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上海基金公司的集體逆襲之路_風聞
金融圈女神经-金融圈女神经官方账号-知名财经博主2020-09-12 08:42
曲豔麗 | 文
十年前,有一個議題時常見諸報端:“上海的基金公司為什麼長不大?”、“上海灘基金圈為何無大佬?”
當時,上海的基金公司有30家,數量佔全國的一半,總規模卻不足1/3,眾多而且面目模糊,缺乏大型基金公司。那時候,三地基金公司的薪酬,深圳第一,北京第二,上海第三。
十年後,不知不覺間,上海基金公司羣體悄然逆襲。
2019年,基金公司偏股型基金規模前20名中,上海的基金公司,包括匯添富、富國、興全、華安、東證資管、國泰、中歐、交銀施羅德、華泰柏瑞等,佔9席。
它們的形象也不再模糊,各有各的個性。
1
匯添富是目前上海規模最大的基金公司,全國排名第6。(2020年上半年,剔除貨幣基金和短期理財債券型基金規模,choice數據,下同) 匯添富拼勁十足,一位多年前離職的老員工回憶起自行業二梯隊衝向一梯隊的情景,用了“心潮澎湃”一詞。
同樣一直在走上坡路的是富國基金,全國排名第7。在2019年度新發基金規模排行榜中,前述兩家分列第一名、第三名,極其勤奮。
華安基金,十年前是上海當之無愧的老大,早年間遭遇些波折,近年來排名在悄悄回升,目前排名13位。
交銀施羅德也走了同樣的“復興”之路。十年前,莫泰山帶領交銀衝到行業前十名,只花了四年。中間消沉過一段,近年來,“交銀三劍客”再度崛起,骨子裏有權益投資的基因。
中歐基金,特立獨行、很有個性,做很多事的出發點和路徑與別家不同,且出了一批明星基金經理。
此外,上海諸如華寶基金的科技ETF、國泰基金的證券ETF,憑單隻產品就彎道超車。“市場給予每一點點風口的回報都是很大的,你只要做對了一件當時可能看起來很小的事。” 某公募人士點評道。
以及不能忽略的,興全、睿遠、東方紅等很早就因價值投資而聲名鵲起的,在業內以口碑著稱。
與十年前籍籍無名的上海基金公司羣像相比,這不能不説是一種逆襲。
2
“這種結果,是由市場風格變化帶來的,與三地經濟屬性有關。”上海某資深公募人士認為。
通常認為,北京有強烈的政策氛圍,諸如創新產品等,是有政策優勢的;深圳敢想敢做,市場化程度最高。
而上海,處於二者之間,兩邊不靠。
在2009年第一財經日報的一篇報道中評價道:上海基金業中一些公司的“不思進取”,被外界認為是其發展不快的文化原因…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上海基金公司的市場化程度依然不高,不及廣深地區的同行敢闖敢拼。
上海本地常年籠罩着一種合規、保守、謹慎的氛圍,各行業皆是如此,被批評錯失互聯網也因為這種市民文化氛圍。
“所以,上海的金融機構,只能採取一種政治正確、且價值正確的路線。” 前述公募人士稱。
“上海證監局是全國最嚴格的,沒有之一。” 上海的一位公募人士佐證了這一觀點。
“在那個年代,做大做強,只有北京模式、深圳模式兩條路可以走。” 前述公募人士稱,在那種市場氛圍下,上海路線顯得很擰巴。
過去兩三年,監管大環境逐漸趨緊,原本被視作過度保守的上海基金公司,劣勢反而轉變為了優勢。
肉眼可見的趨勢是,上海的基金公司規模越做越大,業績越做越好。
在2012年東方早報對當時的富國基金總經理竇玉明(現中歐基金董事長)的一篇專訪中,竇玉明説道:
“上海不太適合的地方在於,信息上明顯弱於北京和深圳…上海知道事情總是會慢半拍,而做投資信息是很重要的。” “實際上這一點不是基金公司特有的現象,保險、銀行、地產,深圳的發展都比較快而且靠前,北京更不用説了,資源大。”
A股進入結構性行情之後,宏觀層面的判斷開始顯得沒有那麼重要了。自下而上的視角、從產業和公司的微觀角度出發去選股,越來越成為主流。
此外,互聯網逐漸消弭了信息獲取的不對稱。從信息優勢上看,上海的劣勢沒有那麼嚴重了。
3
一位大型公募的中層提供了另外一個角度。
北京的大基金公司,距離監管也更近,現在,當整個行業的市場化程度在變高的同時,政策帶來的優勢正在慢慢減弱。
同樣的道理,十年前,渠道為王,銀行處於非常強勢的地位。
在2010年中國證券報的一篇報道中寫道:基金公司在發售新基金的同時,都需要搞定銀行總行、分行、甚至某些支行的負責人員,銀行的三個環節顯然都需要“打點”。
而銀行的總部多在北京,北京的基金公司當然近水樓台先得月。“以前,銀行的產品准入,關係佔大頭,業績反而佔小頭,比方説,總部定了誰就是誰。” 前述公募中層稱。
十年後,整個市場都變得更加市場化了。銀行之間的競爭壓力很大,都要來搶大零售這塊蛋糕,這時候,投資業績變得更重要了。
基金公司的准入,開始正面比拼投研實力,到了一個相對比較公允的階段。
“銀行渠道依然非常重要。不一樣的點在於,銀行會有專門的團隊負責准入,做產品調研、產品研究。”前述公募中層介紹道。
“渠道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樣,非常專業,有一套選基金的方法。” 某基金經理稱。
螞蟻財富、天天基金網等互聯網渠道的崛起,銀行的優勢地位也不再那麼絕對了。
對於大公司的超級基金經理而言,銀行和基金公司之間的地位甚至有些逆轉。
渠道依然非常重要,但“渠道為王”這個詞語已經很少在報端看到了。
此外,投資者結構也在發生變化。保險、社保、年金等大機構投資者入市,他們考察產品的維度,更多是投研、業績,甚至於背後的公司的整個管理能力、投研架構、決策流程、風控等。
到了這個階段,就是紅海廝殺,業績説話,誰有本事誰上。
基金圈的明星效應,也和過去不一樣。
十年前,王亞偉幾乎是唯一的公募基金頂流。在2011年經濟觀察報的一篇報道在列數了前面五年的市場風雲人物後,評價道:至今除了王亞偉…A股再沒有真正的明星基金經理。
十年後,好的基金經理仍然是稀缺資源,但相對來説百花齊放。
頭部的基金公司每家都至少有兩三個明星式的旗幟人物,振臂一揮就是上百億規模。很多大公司在品牌、人才梯隊上的長期積累,開始開花結果。
4
多位公募人士在採訪結束時感嘆:“長遠而言,還是廣深的基金公司實力最強。”
在規模前十大中,廣州竟然有兩家上榜,易方達基金和廣發基金。其中,易方達基金自2015年起就穩坐非貨幣非短期理財規模第一名,各方面優勢明顯。
一家公司的突出,固然是價值觀、願景、架構、路徑、團隊等的綜合結果,但也有一些容易被忽視的地域因素。
“員工幸福指數很高,拿着行業一梯隊的薪水,享受着廣州的物價。” 一位基金圈人士説得很直白。
該人士的感受是:易方達和廣發都很穩定,易方達的待遇非常好;廣發待遇不及易方達,但氛圍不錯。
雪球大V@肖志剛 是這樣評價易方達的:“跟大多數的傳統行業類似,小地方容易出大企業。從這點來説,正因為偏居廣州,反倒成就了現在的易方達。”
肖志剛是拿上海對比的:“陸家嘴的基金公司多,辦公室離得近,跳槽頻繁。”
這一點對上海的基金公司來説是雙刃劍。
2010年投資者報的一篇報道在當時認為是劣勢:“(高管和投研更換)像上海灘這樣頻繁,實屬少見”、“一週之內接到4個獵頭的電話,很瘋狂”、“(上海基金公司)規模偏小,稍微有些投研經驗的都容易變成不穩定因素,是人事變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8年中國基金報的一篇報道又認為是優勢:“搬來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這裏好招人”、“上海已經形成了一定的集羣優勢”、“基金公司多,金融人才也多”。
從2010年到2018年,媒體態度的轉變,恐怕就是因為上海的中小基金公司們,逐漸找到了自己的路。只有發展,才是把劣勢變成優勢的唯一方式。
當規模一步步做大之後,上海基金公司的人員都慢慢穩定了下來。
上海絕大部分基金公司的治理結構也在近年來逐漸穩定。治理結構幾乎是基金公司的命門,很容易陷入“規模小—>股東對管理層不滿—>管理層急功近利—>業績下降—>規模小”的怪圈。
股東和管理層、以及管理層之間的關係理順,已經贏在起跑線上。
5
在券商中國的一篇報道中,也提到了上海證券公司的崛起。
國泰君安、申萬宏源、海通證券,過去曾經有“滬上三屌絲”之稱,因為“公司很大,項目很多,但是錢少”。
2019年證券業成績單顯示,營收規模前十名中,上海有4席,位居榜首。
報道中有一條分析是:上海券商的市場化程度一直在非常有控制的推進,上海深厚的海派文化造就了上海券商深入骨髓的“規矩意識”,也就是現如今監管強調的合規管理…上海券商整體實力自然不降反升。
這種趨勢不知道是否是一種巧合。
上海最近三四年,金融機構實力上行、互聯網也開始急追猛進、張江的芯片和生物醫藥在全國遙遙領先,整個城市的競爭力在走上坡道。
或許與房價也有一點點關係。自2016年中至今,上海房價穩中略降,一手房嚴格限價。房價如果過高,有時候與實體經濟是反向的關係,導致產業外流。而房價控制得當,相對於同等級別城市,又會出現人才虹吸現象。
“上海環境舒適、教育資源豐富,對金融人才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一位上海行業組織人士稱。
總體而言,較十年前,上海的基金公司只能説是迎頭趕上。目前,北上廣深,三足鼎立。
竇玉明在2012年接受採訪時説,基金公司大致是兩個方向,一個是做百貨店,什麼都能做,任何一個投資者到這個地方能買到任何他想買的產品,就像沃爾瑪、家樂福;另一個方向就是精品店。
上海的基金公司,整體還是以精品店模式居多,在規模和廣度上,大多數尚不及北京和廣深的某些基金公司。
一個基本盤是,中國的資產管理行業正在一個迅速膨脹的階段,行業空間廣大。
很明顯的表現就是,機構投資者的品牌和專業壁壘越來越高。在蛋糕在持續變大的過程中,每一個參與者都有無限的機會,搶蛋糕才是正經事。
頭部20家公司是馬太效應、強者恆強,但還會有洗牌,中尾部公司也未必沒有彎道超車的可能。
總體而言,北京的金融機構宏大、全面,上海的精緻、有進取心,而廣深一帶,質樸剛健,有着粵省的實用主義。
羣雄逐鹿,十年之後,行業又會是怎樣的格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