出土資料構建鮮卑代魏考古學文化序列；通過發掘明確北魏盛樂神元舊都、盛樂北都、雲中宮等問題；探討朔州、雲中鎮等行政軍事建制；探討北魏祭祀遺址、行宮、鎮戍城邑，長城體系，對外交通線路等[25]。

　　陶瓷是重要的物質史料，往往跟隨墓葬出土。謝明良《六朝陶瓷論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是作者多年研究六朝陶瓷的學術論文集，上篇分析了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的分佈、各期特徵，器物組合，並以考古類型學方法分析了福建、江西六朝墓出土陶瓷，中篇分析了六朝陶瓷的裝飾，包括三國兩晉時期越窯青瓷所見的佛像裝飾、六朝青瓷褐斑裝飾及其對北齊、隋唐的影響；下篇對墓葬器物及《顏氏家訓·終制》所載葬具做了考察。此書是目前最為詳盡而系統的六朝陶瓷研究專著，突破了以往單純的考古類型學分析。

　　壁畫是墓葬的重要附屬物。以往的考古類型學方法無法解讀壁畫的圖像細節，近年來美術史研究方法的長足進步使得壁畫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韋正《將毋同：魏晉南北朝圖像與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此書通過河西魏晉墓葬門牆畫像磚和酒泉丁家閘5號壁畫考察了魏晉時期的天界想象，並從南朝墓葬的竹林七賢壁畫的衰亡總結了東晉南朝時期漢晉墓葬（晉制）壁畫系統終結。該書還考察了北魏平城時代大同墓葬壁畫（大搜禮、狩獵圖）所見證的漢晉到北朝的社會劇變，並探討了“洛陽規制”的由來；作者還清理了漢末—北朝墓葬形制和墓葬壁畫的基本線索，並對集安高句麗壁畫墓葬做了考古學和美術史研究，探討了集安與平壤高句麗壁畫墓葬之關係。本書對墓葬壁畫資料做了綜合性分析，是直到目前集大成的系統化分析。台灣學者中，林聖智《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是水平出色的代表作，此書以北魏墓葬材料為主體，由“圖像製作”“空間結構”“喪葬禮儀”“政治社會脈絡”四個層面考察圖像與裝飾在形式與意義上的交互作用；從墓葬的物質文化和圖像反觀北魏、北齊的政治秩序、羣體記憶，以及絲路東段社會生活的流變過程，還從一些承載歷史信息的具體物件如石牀圍屏入手，考察粟特人與北魏墓葬文化之間的承繼關係，是迄今所見最為系統、方法最前沿的北朝墓葬圖像及實物研究。與此相呼應的個案研究有：曾慶盈《北魏時代的自我畫像：以沙嶺M7與雁北師院M5為例》進行的壁畫研究（宋馨2019）及張慶捷《忻州九原岡北朝壁畫墓軍事內容窺探》（宋馨2019）、倪潤安《北魏平城灰枕葬俗考》（宋馨2019）等研究。日本學者關尾史郎、町田隆吉主編的《磚畫?壁畫からみた魏晉時代の河西》（汲古書院）是一部論文集，收錄了從磚畫、壁畫資料研究魏晉時代的河西的多篇論文，其中新城墓羣、祁家灣古墓等資料均受到日本學者的注意，這些資料被用來研究朝服制度（小林聰）、樂器及宴飲場面（荻美津夫）、武器（內田宏美）、耕作方式（渡部武），反映了日本學界考古學和美術史研究範式也在結合，並產生出最新成果。

　　2.佛教遺蹟和遺物。魏晉南北朝是佛教傳入並興盛的時代，佛教遺蹟遺物眾多。謝志斌《中土早期觀音造像研究》（中華書局）是本年度觀音研究的代表作，作者以20萬字的篇幅蒐集並分析了隋以前155餘尊觀音造像，總結了觀音造像在印度顯教、密教時期的狀況，以及觀音造像在通過絲綢之路南、北道傳入中土的過程中的流播狀況，並按流派（淨土類、救難類、混合信仰）進行了詳細的個案考察，還對中土早期觀音造像的宗教內涵、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做了思考。此外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鄴城北吳莊出土佛教造像》（科學出版社）是對2012年北吳莊佛教造像埋藏坑清理的階段性總結，坑內出土造像數量眾多，時代絕大多數為東魏北齊，個別為北魏、北周和隋唐時期，有題記的造像約三百餘件，造像樣式除中小型白石背屏像外，還有部分中型或大型單體圓雕像，題材涉及釋迦、定光、彌勒、藥師、阿彌陀、盧舍那、觀世音、思惟太子以及釋迦多寶等。該圖錄是北吳莊出土佛教造像整理的階段性成果展示。此外，韓國學者權智英《靈驗的冥界：中古時期中韓十王畫的演變》（夏威夷大學出版社）是另一部佛教圖像研究的代表性英文專著。東京的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的十王畫卷軸是現存渲染佛教地獄最輝煌的作品之一，但它們的起源和意義尚待充分探索，作者在調查東亞地區的文字、經文、考古和視覺材料時，以五百多幅十王畫作品為基礎，構建了這些繪畫演變的模式，揭示其可能的起源。此外還有蔡宗憲、朱岩石、、邵正坤、張志忠、毛銘等學者做的個案研究。

　　3.馬匹、寫本、書籍、生活器用等“物”所反映的歷史。它們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符號的同時，還反映了政治權力掌控下物質資源的競爭和物流線路的構成。第十二屆聯誼會有兩篇涉及此內容：胡鴻《牝馬、酪酒與北族王朝——釋北魏正始四年禁河南蓄牝馬》探討了牝馬與酪酒及北魏貴族的關係、畜養牝馬的成本等問題。來自海內外的評議人認為馬奶酒與糧食是人與動物共同競爭的資源，旱災造成食物鏈供應斷裂，這種情況下的資源競爭值得重視。海老根量介《簡帛時代的書籍流通小考——以〈日書〉為中心》旨在從出土日書討論秦漢時代“書籍”的製作和流通。《日書》本來是專業佔術家使用的手冊，後來為了便於下級官吏使用，附加了淺顯易懂的説明而在里巷間流通，但當時還沒有出現專門的書肆。評議人認為該文“足以代表早期出土文獻和秦漢文化史研究繼續深入的一個重要方向”，但論文對書寫（paleography）、形制（codicology），及考古環境所提供的間接證據未多留意。至於生活器用，最能直接體現出那個時代的信息。2012年清理的洛陽北魏曹連墓葬出土了少量的隨葬品、墓誌及一套完整的孝子昇仙石棺，該昇仙石棺是目前北魏孝子昇仙石棺中具有明確紀年、墓主人身份明確、畫像石刻最為完整的一次考古發現，司馬國紅、顧雪軍《洛陽北魏曹連石棺墓》的出版提供了具體資料。此外上文所提林聖智《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專著中的第二、三章對多個墓葬出土的銅壺和金銀器以及壁畫上的摩尼寶珠、石牀的護法神與天人像做了研究，分析出了平城時期的紋飾框架。丁紅旗《北魏司馬金龍墓葬出土屏風文字釋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9輯）一文對司馬金龍墓葬屏風文字做了考釋；有關個案研究還有羅豐、宋馨、王銀田、伍雅涵等論文，不一而足。將來隨着歷史研究中議題的加寬，“物”的研究將成為歷史學研究議題中一個活躍的部分，將會更為繁榮。

　　四、知識和信仰的歷史

　　除去上述的部分，處於成果“類聚”的領域還有知識、信仰和技能的歷史，這些議題本來也處於傳統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關注焦點之外，本年度均有可喜成果，下文便分別敍述。

　　（一）知識的歷史

　　具有時代特點的知識的發生和流變。縱觀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的發展過程，五斗米道、天師道升級換代，上清修法橫空出世，因此修仙是時代潮流。顧漩譯、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著《修仙：古代中國的修行與社會記憶》（江蘇人民出版社）秉承了海外漢學方法論發達且相對成熟這一優點，藉助集體記憶和公眾塑造理論，力圖對仙傳文本做一全新解讀，探究仙是如何被創造的，深入分析了辟穀、秘術等修仙的實踐行為，剖析了修道者和他們的社羣乃至經濟生活方式，不足之處是對文獻運用侷限在幾本仙傳，對歷史文本和畫像文本等考古資料吸收非常有限。另一部重要專著是青年學者陳昊的《身分敍事與知識表述之間的醫者之意》（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書是國內醫療史研究的最新嘗試，研究路徑的展開援引了許多概念，如“跨語際的研究範式與‘身分問題’的演生”，並以此為結構安排了許多精細的考證。作者的問題經常在官僚機構、醫學知識、醫者三者之間遊移，但因為有些問題的概念邊界不夠清晰，時有牽枝蔓葉，此外有些知識體系及其流動秩序有生造之嫌，如“大醫與愚醫之間的書籍秩序”試圖在構想出的“大醫”與“愚醫”的壁壘間看出“被彰顯的為醫之體”“被遮蔽的感官之知”，這屬於對傳統醫學渾然一體的知識結構及其“感官之知”認識不夠深所致。總之，此書涉及的知識點極多，技術難點比比皆是，青年學者有如此廣博的知識面，在醫學知識、人（醫者）、醫療官署乃至有關習俗之間移動，已經非常精彩。呂博《喪禮背後的身體史——漢唐間發須爪埋葬的禮與俗》[26]83-97則是細節精彩的單篇研究，若能進一步釐清“禮”和“俗”的概念邊界，將更為經典。

　　書法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帶有時代特點的藝術，書體的質變背後是書寫載體的變化。劉濤《魏晉書風：魏晉南北朝書法史札記》（廣東人民出版社）是通論魏晉書風的重點著作，魏晉時期進入楷書時代，紙也逐漸取代竹簡，形成了以楷書為根基，以行書、草書為時尚的書風，本書對曹魏五家、三國時期的名刺格式與書法、魏晉南北朝著名書法作品、王羲之評論的漢魏兩晉書家、王羲之書法的特徵、王羲之與山陰、“蘭亭故事”的兩種文本、魏晉南朝女書家、江南的書法世家、南朝書學新名詞、南朝的雜體等均做了精到的研究。

　　（二）信仰的歷史

　　魏晉南北朝是佛教傳入、道教進階的階段，信仰的世界異彩紛呈，這一領域也是優秀青年學者大顯身手的領域，本年度有數部重量級專著和論文。第一是魏斌《“山中”的六朝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此書不是從表層來理解“山”這一地理空間，而是從宏觀歷史的角度挖掘山中世界背後所隱藏的政治、社會問題，真正全面梳理山中歷史的脈絡。作者認為在六朝江南社會，“山中”這一地理空間發生了巨大的變遷，隨着佛教山寺的興起和道教洞天體系出現所帶來的山中修道的宮觀化，一些山嶽成為寺館集中的宗教聖地，江南山嶽完成“名山化”的過程，文化景觀呈現出獨特的面貌和地理格局。作者全面蒐集正史以外的宗教文獻、文學作品、石刻史料等，通過山嶽祭祀、山中的洞天與道館、天台山、會稽、山寺的地理分佈、山居和山嶽記述等案例，打通佛道二教，細膩地展現了山嶽歷史自身的發展脈絡（從山神祭祀到佛道寺館的過程），佛道與民間信仰在山嶽中活動的複雜關係等，研究方法極富新意，表現了青年學者在該領域研究的卓越水平。馮渝傑《神物的終結——法劍信仰興衰變異的歷史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結合古代楚文化、中古鑄劍術乃至宋以後劍的由實入虛的過程，考察尚劍的文化被納入道教信仰體系並徹底改造的歷史軌跡，以及漫長曆史時段中“劍”背後呈現出的宗教神學與國家權力之間的複雜的“權力的文化網絡”，該書研究極富啓發，只是概念邊界的區分有模糊乃至不夠精準的地方，如“攝敵壯膽”很難説是道教特有的行為；對“大傳統”“權力的文化網絡”“文化祛魅”等概念的接納和嵌套略嫌生硬，無論如何，作者超越了物像的解讀仍然顯得極為新穎。林佳恵《六朝江南道教の研究：陸修靜の霊寶経観と古霊寶経》（早稻田大學出版部）通過對敦煌本《靈寶經目錄》的考察，認為古《靈寶經》的“元始系”和“仙公系”不一致，陸修靜的是“元始舊經”一系，與紫微宮密藏存在密切關係。道教的教義、儀禮兩方面決定了古《靈寶經》有元始舊經和仙公新經這兩個系統存在，《太上洞玄靈寶天文五符經序》和《太上太極太虛上真人演太上靈寶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在陸修靜的《靈寶經》觀中處於不同的位置。作者在繼承了小林正美等日本道教文獻學細緻入微的紮實作風的基礎上，從道教文獻學的流派演變入手，考察早期道教宗派的歷史發展脈絡，這方面的研究範式國內可大力借鑑。王承文、張曉雷《古靈寶經“新經”徵引“元始舊經”問題新探》（《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40輯）一文做了類似研究。孫齊《芮城道教三百年史——以北朝隋唐造像為中心的考察》[27]是一篇重量級的論文，文章蒐集了芮城地區所出土的50餘種北朝隋唐造像，並結合其出土地點及造像記、題名，復原了中古時代芮城地區的主要家族及其宗教信仰，討論了6至9世紀芮城道教的發展演變、存在形態及其與地域社會之關係。以芮城為個案，揭示了中古道教“道觀時代”的來臨及其衰變，具有梳理時空脈絡、填補既往研究空白的典範作用。

　　以上是道教研究。佛教研究的重量級成果亦不遑多讓。日本學者船山徹本年度出版兩部專著，一是《六朝隋唐仏教展開史》（法藏館），該書是日本學術界一部重要的佛典詮釋和佛教展開史著作，第一篇“佛典解釋的基礎”從佛典漢譯的各種層面考察了梁代的學術佛教及不同佛典解釋系統；第二篇從文本、行動兩方面考察了隋唐以前戒律的體系及流播；第三篇考察了修行（修行者的身體異香）和信仰（極端宗教行為比如捨身）；另一部是《仏教の聖者：史実と願望の記録》（臨川書店），對聖者及其傳記的出現做了極為精細和精彩的考察。二書是在日本向來豐厚的佛教研究土壤上生長出的碩果，對六朝時期佛教文獻的撰集、修行實踐的細節做了極為翔實的考察，體現了日本佛教史中堅學者的水平。國內青年學者陳志遠亦發表了兩篇重要論文，一是《佛教歷史意識的興起——以法顯行記的幾則記載為中心》[28]，此文通過法顯行記的幾則事例逐層剖析了早期漢地佛教在再造教史的過程中所吸收的多種因素，如佛缽聖物的時空移動，各種源流的佛經（中亞傳入的佛經、中土疑偽經）關於劫變、時間表的敍事差異，歸納到漢地佛教形成自己時間觀和歷史意識這一重要問題上，初步整理了這一過程。研究大量引用了英、日文尤其是日文成果，在凸顯出佛教史研究應有的國際性的同時，自然而然地突破了大陸佛教史原先因語種能力限制一般僅囿於漢傳佛教的藩籬，表現出了新一代佛教史學者們的無限可能性。另一篇是《六朝前期荊襄地域的佛教》，分四期考述六朝前期荊襄地域佛教的時代面貌，將天然地緣格局、政治局勢起落作為佛教史展開的背景，從教團變遷、寺院建立等個案出發，考察了荊襄佛教教團和士族家族、官僚貴戚等的複雜關係，在這進退互動的過程中，佛教經文譯介，義理和修行朝上層傳播[29]。此外王頌主編的《宗門教下：東亞佛教宗派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集中發表了若干篇青年佛教史學者的研究論文，涉及魏晉南北朝的有陳志遠《梁武帝與〈般若經〉——從韓國傳存〈小莊嚴寺道度禪師碑〉談起》、鄭興中《中古佛教義章學論稿——兼論宗派佛教的義學書寫》、史經鵬《再論南北朝涅槃師和涅槃學派》等。這些所有的專著和論文加在一起，徹底刷新了此前宗教史領域研究的整體水平。

　　總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在突破瓶頸的同時，還經歷着諸多領域日益豐厚的“類聚”，這“類聚”如雲堆疊，蔚為壯觀，尚在行進中。

　　最後，在大數據和自媒體的時代，各種學術公眾號紛紛建立，跟中古史研究有關的重要的公眾號有：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中古史研究資訊（zhonggushi）、史學研究等等，各高校及學術機構、各大學術期刊也都有自己的公眾號推出最新學術信息，這些使學術資訊傳播和議題發酵的速度以幾何級數加倍，大大帶動了學術出新的節奏。此外，還有的學者開始走出皓首窮經的書齋，走向各種見面會和媒體平台，讓歷史學走向公眾，在這一過程中，歷史學具有了與書齋史學不同的輕鬆活躍色彩。

　　五、結語

　　本文對2019年度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做了綜覽式總結。總的説來成就多多，令人欣慰。具體可歸結為以下幾點。

　　首先是突破。這突破錶現在：第一，史料分析法的進益。正史資料形成和來源的批判性分析大大提高了使用正史資料的精準程度；墓誌等石刻文獻在承續傳統考證的同時，學者們開始在歷史的時空現場中尋找並確定它們的定位，這比起前人僅僅從金石學傳統出發考釋文字、訓詁段落是方法上的重大進步。第二是概念的進階。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傳統的“漢化”“民族大融合”等關鍵詞使用頻率大大降低，被這些關鍵詞遮蔽了的細節在新一代學者的研究中不斷浮現；“歷史書寫”“政治體”“集體記憶”等新關鍵詞出現則使概念的精準度和解釋能力大大增強，這無疑大大促進了魏晉南北朝史對先前傳統研究的突破。第三是研究方法的升級換代。對權力層級、信息傳遞、“物”的細節、知識和信仰結構的研究，均需要突破以往的粗線條研究方法，這方面新一代學者們還在嘗試中。

　　其次是類聚。由於借鑑明清區域社會史研究範式，使得以往那種大而化之地勾勒線條的研究方法因再無餘地而逐漸淡去，對魏晉南北朝社會結構、知識結構、信仰體系等各種系統的探索方興未艾，墓葬、圖像等各種實物紛紛進入學者心目中的資料庫，這些都不是在既往壁壘分明的學術訓練下可以完成的，領域的交叉成了自然而然的事。而且新一代學者具有深刻而自覺的國際化意識，研究“物”、性別、醫療均開始了對“人”的關注，這些均使得議題不斷出新，建立在這些基礎上的研究成果不斷類聚，未來將成為可觀的學術大廈。

　　因此，當下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是一個既有突破，又有類聚的世紀。不足之處是，第一，概念進階、範式形成過程中肯定會產生一些旋即產生，旋即消失的泡沫，目前尚未固定下來；第二，國際化過程中的甄別能力有待提高。比如説對歐美學術著作譯介時的選擇，對於日本學者研究成果的去除蕪雜能力。這些都將隨着學者們進一步的成長而逐漸成熟，未來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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