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執法部門不合理干預嚴重損害投資環境 中國商人屢遭當地強力部門打壓_風聞

    中俄資訊網莫斯科編髮（作者：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夫）：近幾年來，濱海邊疆區政府當局盡力改善俄羅斯的投資環境。但是，除了“新冠的危機”外，執法部門對經濟關係的不合理干預降低了區域投資的吸引力。

    濱海邊疆區的投資遭受強力部門的打壓。不穩定經濟時期的特點是訴訟案件的增加。但在當前危機中，重要的是：讓爭議雙方原則上能夠生存下去。對商業的管理和税率固然重要，但並非每個企業家都會在面臨逮捕和強行扣押資產的威脅下冒險發展業務。中國企業家沈永躍的案件説明了執法人員對有潛力的中國投資者的恐嚇政策。今天這種政策在濱海邊疆區正在形成。

    實際上，每週都會聽到各種官員在公開講演中提出投資俄羅斯經濟的口號。類似的報道頻繁地出現，以至於早已厭倦了聽到關於建立特別税收制度、超前發展區、投資委員會和投資平台的新聞。

    有很多辦法，包括區域性措施，都能夠使外國投資者獲得特惠和優惠，避免繁瑣的辦事程序，並以簡化的方式辦理各種行政手續。但是，這些保證性的表態是否真的有效？當局政府對提升經濟水平又準備到哪種程度？實際上，作為國家的地區之一，特別是按照國際水準“超前發展”的濱海邊疆區，對待外國投資者的態度遠不理想。

    此外，由於強力部門的破壞性行動，該地區對於中國企業家們的投資吸引力事實上已化為烏有。對著名的當地商人、符拉迪沃斯託克自由港居民沈永躍的刑事追訴已經持續了兩年多。從這種意義而言，這是一樁典型的案例。

    在十多年前，中國投資者沈永躍搬到烏蘇里斯克定居處，並在那裏投資建立了一個技術生產園區，作為《烏蘇里斯克聯合收割機修理廠》和《金鳳凰有限責任公司》的創始人，在濱海邊疆區的經濟中投入了超過1000萬美元的資金。

    這位企業家計劃從事旅遊業。在2014年，他購得符拉迪沃斯託克的一塊土地用於建造酒店。但是這個計劃註定無法實現，該建築物超出了地塊的範圍，增加了樓層，並且新的文件沒有得到批准。2017年，濱海邊疆區區域建築監察局對該企業家提起訴訟，要求拆除該建築物。沈先生決定聘請律師維護自己的權利。

    據投資者沈先生所述，他採用了熟悉的商人白立成的建議，白立成推薦給他一位叫伊戈爾·菲洛諾夫的人作為他的律師。該企業家僱用了菲洛諾夫，並預付給了他50萬盧布作為獲得所有必要許可和批件的法律服務費。

    目前據（被定罪者的）律師們的觀點稱，伊戈爾·菲洛諾夫利用這位不懂俄語的客户的信任，在當地執法機關的參與下挑撥離間，並參加了執法機關實施的搜查。該律師所提供的信息稱：沈永躍説服他為中間人，以便向濱海邊疆區區域建築監察局局長行賄。然而，調查階段表明，支付給菲洛諾夫用以法律服務的資金被當成了“行賄的第一筆款項”。當時也查明，伊戈爾·菲洛諾夫本人根本不是律師（見法院判決《生意人》報社存有副本 中俄資訊網注）。

    自2018年1月開始，中國投資者沈永躍被拘押在刑偵看守所，他的商業業務被暫停。這位企業家被逮捕監禁將近兩年後，濱海邊疆區的烏蘇里斯克區域法院於2019年11月5日做出判決，根據俄羅斯聯邦《刑法》第291條第5部分的規定判決其有罪，並判其通過中間人行賄數額巨大。

    為了試圖向上級國家機關提出上訴以及為了建築物改建獲得批准，對投資做出以下判決：判有期徒刑9年，並在制度嚴格的勞改營接受服刑，支付2500萬盧布的罰款。儘管案件資料中有收據作為證據，但法院不承認該企業家交付的資金是為了支付法律服務。

    不知何人、以何種手段秘密錄製了沈永躍和伊戈爾·菲洛諾夫通過翻譯談話的錄音。在錄音中，沈先生用俄語和漢語説，反覆強調請求幫助他辦理建築許可，表示擔心激發矛盾，並要求“不要做任何非法的事情”。即便如此也沒有説服法庭。

    “我們在濱海邊疆區開放吸引投資，為發展地方經濟創造有利條件併為公民們營造舒適的環境”。——奧列格·科熱米亞克，濱海邊疆區州長（引文）。

    但是，該投資者及其辯護律師並沒有放棄，濱海邊疆區法院將於9月24日開庭審理上訴。

    在《生意人》報社的通知中的上訴詞如下：被定罪者的律師認定，在伊戈爾·菲洛諾夫的“協助”下所獲得的證據是相互矛盾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在開庭中，菲洛諾夫先生本人做了口供，供詞稱是為了獲得建築許可證，而不是行賄。辯護人的上訴狀中還指出，公訴人只是以菲洛諾夫自相矛盾的證詞為依據，同時，九名證人中沒有一個證實沈先生實施了犯罪或計劃犯罪。

    綜上所述，辯護方指出，被定罪者蒙受了不白之冤，在案件中缺少確鑿和適當的犯罪證據。因此，烏蘇里斯克區域法院的判決是不合法的、毫無根據的、不公正的，應予以撤銷。為證實當事人蒙受不白之冤，律師還引證：即使在判決後，辦案人員仍在繼續探訪沈永躍，誘使其認罪並揭發其他中國商人。

    正如之前在媒體上所報道的一樣，該商人在抗爭當中，已準備好上訴至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和歐洲人權法院。沈永躍的辯護律師指出：根據類似的“方式”，該區域至少立案了十起針對中國企業家的刑事案件。

    “沈永躍被非法定罪”是當地執法機關針對濱海邊疆區中國企業代表的非法迫害、摧殘的定向政策的明顯例證。這無疑會打消他們在俄羅斯聯邦投資的願望”。《Pen&Paper》律師協會聖彼得堡辦公室管理人、沈先生的律師阿列克謝·多佈雷寧如此説。

    據他所説，執法機關對商人的違法行為不僅侵犯其權利，其中包括從事經營活動的權利，而且還導致該地區的工作崗位的減少。中國與俄羅斯聯邦之間經過長期發展而形成的富有成效的經濟互利互惠關係正在遭到破壞，對具有潛力的中國投資者的“恐嚇行為”使濱海邊疆區的投資環境惡化。

    被告的兒子沈博文在與《生意人報》的訪談中聲明，他的父親非常熱愛俄羅斯，並且經常邀請其熟悉的投資者在遠東經商，並將發生在他父親身上的一切稱為“噩夢”。

    “我知道，我父親沒有違反俄羅斯法律，他確實不想違反法律。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一點！但這些證據似乎在烏蘇里斯克法院起不到作用”。

    據他所説，他理解所發生的情況，這不是俄羅斯的政策問題，而是由於執法人員的不合理干預，因法院不能認定辦案人員的行為是非法的，所以基於偽證做出了判決。

    接受《生意人報》採訪的律師認為，沈永躍的情況是在全國範圍內根深蒂固弊政的又一個範例，不僅限於特定的區域。這一弊政的後果會越來越頻繁地被媒體報道。

    “儘管最高法院在地方範圍以及在上訴法院都做出了種種努力，但仍會出現這種“複雜情況”，在此情況下，公眾輿論會最大限度地與法院的主張背道而馳。原因在於，缺少程序立法的重大完善，並且缺少對執法機關搜查行為控制的適當調整，雖然國家目前正在採取所有措施，但情況不會改變”。《RS Legal》的律師瓦列裏·沃洛赫這樣論述。

    律師認為，問題不是關於在投資環境和執法機構履行其職能之間的選擇，而只是在於這種辦案行為應該在法律嚴格規定的框架內實施。“目前，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外國商人正在越來越頻繁地進入國家機關的視野並被提起刑事追訴。由此看來，如果沒有立法者和監督機構的積極行動，情況將不會改變”。沃洛赫先生論斷。

    《BGP Litigation》首席律師德米特里·梅謝里亞科夫説道，在這個案件中存在現實的、極其微妙的話題：“通常，鑑於實際情況，一個人面對複雜的情況下都希望積極採取行動。而從刑法原則的角度來看，這就構成行賄的動機。同時，律師肯定，在我們國家此類案件的解決是有利於公訴人的。

    梅謝里亞科夫先生繼續説，然而案件中通常存在的證據（錄音、資金、收條、其他證據）並不會使法院不懷疑其合法性，並做出判決。但是，在他看來，在該案件中，如果有政策支持，可以用反面論斷來做出解釋，足以宣判其無罪或駁回公訴人的刑事訴訟。“鑑於相當嚴厲和不合實際的處罰，按照我的觀點，辯護方應當向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對該判決提起上訴。如果不能撤銷該判決（這種情況很少），則應減輕處罰”。德米特里·梅謝里亞科夫做出如上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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