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團與餓了麼的方案，我們在他人困境中的角色_風聞

" alt=“500” />我們懷有體制的旨趣，談論着體制的衝擊，期待着體制性的答案。而市民自己的生活，在一個既有體制的內部，已經形成某種理性而聰明的最優解。

在體制本身變動前，對這種生活安排本身的變動是無意義而愚蠢的。            就像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在轉發“困在系統”的文章後，依舊心安理得地繼續點外賣，勾選“準時送達”的額外承諾，湊足滿減，兑換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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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厚辰  

“方形是信任與愛的聖所，在其中我們同權同責。”

這是2017年瑞典電影《方形》中虛擬的藝術作品“方形”的文本表述。這句話一直對我有非凡的魅力，其中包含理想化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精確描述，令人神往。

但現實要殘酷的多，針對外賣行業的一篇技術剝削文章突然進入大多數人的視野，而餓了麼平台隨後發佈的技術調整回應，將這個熱點延續並推高。

説來奇怪，外賣平台這個創立於2010年前，在2015年左右就已然風靡的互聯網服務形態，到2020年，有關它的技術剝削批判還能成為爆款文章，我們確實後知後覺。

在對美團和餓了麼，以及他們背後的技術邏輯大加批判的時候，我們還能否捫心自問一句：

十年了，我們早幹嘛去了？

1.  

關心人還是關心“系統”  

這當然不是外賣送餐員這個羣體之命運第一次向我們呈現。

我們已經無數次在街上與趕時間闖紅燈的送餐員相遇。當你在人行道上行走時，總能迎面見到匆匆趕來，快速剎車跳車的送餐員。這也早已將我們訓練成在行走時，自覺地注意前後車輛。

在上海，於非機動車禁行路線上艱難推着電動車狂奔的送餐員，與周圍從容行走的市民格格不入。敲開房門的送餐員，總是在遞交餐點後，迅速轉身向後跑去。

我也曾在餐廳用餐，等待出餐的外賣焦急地與服務員爭吵。電梯口的送餐員帶着哭腔給我打電話，問我是否可以放在樓下，因為已經有4單超時。

年輕人怯生生地在電話裏詢問我，是否可以提前點送達，並承諾他已經很近了。

我們已經看過千百張臉孔，與他們真實碰撞遭遇，聽到他們的聲音，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五年以上，為何直到今天，我們才覺得這一切值得關注？

這不是我的問責，而是要和大家一起反省一個嚴峻的問題——

我們抱怨大公司人情淡漠，壓榨勞動，不關注人的命運，只看財務報表上的數字。

我們同樣不關注人的面孔和聲音，不關心他們急躁的身影，直到技術邏輯的分析和大公司利潤增長的數字擺在面前，我們如夢方醒，憤怒起來。

這背後是同一個問題，不是大公司的“道德瑕疵”，而是我們所有人遭遇的一種“技術遮蔽”。

外賣工作的辛苦，我們早就知道了，下面的話你以前就聽過：

“沒有人逼他們做外賣，自由市場，選擇自己的工作，辛苦本身也是選擇的一部分。企業也提供了離職的自由，要真的過於辛苦可以不做。”

“送餐員普遍素質不高，收入又比很多初級白領要高，實現這個收入，必然會辛苦一些。如果外賣員多了，收入就要降低，送餐員也不會樂意。”

“技術為百萬人提供了一種工作的機會，雖然這個工作本身有很多瑕疵，但總比失業好吧？不能光看這個工作的問題。”

我們早就為外賣送餐員這種工作的合理性做過諸多辯護了，以上辯護每一個都對，站在宏觀的經濟，市場的原理，勞動分工的對比角度，一切都合理起來。

這就是我們對那些焦躁的聲音和受傷的身體漠不在意的原因，默認這是一種“有道理的辛苦”，一種“可被理解的傷害”。

這如同我們使用宏觀或理論的要素去消解一切，道德、愛、真誠，被替換為博弈、模式和場景。

最近這篇文章也一樣，從標題就説“困在系統裏”，然後這文章也不僅僅關注送餐員，而是關注“算法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然後我們來了興趣，旁徵博引，關聯“賽博朋克”、“矩陣模擬”、“大企業責任”、“算法細節”、“現實黑鏡”、“內卷”……

每個人都相信，從這些受傷的人裏面，我們又一次接近了某種“時代精神”，靠近了一種“現實本質”。

説到底，我們仍然關心宏觀與道理。當今日餓了麼提供了一種緩解送餐員壓力的技術方案，我們又紛紛分析與推理起來，“為什麼是消費者的責任”，“這是矛盾的轉移”。

比起關心人，很明顯我們對“系統是否公正”的興趣要大得多。

2.  

對於技術、制度、資本家的宏觀恐懼  

996的問題談了這麼久，除了留下一個“福報996”的梗之外，情況有了任何緩解嗎？

這就是問題所在，我們對“技術剝削”中宏觀道理的關心，仔細想想其實特別沒勁。送餐員與算法的關係，揭示出什麼了不起的新道理了嗎？並沒有。

利潤 = 收入 - 成本。對於任何人力資源為主的行業，不管是人力密集型行業還是程序員一樣的智力密集型產業。利潤增長 = 單人產出增長，基本等於更高的工作時長，更大的工作壓力。道理就這麼簡單。

那麼實際壓迫人的，不管是企業制度，還是算法，都不過是利潤增長換上的不同面目而已，這就是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將外賣與“996”並置的原因。

而所謂AI與算法的邏輯，上一篇談及馬斯克的文章也説明了，這就是“規模”與“個體”的衝突。這種規模可以“粗暴宰制我們的生活，用人工智能施行一種巨量規模的處理和管制。”

而這種規模化的處理與管制邏輯，也不是新東西：“想象一下流水線、高架橋，甚至是超市、抖音和微信。這些發明實現了所謂的技術服務於人，還是技術最終為人找到一處狹小的空間，將他們擺置進去？”

這是個老問題的老談法，抱怨一種技術系統對生活世界的入侵。為何我要指出這是個老問題的老談法呢？因為之前談過了，沒用，現在繼續用這個方法談，我們還是在原地兜圈。

因為我相信以下幾個簡明的事實：

大企業追逐利潤，個人追逐財富，都沒什麼可指責的，這些行為的邊界只是“法律”； 

美團與餓了麼強大的法務團隊，應該已經確保，這些技術操作本身是完全合法的；

公會等對沖的制度，在現狀下也無從談起；

任何個體的行為，例如再也不點外賣，或者打賞騎手，對於我們感興趣的那個宏觀問題和道理，也於事無補。

因此，這種宏觀的旨趣，不過是我們自慰式的閒談，我們可以一邊痛罵美團、餓了麼，一邊點外賣催單，而這一切顯得並不矛盾。

因為，難道解決這個問題是我們的責任麼？況且我們誰人不在系統的壓迫中呢？

技術與宏觀批判，這些花樣百出的文章和分析，就是現狀的一潭死水。

3.  

另一面：比皇帝舒服的生活  

因為這篇文章，我們從根本上反對技術、恐懼技術了嗎？當然不是，這裏的反思和批判只是我們修正技術問題的微弱聲音。

在我們信念的底部，現代生活幾乎完全是技術賦予的，這是一種被稱為“比以前的皇帝還要舒服”的生活。

“人類的’幸福’建立在科技進步的成果上”，這個表述是對的嗎？與上面那段話，只有一詞之差，“舒服”與“幸福”。這裏有天大的差異。

技術當然帶來“舒服”，但也別遺漏另外一點，要的是規模化的、消費得起的舒服。免費的遊戲，3塊錢的可樂，10塊錢的雞排，30塊的外賣，1000多的空調，所有“平均下來，一天只要XXX塊”的商品和服務。

外賣真的很舒服，在家做飯，既要花時間，依據食材可選擇的花樣也少。打開軟件，琳琅滿目的食品，給食慾的滿足拓展了近乎無限的可能；且花樣繁多的滿減與折扣，讓消費者覺得好像每天都在“佔便宜”。

這一切消費者需要付出的額外成本，似乎就是幾塊錢的外送與包裝費。若是真的不擁抱這樣的消費形式，不聰明也不理性。

這樣的舒服直觀而確鑿，同樣的服務或商品，少花錢確實舒服。點外賣這件事，有明確的時間期待，保證送達，比餐點涼了，餓過勁兒了要舒服得多。夏天開空調比流汗舒服，消費時更多選擇，更快送達，更早享受更舒服。把下個月要操的心，挪到一年後，或者分散到24個月更舒服。

這些是構成“比皇帝還舒服”的生活的確鑿感覺，這些服務通過消費實現後，舒服轉化為“幸福”就實現了一大半。而剩下的就是“合理性”了，為這樣的生活做一個道德的證明，因為總有人説，這些“比皇帝還舒服”的生活代價是很大的。

例如這些説起來被技術確保的舒服，拆開一看，裏面都是人的骨肉。

為種子與化肥貸款搭上後半生的農民，為了保證電力供應煤礦工人的肺，送餐騎手黝黑的皮膚與交通事故中的血，流水線工人頭朝下的一地腦漿，三和零工被當掉的身份證。看看大城市整潔的街道，很多城市出台了“公共場所地表產生的垃圾停留時間不超過10分鐘”的規範，路面上就是清潔工岣嶁的的身軀。

當然上面都是“以偏概全”，肯定有人能説，落到這樣極端悲慘命運的，在各個羣體中都是個例。很多清潔工身形正常，也並未特別岣嶁，外賣騎手大多每月還有6000+的收入，你也能看到他們下午聚在一起打手遊，那生活並非毫無樂趣。

所以那裏面是人的骨肉填充，當然言過其實了，要“客觀”地説，那裏面是很多“辛苦”在填充，悲慘攤薄後，於我們似乎就好接受多了。

再説，就算有人要為這些代價負責，也輪不到消費者，因為我們既不是這種結構的締造者，也不是最大的受益人，就算有人在美團和餓了麼工作，也不過是負工作的責任，又不是公司股東，不享受鉅額利潤，接受命令，平庸之惡。

而且，我們和全社會一起，向這些真正應該負責任的人施加輿論的壓力，迫使他們改變，行使輿論監督的責任，這已經是負責的公民行為了。

繼續消費，加上富有社會責任感的輿論監督，訴求立法、制度、權力、有產者來解決這些問題。合理又兩全，看上去是個“幸福生活”的可期路徑。

不過，“兩全”，從來都是問題無法解決的原因。

4.  

餓了麼的回應：  

轉嫁給消費者的低級方案  

其實外賣軟件都提供了額外打賞的功能，但如果拿出後台數據，我想它的使用率一定不高。因為公允地説，消費者已經支付了配送費，如果要提高騎手的收入，已經在社會結構中佔據分配優勢的資本家們才應該多付出一點，而不是轉嫁給消費者。

這是一種公平的解決方案，當然是對的。

餓了麼今天拿出的方案，是一種“轉嫁給消費者”的方式。為何不是外賣企業作出改革，直接與騎手簽訂勞動協議，繳納五險一金，提高每單分成，為職業傷害給予補償？這難道不是外賣企業應該做的嗎？

且如果遵照餓了麼的方案，消費者點擊“我願意多等”，那麼在騎手看來，勢必優先派送不願意多等的訂單，讓心存好意的消費者訂單優先級下降，會更晚拿到外賣。這是一種對心存好意的消費者的變相懲罰。

這當然更不公平。

國家相關部門可以出台規章嗎？鎖定外賣企業營業額和騎手數量的關係，保證外賣企業招聘數量充足的騎手，而不要無度地壓榨單個騎手的工作量？

外賣企業可以取得技術的突破嗎？更智能的AI可以解決現在的算法問題，更好地規劃路線，調度騎手，以技術的手段促進效率提升，為騎手增添福祉？

放心吧，很快就會有這樣的新聞。不信你瞧，  美團最新的回應已經隱隱包含了這個意思。

從“理論上”，以上的“公平方案”或者説“聰明方案”，都有可能。而轉嫁給消費者，不管是打賞還是緩送，都不公平，且不解決結構性的問題，杯水車薪。

公平的、制度的、複雜一些的、聰明的解決方案，既可以解決外賣騎手的問題，還可以保全每個個體的利益；與其相反，轉嫁消費者的，不公平，不解決系統問題，不聰明，還要削減個體的“舒服生活”。

前者顯然是整體性的，更高級的方案。後者是西西弗斯式的，是無望的。

這其中的區別顯而易見，無可抵賴。不過我們選擇高級方案，到底是因為他們高級，還是因為他們與我們的“舒服生活”並不衝突呢？

到底是高級方案更有用，還是高級方案於我們更有益？當然答案是，高級方案不僅正確有效，很巧合的，還恰好照顧到了我們的利益。

5.  

解決方案的“實用主義”  

整體的、公平的、效率的。另外一面，不由我負責的，不侵犯我的生活，維護好我的權利。

我們還相信高級方案不僅“應該”，而且“可行”，甚至“必須”。

在這裏很多東西交織到了一切，理性而智慧的，一種為公共發聲的衝動，公正的信念，小心翼翼的對自己生活的保全，一個子兒也別想拿走。既然是個體對體制，那麼體制的問題當有體制的解法。

我們懷有體制的旨趣，談論着體制的衝擊，期待着體制性的答案。而市民自己的生活，在一個既有體制的內部，已經形成某種理性而聰明的最優解。

在體制本身變動前，對這種生活安排本身的變動是無意義而愚蠢的。  

就像對大多數人，在轉發這篇“困在系統”的文章後，可以心安理得地繼續點外賣，勾選“準時送達”的額外承諾，湊足滿減，兑換紅包。

因為拒絕外賣，打賞單個騎手，或者接受餓了嗎的方案，看上去不解決任何宏觀大問題。

不過，我願意接納這個低級方案，我更願意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少點外賣，給予騎手補償和打賞。

這對我這個個體而言，不公平，也不解決系統的問題，愚蠢而低效。但至少就現在，就在當下，或多或少給予一個具體的騎手以關懷和安慰。

餓了麼的方案給予一個個體對另一個個體提供具體關心的機會，這是一種系統的例外，取得這樣的例外是珍貴的。

面對宏大的社會，個體能做的全被視作是“低級”方案，它們視角狹隘，不洞悉問題本質，杯水車薪，婦人之仁，更可怕的，還讓自己不舒服。

但我卻越來越厭惡那些“高級”方案，更看出那些不過是緩兵之計和逃避的藉口，裏面全是誇誇其談和空洞承諾  。人們在上面發明複雜道理彼此爭辯。

就像是最低工資制度，到現在也沒爭論明白，在騎手的非聘用合同工上，我們也看出來，這並未實現。

因此，美團的回應就像是這樣一種高級方案——

彈性8分鐘，也就是未來在美團點餐送達時間的預期+8分鐘，這其實很容易在系統內部通過送達時間抵扣來完成對沖。  原  來2公里預計40分鐘，現在預計35分鐘，加上8分鐘沒有什麼改變，畢竟美團的後台，公眾沒有監督權。

所以，比起這模模糊糊的8分鐘，我更希望有自己可以實際看到的10分鐘。

如果每個人真有最大的真誠，其實最好的方案是未來平台只承諾模糊的送達時間，也不對騎手做超時懲罰。對每個人的代價當然就是高峯時段送餐大面積延遲，並且猜忌着騎手的消極怠工（現在我們都猜忌騎手）。這個與現代KPI邏輯相斥的方案你願意嗎？

如果沒有這個終極的反KPI方案，是美團的普惠8分鐘解決問題，還是餓了麼的消費者自願延時更符合這個KPI體系的例外項呢？

因而在這個基礎上，我不再相信我們可以得個雙份，既保全舒服生活，又通過高級方案求得內心安寧，為我們的生活提供合理性。

我開始產生一個簡單的信念，要麼舒服生活得以保全，即在生活裏壓榨他人，要麼我就得在各處讓自己不那麼舒服，其他人也就在裏面求得切實的益處。

所以，餓了麼提供的方案，我接受。  並願意自己為其負責，而非做一個消極的消費者。在技術中，如果有這樣一個能夠至少暫時切實緩解外賣騎手壓力的方法，我看重此高於公平。

我們不能一邊模仿阿倫特説着“我們愛具體的人”，一邊又拒絕幫助具體的人。

尾聲.

別成為眼光宏大，卻斤斤計較的人

“方形是信任與愛的聖所，在其中我們同權同責。”這當然是理想化的平衡，而在現實中，要麼我們責少而權利多，坐享低人權的優勢和結構性的壓迫地位。

就像對  “  困在系統  ”  文章的興趣，轉到對美團系統性解答的讚美，對  “  轉嫁消費者  ”  的拒斥，這是一種將我們每個人對他人責任都排除的思路。

或者我們放下宏觀的旨趣，敢於在個體層面承擔更多責任，雖然它肯定對我們自己不公平，甚至有些愚蠢。

這不是一個苦修，或者割肉喂鷹，捨身喂虎的故事。這是我們面對“方形”的態度。

是要誇誇其談，等着制度或技術的神蹟降臨，我們立即傳送進入方形，在那之間我們冷眼旁觀，動動嘴皮。  還是相信這條長路，不由我們親自行走，便絕無可能達到。

最好我們不要成為眼光宏大，斤斤計較的人，別那麼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