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二里頭文化時期洛陽盆地和江漢平原的交流通道_風聞
中国考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官方账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2020-09-14 19:51
**摘要：**江漢平原到洛陽盆地的通道在東周及其之後的歷史時期大體分為東、中、西三路。西路是溯漢水、丹水上行經武關道達商洛地區，再沿洛水而下東北進入洛陽盆地。中路是經隨棗走廊或涉漢水經南襄通道進入南陽盆地，再由南陽盆地穿越方城隘口至洛陽盆地。東路是穿越義陽三關北上，大概在“陳、鄭之間”過召陵北上的道路，到達今鄭汴一線後，再向西過虎牢關進入洛陽盆地。中路又可細分兩條支線。二里頭文化時期明確存在西路與中路。交通道路功用是多樣的，除了日常行路，也是文化、經濟貿易通道、軍事要道，還是承載“資源運輸”的通道。
洛陽盆地和江漢平原是兩個獨立的地理區域，兩地在先秦時期尤其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的早期階段扮演着重要角色。兩地間的互動交流早在新石器時代已顯端倪。二里頭文化時期兩地也多見對方的典型器物。進入商周以後，兩地的交流更加頻繁和密切。縱觀以往學者的研究尤其商周之前的研究多重在交流的“物”，而忽視交流的“路”。然而交流通道的研究既對早期地理交通研究價值重大，更對早期文明研究意義非凡。因此，筆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以兩週時期出土古文字及傳世文獻提供的材料為線索，充分利用聚落考古和相關新資料，並結合近年專門的田野考察成果，試就二里頭時期洛陽盆地和江漢平原之間的交流通道及相關問題作一綜合探討。
一、江漢平原和洛陽盆地之間地形所反映的重要地理通道
江漢平原由長江與漢江沖積而得名，位於長江中游北岸，河流縱橫交錯，具體地理範圍上西起宜昌枝江，東迄武漢，北至荊門鍾祥，南與洞庭湖平原相連。洛陽盆地北部為邙山黃土丘陵，中部是呈三級階地的伊、洛河沖積平原，南部為萬安山低山丘陵和山前洪積沖積坡地。盆地呈東西狹長的橢圓形。江漢平原位於洛陽盆地的東南，兩地區之間呈現平原、丘陵、盆地、山地並存的地貌特點。
洛陽盆地南下有豫西伏牛山地，該山地是華北大平原（亦稱黃淮海平原）的西部接線。山地內部還分佈有大小河流，如潁、汝、伊、洛等，這些河流切割山地，形成規模大小不等的河谷，而河谷則成為古今重要的交通孔道。溯洛河而上可達南部的商洛地區；沿洛河而下，從洛陽盆地東出虎牢關進入華北大平原，再向東南和南部的淮河流域平原則地勢相對低窪，河網密佈，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經由這裏的南北交通要道的分佈和交通工具的選擇。
江漢平原的北部是西北-東南走向的大別山-桐柏山，這一線東北是豫東南的華北大平原和豫南山地。在此界限的西端，則是北接伏牛山、西依秦嶺、南靠大巴山餘脈的南陽盆地，其間漢水的北部支流——唐、白河自北而南流，盆地西邊是丹淅流域諸河流的中上游山地。漢水在鄂西北地區向西北逐漸延伸到陝南，而丹水的上游也深入商洛地區的秦嶺南坡。在江漢平原的中北部，分佈着大洪山，呈西北－東南走向，由於它不與其北的桐柏山相連，故在二山之間相對低平地區便形成了一條與二山走向一致的地理通道——隨棗走廊。在大洪山之西，是向東南流的漢水。漢水的西邊是鄂西山地，其中位於長江以北，由北向南有荊山、武當山等。而從豫西南的南陽盆地向南沿唐、白河至鄂境襄陽一帶曾有南襄隘道的説法，但是這一地理區域內地勢較為低平、和緩，似乎稱為南襄通道更合理。南陽盆地東北方向的伏牛山與桐柏山餘脈連接處有一個重要的地理關口，這個關口是由中原進入南陽盆地最為便捷的通道。這個關口的名稱今天稱為方城，然而至少《左傳》已有“方城”的地名。與此同時洛陽盆地和江漢平原之間另一個關口也至關重要，即上述江漢平原北部桐柏山和大別山交界處翻越南北的三個險要隘口，具體位置在今天的信陽境內。東晉、南北朝時以“義陽三關”命名，其後隸屬名稱雖有變遷，但是此慣稱在歷代志書中得以沿襲，三關淵源於春秋時的大隧、直轅、冥阨三塞,其最初的三關關名很可能就是當時的塞名。
二、傳世典籍及出土資料中兩地交流通道
江漢平原到洛陽盆地的通道根據地形和文獻線索在東周及其之後的歷史時期大體分為東、中、西三路。西路是溯漢水、丹水上行經武關道達商洛地區，再沿洛水而下東北進入洛陽盆地。中路是經隨棗走廊或涉漢水經南襄通道進入南陽盆地，再由南陽盆地穿越方城隘口至洛陽盆地。東路是穿越義陽三關北上，大概在“陳、鄭之間”過召陵北上的道路，到達今鄭汴一線後再向西過虎牢關進入洛陽盆地。
梳理傳世典籍，成書於戰國中晚期的《尚書·禹貢》篇已經記載了荊州向中央進貢物產的路線：“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浮，是走水路的意思。江，今長江；漢，今漢水；洛，今河南洛河；南河，今洛陽至鞏縣一帶的黃河。《禹貢》只是粗略的給出了兩地區的交流水路，據此尚無法看出具體的路線。其實文獻中載述最多的是穿越方城隘口的中路。在《左傳》中有較多楚伐鄭的記載，陳偉先生曾輯出多條並指出軍行之地大致位於由今河南方城、葉縣之間的方城缺口北至鄭都新鄭一線。中路也稱“夏路”，《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越王雲：“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索隱》引劉氏雲：“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譚其驤先生認為（夏路）“大致即相當於今自南陽盆地東北經方城縣東出伏牛山隘口的那條公路”。我們知道出方城到達新鄭之後再北行管城（今鄭州西北）過虎牢關即可進入洛陽盆地。同時晉楚交往，晉人南下的路線也多沿此通道。《左傳·襄公十六年》：“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杜預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湛即湛水，昆陽縣即今葉縣，湛水是汝水南面的支流，或即今沙河。楊伯峻認為湛水之北山有長坂即湛坂，在今平頂山市北。湛阪可能就是今平頂山市西北的山地邊緣和緩的坡地，這一區域正處於方城西北出口向北或西北行進的通道上。
其實這條南北交流的主幹道，過方城隘口後北達洛陽盆地的道路至少還有兩條支線：其一西北方向，即過方城隘口後西北行，溯汝水上行，再入伊水而進入洛陽盆地。非常著名的楚莊王問鼎中原所經之路線可能就經由此道。《左傳·宣公三年》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疆。”此處“陸渾之戎”學界一般認為居於伏牛山、外方山山地之間。楊伯峻認為概在今嵩縣、伊川縣境內，可從。討伐伊川之戎後再進入周都洛陽，行軍路線正是過方城後經汝水而伊水再至洛陽的西北支線。西北方向可能還有另一支線，即出方城沿夏路北行，過歷或曰櫟即今禹州，再經古轘轅關進入嵩山以北的洛陽盆地，文獻中也有此路的載述。儘管此路較之經由虎牢關進入洛陽盆地或者上述支線一在里程上近了許多，但是進入嵩山之後險峻異常，絕非日常商旅行人常用之途。
其二東北方向，即出方城後向東北行，抵達今鄭汴一線再西入洛陽盆地。近年公佈的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有這一東北方向的支線里程的記載：
武庾到閬簜渠三百廿七里。
對此辛德勇先生曾指出，糧食輜重物資可能多從方城東北行，入閬簜渠，溯流北上再西入洛陽。其實方城東北至昭陵（今河南漯河市）是有水路溝通並在此匯入汝水，汝水與潁水之間則還有一條大
值得注意的是，《秦水陸里程簡冊》還記載了北出南陽盆地到洛陽盆地的最近道路，即歷史時期著名的“三鵶路”。《讀史方輿紀要》卷46河南重險“三鵶”條有對三鵶的里程和地點的詳細載述，並指出“三鵶蓋出奇之道矣”。而在南北朝時可能已有三鵶路之稱，以險聞名，多次戰爭中涉及三鵶，在《魏書》、《北史》中多有載述。其後《元和郡縣圖志》《通典》《太平寰宇記》《明一統志》等多有記載。此處鵶、鴉本一字，或作鴨。徐少華先生曾結合自己實地考察考證魏晉時期的魯陽、魯陽關水和三鴉路，他認為三鴉路大致以今鴨河口附近的北（百）重山為起點，溯魯陽關水（今鴨河）而上至分水嶺下，為第一鴉，約60裏；分水嶺至魯陽關為第二鴉，南北10裏；由魯陽關沿三鴉水（亦稱魯陽關水，今瀼河）而下，至魯山縣西南之三鴉鎮（今瀼河鎮），為第三鴉，約40裏，全程110裏左右。其考證明晰，觀點合理可信。而《秦水陸里程簡冊》中辛德勇先生對雉、魯陽等關鍵地點和徐少華先生觀點一致，因而兩文相較，可知《秦水陸里程簡冊》中雉縣到魯陽的103里路程正是歷史時期著名的“三鴉路”。至此，關於宜民庾到魯陽三百六十五里，也就容易理解了。宜民庾到雉縣、魯陽的道路共約二百一十里，要穿山越嶺，正是後世的“三鴉路”，但卻是南陽盆地直接北上最近的路。而另一條路則可能是過方城隘口或轉至東北陽縣等地再轉向西北的魯陽，顯然是秦時北上的又一通道。至此筆者認為三鴉（鵶）路其實是溝通江漢和洛陽盆地的中路路線中的又一支線，根據其險峻奇險的特徵，這一道路史料記載中多出奇兵而用之。
中路通道在很多銅器銘文中也常常出現。昭王時期的安州六器的中甗、中方鼎記載了一個名為“中”的人在昭王南征前被派往南方去考察，做戰前準備。尤其《中甗》記敍詳備，該銘文曰“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
同時另一安徽壽縣戰國晚期出土銅器鄂君啓節銘文也對江漢平原到中原的這條中路路線有詳細記載。對此學者著述甚多，其中的舟節部分水路交通多集中在江漢地區，而車節則是主要記載郢都至南陽盆地及出方城東行沿淮水至居巢。儘管銘文中提到的地點和路線具體認識學者之間看法不一，甚至對關鍵的東周時期的鄂地學者的看法也截然不同，但是銘文內容揭示由江漢平原北上中原，存在經由南襄隘道、南陽盆地、方城隘口這樣的交通道路則是共識。
東路的義陽三關作為南北交流的重要關口在傳世典籍中也有載述。楚昭王十年，柏舉之戰發生前，吳國和蔡侯、唐侯聯合伐楚，楚左司馬沈尹戌為楚令尹子常獻出的退敵方略中有三塞的記載，從中也可見三塞的地位非同一般。其曰“子（即子常）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塞大隧、直轅、冥阨據杜注：“三者，漢東之隘道。”此處兩條道路均有載述，西邊方城路，東邊三塞即後世的義陽三關。《史記·魏世家》：“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這是三塞的又一記載。此外《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荊州記》曰：“襄陽舊楚之北津，從襄陽渡江，經南陽，出方關，是周、鄭、晉、衞之道，其東津經江夏，出平澤關，是通陳、蔡、齊、宋之道。”此處明確記載了北出江漢的東西兩條道路，其中的平澤關，或曰平皋關，即唐以後的平靖關。
東路在銅器銘文中似乎也見端倪。西周夷王時期的銅器禹鼎記載了一場以鄂候馭方為首帶領南淮夷、東夷叛亂最後被周王派軍剿滅的戰爭。鄂候叛亂內侵的路線因對鄂國所在地認識不同而迥異。持鄂在南陽盆地即西鄂説者認為鄂候從南陽盆地出方城而伐周。同時禹帶領周師討伐鄂候和南淮夷自然也從伊洛走上述的中路經方城進入南陽盆地。但是正如前文所言西周鄂國在今隨州安居羊子山一帶已為考古發現所證實，則鄂候內侵路線有學者指出是從安居出發，經桐柏山孔道即後世的“義陽三關”北出，與南淮夷和東夷會師淮水上游，沿潁汝逆流而上進入洛陽。筆者以為，以目前的材料，鄂候發兵反叛的路線東線和西線似乎都有可能。從隨州發兵桐柏山間孔道，路程較近，過“三關”就可與南淮夷、東夷在淮水上游匯合，合兵一處便於軍隊指揮。但是“義陽三關”道相對隨棗走廊和南陽盆地一線而言，山間道路險峻，大規模用兵加上輜重車輛很不方便。同時根據西周南國的政治局勢，昭王南征失敗後，周人對隨棗走廊和南陽盆地南部的平原逐漸失去了控制。南陽盆地的申、呂尚未分封，南陽盆地周人的力量並不強大，所以鄂侯反叛時出兵路線也有可能從隨棗走廊經南陽盆地出方城，再與西北行軍的南淮夷、東夷匯合。
需要指出的是，鄂侯此次反叛及稍後厲王時期的敔簋記載的南淮夷的大肆內侵，在進入潁汝中上游的應（今平頂山）、許（今許昌）地區後，沿潁汝水系逆流上行進入周東都洛陽，其他學者也進行過詳細探討。也有學者指出這段路線也是西周的金道錫行路線。其實這段路線正是前文傳世文獻所載述的中路的西北支線。
西路在文獻中幾乎不見記載，但是在銅器銘文中似乎發現了一些線索。著錄於宋代的《敔簋》銘文涉及一場南淮夷入侵成周的戰爭，其曰：“唯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遱及內，伐
三、二里頭文化時期江漢平原和洛陽盆地的交流通道
根據多年的聚落考古的研究成果，史前聚落多沿大河眾多不同層級的支流分佈，宏觀聚落形態上多呈條帶狀聚落分佈，遺址沿河岸兩側分佈，在重要的關口隘道同樣有遺址分佈，基本可以判斷這一河流就是交流的水路通道，而且河流在山間盆地穿過，因受制於自然條件，穩定性較強，會很長時期沿用這些通道。另一方面考古學文化的分佈範圍和逐步向外傳播的狀態則間接反映出文化間的交流通道，考古學文化傳播的方向，常常就是考古學文化背後的人羣沿着這些方向形成的早期交通道路。基於以上認識，我們認為儘管二里頭時期並無直接的文字材料提供同期的有關交流通道的信息和記錄，但是稍晚的商周甚至秦漢時期材料給出線索後，依據豐富的考古發掘和調查材料，我們是有條件對二里頭文化時期甚至新石器時代的交流通道做更細的研究的。
中路文獻中記載最豐富，同時考古材料表明二里頭時期中路也是二里頭文化和江漢平原、鄂西北、甚至峽江地區交流最常用的通道。出洛陽盆地沿伊水溯流而上，再轉陸路經汝州而至方城這一段是上述中路的西北支線之一（參見圖一）。古伊水即今伊河，沿伊河至汝州分佈於河兩岸台地的二里頭遺址有偃師高崖、伊川南寨、北寨、白土疙瘩、伊川白元。其中白元遺址位於伊河河旁台地上，遺址延續時間較長，存在豐富的二里頭文化時期遺存，出土了其他遺址少有的綠松石器、白陶等。因此白元很可能是這一區域內非常重要的中轉站性質的遺址，或言水陸轉運點與渡口之類。
自伊川白元中轉後進入汝陽境內的陸路通道，沿路重要的二里頭文化遺址有汝州盆窯、汝州灣張南、汝州金溝、汝州南寨以及汝州煤山、汝州李樓等。上述遺址除了楊樓鄉的李樓遺址在汝河南岸，餘皆在今汝河北岸。再東行進入寶豐境內，目前在寶豐楊莊鎮小店遺址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存，年代為二里頭文化二期晚到三期。此外郟縣清泉遺址也發現有二里頭文化遺存。西北支線再向東南在魯山縣楊南遺址發現典型的二里頭文化遺存。
方城隘口地理範圍內也發現了二里頭文化時期重要遺址——方城八里橋。遺址面積40萬平方米，二里文化遺存的主要年代是二期至四期。遺址出土的遺物有白陶爵、石鉞、綠松石珠，陶字符、骨刻字符，此外還發現可能與鑄銅有關的石範及可能與祭祀有關的黃牛角等。八里橋遺址地理位置關鍵，出土文化遺物顯示該遺址應屬於區域中心性遺址，因此八里橋遺址很有可能是二里頭時期溝通江漢甚至整個南方地區和中原的重要交通樞紐，是二里頭文化向南方地區拓展進程中的重要聚落中心。
中路過方城隘口後兩週秦漢時期的東北支線、西北支線之二在二里頭時期可能也被利用，只是具體路線有所不同。東北支線從方城至今漯河的水路在二里頭時期是否利用，相關水系變遷較大，還有待材料證明。但是二者之間有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遺址分佈，如郾城黃寓遺址等。二里頭時期，浪蕩渠尚未開通，東北支線很可能主要利用的潁水水路。考古材料表明二里頭文化遺址沿潁河分佈密集，在潁河上游過石羊關仍有數處二里頭文化遺址，如著名的登封王城崗、玉村、程窯，另一處登封北莊遺址已經直達嵩山腳下。但是進入嵩山後轘轅關一線山路險峻，山中河谷處及重要關口均不見二里頭時期遺存，二里頭時期轘轅關是否作為東出洛陽盆地的交通道路還有待新材料的證實。但是，潁水一線至登封王城崗後再西南行繞少室山南側經今登封君召鄉、伊川的江左鎮、呂店鎮則又達伊河。這一線沿路也有二里頭文化遺址分佈，而早在仰韶文化時期，伊河流域雖然70%的遺址都集中在其下游，但是卻在大型支流白降河(《水經注》又稱為大狂水）及白降河與伊河形成的三角洲地帶聚集大量遺址，二里頭文化時期似乎也具有這一特點。在登封的君召鄉白降河流域就發現了著名的登封南窪遺址，面積至少44萬平方米，為二里頭文化重要禮器白陶的生產地，應是一處重要的中心性聚落址。西北支線之二在出方城隘口後沿夏路北行過應地（今平頂山）、櫟地（今禹州）後經石羊關進入伊水的主要支流大狂水流域（今白降河），之後再匯入伊水。和上述東北支線的後半段是重合的，均不走轘轅關。西北支線二沿路的二里頭文化遺址較多，重要的如平頂山蒲城店等。上述兩條支線在櫟地（今禹州）匯合後，在二里頭時期，還有一條的重要交通要道可達洛陽盆地，即繼續北行抵達鄭（今新鄭），然後經管城（今鄭州西郊）過虎牢關達洛陽盆地。這一線已經進入二里頭文化重要分佈區，二里頭文化遺址分佈較多，沿途重要的交通樞紐性質的遺址有新鄭望京樓、鄭州洛達廟、滎陽大師姑等。
有意思的是，沿着上述文獻中的中路通道在南襄隘道這一地理通道內果然發現了若干二里頭文化的遺址。在南陽盆地的中北部發現有鄧州陳營、穰東兩處二里頭文化遺址，文化內涵均屬於典型的二里頭文化二里頭類型，年代則屬於二里頭文化的二期至四期。顯然這兩處遺址是二里頭文化抵達南陽盆地的前哨，也是溝通江漢地區的重要據點。再向南的遺址則有襄陽法龍王樹崗、鍾祥亂葬崗、沙市李家台等。這幾處遺址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遺存的整體面貌和淅川下王崗二里頭文化時期遺存十分近似，可歸入二里頭文化下王崗類型。襄陽法龍王樹崗遺址發現的二里頭時期的遺存雖僅兩座灰坑，但出土物較豐富，年代屬於二里頭文化三四期。鍾祥亂葬崗也僅發現兩個灰坑，年代H1屬二里頭文化三期，H2或晚至四期。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江漢平原的盤龍城和荊南寺遺址也發現有屬於二里頭時期的遺存。荊州荊南寺遺址存在明確屬於二里頭文化的遺存，年代為二里頭文化二期。這類遺存數量較少，性質和出現於此的背景有待進一步研究。此外，遺址的第二期約相當於二里頭四期，還有一些與典型的二里頭遺址同期十分相似的器物，如深腹罐T13④C：41、大口尊T13④C：42等。而這些和典型二里頭遺址幾乎雷同的器物，很可能是夏商之際從中原地區傳入的，不排除夏遺民遺存的可能性。盤龍城遺址情況和荊南寺有些類似。遺址中明確屬於二里頭時期遺存僅有報告中盤龍城址第一期，其年代為二里頭文化晚期，這類遺存同樣數量較少，遺存性質和出現背景有待研究。而遺址第二期遺存年代屬於二里頭四期晚段或二里崗下層一期，這類遺存文化面貌整體屬於早商文化，但是其中依然有二里頭文化因素，如：深腹罐TZH33:4。第二期遺存中二里頭因素性質與荊南寺基本相同，或也屬於夏遺民的遺存。此外隨州西花園遺址的石家河文化的中期和晚期遺存中也存在一些中原龍山文化的因素，還有零星的二里頭文化因素，如折壁器蓋、多指紋側裝足的鼎等，並不見單純的二里頭文化遺存。這個遺址由於正位於隨棗走廊通道上，這種文化交融的現象正説明隨棗走廊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可能正是中原和江漢地區交流的通道之一。
總之，盤龍城、荊南寺兩個遺址正處於中原和江漢及鄰近的贛鄱、澧水流域和三峽地區交流溝通的關鍵節點。兩處遺址中的二里頭時期遺存及在南方其他地區出現的諸多二里頭文化因素，可能正是通過南襄隘道、隨棗走廊傳播至江漢及更遠地區的。
中路支線中的三鴉路目前尚無考古材料證明，所以很可能二里頭文化時期這一支線並未使用。
西路在傳世文獻和出土資料中記載最少且模糊不清。然而考古材料卻反映出這一通道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可能是存在的。西路的大段路程是沿古洛水而行，古洛水即今洛河，古今河道變化不大。河兩岸從仰韶至商代，遺址多達上百處。但是由於沿途各縣位於山區，考古工作相對薄弱，目前屬於二里頭文化遺址且發表材料的幾乎不見。同時《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南分冊》出版較早，限於當時的認識，書中所言的龍山文化遺址、商代遺址有不少應該屬於二里頭文化或相當於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遺址。鑑於此，我們於2017年夏沿洛水溯流而上對沿途的宜陽、洛寧、盧氏、洛南幾個縣進行了有目的的田野調查。結合兩次文物普查的資料，我們認為目前偃師至洛南一線的二里頭遺址至少有十餘處，年代大體屬於二里頭文化三、四期，遺址基本沿河兩側分佈，主要有宜陽的凹裏，洛寧的祿地，盧氏苗村，洛南的龍頭梁、東龍山等遺址。西路到達商洛地區，由商洛沿丹江南下江漢，沿途重要的二里頭文化遺址有淅川下王崗等。
在西周、二里頭文化時期均被廣泛利用的中路，在有商一帶並未被商人利用。目前在南陽盆地和襄陽地區幾乎不見早商遺存，晚商遺存也所見甚少。東路通道是商代中原與江漢及南方地區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而湖北盤龍城在早商時期的繁盛及盤龍城東北的安陸、孝感、雲夢等地區眾多同期遺存的發現，都證明早商時期商人是經過桐柏山間孔道進入鄂東北地區的。晚商時期儘管商人勢力退至羅山一線，但是和江漢地區的交流依然保持，而信陽羅山天湖墓地和駐馬店正陽閏樓晚商墓地的發現及鄂東北黃陂官家寨、應城羣力和廣水烏龜山等地發現的典型的商式青銅器表明桐柏孔道可能依然是兩地交流的通道。
二里頭文化時期目前儘管在駐馬店地區發現了豐富的二里頭文化遺存並形成了一個地方類型，但是再向南的信陽地區，三里店、南山嘴等遺址並沒有確切的二里頭文化遺存。值得注意的是，在桐柏山隘口的大悟李家灣發現二里頭文化二期遺存。所以我們認為二里頭文化主要是經中路方城和南襄通道一路南傳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盤龍城發現的二里頭文化早期遺存經“義陽三關”而來。
綜上所述，二里頭文化時期的洛陽盆地和江漢平原之間至少存在中路和西路兩條交流通道，其中中路還見有西北與東北支線。實際上，這條道路在仰韶時期可能已經存在，商周及其後世時期繼續使用。需要注意的是，交通道路功用是多樣的，除了日常行路，也是文化、經濟貿易通道、軍事要道，還是承載“資源運輸”的通道。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這兩條道路，尤其西路與中路很可能就是“綠松石之路”。對於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器的來源，一般認為有兩處，一是源於湖北十堰綠松石礦區，或直言是竹山縣雲蓋寺礦點；一處為陝西洛南古礦，或直言河口遺址周邊古礦洞。河口遺址處於洛河岸邊，沿洛河而下即至二里頭腹地。雲蓋寺近於丹淅流域，這地個區發現了明確的二里頭文化遺址——鄖縣李營。表明二里頭文化已經擴展至這一地區。而經丹淅地區或上行進入商洛地區洛水上游，或東行南陽盆地，繼而北行中路入洛陽盆地。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二里頭文化發現綠松石器的遺址大概9處，分別為偃師二里頭、伊川南寨、白元、夏縣東下馮、鄭州大師姑、登封南窪、方城八里橋、新安太澗、鄭州洛達廟，東下馮、太澗遺址可能是由洛陽盆地再轉至晉南的沿途站點，除了文化腹地的二里頭外，其他的南寨、白元、南窪，甚至大師姑竟然恰恰是本文所言道路的西、中路的重要節點。因此，本文所言二里頭文化時期洛陽盆地和江漢平原間的這兩條道路最有可能也是“綠松石之路”。
附記：本文在寫作中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郭珏教授多有交流並吸收她提出的諸多修訂意見，在此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