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與文化層面來理解美國民眾對於口罩的牴觸_風聞

　　截止至2020年8月份，全世界近130個國家和地區已經頒佈了全國範圍的口罩令，強制要求民眾在公共場所時必須佩戴口罩。尤其自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後，圍繞佩戴口罩對於防止病毒的有效性，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們做了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發表在期刊《健康事務》(Health Affairs)的一項研究對比了全美15個州在下達口罩令前後新冠疫情的增長率，並發現在下達口罩令兩週後疫情增長率就下降了2%。華盛頓大學的健康評估中心（IHME）預計如果95%的民眾在公共場合堅持佩戴口罩，美國可以在10月1日前避免三萬的新冠死亡。對於大部分美國民眾來説，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已經成為習慣：7月份的蓋洛普民調顯示72%的美國成年人在公共場合總是或經常佩戴口罩。儘管大部分民眾和政府對於口罩的有效性已經形成了共識，但對於政府是否應該下達口罩令仍是全美爭論的焦點。在過去幾個月，已經下達口罩令的23個州都爆發了不同程度的反對戴口罩抗議。本文將從圍繞口罩令的爭議出發，討論兩黨的政治分歧以及口罩藴含的文化符號，以試圖理解美國民眾和政府對於強制口罩令的牴觸。

　　強烈的反口罩情緒有其歷史根源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 在四月中起正式建議所有民眾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部分地區政府響應了CDC的建議，並下達了口罩令，強制要求民眾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自此之後，拒絕佩戴口罩的民眾和執行規定的商鋪職員衝突的影像每日充斥在社交平台上。密歇根州，一位一元店保安在提醒顧客戴口罩後被槍擊致死；在拉斯維加斯的一所大型連鎖超市內，拒絕佩戴口罩的男子用視頻記錄了店員執行口罩令的過程，並聲稱自己拒絕佩戴的原因是他“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家。”

華盛頓州的反口罩抗議者

　　有組織性的反口罩令抗議在全美各地爆發。在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華盛頓、佛羅里達州等頒佈口罩令的州都爆發了不同程度的反口罩令抗議。**抗議者們的主要論點是口罩令違反了他們的公民自由權（civil liberty），以此證明政府無權規定公民該做和不該做什麼。**部分抗議者對於口罩的有效性也表示懷疑。一名住在俄亥俄州的女性説道：“口罩令侵犯了我的自由，而且它們也沒有用。” 甚至不少反口罩抗議者還竊取了女性墮胎權和“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中“我的身體，我的選擇”和“我無法呼吸”等抗議口號。抗議者運用這些口號的本意是為了指出支持口罩令的自由主義者的表裏不一，以此可見抗議者們認為佩戴口罩是和公共健康無關的政治議題。而部分抗議者就是陰謀論的支持者。他們相信新冠疫情是政府的騙局，並相信網絡上例如“比爾蓋茨製造了新冠病毒”“5G信號引起新冠病毒”等荒謬理論。

一名反口罩抗議者舉着“我的身體，我的選擇”和特朗普2020等標語

　　**這樣的反口罩遊行並不是第一次在美國曆史中出現。**早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時，反口罩聯盟（Anti-mask League）就已經組織過反口罩遊行示威活動。為了應對西班牙流感，美國7座城市頒佈了口罩令，公共場合不佩戴口罩的人會被罰款甚至逮捕入獄。僅1918年11月9日一天，舊金山就有多達1000多人因拒絕佩戴口罩而被捕入獄。反口罩聯盟和如今的反口罩抗議者有着相似的反對理由：口罩無效，而且政府不應侵犯公民自由。

反口罩聯盟的在舊金山的一則會議公告

　　在1918年，反口罩者甚至採用了法律手段來挑戰口罩令在憲法層面的合理性。在實行口罩令的亞利桑那州圖森市，反口罩者在法院起訴該市的口罩令。法官判決圖森市的口罩令違憲——因為該口罩令不要求學生佩戴口罩，從而違反了憲法中一視同仁的原則。儘管該裁決標誌着反口罩者在圖森市的勝利，但是法院判決的依據卻不是反口罩者所呼籲的公民自由權。1918年的反口罩抗議體現了美國在這一問題上悠久的歷史根源。

　　口罩令下的美國兩黨政治分歧

　　**在當今美國社會，是否選擇佩戴口罩已然成為了最直接地表達個人政治立場的方式。**政治科學家在民調中發現民眾是否佩戴口罩和他們的政治黨派有着很大關係：75%民主黨選民表示他們在公共場合總是佩戴口罩，而只有53%的共和黨選民認為有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的必要性。民主黨人視不戴口罩的人為愚蠢、自私、不相信科學的共和黨人，而不戴口罩的共和黨人則認為戴口罩標誌着對於政府暴政的順從。

　　圍繞佩戴口罩與否問題所呈現的黨派分歧很大程度上來源自共和黨政客對於口罩嗤之以鼻的態度。例如肯塔基州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就曾公開質疑口罩的有效性，在他本人感染新冠肺炎並康復後，他自信自己不會再度感染並堅持在參議院不佩戴口罩。特朗普總統對於口罩的不屑更加顯然，他甚至在一次採訪中説到人們佩戴口罩就是為了表達對他的反對。而直至7月12日，特朗普才第一次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特朗普總統和彭斯副總統都曾解釋過他們之所以不戴口罩，是因為他們本人以及身邊的工作人員經常進行核酸檢測，所以並不會感染新冠肺炎。特朗普政府的發言表明了他們認為口罩的作用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從而完全忽略了口罩防止社區傳播以及保護他人的重要作用，以及作為領袖的示範性作用。

　　兩黨政客在政府是否有權執行口罩令一題上產生了更大的分歧。民主黨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在紐約下達了全州的口罩令，在他一系列嚴格措施下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他認為政府有責任保證公共健康，以及公民有責任服從政府規定：“人們怎麼能不戴口罩？我認為這種行為非常無理！他們不戴口罩將會使多少人陷入危險？”另一方面，儘管俄克拉荷馬州長凱文·斯帝特（Kevin Stitt）是第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州長，但他依舊強烈反對下達全州口罩令：“我不能挑選給民眾什麼自由，又不給什麼自由。”斯帝特將佩戴口罩視為個人選擇，而政府無權干涉民眾這方面的公民自由權。特朗普也曾持有相同態度。在宣佈CDC正式建議民眾佩戴口罩的新聞發佈會上，他一再強調佩戴口罩的選擇是完全自願的，並表明他本人將不會戴口罩。

　　共和黨喬治亞州長布萊恩·坎普（Brian Kemp）甚至決定起訴下達全市口罩令的民主黨亞特蘭大市長。坎普表示他不會容忍亞特蘭大市長頒佈“會影響我們公民生活和生計的災難性政策。”儘管他承認了口罩的有效性，但他表示“喬治亞市民不需要政府禁令來做出正確的選擇。”坎普的言論不僅讓人費解並且自相矛盾。既然他已經承認了佩戴口罩是公民“正確的選擇，”那麼口罩令為何會對民眾的生活帶來“災難性的影響”？由此可見，關於口罩的全國爭論已經早已超過了對於公共健康和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從而演變成了純粹的政治爭鋒。

邁克·彭斯在明尼蘇達的一所醫院探望新冠肺炎患者時沒有佩戴口罩

　　**兩黨在是否頒佈口罩令上的態度兩極化反映了兩黨一項顯著的意識形態差別——政府職責的範圍。**民主黨認為政府有責任保護個人權益，因此應當介入社會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約束企業的消費者法律以及保護僱員的反歧視政策等。而在另一方面，共和黨支持“小政府”，代表政府有着有限的權利範圍和職責，因此他們通常呼籲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經濟政策（政府讓商人自由進行貿易）。

　　**縱觀美國曆史，從1918年西班牙流感開始，黨派政治就經常妨礙公共健康政策。**2009年H1N1 流感時，民眾對於疫苗的接受程度也與政治黨派密切關聯。此次新冠疫情出現在美國兩黨兩極化最為嚴重的時期：民主黨在1月剛剛彈劾特朗普失敗，以及今年又是總統選舉年。因此即使是在前所未有的公共健康危機下，兩黨之間的深遠的溝壑打消了兩黨合作的可能，從而使聯邦和地區政府無法及時頒佈有效的公共健康政策。在兩黨高度政治兩極化的背景下，基於原本的政治理念分歧，關於口罩令的討論成為了在總統選舉年的又一個政治角逐的戰場。

　　口罩所代表的文化符號

　　民眾對於口罩的牴觸不單單是出於口罩政治，更是因為口罩長久以來都處於美國主流文化的對立面。英文中，口罩、面具、面罩等遮擋面部的事物都是以“mask”一詞來表示。所以提起口罩時，人們想到的不只是醫用口罩，更是隱藏真實身份的面罩。在美國曆史中，面罩（即和口罩同名的mask一詞）和威脅、恐怖主義、反政府組織都有着緊密聯繫。

　　禁蒙面法在美國有超過150年的歷史。早在1845年，紐約州頒佈法律禁止兩人以上在公共場合佩戴掩蓋身份的面具，此法律是在佃農匿名襲擊警察後頒佈的。亞拉巴馬州從1949年後就施行禁蒙面法，此舉是為了限制白人至上組織3K黨的公共集會——3K黨的標誌性裝束就是白色尖頂頭罩。

　　面罩同樣在抗議遊行中廣泛使用，其作用不只是隱藏自己的身份，更是運用這個最為明顯的符號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訴求，並作用為抗議者們之間的身份識別的鏈接。2011年抗議經濟不平等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抗議者們就戴着漫畫《V字仇殺隊》主角V所佩戴的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此人物象徵着對於政府暴權的反抗。為了鎮壓此類抗議活動，州政府紛紛下達禁蒙面法。

　　同樣在歐洲，許多國家明確禁止一切遮擋臉部的遮蓋物，包括醫用口罩以及穆斯林女性佩戴的布爾卡和尼卡布。在近年激增的穆斯林移民和極端組織恐怖襲擊的背景下，面罩不僅代表了對於國族身份的威脅，更是成為了恐怖主義的象徵。因此歐洲國家在疫情爆發初期對口罩有着文化上的牴觸。法國政府公然反對民眾戴口罩，並表示口罩並不能免除個人感染新冠的可能。奧地利總理塞巴斯蒂安·庫爾茨（Sebastian Kurz）更是直接地指出“口罩於我們的文化格格不入”。

佔領華爾街的示威者佩戴着蓋伊·福克斯面具

　　**即使忽略“mask”所指的面罩的含義，而只討論口罩的話，這個詞語在美國文化中也有着政府暴權、限制言論自由等負面潛含義。****醫用口罩的負面引申義直接來源於東亞民眾佩戴它的事實。**在西方社會，除去醫護工作人員外，沒有人會在公共場合佩戴醫用口罩，而在日常生活中佩戴口罩是獨屬於東亞三國的習慣。日本人佩戴口罩的歷史可以追逐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西班牙流感席捲全球后，關東大地震又緊接爆發。流感和地震帶來的煙霧讓口罩成為了必需品，所以口罩在頻繁使用後也融入了日本文化。2003年後，受到非典嚴重影響的東亞民眾保留下了日常佩戴口罩的習慣，並且中國人也習慣於在空氣質量不好時佩戴口罩出行。所以今年新冠疫情爆發後，東亞三國民眾大多自願地戴上了口罩。

　　然而，大量東亞民眾自願佩戴口罩的畫面在西方媒體偏見性的報道下成為了政府壓迫公民自由的證據。**在西方媒體筆下，口罩被描繪為了言論不自由和政府遮掩真相的具象化表現。**在英文中，“揭露”（unmask）一詞的字面意思就是掀開面罩。對於2003非典的報道中，西方媒體頻繁使用“揭露”一詞來譴責中國政府的信息不透明以及對於言論的壓制。為了自身安全和公關健康而佩戴口罩的中國人也被描繪為了被政府洗腦、順從指示的民眾。

佩戴口罩的日本民眾

　　**西方社會在疫情爆發初期對於口罩的牴觸，更是出於與口罩所緊密相連的亞洲人、以及壓迫性政府形象的牴觸。在西方社會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下，口罩直接和威權政府對於自由的壓迫畫上等號。**自由主義深刻烙印在西方國家的根基中。美國建國文獻《獨立宣言》中寫到政府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保護公民自由：“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受到美國獨立戰爭影響的法國大革命中誕生的《人權宣言》同樣強調了政府不得侵犯公民自由。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意識形態上的目的都是為了反抗封建君主政體對於民眾的壓迫。**從這個角度理解，政府下達口罩令其實是觸及了西方社會上的最深的恐懼—政府對於個人自由的入侵。**儘管不少民眾從公共健康的角度理解並配合口罩令，政府強制民眾這一行為本身就足以讓人不安。

　　結語

　　儘管口罩已被證明可以顯著減緩新冠肺炎的傳播，但是美國社會因為口罩所代表的政治和文化符號，以及政府是否應該下達口罩令一直爭論不休。在已經下達口罩令的地區，反口罩情緒普遍存在，甚至有時演變為大規模的反口罩遊行。而反口罩遊行早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時就曾發生，説明口罩限制公民自由這一觀念早已存在於美國曆史之中。

　　如今，是否佩戴口罩成為了表達政治觀點的方式。民主黨比共和黨更經常戴口罩，民主黨政客也更願意頒佈口罩令。包括特朗普在內的不少共和黨議員對於口罩持嗤之以鼻的態度，並宣稱是否佩戴為個人自由。在有些地區，此番爭論已經超過了對疫情的討論，演變成了又一項兩黨態度兩極分化的議題。

　　對於口罩激烈的政治討論也得益於口罩自古以來在西方社會的文化符號。口罩一詞除了指代醫用口罩，更是有着面罩、面具等含義。美國政府在歷史上甚至有着禁面罩法律，所以面罩一詞長期為混亂和恐慌的符號，醫用口罩在美國文化中也甚至有着負面的符號意義。因為東亞國家佩戴口罩的習慣，西方媒體經常使用民眾戴口罩的影像來批評和其意識形態不相符的政治系統。

　　總的來説，美國政府對於下達口罩令的猶豫是來自於對口罩所代表的政治及文化符號的顧慮。在美國，是否佩戴口罩早就不僅僅代表對於新冠疫情的防護，更是人們政治理念最直接的展現。因此，口罩令無可避免地被政治化，從而阻止政府及時作出對於公共健康最有利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