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兩國不能被民族主義裹挾走向殘酷戰爭_風聞

　　最近很多人都在關注中印邊境緊張局勢。

　　尤其是近日中印邊境發生的“鳴槍”事件，外媒報道稱，中國指責印度軍隊非法越過有爭議的喜馬拉雅山一處邊界，並對中方巡邏士兵“鳴槍威脅”，但印度方面予以否認，並反指中國軍隊先鳴槍。無論是誰先開槍，這都可能是自1975年以來兩國邊境的平靜首次被槍聲所打斷。

　　在目前的情況下，雙方很難達成真正的妥協。由於在人跡罕至的邊境地區，雙方的行動都沒有監督，只能是“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一種可行的做法是引入觀察員，監督雙方的行動。

　　否則，更大的流血衝突是大概率事件。

　　簡要梳理一下近幾個月的狀況：

　　中印部隊5月初在拉達克東部對峙後，局勢一直沒有得到真正化解。雙方部隊曾於6月15日晚上在加萬河谷爆發45年來最嚴重的衝突。

　　事後，雙方同意把部隊撤離對峙地點，脱離接觸，但雙方就撤軍仍然有分歧，外媒稱，中印雙方都在加強實際控制線（LAC）沿線的軍事部署。

　　印度指控，中國部隊8月29、30日試圖佔領班公湖北岸，但遭到印度方面的阻止，沒有成功；中國則指控是印軍先佔領班公湖南岸戰略高地，違反了雙方協定。之後，中國軍隊於8月31日試圖奪回戰略高地。印度表示守住了高地，且印軍往中國方向推進4公里。

　　9月4日，兩國軍方在莫斯科會談，但雙方各執一詞，指責對方違反協定，並未達成共識。

　　根據之前的協議，邊境地區的槍支是有限制的，中印曾於1996年和2005年簽署兩項雙邊協議，規定兩國軍隊都不得在邊境衝突中使用武器，這從根本上限制了邊境地區衝突的規模。

　　最近的鳴槍事件，意味着長期來雙方遵守的一條“紅線”失效，意味着邊境對峙的風險在加大。

　　在一定程度上，最近的爭端是雙方日益強硬的外交政策的結果。一方面是中國的外交政策的轉變。有學者如此概括：相比“韜光養晦”的低調姿態，在外交上明顯強調奮發有為：它不再僅僅強調在“改革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上有所作為，在中國外交戰略全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上亦是克難攻堅、一路向前。

　　用一句話形容，就是“敢於亮劍”。

　　另一方面，印度出了一個“敢於亮劍”的總理——莫迪，他對中國的語氣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去年，莫迪的政府撤銷了印控克什米爾地區有限的自治權。這一舉動讓許多人感到震驚，尤其是在這之後，幾位印度主要政客發表了咄咄逼人的言論，例如，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在一次集會上説：“任何侵入印度邊境的行為都將受到懲罰。” alt=“500” />　　莫迪在6月的邊境衝突後宣稱“沒有什麼對實控線邊境印度官兵行動能力的限制，交戰規則已被修改。”對此，印度軍方的解讀是，允許實控線附近官兵在“特殊情況下”使用槍支。

　　6月的衝突使印度政府、戰略界和公眾對中國的看法變得更加強硬，甚至印度的一些評論員呼籲德里向北京開戰。

　　在中國是另外一種情形，一些激進派對印度充滿着“戰略蔑視”——

　　他們自信滿滿：一旦開戰，無論怎麼打，解放軍都有擊敗印軍的絕對把握。中國不會在中印邊境丟掉一寸土地，請大家放心……

　　這些人完全不把印度放在眼裏，甚至將中國與印度的衝突與“大國”宿命聯繫在一起，聲稱：很多中國人充滿遺憾地在想，也許完全和平地發展並非中國作為大國的宿命，有可能通過一場戰爭來展示中國“敢戰”的意志，是中國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對於這些説法，前外交官吳建民曾經批評其是“戰爭與革命的慣性思維”的典型，相法極端。

　　但這種説法在中國有巨大市場。一直以來，國內的媒體樂此不疲地報道印度的種種亂象，激發起很多人的“大國自豪感”和“愛國主義”。結果，高漲的民族主義氣氛，也使得中國在外交上沒有多大的迴旋空間。

　　並非杞人憂天——煽動對外衝突的民族沙文主義，有可能將中國引向災難。

　　在緊張的邊境對峙中，小小誤判可能鑄成大錯。CNN近日評論文章稱，“兩個核武大國，都是在經濟緊張時期由民族主義者主導，再次在其邊界對峙。這是否是通向災難的前奏？”

　　儘管兩國都表示希望緩和局勢，但中印雙方的媒體都在報道對方加緊邊境的軍事部署。

　　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納拉亞南近日表示，由於對方部隊駐紮在不遠處，致命的誤射可能會導致核武對手之間的嚴重升級、更大的對抗。

　　印度有清醒的人士對爆發更大沖突發出擔憂，而中國還有多少清醒、理智的聲音？中國媒體上，充斥着“印度士兵防寒衣物無處尋找”、“印度，沉浸在意淫的快樂中”、“印度進入倒計時，將遭遇更大慘敗”……

　　早有學者指出，在對外關係上，“健康的民族主義”主張和平共處，“病態的民族主義”則惟我獨尊。

　　中印兩國不能被民族主義所裹挾，而走向殘酷的戰爭。

　　中國人啊！真的要用心去辨識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