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誤判戰略”分析與中國應對措施設想 ——基於對傳統現實主義的反思_風聞

陳悠然

一、摘要

本文集中分析了中美衝突中的美方戰略因素，以不同於傳統威脅認知的視角解讀了美國國內因素以及利益集團對中美對抗的影響，並嘗試提出了中國針對該影響因素的應對措施。

    關鍵詞：中美關係 美國戰略 利益集團 現實主義 中美競爭

二、問題簡介和背景闡釋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批評前總統奧巴馬“對華軟弱”立場後，將美國國內問題歸咎於中美之間不平等的貿易關係與美國加入的“不平等”的國際多邊組織與條約，先後退出了TPP等一系列多邊或雙邊貿易、經濟、軍事合作協議。同時，特朗普政府在多個領域掀起對華遏制大潮，不斷挑起中美貿易與政治摩擦，在香港、台灣、新疆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領域大做文章，對中國駐美媒體、外交人員加以不正當的限制，對華為、中芯、字節跳動等中國高新技術企業加以制裁，關閉美國境內的孔子學院，阻止美國高校與中國開展學術交流合作。此外，美國積極聯合煽動其傳統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亞、歐盟等共同針對中國。2020年9月，美、日、印、澳四國組建所謂“安全聯盟”，試圖打造“印太版北約”，針對中國意味非常明顯。

與美國大規模渲染“中國戰略威脅“並推行霸權打壓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儘量避免不必要的經濟與軍事衝突，致力於在多邊主義框架下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分歧衝突。早在上世紀70年代，鄧小平就在聯合國大會上表明瞭中國永不擴張、永不霸權的莊嚴承諾。在四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始終堅持着這一承諾，作為負責任大國積極承擔國際義務，不對外轉嫁國內危機，在國際南南合作與南北對話中扮演了一個非常積極的角色。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美之間的衝突根源被中國學者與外交從業人員解讀為美國對華戰略的“誤判”，即“戰略誤判”，認為這種現象源於雙邊意識形態差異、互信基礎薄弱、對話機制不完善、兩國人文交流不充分不到位等等認知原因，認為中美相對實力快速變化與溝通不到位不理解共同造就了中美之間的危機。也就是説，中美衝突源於中美之間的“誤解”，尤其是美國對華和平崛起的不信任與懷疑。

某種程度上，這種理論契合經典現實主義者諸如馬基雅維利的理論，認為中美之間的競爭對抗好比雅典與斯巴達由猜忌和權力轉移所引起的戰爭。另外則是根據“修昔底德陷阱”以中美之間的權力轉移為關鍵點解釋中美現階段衝突。在該理論條件下，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加劇了中美之間的衝突，並且使得雙邊分歧的管控愈加困難。

但是，我們在之前的論文中，在現實主義視角下利用數學建模分析了短期內中美關係與經濟依存度、相互軍事實力對比、共同安全威脅等指標的關係之後，發現其相關性並不是很好；在多元迴歸分析中，其擬合效果並不佳。另外，在最近的中美對抗中出現了一些難以用現實主義解釋的現象，這些都對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構成了挑戰。比如，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駐美媒體進行打壓，對中國部分推特賬號進行不正當的標記、限制Tik Tok在美運營，目的在於限制中國“軟實力”在美髮揮。顯然，中國軟實力並不能夠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挑戰，中國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去“改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現實主義無法對這種行為作出合理完整的解釋，只能像美國人一樣就“數據安全”或“言論自由”給出一些蒼白的解釋，看起來似乎出現了一些漏洞。

另外，就好比筆者對於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態度——不同於國內外一些學者激烈探討的那樣，認為中美之間尚未也不會發生熱戰，因此否定中美之間會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筆者認為中美仍然處於某種形式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只不過並非熱戰而是某種“新冷戰”。同樣，筆者並不完全否認現實主義作為經典國際關係理論在國際關係解釋與運用中的合理成分與正確預測，只是對其中的某些組成部分與假設提出了疑問。

綜上所述，在傳統的現實主義無法完全有效擬合現階段各種複雜的國際狀況時，筆者試圖對現實主義制度提出一些新的假設與猜測。

三、基本核心假設：美國對華，是“誤判戰略”而非“戰略誤判”

基於多種情況的考慮，筆者提出了一個美國對華戰略來源的基本假設，也是本文的核心假設，即美國對華敵意並非是無意、非自覺的、有潛意識主導的誤判，而是作為戰略構成的、自覺形成的、主觀目的明顯、由某部分羣體推動的“誤判戰略”，作為美國整體對華基調，由美國的政治精英階層與資本共同主導，主要受眾體是美國民眾與全球美國盟友。

也就是説，筆者認為，美國政治精英羣體表面上對華崛起的“不信任”，並不是完全受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客觀驅動，更是受到個人利益影響的主觀行為，是為了個人私利有意構建出來的話語。

需要注意的是，筆者並不認為該假設可以類比20世紀末興起的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中關注國內政治與國際體系或行為關係的部分。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中，雖然強調國內政治會對所謂“國家安全官員”的價值判斷與“國家安全”的界定產生重要的影響，但仍然假定執政者以“國家利益”為基本出發點。而在本文所提出的假設中，執政集團或個人的利益也在國家戰略的選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在關係到他們“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可以左右整個國家的決定。

四、理論論證與現實解釋：誰是對華遏制戰略的最大贏家？

在國家政治心理學頂尖學者羅伯特·傑維斯看來，國際關係學者與政治家很容易將國內看作“鐵板一塊”，而事實上各個國家國內都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利益分歧。中世紀的歐洲君王與中國戰國時期的諸侯霸主們可以出於滿足自己某些慾望的動機而發動一場戰爭，而非為了應對威脅或者自衞反擊。無論是進攻性現實主義或者防禦性現實主義都無法對此進行合理解釋。二戰後世界結束了霍布斯式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體系格局，進入了聯合國框架下的多邊主義時代。但與鄧小平“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流”的著名論斷並存的是，地區衝突與局部熱戰仍然層出不窮，大國之間的猜忌仍在繼續。聯合國這個缺乏有效約束性的多邊組織並未終結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這就和以往的兩千多年曆史一樣，給現在歐美大陸的“君主們”留下了個人操作的空間，雖然這種出於個人目的的戰略選擇操作在國內民主政治的發展中變得更為隱秘與難以琢磨。

中美衝突正是這麼一場在政治家、地緣家與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美國的政治精英們用富有煽動力的語言向民眾描述了一個事實上並不存在的“恐怖威權主義國家”，並以此構建了對華戰略的民意基礎。這種操作與許多美國國內問題一樣，民意像是在實驗室裏被精心培養的植物，在受制於資本家的媒體照耀下最終長成“科學家們”希望他們長成的樣子。政客們利用電視、郵件和社交媒體散步關於中國崛起的陰謀論，即使他們所使用的觀點和數據常常都存在着事實上的偏差與錯誤。2020年9月，美國國防部發布了2020年度《中國軍事與安全態勢發展報告》，大幅渲染突出了中國軍事實力的增長，而有意無意的忽略了中國軍事實力與美國、俄羅斯長期存在的鴻溝。

那麼誰是這場對抗的具體發起者與主導者？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分析“非國家利益”這個宏大概念的具體組成與其受眾羣體。首先我們不可否認的是時代在進步，類似中世紀為了一場婚姻而發動的戰爭已經不再可能重演，那麼在現在來看，個人利益或者集團利益無非可以分成兩種：政治利益或者經濟利益。其中，政治利益説到底，即間接的經濟利益。

事實上，為了個人或黨團的“政治利益”而改變國家對外戰略的現象已經被廣為研究。其中政治利益最大的部分無非就是選舉。但是據中國國際關係學院林宏宇教授考證，一般而言外交政策在美國大選中的權重並不大。1992年大選中老布什總統太過於重視美國外交政策而忽視了美國國內問題尤其是經濟問題，結果意外輸給了“不知外交為何物”的小州長克林頓。據筆者分析，出現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的美國外交政策與國內問題缺乏一定的相關性。而在美國總統選舉的例外情況中，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的“破冰之旅”與1952年艾森豪威爾提出的著名競選口號“我要到朝鮮去”都幫助二者贏得了大選，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二者所提的問題都與美國國內問題有較大關聯。202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與美國大選重合，美國特朗普政府無論是在疫情防控或者經濟重建上都表現非常糟糕。有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的失業率已經達到了二戰結束以來的最高水平。因此，特朗普政府唯一的選擇就是將國內問題與中國掛鈎，俗稱“甩鍋”，通過攻擊中國、煽動民粹主義以撈取選票。另外，支持筆者觀點的事實就是一般而言美國總統為了避免影響連任，在第一任期的最後一年都不會有什麼大的外交作為。上文説的尼克松總統是一個例外，而特朗普似乎也成為了例外。今年特朗普政府斡旋推動阿聯酋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宣佈塞爾維亞與科索沃簽訂經濟互助協議並將駐以色列大使館前往耶路撒冷（如果消息屬實，那麼塞爾維亞將是第一個這麼做的歐洲國家）；與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建立“印太版北約”；不顧國際社會反對執意推動快速恢復伊朗制裁。這一系列表面上“頗有作為”的外交舉措事實上存在着很大的危機，並不一定對美國而言就是好事，是特朗普“山窮水盡”的一步險棋，其中特朗普個人的選舉成分非常明顯。同理，自從2008年中國成為美國大選議題以來，中國就成為了美國兩黨關注的焦點，在這種情況下一意拉動對華關係惡化甚至不惜犧牲美國國家利益，似乎也可以解釋。

此外，我們還要關注美國對華遏制戰略中的經濟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早在2016年就一針見血的指出，特朗普説話看起來傻乎乎的，但他説出了美國底層民眾的心聲。特朗普認為，中美之間不平等的貿易及逆差是引起美國失業率上漲、經濟表現不佳的根源。更有學者指出，以前貿易一直被視作中美關係的“壓艙石”，現在居然成為“動盪源”，可見時代之變遷之大（牛新春語）。事實上，美國國內問題的產生於擴大是全球化成果分配不均的產物，“逆全球化”反對全球化中出現的問題可以理解，但這種反對或者反思應該集中於國內問題而非國際問題上，轉嫁國內危機並不是一個負責任大國該有的樣子。而美國政治精英出於個人需要，並不願意構建此類話語。另外，國際貿易的主要行為體跨國公司之中的部分也在對華遏制戰略中收穫頗多。在宣佈對Tik Tok的禁令後，微軟立刻就試圖收購Tik Tok、獲取其全球領先的AI推送算法核心技術與字節跳動公司開展了洽談；Instagram等美國一線社交媒體相繼抄襲Tik Tok推出類似功能試圖搶佔市場份額；屢禁不止的對台軍售與中國威脅渲染使無數美國軍火公司賺得盆滿缽滿，其中包括最近遭到北京制裁的美國洛馬公司；針對華為手機的禁令使其無法參與歐美5G市場，給蘋果三星等贏得了寶貴的時間與空間……

綜上所述，對華遏制戰略中的既得利益者有以下幾類：兩黨（尤其是共和黨執政團體）政治精英、軍火商、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全球競爭者。長期的研究已經表明，利益集團通過遊説、捐款與扶植代理人等方式有充足的能力左右美國對華戰略抉擇。總而言之，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國對華的戰略選擇有時並不站在美國整個國家的利益上。

五、中美解構與反解構：行為模式分析與中國戰略構想

中美之間的這種對抗在筆者所提假設環境下，主要由美國主導，因而中國的反制措施與美國的進一步戰略操刀都應側重於美方。上文提到，美國政治精英左右對華遏制的基礎是美國民眾對此的認知和認可。因此，中國所要做的就是解構這種認可。中國應當合理利用美國開放的特點與互聯網的發達加大輿論宣傳力度，講好中國故事，宣傳中國和平崛起的根本方針，説明中國在南海、台灣、釣魚島等地主權訴求的合理性，反對批評美國的單邊霸權主義行為，傳遞中美兩國友好人文交流信號。以此，中國可以逐步扭轉輿論上的不利地位，一定程度上緩解美國政客與軍方渲染的壓力。總而言之，中國戰略的核心在於解構美國戰略的民意基礎，而現階段以CGTV為代表的中國國家媒體已經在這條路上頗有成效的運營着。

與此同時，美國戰略的核心在於“反解構”，即阻止中國解構其民意基礎的行為。具體來説，即指美國政客利用手裏的權利對中國文化軟實力發揮進行限制。目前而言，美國關閉孔子學院、在社交媒體上對中國媒體進行不正當的標記，要求中國駐美媒體登記為“外交使團”，惡意拖延中國駐美記者簽證辦理事項，甚至Tik Tok遭到打壓也可以用該理論假説進行解釋

整體而言，目前中美輿論鬥爭處於一種僵持狀態。短期內中國唯有運用合理靈活的策略才有扭轉局面的可能性，使整個大環境與全球民意基礎有利於中國的發展。在此，筆者針對中國的戰略提出幾點設想：

一是運用雙邊與多邊機制，針對美國不合理打壓中國媒體記者的行為進行反制。

二是注意美國國內民意與全球美國盟友兩個側重點。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先後訪問歐洲，就側重於解構全球美國盟友的基礎，避免形成面對“反華統一戰線”的不利局面。

三是注意宣傳的方式與水平。近年來中國在外宣方面投入不小，配合中國積極的建設RCEP、一帶一路、亞投行等的多邊主義行為較大的改善了中國的全球形象。同時要注重利用新媒體和新手段，不拘泥於新聞報道與駁斥，運用微電影、短視頻等形式，向全球民眾進行通俗易懂、生動有趣的宣傳。

六、結論：針對性反制仍有必要，國際關係理論應當與時俱進

綜上所述，我們必須要關注並且正視個人利益與黨團利益在美國外交政策中扮演的角色，這對我們針對性的反制美國對華遏制戰略具有重要意義，對於我國構建和平發展環境與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有着深遠影響。國與國之間的博弈是全方位多層次的，這對我們理解中美之間的別樣互動有重要意義。

此外，上文提到，筆者並不完全否定現實主義理論針對中美衝突的部分解釋。但是筆者認為，時代在不斷發展，人類社會在不斷進步，國際關係的基本理論也需要與時俱進、共同發展，才能更好地建設國際關係這門仍然具有重要發展潛力的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