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隆德沙塘北塬遺址生業經濟研究_風聞

**摘要：**為了深入認識公元前2000 年前後舊大陸食物全球化背景下牛、羊、麥類作物等外來的馴化物種的傳播對於寧夏南部地區生業經濟的影響，本文以寧夏隆德縣沙塘北塬遺址為研究對象，對遺址出土的人骨與動物骨骼開展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研究發現，沙塘北塬先民主要以粟和黍以及用粟和黍飼養的家畜為生，且動物資源在人羣食物結構中的比重較低。大部分豬和狗的食物基本來自粟黍的秸稈、穀糠以及人們的殘羹剩飯等生活垃圾，而牛和羊則基本呈現出C3/C4混合型的食物結構，且以野生的C3植物為主，這代表了以放養為主的飼養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少數羊的碳同位素值顯示它們基本以C4類食物為食，即人們用粟和黍的穀糠、秸稈對其進行飼養。由此，本文認為沙塘北塬遺址先民的生業經濟以粟作農業為主體，以牛、羊為放牧對象的畜牧經濟雖已出現，但在生業經濟中的貢獻較低。

一、前言

公元前三千紀前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頻繁發生，近東地區起源的冶銅技術、馴化的農作物小麥與大麥、馴化動物黃牛和綿羊等在歐亞大陸傳播，並於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前後廣泛出現於黃河流域，這被視為跨歐亞大陸的文化交流（Tran-Eurasia Exchange），或稱之為青銅時代全球化。青銅時代全球化與中國新石器時代傳統核心區域的文化衰落、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改變幾乎同時發生，這一現象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關注，並對如何理解這一過程對東亞地區史前文化的考古學文化格局與社會發展進程產生的影響產生了爭論。要想解決這一問題，除了針對人羣遷徙、物品與技術傳播開展系統研究之外，顯然還需要分析傳播對於東亞地區包括生業、文化與社會在內等各個層面的影響程度。

青銅時代全球化過程中，農作物和家畜的傳播又被視為史前食物全球化（Food Globalization in Prehistory），其中便包括粟和黍的西向傳播、麥類作物與牛羊的東向傳播。外來作物和家畜的傳入會打破中國北方地區傳統的生計方式和生業經濟狀況，從而對石器、骨器、陶器等與食物生產、消費、存儲、分配有關的考古遺存的風格乃至聚落形態產生影響，甚至會導致土地利用、人力資源配置乃至社會發展方向的調整。例如，甘青地區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牛羊畜牧業的不斷發展成為導致本地考古學文化的逐漸分化與文化向心力的趨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中原地區在大力發展粟作農業的同時，更加充分地利用土地資源發展畜牧業，從而為早期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充裕的物質基礎。因此，相比粟和黍的西傳，麥類作物與牛羊的東漸及其對東亞地區早期文化和社會的影響更受關注，而研究舊大陸食物全球化過程及其對我國境內不同地區文化和社會產生的影響時必須要科學評估各種食物生產方式在各區域生業經濟系統中的地位。

寧夏南部地區處於半濕潤-半乾旱過渡帶，地貌上溝壑縱橫，丘陵溝壑、陰濕山地、梁峁台塬、河谷川道交錯並存。過渡性的氣候條件、複雜的地理狀況，給本地區的史前文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據目前的資料，新石器時代以來本地區就成了關中地區與西北地區、北方地區考古學文化與人羣交流與融合的角力場。然而，截止目前我們對公元前2000年前後東西方文化交流過程中，麥作農業、牛羊畜牧業的東漸對於本地生業經濟、文化格局和社會形態影響程度的認識還是空白。鑑於此，本研究以寧夏隆德縣沙塘北塬遺址為對象，系統採集近年來發掘出土的人和動物的骨骼開展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在復原先民和動物食物結構的基礎上，結合遺址出土的動植物遺存等相關信息，重建沙塘北塬遺址的生業經濟，以便更深入地理解當地公元2000年前後的文化與社會。

二、材料與方法

（一）遺址簡介與樣品選取

沙塘北塬遺址（35°35'21.8"N,105°59'18.2"E），位於寧夏隆德縣沙塘鎮渝河北側的塬地上,現存面積約3.5萬平方米。2013年、2015年、2016年，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遺址進行了三次發掘，揭露面積約2325平方米，清理出了一批房址、灰坑、陶窯、墓葬、灰溝等遺蹟，出土大量陶器、骨器、石製品等遺物，以及十餘具人骨和較多動植物遺存。根據對出土遺存文化特徵的初步研究，發掘者認為沙塘北塬遺址遺存的地域性特徵明顯、文化內涵較為單純，屬於齊家文化早期階段遺存，絕對年代大約為公元前2200～前1900年。本研究選取沙塘北塬遺址樣品84例，包括人骨（Homo sapiens）7例、豬(Sus scrofa)27例、狗(Canis lupus familiaris)5例、牛(Bos sp.)17例、羊(Ovis aries/Caprahircus)21例、馬(Equus sp.)7例。其中，人骨均出土於墓葬，動物骨骼出土於灰坑、地層和陶窯填土。樣品出土單位與相關信息詳見表一。

（二）實驗方法

每例樣品取約1g樣品，機械去除樣品表面的污染物後，加入0.5mol/L鹽酸於5℃下浸泡，每隔2天換新鮮酸液，直至樣品酥軟無氣泡為止。去離子水清洗至中性，置入pH=3的溶液中，70℃下明膠化48h，濃縮並熱濾，離心收集>30kd的膠原蛋白分子，冷凍乾燥後即得膠原蛋白。最後稱重，計算膠原蛋白得率（骨膠原重量/骨樣重量），列於表一。

樣品膠原蛋白中C、N元素含量和穩定同位素的測定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同完成。測試儀器為Elementar Vario元素分析儀串聯Isoprime100穩定同位素質譜儀。C同位素的分析結果以相對美國南卡羅萊納州(Caroline)白堊系皮迪組箭石C同位素丰度比(PDB)的δ13C表示，N同位素的分析結果以相對氮氣（N2，氣態）的δ15N表示。樣品的C、N含量以及C、N穩定同位素比值皆列於表一。

三、結果

（一）骨骼污染程度評估

骨骼遺存埋藏過程中，由於受到土壤環境中温濕度、pH值、微生物等物理、化學和生物因素的影響，導致骨骼原本的化學成分發生改變，從而會造成骨骼的污染。實驗表明，當哺乳動物的骨膠原產率、碳含量、氮含量與碳氮摩爾比值分別介於0.5～22%、15.3%～47.0%、5.5%～17.3%、2.9～3.6之間，可以認為骨骼膠原蛋白仍保留其原本的化學組成，可以反映個體生前的飲食信息。實驗過程中，STBY04、06、25、26、41、62、85未提取出足夠的膠原蛋白，STBY24、46、72、73、77碳氮摩爾比值超出未污染的範圍。其餘70例樣品可以用於食物結構重建。為了便於觀察數據分佈，我們將70例樣品的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按照種屬分類製作散點圖（圖一）。

（二）遺址食性分析研究背景

食性分析方法自1984年應用於中國考古學研究以來已有多位學者作過綜述，此處僅作簡單介紹。食性分析方法主要是基於生物體相關組織的穩定同位素組成，探討個體與羣體的飲食狀況，並通過分析植物、動物類食物資源進入人類社會的方式來探討先民的生業狀況。通常，骨膠原δ13C用以評估人和動物食物中C3與C4植物的大致比例，如以陝西白水河流域史前粟、黍δ13C的均值-9.5‰，以扣除Suess效應後C3植物δ13C的均值-25.0‰作為沙塘北塬粟類食物和C3類食物δ13C的平均值，再考慮到從食物到骨膠原大約5‰富集，那麼分別100%以這兩類食物為食的人和動物的δ13C值應該分別為-5.5‰、-20.0‰左右。骨膠原δ15N值可以用來評估個體消費動物性食物的程度，這是因為營養級每升高一級，消費者身體組織的δ15N值會增加3‰～5‰。需要注意的是，δ15N值還受到施肥、代謝異常、吮乳效應等因素的影響。儘管如此，將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結合起來可有效揭示古代人與動物食物結構狀況，進而探討先民生業經濟與家畜馴養等一系列考古問題。

沙塘北塬所在的隆德縣地處黃土高原西部，域內地勢上東高西低，溝壑縱橫。氣候屬於温帶季風區半濕潤向半乾旱過渡性氣候，東部高寒陰冷，為半濕潤高山森林氣候，西部温和乾燥，為半乾旱草原氣候。年降水量400～600毫米，降水多發生在夏秋季節，冬春季節則低温少雨，年平均氣温5.6℃左右。古氣候重建表明，公元前1500年前後六盤山地區的氣候轉向乾冷但相對比較穩定。據研究，黃土高原地區自然環境中C3植物比例較低，且低温氣候條件不利於C4植物的自然生長。因此，可以認為本地自然環境中主要生長C3植物，而通過δ13C值的分析則可推斷粟黍這類北方地區的傳統農作物對於沙塘北塬遺址先民生業經濟的影響。

（三）動物的食物結構

馬（n=5）的δ13C值分佈範圍是-20.1‰～-18.9‰、平均值是-19.5±0.4‰，表明它們基本以C3植物為食。馬的δ15N值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5.4‰～6.6‰、6.1±0.5‰，呈現出比較典型的温帶草原食草動物的δ15N值特徵。牛（n=13）和羊（n=19）的δ13C值分佈範圍分別為-21.3‰～-15.3‰、-20.6‰～-9.1‰，平均值分別是-18.1±2.3‰、-16.3±3.4‰，二者的δ15N值分佈範圍分別為4.2‰～10.5‰、4.8‰～13.4‰，平均值分別為7.4±2.5‰、9.0±2.5‰。整體上看，牛和羊的食物都以C3植物為主，但個體間食物結構有差異，其中羊的差異更大一些。

豬（n=25）的δ13C值與δ15N值的分佈範圍分別是-18.7‰～-7.6‰、5.7‰～9.8‰，平均值分別為-10.5±3.3‰、8.3±0.9‰，説明豬羣中不同個體食物結構差異比較大。結合圖二並檢視數據可知，大多數豬的同位素比值分佈在圖的右側，δ13C值介於-13.3‰～-7.6‰之間，它們應以C4類食物為食，如粟、黍的秸稈、穀糠等農業副產品以及人類的廚房垃圾、糞便等。其餘3例豬的δ13C值介於-18.7‰～-18.4‰之間，説明它們應以C3類食物為食，如自然環境中廣為分佈的野生植物、昆蟲等。4例狗的δ13C值與δ15N值分佈範圍分別為-18.7‰～-9.5‰、8.7‰～9.9‰，平均值分別為-11.7±4.8‰、9.2±0.5‰。具體來看，雖然δ13C值分佈範圍較大，但除STBY83外，其他狗的δ13C值則介於-10.0‰～-8.5‰之間，説明它們的食物基本來自與粟作農業有關的農產品或日常生產於生活廢棄物，STBY83（δ13C值為-18.7‰）則基本以C3類食物為食。就δ15N值而言，狗略高於豬，説明其食物中動物性蛋白略多一些。

（四）人的食物結構

5例人的δ13C均值和分佈區間分別為-8.2±0.5‰和-9.1‰～-7.8‰，説明總體上粟和黍等C4類穀物以及與之相關的家畜是其食物的主要來源，比如δ13C值分佈特徵與人類較為相近的豬等家畜，而與δ13C值偏負的馬、牛、羊等動物則不會被人類經常食用。人的δ15N值的分佈區間為9.2‰～10.7‰，均值為9.8±0.6‰，整體上比同樣以C4類食物為主食的豬和狗分別高1.5‰、0.6‰，比食草動物（n=37，包括牛、羊和馬）平均值8.0±2.5‰高1.8‰，説明人類主要依賴植物性食物為食，食譜中動物性蛋白相對較少。也就是説，沙塘北塬墓葬為代表的人羣主要以粟、黍等農作物為生，且食譜中的肉等動物性食物較少。

四、討論

（一）人羣的食物來源

從沙塘北塬5個墓葬出土人骨的δ13C來看，粟和黍以及用粟作農業副產品飼養的家養動物顯然是人們的主要食物，包括麥類作物、野生動植物在內的C3類食物資源對人羣食物結構的貢獻極其有限。由上文的比較可知，人的δ15N值僅略高於他們主要的肉食來源家豬（1.5‰）。考慮到一般情況下作為人類食物的小米的δ15N值比作為家畜主要食物的穀糠整體高2.2‰~2.3‰,我們認為遺址先民的肉食消費程度應較低，動物產品在人類食譜中的比例遠低於穀物。由於δ13C值與δ15N值差異都非常小，我們認為個體間的飲食結構沒有明顯差異。這些推斷也可以得到植物考古和動物考古資料的驗證。根據尹達的研究，沙塘北塬遺址浮選出的炭化農作物遺存中，粟和黍佔絕對優勢，總數超過4萬粒，炭化小麥僅發現了4粒，其他植物遺存和農田雜草的數量也遠遠少於粟和黍。我們通過現場對沙塘北塬遺址出土動物骨骼的觀察也發現了大量的豬骨，以及羊、牛、狗、鹿等動物骨骼。然而，相對於植物遺存來説，動物遺存不需要炭化即可保存下來，而且埋藏學的各種營力對其影響較植物遺存小之又小。這種保存偏差所帶來的誤導需要我們在今後的研究過程中多加註意，並選擇適當的分析方法予以消減。當然，由於樣品數量有限，這一結論仍需要今後更多的工作加以驗證，尤其是不同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組合的個體間是否會表現出飲食結構的差異。

（二）家畜的飼養方式

就δ13C來看，大部分豬和狗的δ13C大於-12.0‰，它們主要以與粟作農業有關的食物為食（如秸稈、穀糠，以及人們的殘羹剩飯等生活垃圾），這説明這些豬和狗的飼養受到粟作農業的影響頗深。與此同時，仍有STBY33、18、19、27這4頭豬和1只狗（STBY83）的δ13C較低，分別是-13.3‰、-18.4‰、-18.4‰、-18.7‰與-18.7‰。如果它們都是家養動物，這意味着沙塘北塬遺址先民允許豬和狗在遺址周圍自由活動、自主採食，人們較少甚至基本不給這些動物提供食物。當然，我們並不排除個別豬和“狗”是野生動物的情況（比如野豬和狼等形態上很難與家養種區分的野生動物），尤其是考慮到STBY18、19兩個個體δ13C與δ15N與呈現出基本以野生植物為食的飲食特徵。

根據δ13C和δ15N的大小可以把牛分成兩個組。A組包括8例個體，具有較高的δ13C（-18.5‰~-15.3‰）和δ15N（6.8‰~10.5‰），呈現出C3/C4混合型的食物結構，並以C3植物為主，C4植物的比例不同個體略有不同。我們據此認為沙塘北塬的人們主要以放養的方式飼養家牛，併為其提供粟作農業的副產品，較高的δ15N值可能與它們經常在施肥的休耕農田裏採食有關。B組包括5個個體，δ13C分佈範圍為-21.3‰～-20.1‰，表明它們的食物來自C3植物，基本不食用C4植物，較低的δ15N（4.2‰～6.0‰）與温帶地區森裏地帶的原始牛一致，暗示了這些個體可能是野生的牛亞科動物。

羊的δ13C和δ15N將其分為三組。A組3個個體，以高δ13C為特徵（-9.9‰～-9.1‰），δ15N的分佈範圍是8.1‰～8.8‰，與豬的平均值非常接近，説明這幾個個體的食物均以粟類穀物的秸稈、穀糠等農業產品為食，代表了圈養的羊的飲食特徵。B組13個個體，δ13C和δ15N分佈範圍分別是-19.0‰~-15.4‰、7.8‰～13.4‰。其中，三個羊為幼年個體，M1尚未萌出或剛開始萌出，年齡應小於六個月齡，屬於幼年個體，較高的δ15N（12.6‰～13.4‰）應為母乳效應導致。其餘羊的食物結構與A組牛類似，即食物基本來自野生的C3植物，人們可能偶爾為其投食粟和黍的秸稈和穀糠，較高的δ15N可能與經常在休耕的農田放牧有關。C組羊包括三個個體，δ13C和δ15N分佈範圍分別是-20.6‰～-20.0‰、4.8‰～5.0‰，呈現出明顯的以C3植物為食的特點，考慮到寧夏南部、甘肅東部等史前考古遺址出土有較多與綿羊/山羊形態相似的野生的盤羊、岩羊、黃羊等羊亞科和羚羊亞科的動物骨骼，我們也不排除它們是野生食草動物的可能。

（三）沙塘北塬的生業經濟

遺址的資源域分析可以通過特定遺址周邊自然資源的調查，分析資源獲取的方式與人羣的日常活動範圍，以此來考察文化行為與自然環境的關聯。我們將借鑑資源域分析方法，結合上文討論的結果與遺址的相關資料，嘗試重建沙塘北塬的生業經濟。

沙塘北塬遺址2013年植物浮選結果發現，農作物中粟和黍最多，絕對數量佔炭化種子總數的96.2%，僅發現數粒小麥。此外，還發現狗尾草、糠稷、野燕麥、牻牛兒苗、苔草、大戟科等常見的旱地雜草，以及一些藜科種子、藜、豬毛菜、野豌豆、草木樨、胡枝子、糙葉黃耆等。據現場對動物骨骼的初步觀察，種屬包括豬、狗、黃牛、羊、鹿科動物和馬。其中，豬和羊的數量較多，狗與黃牛其次，鹿和馬的骨骼和牙齒僅有零星發現。根據沙塘北塬遺址簡報中公佈的資料，各類石質、骨質、陶質遺物佔大宗，還發現少量蚌器、玉器。由隴山沿着渝河河谷沖刷下來的礫石為人們製作石刀、石鏟、石斧、石鑿、石鏃等各類石質工具提供了材料。玉器的出現可能代表沙塘北塬人羣與外部世界的存在交流，這是遺址人羣獲取信息、資源的重要途徑。考慮到牛和羊馴化於西亞地區，在距今4000年前後廣泛出現於黃河流域。我們推測沙塘北塬人羣與外部世界的交流過程中得到了家養的牛、羊，並學會了飼養、照料牛羊的技術。

動植物考古的研究恰好佐證了我們基於碳氮穩定同位素結果對沙塘北塬生業經濟的認識，即遺址先民主要以包括粟、黍以及用粟作農業副產品和生活垃圾飼養的家畜為食，牛羊這類家養食草動物和鹿、馬等野生動物僅作為人類食物的補充。由此，我們可以勾勒出這樣的生業景觀：生活在渝河北側台地的沙塘北塬先民，利用周圍的黃土地帶作為農田；農作物耕種、收割過程中一些農田雜草會被有意無意地帶入遺址，它們與農作物秸稈、穀糠等副產品，可以作為豬、狗的飼料，也可以用於飼養牛羊等草食性動物；人們在渝河河谷及沿岸放牧牛羊，而棲息於遺址北側緩坡山地的鹿科、馬、羊亞科等野生食草動物以及南側渝河中的魚、蚌等水產生物成為了餐桌上的肉食補充。由此可見，就沙塘北塬遺址目前出土的遺物來看，遺址先民經濟上可以實現簡單的自給自足。

（四）時空背景下沙塘北塬的生業與社會

寧夏南部呈現出過渡性的氣候條件和複雜的地理狀況，這為不同文化和人羣的生息繁衍和遷入傳出提供了舞台。自仰韶時代開始，寧夏南部地區開始受到關中地區考古學文化影響，於仰韶晚期又吸收了來自甘青地區馬家窯文化的部分因素，並通過一系列文化整合發展出具有強烈自身特色菜園文化、常山下層文化，以及與甘青地區有着明顯區別的齊家文化或“頁河子類型”。先周和西周時期，此地曾被戎人佔據，併成為戎人與周人、戎人與秦人激烈碰撞的重要戰場。考古學文化的演變伴隨着生業經濟的發展。從隆德沙塘北塬、頁河子、海原菜園等遺址發表的相關資料表明，新石器時代以來寧夏南部生活的先民的主要生計方式為農業，粟和黍廣為栽培、豬和狗被大量飼養，另兼有狩獵採集活動。公元前2000年前後，麥類作物和草食性家畜牛、羊也傳入本地，沙塘北塬遺址恰處於這一重要階段，因此該遺址生業經濟的研究為認識新的食物生產方式的出現對寧夏南部生業的影響提供了參考。

為了更加深入地認識沙塘北塬遺址生業經濟，我們蒐集了同處於生態交錯帶的陝北神圪墶梁、木柱柱樑，甘肅齊家坪、磨溝、下海石、西城驛等具有代表性的遺址已經發表的同位素數據進行比較，結果如表二和圖二。這些遺址與沙塘北塬時代相近、地域相鄰，通過這種比較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不同環境背景和文化傳統的先民在受到舊大陸食物全球化衝擊時的生存方式。

從表二和圖二可以看出，δ13C表現出牛和羊在沙塘北塬（牛，-18.1±2.3‰，n=13；羊，-16.3±3.4‰，n=19）與陝北神圪墶梁（牛，-14.7±1.4‰，n=6；羊，-16.0±0.9‰，n=11）、甘肅下海石（羊，-13.9±2.5‰，n=2）、齊家坪（牛，-16.2±1.8‰，n=6）與西城驛（牛，-14.4‰，n=1；羊，-17.0±1.6‰，n=14）都呈現出C3/C4混合型的食物結構，且大多數牛和羊以C3植物為主要食物來源，而這些遺址的豬和狗則基本以與粟作農業相關的食物為食，這説明這些地區人們已經開始通過放養的方式管理牛和羊，也意味着畜牧經濟的出現。這種情況與處於典型的粟作核心區的陶寺遺址既有共性又有不同，共性體現在對豬、狗和羊的飼養方面，不同主要是對牛的管理，陶寺遺址可能使用圈養的方式飼養黃牛。如果我們繼續比較人羣的δ13C與δ15N會發現，沙塘北塬（-8.2±0.5‰、9.8±0.6‰，n=5）與粟作農業核心區的山西陶寺（-7.8±2.6‰、8.9±1.3‰，n=17/7）、以及同樣以粟作農業為主要生計的陝北木柱柱樑（-7.8±1.3‰、8.7±0.6‰，n=7）和神圪墶梁（-8.5±1.8‰、8.8±1.4‰，n=28）、甘肅下海石（-7.6±0.4‰、8.2±0.9‰，n=9）、齊家坪（-8.9±1.1‰、9.8±0.9‰，n=42）與西城驛（-9.0±0.6‰、11.7±2.1‰，n=4）基本相同，這意味着齊家文化時期，整個西北地區雖然已經出現了黃牛、綿羊，寧夏與甘青地區的一些遺址中還發現了麥類作物，此時這些地方的居民仍延續着粟作農業傳統。值得注意的是，年代略晚的磨溝（δ13C與δ15N平均值分別為-14.4±1.7‰、9.3±1.2‰，n=85）與其他遺址相比已經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先民食譜中C3類食物的重要性可與C4類食物平分秋色甚至可能還略高。考慮到磨溝的遺址多數單位已經進入半農半牧的寺窪文化，人羣食物結構的變化應該是草原畜牧在生業經濟中的比重逐漸升高的表現。

牛和羊作為食草動物其生理習性、飼養及開發利用方式明顯不同於本土馴養的豬、狗。因此，牛和羊這類草食性家養動物的出現以及牛羊畜牧經濟的發展無疑將打破中國北方地區傳統的食物獲取方式和生業經濟狀況，這對於西北乾旱-半乾旱地區具有重要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意義。畜牧經濟的出現一方面可以拓展人羣的活動空間，為人們向無法開展農業活動的高原、山地等高寒區和乾旱區的擴張作準備，另一方面畜牧經濟對社羣移動的需求還會促使人羣的遷徙與文化交流的頻繁發生。這些影響無疑會對聚落的分佈、器物的組合、財富與地位表現的方式、人羣的文化認同和宗教觀念、社羣的生產協作與組織結構等方面產生巨大影響，從而影響考古學文化格局和社會發展軌跡。就寧夏南部地區而言，生業經濟的變化在新石器時代末期還沒有發生，雖然沙塘北塬遺址已經出現了畜牧經濟的萌芽，但人們仍延續着仰韶時代以來的以粟作農業為基礎的農耕生活。這種情況與同時期的陝北和甘肅別無二致，即這些人羣仍延續着農耕經濟的傳統，牛羊畜牧業作為一種生產方式還沒有發展起來，僅僅是生業經濟的補充。究其原因，或是文化慣性使然，或是基於生業經濟基礎上的文化認同不允許改變既有的生活方式，或是其他未知原因等待着我們繼續探尋。當然，目前寧夏南部地區生業經濟研究工作過於薄弱，我們對沙塘北塬的研究只是開始，如何認識本地公元前2000年前後生業經濟的變遷及其與文化格局、社會形態的耦合關係還需要開展更多的工作予以揭示。

五、結論

公元前2000年前後，黃河流域及北方多個地區在生業、文化與社會層面上均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恰好與舊大陸青銅時代全球化事件對東亞地區的影響逐漸加深同步。如何理解全球化事件對於華夏文明早期發展過程的影響，目前已經引起學術界的關注。要深入的認識這一問題，除了系統分析人羣遷徙、物品與技術傳播及其影響之外，還需要從生業經濟入手，探討牛、羊、麥類作物的東傳對中國北方不同地區生業經濟的影響，以及生業經濟的轉變對於文化變遷和社會發展的影響。考慮到寧夏南部地區生業經濟研究相對薄弱，本文便以寧夏隆德縣沙塘北塬遺址為研究對象，對遺址出土的人骨與動物骨骼開展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在重建先民食物結構與家畜飼養方式的基礎上，分析沙塘北塬先民的生業經濟，為進一步研究生業、文化與社會的關係提供參照。

我們發現，沙塘北塬先民以粟和黍以及用粟和黍飼養的家畜為主要食物來源，動物資源在人羣食物結構中的比重較低，人羣內部食物結構可能不存在差異。豬和狗的食物結構呈現出與粟作農業非常緊密的關係。大部分豬和狗的食物基本來自粟黍的秸稈、穀糠以及人們的殘羹剩飯等生活垃圾，少數個體呈現出與野生雜食性和食草動物相似的穩定同位素特徵，可能是沙塘北塬先民狩獵活動中獲取的野豬。從穩定同位素比值上看，大部分牛和羊呈現出C3/C4混合型的食物結構，且以野生的C3植物為主，這代表了以放養為主的飼養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少數羊的碳同位素值顯示它們基本以C4類食物為食，即人們用粟和黍的穀糠、秸稈對其進行飼養。總結以上認識，我們認為沙塘北塬遺址人們從事着以粟作農業為主的生業經濟，與此同時，以牛羊為放牧對象的畜牧經濟已經萌芽。也就是説，從沙塘北塬遺址來看，青銅時代全球化對於寧夏南部公元前2000年左右生業經濟的影響還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