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上海基金公司的集體逆襲之路_風聞

曲豔麗 | 文

十年前，有一個議題時常見諸報端：“上海的基金公司為什麼長不大？”、“上海灘基金圈為何無大佬？”

當時，上海的基金公司有30家，數量佔全國的一半，總規模卻不足1/3，眾多而且面目模糊，缺乏大型基金公司。那時候，三地基金公司的薪酬，深圳第一，北京第二，上海第三。

十年後，不知不覺間，上海基金公司羣體悄然逆襲。

2019年，基金公司偏股型基金規模前20名中，上海的基金公司，包括匯添富、富國、興全、華安、東證資管、國泰、中歐、交銀施羅德、華泰柏瑞等，佔9席。

它們的形象也不再模糊，各有各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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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添富是目前上海規模最大的基金公司，全國排名第6。(2020年上半年，剔除貨幣基金和短期理財債券型基金規模，choice數據，下同) 匯添富拼勁十足，一位多年前離職的老員工回憶起自行業二梯隊衝向一梯隊的情景，用了“心潮澎湃”一詞。

同樣一直在走上坡路的是富國基金，全國排名第7。在2019年度新發基金規模排行榜中，前述兩家分列第一名、第三名，極其勤奮。

華安基金，十年前是上海當之無愧的老大，早年間遭遇些波折，近年來排名在悄悄回升，目前排名13位。

交銀施羅德也走了同樣的“復興”之路。十年前，莫泰山帶領交銀衝到行業前十名，只花了四年。中間消沉過一段，近年來，“交銀三劍客”再度崛起，骨子裏有權益投資的基因。

中歐基金，特立獨行、很有個性，做很多事的出發點和路徑與別家不同，且出了一批明星基金經理。

此外，上海諸如華寶基金的科技ETF、國泰基金的證券ETF，憑單隻產品就彎道超車。“市場給予每一點點風口的回報都是很大的，你只要做對了一件當時可能看起來很小的事。” 某公募人士點評道。

以及不能忽略的，興全、睿遠、東方紅等很早就因價值投資而聲名鵲起的，在業內以口碑著稱。

與十年前籍籍無名的上海基金公司羣像相比，這不能不説是一種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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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結果，是由市場風格變化帶來的，與三地經濟屬性有關。”上海某資深公募人士認為。

通常認為，北京有強烈的政策氛圍，諸如創新產品等，是有政策優勢的；深圳敢想敢做，市場化程度最高。

而上海，處於二者之間，兩邊不靠。

在2009年第一財經日報的一篇報道中評價道：上海基金業中一些公司的“不思進取”，被外界認為是其發展不快的文化原因…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上海基金公司的市場化程度依然不高，不及廣深地區的同行敢闖敢拼。

上海本地常年籠罩着一種合規、保守、謹慎的氛圍，各行業皆是如此，被批評錯失互聯網也因為這種市民文化氛圍。

“所以，上海的金融機構，只能採取一種政治正確、且價值正確的路線。” 前述公募人士稱。

“上海證監局是全國最嚴格的，沒有之一。” 上海的一位公募人士佐證了這一觀點。

“在那個年代，做大做強，只有北京模式、深圳模式兩條路可以走。” 前述公募人士稱，在那種市場氛圍下，上海路線顯得很擰巴。

過去兩三年，監管大環境逐漸趨緊，原本被視作過度保守的上海基金公司，劣勢反而轉變為了優勢。

肉眼可見的趨勢是，上海的基金公司規模越做越大，業績越做越好。

在2012年東方早報對當時的富國基金總經理竇玉明(現中歐基金董事長)的一篇專訪中，竇玉明説道：

“上海不太適合的地方在於，信息上明顯弱於北京和深圳…上海知道事情總是會慢半拍，而做投資信息是很重要的。” “實際上這一點不是基金公司特有的現象，保險、銀行、地產，深圳的發展都比較快而且靠前，北京更不用説了，資源大。”

A股進入結構性行情之後，宏觀層面的判斷開始顯得沒有那麼重要了。自下而上的視角、從產業和公司的微觀角度出發去選股，越來越成為主流。

此外，互聯網逐漸消弭了信息獲取的不對稱。從信息優勢上看，上海的劣勢沒有那麼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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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型公募的中層提供了另外一個角度。

北京的大基金公司，距離監管也更近，現在，當整個行業的市場化程度在變高的同時，政策帶來的優勢正在慢慢減弱。

同樣的道理，十年前，渠道為王，銀行處於非常強勢的地位。

在2010年中國證券報的一篇報道中寫道：基金公司在發售新基金的同時，都需要搞定銀行總行、分行、甚至某些支行的負責人員，銀行的三個環節顯然都需要“打點”。

而銀行的總部多在北京，北京的基金公司當然近水樓台先得月。“以前，銀行的產品准入，關係佔大頭，業績反而佔小頭，比方説，總部定了誰就是誰。” 前述公募中層稱。

十年後，整個市場都變得更加市場化了。銀行之間的競爭壓力很大，都要來搶大零售這塊蛋糕，這時候，投資業績變得更重要了。

基金公司的准入，開始正面比拼投研實力，到了一個相對比較公允的階段。

“銀行渠道依然非常重要。不一樣的點在於，銀行會有專門的團隊負責准入，做產品調研、產品研究。”前述公募中層介紹道。

“渠道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樣，非常專業，有一套選基金的方法。” 某基金經理稱。

螞蟻財富、天天基金網等互聯網渠道的崛起，銀行的優勢地位也不再那麼絕對了。

對於大公司的超級基金經理而言，銀行和基金公司之間的地位甚至有些逆轉。

渠道依然非常重要，但“渠道為王”這個詞語已經很少在報端看到了。

此外，投資者結構也在發生變化。保險、社保、年金等大機構投資者入市，他們考察產品的維度，更多是投研、業績，甚至於背後的公司的整個管理能力、投研架構、決策流程、風控等。

到了這個階段，就是紅海廝殺，業績説話，誰有本事誰上。

基金圈的明星效應，也和過去不一樣。

十年前，王亞偉幾乎是唯一的公募基金頂流。在2011年經濟觀察報的一篇報道在列數了前面五年的市場風雲人物後，評價道：至今除了王亞偉…A股再沒有真正的明星基金經理。

十年後，好的基金經理仍然是稀缺資源，但相對來説百花齊放。

頭部的基金公司每家都至少有兩三個明星式的旗幟人物，振臂一揮就是上百億規模。很多大公司在品牌、人才梯隊上的長期積累，開始開花結果。

4

多位公募人士在採訪結束時感嘆：“長遠而言，還是廣深的基金公司實力最強。”

在規模前十大中，廣州竟然有兩家上榜，易方達基金和廣發基金。其中，易方達基金自2015年起就穩坐非貨幣非短期理財規模第一名，各方面優勢明顯。

一家公司的突出，固然是價值觀、願景、架構、路徑、團隊等的綜合結果，但也有一些容易被忽視的地域因素。

“員工幸福指數很高，拿着行業一梯隊的薪水，享受着廣州的物價。” 一位基金圈人士説得很直白。

該人士的感受是：易方達和廣發都很穩定，易方達的待遇非常好；廣發待遇不及易方達，但氛圍不錯。

雪球大V@肖志剛 是這樣評價易方達的：“跟大多數的傳統行業類似，小地方容易出大企業。從這點來説，正因為偏居廣州，反倒成就了現在的易方達。”

肖志剛是拿上海對比的：“陸家嘴的基金公司多，辦公室離得近，跳槽頻繁。”

這一點對上海的基金公司來説是雙刃劍。

2010年投資者報的一篇報道在當時認為是劣勢：“(高管和投研更換)像上海灘這樣頻繁，實屬少見”、“一週之內接到4個獵頭的電話，很瘋狂”、“(上海基金公司)規模偏小，稍微有些投研經驗的都容易變成不穩定因素，是人事變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8年中國基金報的一篇報道又認為是優勢：“搬來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這裏好招人”、“上海已經形成了一定的集羣優勢”、“基金公司多，金融人才也多”。

從2010年到2018年，媒體態度的轉變，恐怕就是因為上海的中小基金公司們，逐漸找到了自己的路。只有發展，才是把劣勢變成優勢的唯一方式。

當規模一步步做大之後，上海基金公司的人員都慢慢穩定了下來。

上海絕大部分基金公司的治理結構也在近年來逐漸穩定。治理結構幾乎是基金公司的命門，很容易陷入“規模小—>股東對管理層不滿—>管理層急功近利—>業績下降—>規模小”的怪圈。

股東和管理層、以及管理層之間的關係理順，已經贏在起跑線上。

5

在券商中國的一篇報道中，也提到了上海證券公司的崛起。

國泰君安、申萬宏源、海通證券，過去曾經有“滬上三屌絲”之稱，因為“公司很大，項目很多，但是錢少”。

2019年證券業成績單顯示，營收規模前十名中，上海有4席，位居榜首。

報道中有一條分析是：上海券商的市場化程度一直在非常有控制的推進，上海深厚的海派文化造就了上海券商深入骨髓的“規矩意識”，也就是現如今監管強調的合規管理…上海券商整體實力自然不降反升。

這種趨勢不知道是否是一種巧合。

上海最近三四年，金融機構實力上行、互聯網也開始急追猛進、張江的芯片和生物醫藥在全國遙遙領先，整個城市的競爭力在走上坡道。

或許與房價也有一點點關係。自2016年中至今，上海房價穩中略降，一手房嚴格限價。房價如果過高，有時候與實體經濟是反向的關係，導致產業外流。而房價控制得當，相對於同等級別城市，又會出現人才虹吸現象。

“上海環境舒適、教育資源豐富，對金融人才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一位上海行業組織人士稱。

總體而言，較十年前，上海的基金公司只能説是迎頭趕上。目前，北上廣深，三足鼎立。

竇玉明在2012年接受採訪時説，基金公司大致是兩個方向，一個是做百貨店，什麼都能做，任何一個投資者到這個地方能買到任何他想買的產品，就像沃爾瑪、家樂福；另一個方向就是精品店。

上海的基金公司，整體還是以精品店模式居多，在規模和廣度上，大多數尚不及北京和廣深的某些基金公司。

一個基本盤是，中國的資產管理行業正在一個迅速膨脹的階段，行業空間廣大。

很明顯的表現就是，機構投資者的品牌和專業壁壘越來越高。在蛋糕在持續變大的過程中，每一個參與者都有無限的機會，搶蛋糕才是正經事。

頭部20家公司是馬太效應、強者恆強，但還會有洗牌，中尾部公司也未必沒有彎道超車的可能。

總體而言，北京的金融機構宏大、全面，上海的精緻、有進取心，而廣深一帶，質樸剛健，有着粵省的實用主義。

羣雄逐鹿，十年之後，行業又會是怎樣的格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