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花木蘭》看好萊塢如何誤讀中國女權_風聞

　　作者" alt=“500” />　　據報道，迪士尼最新真人版電影《花木蘭》採用PVOD模式在流媒體進行發行後，雖備受爭議，但從流媒體數據層面被驗證“真香”了。

　　數據顯示，上週末，Disney + 的下載量攀升了 68%，達到 89 萬次。除下載量的激增外，消費者在這款應用上的支出也比一週前增長了 193%，達到 1200 萬美元。從收費上看，要想欣賞這部電影，美國消費者需要在 Disney + 每月 7 美元服務費的基礎上額外再支付 30 美元，Disney+未覆蓋的國家和地區依然採用傳統院線方式上映。

　　雖然線上單點付費模式被初步驗證，但《花木蘭》的口碑卻下滑嚴重，這為該影片的總票房收入帶來了巨大的陰影。在北美等地區上映後，爛番茄79%的新鮮度和MTC68分的評價雖然表現尚可，但是IMDb和豆瓣都只有5.4分和4.7分的評分。

　　目前的電影引發了中外網友對劉亦菲飾演“花木蘭”的激烈討論，這中間核心的矛盾是，不管作為女性還是中國人，“花木蘭”到底象徵着什麼。這場辯論涵蓋女權主義，文化差異，種族甚至全球政治等諸多議題。

　　在電影開始，當家人告知木蘭（Melan）結婚消息時，她並不開心，但她接受了這一決定，並鄭重承諾：“我將為所有人帶來榮譽。”緊接着開啓開掛人生。這是迪斯尼於9月4日發行的新影片《花木蘭》（1998年受歡迎的動畫電影的真人版翻拍）的開場場面之一。

　　最初的爭論停留在劉亦菲塑造的稍顯木訥與冷酷的“木蘭”形象，這與動畫片版精靈搞怪的角色相差甚大。在一個場景中，她安靜地坐在織機旁；在另一個場景，她如一個石頭般的戰士，彷彿人工智能般與敵人作戰。動畫迷們認為真人木蘭與他們記憶中那個充滿活力與幽默感的少女相去甚遠。對角色的爭議越來越大甚至上升到對演員本身演技的全盤否定。

　　部分分析師認為，木蘭性格的大轉彎來自好萊塢對中國民族主義人士的屈服，認為通過將動畫片中活潑但笨拙的鄰家女孩換成勤勉、強大的英雄木蘭更為保險，且努力凸顯其愛國主義一面，導致性格成長上顯得生硬和突然。

　　亂港分子黃之鋒前幾日下午在推特上發文，謬稱《花木蘭》之所以可以上映，都是因為迪士尼順從中國，他還聲稱劉亦菲公開且驕傲地支持香港警察，呼籲網友抵制《花木蘭》等，此舉更是激起中國人民的譴責，不過另一方面花木蘭的愛國主義精神在電影中和電影外得到了呼應。

　　自1500年前《木蘭辭》誕生以來，花木蘭已被無數創作者選為傳播中國女性獨立意識形態的媒介。由公元五世紀或公元六世紀（北魏時期，古代中國由非漢族控制，南北劃分）組成，《花木蘭之歌》講述了一個女人偽裝成男人代父從軍、保家衞國的故事。

　　在故事的原始民謠以及隨後的20世紀之前的版本中，花木蘭被歌頌的最重要的精神是“孝順”。在民謠中，花木蘭取代了她的父親和兄弟（當時還太年輕，無法服役）擔任可汗軍隊中的士兵。服務後，花木蘭被授予正式職位，但她拒絕了該職位。這首詩幾乎沒有提到花木蘭是一位扮靚士兵的時代，也沒有提及民族主義或捍衞國家的願望是花木蘭決定擔任父親職務的動機。

　　與現代的描述不同，木蘭的早期版本缺乏愛國主義情感。相反，學者們爭辯説，他們優先考慮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而不是保家衞國責任。西方學者認為：“花木蘭的犧牲使家庭免受不合理的狀況的影響。” 、“民謠內容主要歌頌木蘭對家庭的奉獻和對父親的犧牲的理想，同時也委婉地批評了中央政府不合理地使用蠻力，即每個家庭必須提供一名戰士，而不論其年紀和身份。”

　　這種情懷在明清時代得到了體現，首先是由劇作家徐煒在1593年進行的流行改編，題為“慈木蘭”。正是在這個版本中，木蘭的父親病得太重或身體虛弱，無法戰鬥。她的父親無法拒絕國家的要求，準備上吊自殺，促使木蘭作出代父從軍的選擇。

　　在隨後的幾年中，作家們對這種反國家主義話語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在朱仁火1675年的歷史小説《隋唐衍義》中，花木蘭被命令以皇妃身份下葬時選擇自殺，具體來説，她此時已經成為封建皇權的抵抗者。清朝時期的其他流傳還編出花木蘭為了保護自己的貞操而選擇自殺的橋段。

　　直到20世紀，花木蘭的人物性格里才開始被賦予愛國主義與女權主義思想。1839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這迫使中國向西方列強簽訂諸多不平等條約，並放棄對香港的控制，此後中國近代歷史延續接近100年，直到中國共產黨崛起和新中國建立。

　　花木蘭被重新想象成是民族英雄化身，後來又演變為一個女權主義的象徵。1939年的電影《花木蘭參軍》是花木蘭在這一時期最著名的改編作品，該片花木蘭塑造為服務於家庭和國家的女英雄而廣為傳播。電影中，花木蘭在出發前一晚，她穿上父親的軍裝，向祖先祈禱，並感謝她的父親在晚餐時教給她捍衞國家的理想。

　　1949年之後，木蘭成為民族主義和現代女性形象的結合體。例如，李靜在2018年的一篇論文中解釋説，在為中國創作的1956年河南歌劇中，木蘭出身是反美帝國主義的擁護者和“婦女半邊天”的社會主義思想模式。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現代女性與男人一樣，為國家建設和社會主義鬥爭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促進性別平等的努力集中在婦女的經濟自由化上，而不是真正廢除父權制價值觀。

　　迪士尼在1998年發行動畫時，創造了一個女主角版本，從許多方面來看，這是一次叛逆的嘗試。雖然這位生氣勃勃，笨拙的花木蘭最終長成一個強大而出人意料的救世主，且迅速俘獲全球觀眾成為經典卡通人物，但與她更具民族主義色彩的現代中國同僚相比卻有明顯的偏離。

　　1998年，動畫電影上映時，在中國，迪士尼的美國化形象遭到了強烈反對。李靜指出，2009年，趙薇飾演的華語真人電影《花木蘭》，重點強調的是木蘭作為愛國民族主義和儒家價值結合的女戰士是如何護衞國家的。

　　花木蘭的性別危機從來沒有像迪士尼真人版電影中那樣強烈。在她的軍事生活中，花木蘭從沒有因為缺乏女性的體力或軍事技能而感到尷尬，她亦沒有表現出為贏得同胞尊重而焦慮的情感。

　　不過，正值女權主義越來越主流的時代，迪士尼的真人版翻拍只是將花木蘭送上的全新的歷史舞台，等待她全新的意義而已。當然這種壓力也是空前大的。

　　迪士尼新的《花木蘭》是在女性主義激烈鬥爭時期出生。這部電影的爭議背景是主流的女權主義話語變得越來越複雜，這可能為更深入地分析中國性和女性狀態鋪平了道路。近年來，有越來越多中西方文化研究工作者對迪士尼1998年的動畫進行了反思，認為它實際未能增強女性的能力，因為它增強了性別定型觀念和二元性。其他人也對現代的中文版《花木蘭》的女權主義潛力提出質疑，《花木蘭》在解決婦女重要權利問題上幾乎沒有作用，並且很大程度上將女主人公的變裝打扮視為娛樂性而非革命性的。

　　儘管花木蘭在歷史長河裏被被動賦予了很多意義，但她始終保留了一種時空共鳴：積極掌控自己的命運。無論是出於對家人的熱愛，保護國家的願望，性別的抗爭，還是個人信念等動機，花木蘭始終都是一名優秀和值得學習的女性，她在一個婦女弱勢的世界裏戰勝不公和限制，掌控了自己的命運。

　　而對於好萊塢來説，挑戰中國文化始終是一件風險極高的事。不論1998年的動畫版還是2020年的真人版，都沒有讓“花木蘭”這個角色像其它迪士尼公主一樣得到充分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