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當户對的同質婚姻模式發生變化了嗎？_風聞

婚姻匹配問題簡單來説就是“誰和誰結婚的問題”（who marries who），這個過程看似是隨機的，也就是説那個踏着七彩祥雲來娶（嫁）你的可能是任何人，其實不然。很多夫妻往往在年齡、收入、受教育水平、社會地位上等特徵上有很高的相似度，這種類型的婚姻被稱為同類婚（Homogamy）****。

在大多數社會中，同類婚都是最主流的婚姻匹配模式。據調查研究顯示，在美國有超過55%的夫妻具有相同的受教育水平（Schwartz & Mare, 2005），在中國有近56%的夫妻擁有相同或相似的社會地位（馬磊，2015）。就連紫霞仙子所幻想的雲端上的人都要是個身披金甲聖衣的蓋世英雄，“仙子”配“英雄”，看來即使是神仙也難逃同類婚的“魔咒”。

在婚姻匹配研究中，教育婚姻匹配頗受關注。如前所説，**就現代家庭而言，夫妻雙方通常在受教育水平上表現出很強的相似性，也即教育同類婚比較普遍。**但是，一個社會中的教育同類婚的程度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隨着許多宏觀條件的變遷而變化，那麼這種變化是否有章可循呢？

理論上，同類婚增多還是減少?

一些研究工業化發展如何影響教育婚姻匹配的學者認為，婚姻匹配背後的驅動力是個人的理性計算。人們在婚姻市場上擇偶時，往往傾向於選擇經濟條件較好的、社會地位較高的人作為配偶。隨着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受教育程度對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獲得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這就導致大家都希望能夠尋得一個受教育水平較高的配偶，由此便使得全社會的教育同類婚程度不斷增強。這一觀點被稱為**“地位獲得假設”**（status attainment hypothesis）。

然而，另有部分學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他們認為，由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所帶來的交通、通信技術的進步，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地域和社會羣體的邊界，增加了不同羣體之間的交往機會，從而擴大了個人潛在的婚姻市場。此外，隨着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個人在擇偶上對經濟、社會地位等條件的要求會越來越弱。在此背景下，教育同類婚的程度將不斷降低。這種觀點被稱為**“一般開放性假設”**（general openness hypothesis）。

還有研究試圖綜合上面兩種觀點，認為工業化對於教育同類婚的影響是非線性的。在工業化早期，物質生活並不豐裕，所以人們在擇偶時特別看重對方的社會經濟地位，符合地位獲得假設的預期。而到了工業化後期，物質生活比較富足，社會保障制度日趨完善，經濟條件等標準在擇偶上的重要性便大幅下降了，符合一般開放性假設的預期。所以這種觀點認為，工業化發展對於教育同類婚的影響呈現倒U型變化，因而被稱為**“倒U型假設”**（Inverted-U-curve hypothesis）。

中國的教育同類婚發生了什麼變化？

就中國而言，對教育婚姻匹配變遷的分析**除了要考慮工業化的作用外，還要注重政治因素尤其是國家政策的影響。**其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中國的工業化和市場化進程是由國家主導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宏觀政治動態的影響；第二，與西方工業化國家不同，在中國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國家權力幾乎滲透到民眾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因而個人的生活機遇對國家政策的變化極為敏感。

那麼國家政策如何影響教育婚姻匹配呢？如前所説，中國的工業化主要由國家主導，因此國家政策可以憑藉作用於工業化進程而間接地影響教育婚姻匹配。此外，國家政策也可以通過上面提及的兩種機制對教育婚姻匹配產生直接影響。首先，國家政策可以改變資本的意義和價值。例如，在“文革”時期，受教育程度的價值由於特殊的政治原因被極大貶低。其次，國家政策同樣對個人的婚姻市場結構有顯著的影響，例如户籍制度、單位制度、“上山下鄉”政策等均會通過限制或改變個人的生活和交往範圍，進而作用於個體所處的婚姻市場結構。

為了分析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婚姻匹配的變遷，本研究文根據不同時期的工業化發展、國家政策與社會結構特徵，將1949年至今劃分為5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文革”時期、改革開放初期、改革開放中期和改革開放深化期，通過考察這5個階段的工業化與現代化發展及國家政策，來分析中國教育同類婚的總體趨勢和微觀教育婚配模式的歷史變化。

本文經研究發現，如按照新中國成立初期至改革深化期五個同期羣劃分，**中國的教育同類婚程度呈V型趨勢變化。**具體而言，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至文革時期，教育同類婚強度不斷下降，但在改革開放後急速回升。

什麼因素能****解釋中國教育同類婚的變化趨勢?

這種粗糙的同期羣劃分法會遮掩許多重要的變化趨勢，從而導致遺漏關鍵的解釋變量。因此，本文將新中國成立至今的婚配同期羣以5年為界進一步細分，**發現中國的教育同類婚程度的變遷呈現N型趨勢，**在1949年至50年代中期之間快速提升，隨後在50年代後期開始下降，並在整個文革時期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直至80年代中期才開始迅速回升，並在改革深化期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

針對這一趨勢，本文指出，國家政策與工業化發展邏輯的關係主導了中國教育婚姻匹配的變遷。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國家政策大力支持工業化發展，教育的合法性與經濟價值得到提升，從而使得教育成為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主要表徵，在婚姻匹配中的重要性得以極大的提高。由此，從新中國成立至50年代中期，中國的教育同類婚程度急劇增強。儘管在50年代後期受上山下鄉等政治運動的影響，教育同類婚有所下降，但從整體來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教育同類婚強度仍高於文革時期。在具體的婚姻模式上表現為各教育層級的同類婚程度在這一時期均較高，並且長距離跨教育等級的異類婚配與相同教育等級內部的同類婚配相比更不易出現。

在文革時期及其前後，中國的教育同類婚程度不斷減弱，這主要是因為國家政策與工業化發展邏輯在這一時期出現了相悖的現象，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由於這一時期工業化發展陷入停滯，**教育現代化進程受阻，****且受教育程度所藴含的經濟價值遭到破壞，**失去了作為社會經濟地位象徵的效力，在婚姻匹配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在具體婚姻匹配模式上的表現是長距離跨教育等級婚配在這一時期與相同教育等級內部的婚配達到了相同的水平，這一現象在其他四個時期中均不存在。

其次，由於**上山下鄉等政策制度的影響，**從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有數千萬的城市知識青年下到農村，並在大部分時期內被禁止返城。因此，**在下鄉知識青年與當地農民之間便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婚姻市場。**由於知青的教育程度多為初中和高中，而農村青年則多為小學及以下，因而在這一時期，高中、初中教育層級與小學及以下教育層級之間的通婚大大增加。

針對這一解釋，本文給出了三點經驗支持。其一，就教育同類婚的總體趨勢而言，其下降的時段與上山下鄉運動的時段高度吻合；其二，就政策干預婚配模型而言，初高中教育層級與小學及以下教育層級之間的通婚在上山下鄉運動的三個時期內顯著增多，並在文革時期達到頂峯。然而在改革中期與深化期，這兩個層級之間的通婚則與其他類型的教育匹配婚之間並無顯著差異；其三，就教育同類婚模型而言，高中教育層級的同類婚強度在文革時期跌至最低點，在改革開放後則開始回升。

時至改革開放初期，由於受上山下鄉運動餘波的影響，教育同類婚程度在前半階段內仍處於較低水平。然而，隨着該運動的結束，以及這一時期**國家政策與工業化發展邏輯的重新契合，教育的經濟價值逐漸恢復，教育同類婚程度迅速反彈。**在教育婚配模式上表現為長距離跨教育等級婚姻發生的可能性顯著降低，高中教育層級的同類婚程度開始回升。

在改革中期和改革深化期，上山下鄉等政治運動的影響徹底消失，在國家政策主導下，工業化與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入發展使得教育同類婚的程度持續走高，並在深化期穩定在一個較高的水平。表現在教育婚配模式上即為政治干預婚配模式在這兩個時期中已不顯著，而長距離跨教育層級婚姻則愈發艱難。

參考文獻：

李煜. 婚姻的教育匹配：50年來的變遷. 中國人口科學，2008；3: 73-79.

馬磊. 同類婚還是異質婚？——當前中國婚姻匹配模式的分析，2015；3: 29-36.

齊亞強、牛建林.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婚姻匹配模式的變遷. 社會學研究，2012；1: 106-129.

Han, Hongyun. 2010. Trend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in China from 1970 to 2000. Demographic Research 3: 733-770.

Kalmijn, Matthijs. 1998. Intermarriage and Homogamy: Causes, Patterns,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 395-421.

Smits, Jeroen, Wout Ultee and Jan Lammers. 1998. Educational Homogamy in 65 Countries: An Explanation of Differences in Openness Using Country-Level Explanatory Variab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 264-285.

Song, Lijun. 2009. The Effe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Educational Homogamy in Urban China. Social Forces 1: 277-270.

作者：石磊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生

責編：靳永愛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