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秩序的歷史敍事模式：古埃及文獻的啓示_風聞

來源：《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作者：金壽福

**內容提要：**在歷史的長河中，每一種社會秩序在確立初期都曾具有其產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因素。但是，隨着時間的流逝，它要麼適時地通過完善自己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要麼被更新的、更合理的社會秩序所取代。在古埃及約三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社會制度和統治形式始終在發生着巨大的變化。古埃及人把王權沒落的第一中間期、阿肯那頓宗教改革時期和王朝後期外族入侵的時代視為“黑白顛倒”的年代，在保存下來的相關文獻中，各個時期關於合理的社會秩序的敍述模式保持驚人的一致。本文分析了古埃及人探討合理的社會秩序以及人與人之間正常關係的敍事模式，揭示了這一敍事模式依據書寫者的立場不同，既可以替一種消失了的秩序喊冤，也可以為一種新型的秩序叫好的事實。

　　**關 鍵 詞：**古埃及/公正/秩序/理想社會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8ZDA206)；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資助項目。

　　**作者簡介：**金壽福，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埃及學博士

　一、古王國與第一中間期：史實與建構

　　無論是《出埃及記》裏的以西結、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還是現代學者魏特夫，他們都把古埃及國王視為擁有無限權力的獨裁者，國王不僅對權力貪得無厭，也具備使得權力不斷膨脹的空間和手段。他們的説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王國時期的實際情況。自從統一的國家大約在公元前3100年建立以後，王權被解釋為用以確保埃及國家強大、民眾安居樂業的基礎，國王則被描畫為保衞國家的鬥士和保佑民眾的“牧羊人”[1]。與王權相關的王冠、權杖、御座都被視為具有無限威力的象徵，經常被製作成護身符；人們在世時佩戴它們，死後則常常把它們作為墓葬品。許多讚美詩特別強調了國王統一埃及、保護埃及不受外族侵略的職能和功勞。王宮由分別象徵上下埃及的兩座建築物組成；國王的保護神由分別代表上下埃及的荷魯斯和塞特擔任；保護王冠的兩個女神分別是史前時期上下埃及的宗教中心希拉孔波利斯和布托的主神。

　　這些精心構築起來的王權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古埃及由在地理環境和人種的構成上有着明顯差別的南北兩部分組成。不過，強調埃及國家的完整與強大的王權之間密切關係的根本目的在於宣揚國王的神性①，以此證明王權的合理性和其存在的必要性[2]。高聳入雲的金字塔是保存死去國王屍體的陵墓，記錄和展現已故國王豐功偉績的紀念碑[3]；同時，對於那些為國王效忠的官吏們來説，這些金字塔是他們死後昇天不可或缺的工具[4]。直到第五王朝末期，首都孟菲斯是國家的權力中心，也是所有宗教和經濟活動的集中地。國王、王室成員和高級官吏們全部居住在都城。除孟菲斯以外，埃及沒有一個達到一定規模的城市，因此也沒有掌握知識和權力的精英階層和祭司集團。孟菲斯以外的廣大區域主要是由國王派遣的官吏管理。他們受國王之命，到特定的地區向地方官員傳達敕令，指定該地區所應繳納的賦税和應提供的民工數量。總而言之，在社會生活和文化層面，首都與鄉村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從第六王朝的後半期開始，為了更好地控制都城以外的城鎮和鄉村，每個諾姆由一位固定的官員管理，埃及學家們稱其為總督。總督直接向國王負責，他們的永久居住地在他們所管理的諾姆的中心城市。這項行政改革在實施初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不久，它的負面影響便顯現出來。總督居住在自己的轄區內，可以不受約束地擴大自己的權力；不僅如此，隨着總督勢力的膨脹，總督位子的世襲化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在中埃及和上埃及沿尼羅河兩岸出現了規模巨大、裝飾豪華的官吏墓，它們的建造者均為各個諾姆的總督。這些地方權貴們想方設法模仿宮廷裏的生活方式，這一點可以從他們的墓室與孟菲斯王陵在裝飾上極度相似中略見一斑。宗教儀式內容、繪畫風格、文字書寫特徵、經文格式、浮雕人物比例等，都説明宮廷樣板在快速向周圍的城市傳播。為了加強與地方權貴們之間的聯繫，國王經常向後者派去訓練有素的藝術家和工匠，把從其他國家進口的奢侈品作為獎賞地方權貴的工具；而到了國王與地方權貴們聯姻的時候，距離這些地方權貴反過來干預王權，甚至與中央政權抗衡不遠了。如果我們對分佈在孟菲斯以外的古王國早期、古王國末期和第一中間期的墓葬進行比較的話，可以在墳墓的數量、墳墓的規模、墓室的裝飾、棺材間內的隨葬品等幾個方面看出明顯的變化趨勢。首先，墳墓數量的增加説明了人口數量的增多和人們經濟實力的提升；其次，墳墓規模的擴大以及裝飾方面的精緻和奢華則反映了地方權貴們特別是總督及其家庭成員的社會地位的提高和物質基礎的雄厚。

　　自然災害的發生、地方勢力的趨於分裂、官吏的腐化以及國王的昏庸，諸多因素交織作用，使得貌似強大無比的古王國沒落。在接下來的約一百年時間裏——埃及學家們稱這段時間為“第一中間期”——埃及分裂為若干相互爭權奪利的小國。管轄這些小區域的地方權貴在自己的領地內模仿古王國時期的國王行使統治權。但是，在使自己的權力合法化和自己的統治合理化的過程中，他們並不能像古王國時期的國王那樣強調國家統一的重要性，無法宣稱自己保證國家完整的功績，也無法把自己塑造為保護埃及免受外族入侵的衞士。相反，每個權貴都聲稱，在其他權貴掌權的地區天災人禍不斷的時候，他使自己轄區內的民眾豐衣足食。許多權貴在自傳中説，在其他地方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而在他的轄區內，百姓不用為食糧擔心[5]39-43。有一個權貴甚至説，為了保障其轄區內的百姓以及牲畜的安全，他令手下人用禽肉餵飽山裏的狼羣[5]39-43。

　　一位名叫昂赫提菲的地方權貴的自傳為我們理解古王國沒落以後古埃及政治制度的變化及其對社會結構的影響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線索。昂赫提菲的勢力範圍包括艾德夫和希拉孔波利斯兩個諾姆。他既是這兩個諾姆的最高行政長官，同時也是軍隊的首領和神廟的最高祭司，如同從前的國王統攬全國的政治、軍事和宗教大權一樣。他稱自己是“所有人的頭、所有人的尾，舉世無雙的英雄”②。關於他所擁有的絕對權力與所轄區域的社會秩序之間的關係，昂赫提菲説：“我的弓箭不可抵擋，我的遠謀無人可及。誰跟隨我，他就不會遭難，誰聽從我的話，他就會受到神的讚揚；誰違抗我的意志，他的厄運就不可避免。”昂赫提菲認為，人性是邪惡的，假如沒有一個強權的監督甚至逼迫，強者和弱者不可能和睦相處。為了強調其手中的權力是用來保護弱小羣體，他稱自己迫使轄區裏的強者與弱者，甚至兇手與受害者和解，用他的話説：“我讓一個人與殺害他哥哥的兇手擁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昂赫提菲在文中描寫了埃及南部的權貴帶着眾人、埃及北部的權貴帶着兒童來到他的轄區，用上等油膏換取穀物的情景。他宣稱，其他地區的人像蝗蟲一樣飛來飛去，目的是尋找食物；只有他的轄區內的民眾無須離鄉背井。他稱自己是“一座(遮風擋雨的)高山，一棵(遮陽避暑的)大樹”。他甚至把自己形容為主司糧食、牧羣、織布等的男女神[6]。在昂赫提菲的筆下，自然災害和社會混亂只存在於他所控制的區域之外。

　　在第一中間期，對於每個地方權貴來説，周圍的區域都處在危機之中，只有他的轄區安然無恙。周邊的危機越嚴重，或者令所轄區域民眾感覺到其他區域的危機越嚴重，權貴們作為轄區民眾的供養者和拯救者的功勞就越大。每個權貴都一再強調自己作為轄區民眾的資助者和保護人值得民眾追隨，地方權貴之間顯現出特別強的猜忌心，他們把手下人分為追隨者與叛亂者。相比之下，古王國時期的君主們只是留下了像金字塔那樣的巨大建築，並沒有留下涉及權力合法性的文字。對他們來説，手中的權力不僅是絕對的，而且也是理所當然的。在本文作者看來，重要的不是第一中間期地方權貴們關於危機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與事實相符，而是他們為什麼如此不厭其煩地把危機與他們的應對能力和措施、把民眾的忠誠與自己作為資助者和保護人的作用密切聯繫在一起。這些當權者無不誇張地描寫連年的嚴重自然災害，主要目的是強調他們竭盡全力賑濟轄區內災民的力挽狂瀾的偉績。他們把自己行使的權力説成轄區內居民得以在空前的災難中保全性命的前提，以此強調他們手中權力的合法性和他們統治方式的合理性[7]。

　　至少從墳墓數量的增多和規模的擴大這個事實判斷，第一中間期並非我們從前所認為的那樣民不聊生和物資極度匱乏[8]。在古王國時期，隨葬品通常是死者生前使用過的物品，而到了第一中間期，人們開始專門製作墓葬品③。做工略顯粗糙但是栩栩如生的奉獻供品的僕人模型、具有宗教意義的模型船和模型手工作坊等均在此時問世，充分説明了人們對這類純墓葬品的需求量上升，並且有能力購買純墓葬品的人越來越多。這意味着古王國時期財富集中於都城的狀況發生了變化，迫使我們對此前把第一中間期視為黑暗期的觀點進行修改④。

　　考古研究和文獻的解讀説明，古王國末期的自然災害和統治階層的無能和腐敗是不爭的事實[9]。從新石器時期開始自然環境相對濕潤的氣候在古王國後期基本結束，致使埃及周圍的沙漠地帶更加乾燥，尼羅河氾濫水位也偏低。近些年，考古人員在阿斯旺地區發現了第一中間期尼羅河氾濫水位的痕跡。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氾濫水位比古王國時期的平均水位略高。這説明，地方權貴們描寫的自然災害有一定的事實依據，但也並非完全符合史實。在中央集權制的古王國時期，當一個地方出現災害的時候，只要全國的物產重新分配，由其他地區調集的物品很容易到達受災區域；而處在地方勢力割據格局中的第一中間期，每個地方的供給都由相關的地方官吏來負責。一方面，自然災害增加了需要調運的物品的數量；另一方面，割據狀態加重了交換或者購買以及運輸所需生活品的難度。

　　第一中間期出現的自然危機以及人為造成的危機為地方權貴們創造了不可多得的時機。他們不僅可以藉此擴大自己的職權範圍，而且把手中日益膨脹的權力合法化。饑荒為地方權貴建立世襲制提供了絕好的條件，另一方面迫使民眾選擇供養人和保護者；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權貴們像一家之主一樣承擔起所轄區域內物質供給的重任[10]。在這些掌握着政治、宗教和軍事權力的人物們看來，沒有他們力挽狂瀾，轄區的百姓就會餓死，或者淪為其他諾姆地方官的奴僕。地方權貴們與他們轄區內民眾之間形成了保護人與被保護者、供養人與被供養者的關係。作為代價，民眾要知恩圖報，永遠效忠這位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中的恩人⑤。

　二、黃金時代與顛倒的世界：中王國要恢復的秩序

　　在第一中間期眾多地方權貴爭奪霸權的過程中，來自上埃及底比斯的門圖荷太普家族逐漸擴大自己的勢力和地盤。公元前2040年，門圖荷太普四世征服了其他地方割據勢力，以底比斯為都城確立了對整個國家的統治權，被馬涅託稱為第十一王朝。和平並沒有持續很久，門圖荷太普四世死後，埃及重新出現動盪。第十二王朝的開國君主阿蒙內海特一世曾經為前一個王朝的宰相；因此，阿蒙內海特深知權力來之不易，也清楚這種權力很容易丟失。對阿蒙內海特一世來説，當務之急有兩個：其一，底比斯以外的地方權貴們沒有完全放棄分裂的野心；其二，因為阿蒙內海特一世是通過篡位而掌握王權的，他除了要面對底比斯以外的地方勢力外，還要應對底比斯特別是忠於前任國王的官吏們可能採取的敵對行動。為了應對這種嚴峻的局面，阿蒙內海特一世採取了兩項重要的措施。首先，他把都城從底比斯遷移到距離古王國首都孟菲斯一百多公里處的黎斯特，可以從中看出阿蒙內海特一世強調第十二王朝與古王國之間密切聯繫的用意。這位國王為其新都城起了一個非常意味深長的名字：“扼兩個國家要害的地方”，意思是黎斯特這個地方控制着尼羅河谷和尼羅河三角洲兩個地區的命脈。阿蒙內海特一世把年號定為“重生”，即第十二王朝將開啓新的紀元，他要效仿的榜樣就是古王國。其次，阿蒙內海特一世利用文學為自己的統治創造合法性和必要性。這些文學作品的核心是把第一中間期刻畫成一個反面形象，一個與古王國截然相反的年代，一個被顛倒的世界。相比之下，第十二王朝重新確立了統一的王權，恢復了古王國時期的社會秩序，無異於又一個黃金時代的到來。換句話説，這些文學作品要給被推翻的古王國平反，給第一中間期定罪[11]。數個文學作品藉助多種修辭手段突出了古王國時期的大一統與第一中間期羣雄爭霸的分裂狀態之間的差別，一種描寫合理與不合理、公正與不公正的社會秩序的敍事模式便在這時應運而生[12]。使用這一敍事模式的作品無一例外地以誇張的手法描寫第一中間期的黑暗現象，以便讓人們看清並相信，第一中間期的結束和第十二王朝的建立是兩件同樣不可避免且完全必要的歷史事件。

　　在這些作品裏，作者們將第一中間期與古王國相比較，相對於古王國時期風調雨順和百姓安居樂業的理想狀態的是第一中間期的天災人禍。他們從三個方面闡述第一中間期與古王國之間的巨大差別：其一，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這些自然災害的深層原因在於人的邪惡觸犯了眾神；其二，親屬、朋友、鄰里鄉親之間原有的感情基礎不復存在，曾經良好的人際關係被冷漠和仇恨所取代；其三，因為古老而被看成是合乎常理的人與人之間在職業、等級、財產等方面的關係被顛倒。被埃及學家們稱為《納夫提的預言》的文學作品首先描寫了第一中間期自然界出現的反常現象和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然後以非常巧妙的形式強調了阿蒙內海特一世應時代需要橫空出世的歷史必然性[13]，強調了第十二王朝與古王國之間的傳承性。這位名叫阿蒙尼(即阿蒙內海特)的彌賽亞式人物將掌握王權，讓瑪阿特(正義和秩序)回到它應當所在的地方。

　　關於第一中間期的自然災害，納夫提做了如下描述：“太陽被烏雲遮擋，它不再為人們指路；烏雲籠罩下，人類無法生存；離開了陽光，人們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埃及的河要乾涸了，人們可以蹚水過河。人們試圖尋找能夠航行的水道，可是昔日的河道變成了河岸；河道成了河岸，河岸卻變成了河道。乾燥的南風壓過了北風，昔日和煦而潮濕的北風已經不再。”“主神拉離開了人間，雖然時間依然在流逝，但是人們不知道何時是一天的開始，何時是一天的中間。”自然災害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惡化。面對食品短缺和物質匱乏的局面，人變得自私，甚至採取極端的手段。原來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和人與人之間正常交往的親情和友情遭到了破壞：“人們譏笑受難的人，不再為死者哀哭，也不再因有人死去而禁食。每個人的心裏只有他自己，今天的人已經沒有為別人哀傷的習慣。人們能夠背對着殺人犯，好像看不到有人被殺害。我看見父子成了敵人，兄弟反目成仇。”[14]

　　親情、友情和人情蕩然無存的局面在一篇被現代學者們稱作《一個厭世者與其靈魂之間的對話》的作品裏被描述得更加深刻⑥。作者因為無法忍受倫理道德淪喪和法律被踐踏的局面而決定自殺。他用一連串的設問來控訴人世的炎涼：“我能夠向誰訴説?兄弟之間相互爭鬥，今天的朋友不知互愛；我能夠向誰訴説?人心貪得無厭，人人搶奪同伴的財物；我能夠向誰訴説?和善與相讓不復存在，沒有人再有廉恥之心；我能夠向誰訴説?作孽的人原來引起人們的憤怒，而現在卻能逗得大家大笑；我能夠向誰訴説?昔日安分的人成了盜賊，他們連自己的夥伴也不放過；我能夠向誰訴説?昔日的罪犯，人們現在把他們當作密友，曾經同甘共苦的兄弟卻互相成了仇敵；我能夠向誰訴説?沒有人記得昨天，曾經幫助過他人的人得不到幫助；我能夠向誰訴説?兄弟之間無情無義，他們試圖與陌生人建立感情；我能夠向誰訴説?人們表情漠然，他們對兄弟伸出的求援的手視而不見；我能夠向誰訴説?人們心裏只有自己，值得信賴的人已無處可尋；我能夠向誰訴説?沒有人主持正義，邪惡之徒在整個國家裏橫行霸道；我能夠向誰訴説?沒有人能指望有知己，人們只得向過路人傾訴苦楚；我能夠向誰訴説?沒有人能夠露出笑容，曾經與他為伴的人已經不在；我能夠向誰訴説?悲痛把我壓得無法喘氣，但卻沒有一個知心的人可以述説；我能夠向誰訴説?人世充滿了罪惡，何年何月才是盡頭?”[15]

　　如果親戚、朋友、熟人之間的無情無義已經達到了如此觸目驚心的程度，那麼普通人之間的關係更是糟糕到了極點。在上下級之間、主僕之間、富人與窮人之間，應有的秩序完全被顛倒。《伊普味陳辭》的作者用一連串的排比句描寫了這個被顛倒的世界：

　　原來有身份的人，現在成了推磨的人；

　　原來身穿上等亞麻布衣服的人，現在遭到棍棒的毒打；

　　原來輕易見不到日光的人，現在成了完全自由的人；

　　原來因為嫁給富人而睡在舒適的牀上的女人，現在睡在木板上；

　　原來睡在地上的人，現在擁有了牀；

　　瞧，原來擁有萬貫家財的人，現在忍受着飢腸轆轆的煎熬；

　　原來沿路乞討的人，現在有了吃不完的食物；

　　瞧，原來身穿長袍的人，現在卻衣衫襤褸；

　　原來專門給別人織布的人，現在擁有上等的亞麻布；

　　瞧，原來受僱於造船作坊的人，現在擁有了船隊；

　　瞧，原來流浪的人，現在成為房子的主人；

　　原來擁有房子的人，現在與風雨為伴；

　　瞧，原來不知樂曲是何物的人，現在擁有了豎琴；

　　原來口齒不清的人，現在高唱着讚美女神的頌歌；

　　瞧，原來擁有銅製供桌的人，現在沒有一件像樣的器皿；

　　瞧，原來打光棍的人，現在娶了貴婦人為妻……

　　瞧，原來一貧如洗的人，現在成了財主；

　　瞧，原來的窮人，現在成了富人；

　　原來豐衣足食的人，現在身無分文；

　　瞧，原來幫廚的人，現在擁有多個管家；

　　原來替人送信的人，現在擁有自己的信差；

　　瞧，原來吃不起麪包的人，現在擁有了大糧倉；

　　瞧，原來剃了光頭以後用不起油膏的人，現在擁有成罐的油膏；

　　瞧，原來連個籮筐都沒有的人，現在置辦了木質傢俱；

　　原來不得已在水中照臉的人，現在擁有了貴重的鏡子[16]。

　　顯然，《伊普味陳辭》中描寫窮人變成富人、貴婦人淪為女僕的翻天覆地的字句與描寫普遍的災難和絕對的貧窮的片段自相矛盾。有的學者由此推理，斷定《伊普味陳辭》所描寫的狀況完全是虛構的，沒有絲毫事實成分[17]；有的學者則堅持認為，《伊普味陳辭》描寫的狀態反映了第一中間期埃及遭受自然和人為災害的實際狀況[18]。需要考慮的是，上面提到的作品都屬於文學範疇，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它們純屬虛構，不包含任何事實成分。文學作品對現實進行了過濾和加工，但它們並沒有對事實予以顛覆性的“手術”。文學作品不是歷史記錄，但是它們卻具有一定的歷史性，它們以一定的歷史事實為基礎，並且為特定的歷史環境服務。第十二王朝的文學作品把第一中間期描寫成不堪回首的過去，而重新確立的王權則被視為結束悲劇的唯一可能性，王權沒落前的自然災害和王權沒落後的社會現象都被解釋為中央集權制必要性的證據。這些文學作品當然有別於歷史書寫，它們旨在對曾經存在的現象進行控訴⑦。這種控訴的主要目的是勾起人們對過去可怕的回憶，促使他們更加珍視眼前安定的局面，從而感激重新確立起來的王權，因為沒有強大的王權，原來被顛倒的秩序不可能得到恢復。

　　事實上，為第十二王朝吶喊助威的文學作品借用了第一中間期地方權貴們曾經用來使自己的權力合法化的敍事方式，只不過各自的着眼點不同而已。在第一中間期地方權貴們的筆下，混亂局面只存在於自己所管轄的區域以外。在這些空前的自然和人為雙重因素導致的困難面前，正是因為地方權貴們的力挽狂瀾，他們所管轄的區域才得以倖免於難。在自然災害面前，一個地方權貴完全憑藉自己的智慧和膽識確保轄區民眾安然渡過難關；但是在由阿蒙內海特一世等君主精心策劃下誕生的文學作品裏，第一中間期因自然和人為因素出現的混亂是普遍的，沒有任何人、任何地方得以倖免。按照第一中間期地方權貴們的理解，雖然自然災害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們各自的管轄區域並沒有出現社會動盪；根據第十二王朝的文學作品，地方權貴們爭奪霸權是國家陷入困境的最根本原因。他們不僅不是拯救百姓的救星，反而是促使自然災害產生更可怕後果的罪人⑧。在整個國家陷入災難的情況下，統一的王權國家是擺脱危機的唯一出路。

　　哈布瓦赫指出，所有的記憶都是從當下出發對過去進行重構[19]。我們可以把上述作品裏的敍述稱作模式化的回憶。這種回憶與虛構之間仍然存在着相當大的區別。當人們以回憶的形式將過去的人物或事件置入大腦中時，人物或事件都經過了重構的步驟。對於沒有經歷過的事情，人們也無從做出真正意義上的回憶。此外，過去並不是以獨立的形式存在，只有當人們對其進行回憶的時候，它才重現在人們的腦海裏[20]。再者，人們只有在需要過去的時候，才對它進行回憶。對於第十二王朝的國王們來説，他們有必要以回憶的形式對第一中間期進行反思和利用；因為，第一中間期構成了第十二王朝中央集權重新確立的理由和基礎，後者的誕生和存在就是要結束前者造成的社會秩序的顛倒。“黑白分明”的敍事模式意在強化人們對第一中間期典型化和象徵化的認識，目的是讓人們的記憶持久化[21]。按照第十二王朝統治者的詮釋，最可怕的莫過於弱者受強者欺侮、窮人受富人欺壓的無秩序狀態。王權一方面提供保護，另一方面行使壓制和懲罰的權力，王權與強權在這裏有着本質上的區別。

　　三、登基如同創世：新王國時期的秩序理念

　　第十二王朝的君主們把他們結束第一中間期混亂狀態的功勞視為其王權合法化的有效證據。建立新王國的第十八王朝統治者們則把他們驅逐喜克索斯人的功績當作其權力的基礎。從開國君主阿赫摩斯開始，他們一方面發動針對西亞和努比亞的軍事行動，意欲徹底消除來自埃及東北部和南部的威脅；另一方面在國內大興土木，為諸神建造神廟，為自己修建祭廟，允許並資助官吏們鑿挖墓穴，試圖以此來確立和鞏固神、國王、官吏們三者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圖特摩斯三世先後十七次率兵征討西亞，其目的不僅在於懲罰企圖反抗埃及統治的西亞人、掠奪財物和俘獲勞動力，同時也是為了在國內樹立埃及人庇護者的形象，甚至從未率兵打仗的女王哈舍普特也把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形容為一場瘟疫，説她消除了這些外族人留下的貽害，使以往的秩序重歸埃及[22]。

　　到了圖坦卡蒙掌權時期，距離所謂喜克索斯人的暴政時期已經過去了兩百多年。埃及面臨的危機和動盪已經無法再歸罪於這些外族人；事實上，埃及的危機和動盪是阿肯那頓發動宗教改革的後果。圖坦卡蒙把阿肯那頓在位時期描寫成埃及患了一場重病；至於病因，他的解釋是因為“他們破壞了神創世時的秩序”。這裏説的“他們”委婉地指阿肯那頓等人，説法與哈舍普特指稱喜克索斯人驚人地相似：在這場噩夢般的病患中，從三角洲到阿斯旺，神廟得不到修葺，神龕變成了廢墟，雜草叢生，無法想象那兒曾經是神的住所，神廟庭院則變成了便捷的過道。因為眾神離開了埃及，埃及人一事無成，當人們向男女諸神發出呼救的請求時，沒有一個神回應，派到西亞的軍隊無法像之前那樣獲得勝利。按照圖坦卡蒙的理解，所有這些都是因為神終止了造物。圖坦卡蒙稱自己是由赫利奧波利斯的眾神經過集體商議之後為危機中的埃及特意造就的君主，目的是讓他為這些神，尤其是為眾神之主阿蒙做“有用的事”。他修復和重建全國各地廢棄和坍塌的神廟；他懲罰有罪的人，讓正義重新回到原來的地方；他使得謊言無人相信，並讓説謊者無處葬身；他讓人們疾惡如仇，使埃及由此回到了創世時的理想狀態。他把自己的登基比作使埃及噩夢初醒；在他的治理下，因被眾神拋棄而陷入危機的國家逐漸恢復秩序，離去的神也開始返回埃及：作惡者和撒謊者被驅逐，公正原理重新復位，整個國家像創世時那樣氣象一新[23]。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圖坦卡蒙把自己登上王座形容為又一次創世。

　　第二十王朝初期的塞特納赫特是位平庸的國王，缺乏治理國家的才能。多數學者認為他在位時間不超過三年；但是，他卻沿用了圖坦卡蒙所採用的敍事模式，首先用幾乎相同的手法描寫其掌權之前埃及所處的混亂狀態：整個國家陷入了混亂，埃及猶如一個棄兒，人人都自作主張，人人都想為所欲為，沒有人能夠主宰他們。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在國家的各個角落都存在肆無忌憚的地方割據勢力；人與人之間相互殘殺，強者隨意欺凌弱者。自然災害導致農民顆粒無收，外族也趁機進入埃及渾水摸魚。人們偷竊和搶劫鄰里的財物，對神靈也毫無敬意；沒有人再到神廟裏敬獻供品。緊接着，塞特納赫特宣稱，諸神出於憐憫之心為埃及施恩，他們讓親生的兒子(指塞特納赫特)登上了王位。因此秩序重新得以確立，國家回到了原來的狀態[24]。

　　如果説塞特納赫特登基之前埃及經歷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動盪，那麼梅內普塔把自己的繼位與社會秩序的恢復聯繫在一起並沒有多少事實根據⑨。梅內普塔甚至稱自己是由創世神選拔為埃及國王：“他(梅內普塔)是正直、善良和寬容的國王，他保護孟菲斯不受侵犯，他懲罰了褻瀆赫利奧波利斯諸神的人，他解放了被圍困的城鎮，解救了眾多被囚禁的人。他讓各個神廟裏供品充足，香火不斷。他確保富人的財產擁有權，他讓窮人在原居住地獲得安身之處。儘管沒有人守衞哨所，人們大膽地走在路上，不擔心發生意外；信使不怕路上沒有水喝，守城的士兵安然入睡，只有高照的太陽弄醒他們。士兵們夜間可以矇頭大睡，沒有戰事會突然驚醒他們。人們興奮地唱起歌，感謝拉神重新眷顧埃及，他的兒子(梅內普塔)成為保護眾神的國王。”[25]這首歌頌梅內普塔的詩令人聯想到哈舍普特描寫喜克索斯人的罪行和圖坦卡蒙指責阿肯那頓瀆神罪的字句。

　　一首歌頌拉美西斯四世登基的讚歌採用排比句的形式，特別強調社會出現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啊，美好的日子終於到來了，天和地都處在歡樂之中。你(指拉美西斯四世)是埃及賢明的君主。那些逃離家園的人已經返回，四處藏身的人走出了隱藏地。那些曾經餓着肚皮的人因飽食而露出笑容，曾經忍受乾渴的人喝得有了醉意，曾經赤身裸體的人穿上了上等亞麻布製作的衣服，曾經蓬頭垢面的人變得容光煥發。原來被投進監牢的人成了自由的人，曾經遭受種種限制的人喜笑顏開，原來不斷爭吵的人們現在握手言和。尼羅河的水位變高了，目的是讓人們有足夠的吃喝。寡婦們敞開着房門，她們把過路人讓進屋裏。少女們愉快地唱起了歡樂的歌曲。”[26]365-369從目前我們所掌握的史料判斷，以上國王登基前埃及並沒有經歷嚴重的社會動盪，圖坦卡蒙和塞特納赫特均為軟弱無能的君主，更何況他們在位的時間也很短。在一定程度上，第十二王朝時期興起的社會秩序敍事模式成為許多後世國王為自己辯護的工具。每個國王的登基都意味着結束混亂和恢復秩序，象徵了末日的逆轉[27]。每位掌權的國王都被描寫成救世主，一個從天而降的彌賽亞。既然所有的國王都是受神的委託來到人間，而且按照神的意志管理埃及，嚴格地説，就不應該出現社會動盪和道德淪喪的局面。按照第十二王朝確立的王權理念，新國王的登基猶如救世主降生，有關社會陷入混亂局面的格式化描寫就變得必不可少；因為每一個國王都是降福祉的救星，一旦他登基，被提到的災難都會隨之被克服和戰勝。

　四、從預言到神啓：王朝後期埃及人祈盼的秩序

　　新王國沒落以後，埃及頻繁遭受外族的侵略，從之前作為僱傭兵定居在尼羅河三角洲西部的外族建立政權到亞歷山大征服埃及，埃及人的社會地位和他們在國家權力機構中所佔的比重都急劇下降。若干年前，在位於埃及達赫萊綠洲的杜什附近出土了幾百塊有文字的石片。它們的書寫年代從第二十六王朝君主阿瑪西斯在位的第四十三年至那克塔內布一世統治的第十二年。其中一塊石片上寫着伊那羅斯在位第二年，並稱這位君主為“偉大的反抗者”。學者們曾經把伊那羅斯與希羅多德等古典作家提到過的抗擊波斯人的埃及英雄相聯繫。根據學者們多年研究之後得出的結論，伊那羅斯應當是亞述人入侵埃及時率領埃及人抵抗外族的民族英雄。有證據説明，伊那羅斯的祖先曾經率領尼羅河三角洲的眾多權貴抵抗努比亞人對三角洲的進攻。伊那羅斯這個希臘名字是古埃及人名“荷魯斯的眼睛射殺他們(即敵人)”的簡稱[28]。

　　顯而易見，隨着埃及遭受外族的入侵，奮起反抗的民族英雄的故事在民間廣泛流傳，而且隨着時間的流逝和形勢的變化被不斷擴充和改編。在一篇被埃及學家們稱為《羔羊的預言》的文學作品裏⑩，一隻羔羊在布克里斯國王在位的第六年發出預言，説該國王的統治期限已經到來，因為外族即將入侵埃及，接下來先後會有亞述人、波斯人和希臘人在埃及建立政權。關於外族統治埃及時的景象，作者採用了在古埃及幾乎家喻户曉的鮮明對比形式，強調了這些可恨的入侵者顛倒秩序以後出現的可怕景象：“到那時，埃及的大河將成為血河。富人淪為窮鬼。原來讓人伺候的人不得不自己給自己當僕人。謊言在埃及全境甚囂塵上，沒有人再説真話和實話。邪惡的人和邪惡的事到處可見，反倒是無辜的人受其傷害，小人把矛頭對準了曾經有身份的人。”一句話，眾神離開埃及回到了天國，象徵王權的標誌被踩在地上。可喜的是，這頭羔羊最後宣佈，埃及最終會回到埃及人的手裏，一位埃及國王將掌握王權長達五十五年之久，因為羔羊將轉化成王冠上保護國王的眼鏡蛇[29]。在馬涅託撰寫的埃及王表中，布克里斯是第二十四王朝的國王。關於這位國王在位時期值得記述的事情，馬涅託説：“在他掌握王權時期有一頭羔羊做出了預言。”[30]古埃及創世神克努姆最為重要的表現形式是一隻羊。顯而易見，這篇預言藉助一隻羔羊發出預言，意在強調終有一天創世神會干預人世，讓久違的秩序重回埃及。

　　《羔羊的預言》不僅廣泛傳播，而且又被改頭換面，被古埃及人用來發泄對外族的不滿和仇恨。在《陶工的寓言》(11)裏，一位匿名的陶工向一位名叫阿蒙荷太普的國王發出了預言(12)：到了那個悲慘的時間，從各個方向刮來的風都會給埃及帶來災害；太陽也失去了光芒，因為它不願看到發生在埃及的災難。一羣外族人——雖然沒有明確説出但指向卻非常明顯——將奴役埃及，他們將在埃及海岸建造一座城市；他們信奉埃及人恨之入骨的塞特神，毀壞遍佈埃及的神廟。其後果是：埃及人流落國外，尚未嘗到生活甜頭的孩子夭折，奴隸成為自由的人，兄弟之間、夫妻之間鬧起紛爭，非親非故的人之間更是劍拔弩張。農民的莊稼雖然歉收，但是租子要照樣繳納。曾經的奴隸成為自由人，而他們原來的主人則缺衣少食。父親在女兒與女婿之間挑撥離間，兒子試圖娶其母親為妻[31]。自然災害使得道德淪喪，人世的正常秩序被顛倒，這種敍事模式發端於第十二王朝的文學作品。在預言的末尾，陶工稱，亞歷山大城必將毀滅，隨之而來的是一位受太陽神委託下凡的國王，在他統治的五十五年期間，埃及人從外族統治的苦難中解脱，埃及將見證繁榮和興旺：尼羅河水位恢復正常，冬天和夏天分別在它們應當到來的時候來到，風調雨順，陽光充足，民眾安居樂業，作惡者遭到懲罰，安分守己者不必在恐懼中生活[32]。《陶工的預言》表露出強烈的反希臘情緒，其矛頭尤其針對亞歷山大的希臘移民。

　　阿蒙荷太普三世統治下的埃及被後世認為是不可多得的黃金時代。《陶工的預言》通過阿蒙荷太普三世這個偉大君主傳達埃及將要恢復昔日美好秩序的信息。在這裏，回憶與預言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裏的預言是以回憶的形式表達出來的。阿蒙荷太普三世由於統治年代久遠，顯得更加美好；眼前的景象則讓陶工更加無法忍受。面對令人沮喪和痛心的現實，回憶過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這種回憶向埃及人證實，埃及人曾經歷過自己做主的美好歲月。《納夫提的預言》中的救世主就是作者撰寫其作品時在位的國王阿蒙內海特一世，所謂的預言旨在強化這位國王統治的合法性。相比之下，《陶工的預言》的作者只能把這個救世主放置在遙遠的未來，而且因為被拯救的希望比較渺茫，整個預言具有強烈的末世論色彩[26]365-369。把希望寄託在虛無縹緲的未來，這樣的預言可能為不滿於現狀的埃及人帶來暫時的安慰，但卻沒有促發民眾行動起來的作用；或者説，作者沒有想或者不敢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尤其是在被學者們稱為《大眾體紀年》的作品裏，作者講述了那克塔內布一世如何得知埃及將經歷輝煌未來的故事。那克塔內布一世是古埃及最後一個王朝的開國君主。在故事的開頭，這位國王試圖尋找記錄治國智慧的書籍，不料卻發現了一本收集古代諸多預言的書，其中有描寫他自己命運的文字。預言者先是斷言，有所成就的國王是虔誠的，而那些遭受厄運的國王都是邪惡的(13)。作者不僅預言了亞歷山大率領的軍隊將打敗波斯人、馬其頓人，將在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而且以極其肯定的口吻預言：一位埃及本土君主將會降生，他將結束外族的統治，讓埃及再一次經歷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那樣的黃金時代。到那個時候，瑪阿特將下凡到人間，人們心中都有她(指瑪阿特)，人們説話行事都依照她。整個國家財力充足、物質豐富，人人都填飽了肚子。人們不知道什麼是饑荒，上下埃及都看不到遭受飢餓的人。那個時候，房屋牢固、院牆嚴實，植物的刺也不扎人；那個時候，因為人們吃飽了肚子，人間沒有罪和惡；鱷魚不以其他生物為犧牲，毒蛇也未曾無端地傷人[33]。顯然，出於實際考慮，作者沒有描寫自己所處的社會現實。相反，他設法用遙不可及的未來或一去不復返的美好時光來暗諷眼前不如意和應當被消除的局面。面對歷史出現斷裂的危機，古埃及人更加感受到了保持傳統的迫切性。也許正是因為這種空前的危機感，與中王國和新王國時期有所不同，古埃及文明末期結束混亂、恢復秩序和拯救埃及人出苦海的任務日益明確地落在神的肩上。此外，不合法和不合格的統治者既有外族，如亞述人、波斯人和馬其頓人，而且也包括了埃及本土的掌權者。原來描寫社會秩序的作品基本都為統治者服務，而此時的文獻以批評和否定的態度看待掌權者。這種歷史觀的轉變反映了文化主導者的換位。面對真正惡化了的現狀，並且看不到這一境況的盡頭，原來的政治預言有時就轉化為宗教啓示。

　　五、結語

　　由於古埃及最早的領土國家是在融合尼羅河河谷和尼羅河三角洲南北兩個區域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古王國君主們在宣揚王權和運作權力的時候把重心放在保證國家統一的必要性上面。對於親身經歷過第一中間期並目睹地方權貴爭權奪利的嚴酷現實的阿蒙內海特一世來説，單純強調統一的王權遠遠不夠，他要讓官吏和民眾深刻認識到國家陷入割據狀態的嚴重後果。由御用文人創作的文學作品對第一中間期進行的模式化回憶，不僅在中王國與第一中間期之間劃出了一條明顯的分界線，而且把中王國和古王國連接起來。這種模式化的回憶不僅否定了第一中間期繼續存在的理由，而且強調了第十二王朝取而代之的內在合理性，因為前者是對古王國強制性的阻斷，而後者卻是強調對割斷了的正常秩序的恢復。這種藉助描寫自然災害的肆虐、社會秩序的顛覆和人際關係的淪落來否定之前年代的敍述模式在新王國時期轉化為在位國王對前任的直接或間接的否定。

　　對於王朝後期的埃及人來説，社會安定、物質豐足和人性善良的時代永遠不可挽回地變成了遙遠的過去。他們清楚地意識到，在人間恢復或者尋找這樣的理想狀態是絕對不可能了。雖然他們在針砭現狀或憧憬未來時依然使用由來已久的敍事模式，但是所描畫的理想社會和社會秩序程度不同地具有天國色彩。在表達對以往美好時光眷戀的時候，埃及人把殘酷的現實經過加工以後放置到未來中去，並且聲稱這是神諭的結果。他們這樣做，一方面是擔心引火燒身，另一方面也説明他們逐漸喪失了改變現狀的信心。敍事模式依舊，但是作者的處境和動機卻發生了變化(14)，可謂舊瓶裝新酒，其味道已經迥然不同。

　　註釋：

　　①奈弗爾-伊爾-卡瑞國王的一個貼身僕人在其自傳裏稱，他在世時曾不小心碰到國王佩戴的權杖，由於國王隨即唸了緩和權杖魔力的咒語，他的性命才得以保全。他在墳墓的牆壁上記錄了這件不同尋常的事情。

　　②這兩個句子在昂赫提菲自傳裏像一首歌曲裏的副歌一樣反覆出現。我們可以設想，昂赫提菲自傳裏的這段文字很有可能在他活着的時候作為“英雄詩歌”被人傳唱。

　　③孟菲斯區域使用陶輪的最早證據來自第五王朝時期，而其他地區則要等大約兩百年才出現使用這種工藝的跡象。這説明，隨着第一中間期地方勢力的加強，原先侷限於首都地區或者説被中央壟斷的生產方式和物質消費模式才得以流傳到廣大的鄉村。

　　④從孟菲斯以外的許多墓地出土的第一中間期的隨葬品有化妝用調色板、首飾、用寶石製成的護身符以及黃金器皿，都是死者生前使用過的，而不是專門為墓葬製造的。這説明，各個諾姆在古王國末期和第一中間期經歷了一段經濟生活相當富裕的時期。

　　⑤考古人員在不少諾姆中心城市發現了與古王國時期孟菲斯的宮廷風格類似的墓室浮雕、墓碑、雕像以及其他墓葬設施。這一切説明，原來在孟菲斯為王室成員和高級官吏服務的藝術家和工匠們隨着王權的沒落轉移到全國各地，受僱於地方權貴們。

　　⑥只有當人們強烈地感受到失去某物的痛苦時，他們才有可能不由自主地回憶過去，回憶他們擁有該物時的滿足和幸福。當人們愈發真切地回憶已經不復存在的過去時，他們才愈發感覺到眼前景象的陌生和無法忍受。

　　⑦在古埃及，以極其鮮明的對照手法描寫世道變化的體裁出現在葬禮中。哀悼死者的親人無法接受生者突然死去的現實，一個為死去的丈夫哀悼的女子哭訴：“那個寂靜之國多麼讓人難以接受，曾經充滿精力的人在那裏沉入醒不過來的睡眠中，一個未曾在白天睡覺的人如今整日昏睡不醒；曾經喜歡痛飲的人如今卻僵卧在滴水不存的沙漠；曾經喜歡各種顏色衣服的人如今卻被裹在舊布條中。”

　　⑧昂赫提菲把自己的勢力範位擴大到鄰近的諾姆。他給出的理由是，這些諾姆在原來掌權者的手中已經淪落到了不堪設想的地步；而他使國家秩序重新恢復的功勞與原來掌權者翫忽職守的罪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正是後者的失職才使得昂赫提菲替天行道的行為合法化。第一中間期地方權貴此種把自我標榜為秩序的守護者、把他者説成秩序的破壞者的做法也被中王國國王們採用；只不過在第十二王朝的文學作品裏，失職的人是那些地方權貴，而替天行道的是消滅地方勢力並重新建立統一王權的第十二王朝。昂赫提菲稱，艾德夫處於無法無天的狀態；昂赫提菲所採取的恢復秩序的舉措之一，就是促使一個人與殺害其父親或兄弟的兇手和好。“父親或者兄弟被殺”成為第十二王朝文學作品所描寫的第一中間期暗無天日的最為極端的事例。

　　⑨現代埃及學家們通常把當時國勢的強弱視為界定標準，也就是説，多數學者把第六王朝視為古王國的最後一個朝代；而在古埃及人眼裏，孟菲斯都城的廢止標誌統一的王權國家的結束。在刻寫於阿比多斯塞提一世神廟牆壁上的王表和同樣編纂於埃及第十九王朝、現存於都靈博物館的《都靈王表》裏，第八王朝之後的君主們沒有名字，統治年限也只是合計在一起給了一個概數，一直到列舉中王國時期的第十一王朝君主時，編纂者才又給出具體的王名和確切的統治時間。換句話説，在古埃及王表編纂者眼裏，埃及一直到第八王朝為止基本符合王權理念，即以孟菲斯為都城、以建造金字塔為特徵。

　　⑩記錄這則預言的紙草被保存在維也納博物館裏，編號為D1000，抄寫年代大約為公元前7至8年，而成文時間應當早許多。

　　(11)現存抄本的年代為公元前129至前116年。

　　(12)多數學者認為，這裏的陶工實際上是創世神克努姆的化身，而阿蒙荷太普則暗指第十八王朝國王阿蒙荷太普三世。

　　(13)在王朝後期的説教文裏，作者聲稱虔誠的人將會受到神的保佑，邪惡的人必將受到神的懲罰。

　　(14)德國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在美國流亡期間創作了《高加索灰闌記》，劇中講述了有關高加索一個村莊的村民二戰後重建被納粹德國摧毀的家園以及中世紀高加索動盪歲月的故事。在描寫社會秩序顛倒的時候，布萊希特稍加修改引用了上引《伊普味陳辭》中的字句。古埃及有關社會秩序的敍述模式被現代劇作家用來描寫中世紀的社會變革，説明其中有一個不受時間限制的普遍適用的因素。這種敍述模式可以如此輕易地翻用，確實令人深思。

    原文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