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五年後中國將成為高收入國家，人均收入超12700美元_風聞

日前，在廈門舉行的2020國際投資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發表題為《新形勢下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主旨演講認為，新形勢下的全球治理，最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必須總結成敗的經驗教訓，從自身實際出發，找到未來發展的路徑，而中國有責任攜手其他發展中國家解決發展問題，推進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以下為發言實錄。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

非常榮幸再次來參加廈門投資洽談會，並且在國際投資論壇上就“新形勢下的全球治理體系”談幾點看法。2020年，也就是今年，一月份開始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在全球傳播，更彰顯了世界的變局。我們知道全球治理體系是協調世界各國來處理公共事務應對全球挑戰的體系。在接下來的報告當中我想回顧一下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到底有什麼成績，還有什麼問題，然後談談全球治理改革主要的內容是什麼，方向是什麼。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30年的時間又爆發了一次更大的世界大戰的經驗，所以，在戰後就形成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在聯合國當中各國是平等的，以投票的方式來形成應對全球問題的協議，並且在聯合國下面設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幫助各國維持宏觀穩定，世界銀行幫助各國推動戰後重建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消除貧困。關貿總協議，也就是現在的世界貿易組織來推動自由貿易跟全球化。同時還形成了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來幫助發展中國家推動工業化；聯合國糧農組織幫助各個發展中國家實現農業現代化；聯合國健康組織來幫助各國防治傳染病，以及聯合國經濟社會組織來幫助各國推動教育的現代化。二次大戰以後形成了這個全球治理體系，一個最大的貢獻是維持了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75年的時間，世界的和平穩定。當然局部地區的戰爭衝突是有的，但是回顧起來，從1945年到2020年75年時間，應該講是人類歷史上最和平的一段時間，並且在這樣的全球治理格局下，東亞包括亞洲四小龍以及中國大陸從原來全世界最貧困的地方變成全世界經濟發展最好的地方。亞洲四條小龍包括我們的台灣、香港，韓國，新加坡，在60年代就變成了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到現在多已經成為高收入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發展尤其令世人矚目。從1978年底開始改革開放以後，取得了連續41年平均每年9.4%的高增長，可以説，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以這麼高速的增長持續這麼長的時間。

根據各種預測，中國大陸這一部分應該在2025年之前可以跨過人均收入12700美元的門檻變成一個高收入經濟體，到那時候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就會從現在只佔全世界人口16%翻一番還多，變成達到34%。

但是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兩百個主要發展中經濟體仔細看起來，到現在只有兩個從低收入經濟到高收入，一個是我們的台灣，一個是韓國。當然，到2025年的時候，中國大陸會變成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在1960年的時候，全世界有101箇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我到世界銀行當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只有13個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在這13個經濟體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像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或者是石油生產國，另外五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所以從這樣的統計數據來看，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世界治理格局中，南洋、拉美、非洲國家，一直停留在低收入階段，或者是處於首位的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全球有13億人生活在每天1.9美元絕對貧困之下，而且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減少的八億貧困人口不計算在內，世界貧困人口經過75年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在增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傳播，可能會令這一問題更加嚴重。根據一些研究，很可能會有4億至6億的人口重返貧困。一方面，發達國家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至今，一直處於非常疲軟的增長態勢，一般居民收入沒有增加，中產階級的數量在減少。由於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在發達國家出現了民粹主義；另一方面，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也面臨難題。在這種情況下，反全球化的浪潮隨之出現，尤其是美國不斷退出各種國際組織。二戰以後形成的全球治理出現了不少裂縫，大家產生了很多迷惑。為什麼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蓬勃發展，而絕大多數則乏善可陳？我們要談全球治理體系的未來發展的方向，或者是改革的重點，應該先了解成功跟失敗的原因是什麼，才能對症下藥。

根據2008年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一個教授領銜的委員會的發現，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他們實現了每年7%或者是更高，25年或更長的時間的高速增長，我們知道發展中國家正常狀況的增長是3到3.5%，就可以大量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就可以消除貧困，實現現代化的夢想。根據這個委員會的研究發現，這13個經濟體有幾個共同的特徵。第一個特徵他們都是開放經濟，用我們國內常講的話是就是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來發展。第二個是這13個經濟體都實現了宏觀穩定，都有高投資，高儲蓄，他們都是市場經濟體或者是像中國大陸七八年以後轉向市場經濟體。最後一個特徵是他們都有一個積極有為的市場。根據我最近在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史來看，這幾個特徵其實講的是一個道理，這些成功的發展經濟體都是根據他們現在有什麼，能做好什麼，也就是根據他們的比較優勢，在市場經濟當中靠政府積極有為的因素利導，幫助企業把他們能做好的做強。在這種狀況下，他們當然是會開放經濟，做不好的沒有的我就進口，能做好的我就把它做大做強，再出口，這樣才能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如果説能把自己能做好的做大做強，那麼經濟就會穩定，就不會有危機。如果能夠把自己能做好的做大做強，投資回報率一定非常高，國內儲蓄積極性，投資積極性會很高，而且可以吸引很多外資來投資，這在原來的治理格局下，如果你懂得按照這樣的思路，那是可以發展得非常好，解決貧困問題，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

二戰後，發展中國家普遍擺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他們的目標是追趕發達國家，思路則是擁有發達國家所擁有的，效仿發達國家的發展路徑。比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發達國家有很先進的資本密集現代製造業，而發展中國家普遍是農業、資源產業、輕加工業。因此，發展中國家政府主導去發展他們沒有的現代化產業，推行所謂的進口替代戰略。這個目標是很崇高的，但是在那樣的發展思路之下，即使能夠把現代化產業建立起來，也非常沒有效率，所以經濟就停滯，導致貧困問題不能解決。

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開放，當時的看法是發達國家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發展中國家在這樣的思路指導下，普遍想去建立跟發達國家一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想把政府幹預一次性消除，但是推行這樣思路的國家經濟都崩潰了，危機不斷。而成功的東亞經濟則是特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業，依靠優勢出口，賺取外匯資本，然後逐漸地進行產業升級。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越南、柬埔寨這些轉型比較好的國家，則是通過推行漸進的、雙軌的政策維持穩定。這些成功的經濟體都同時發揮好了市場和政府這“兩隻手”的作用。

回顧起來，二戰後形成的全球治理為什麼失敗？我認為失敗主要是在思路上。具體來説，二戰後這些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雖然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但當時普遍有一種“西天取經”的思想，認為學會了發達國家實現發展的道理，拿回來就可以“指點江山”。

這些理論怎麼來的？發達國家的理論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發達國家經驗的總結，比如説亞當斯密強調“市場的重要性”，強調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來配置資源的重要性。這是對英國跟歐洲在17、18世紀經驗的總結。但是後來他使出了“國富論”。在上世紀30年代出現經濟大蕭條，放任的市場解決不了經濟大蕭條的復甦的問題，這就出現了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幹預的理論和思路，但是任何理論不管是過去經驗的總結還是現在問題的解決，它必然是以提出這個理論的國家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為條件的，在發達國家如果這一條件發生變化，理論也就跟着變化，比如説亞當斯密以後形成的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想，但是到了上世紀30年代條件變得自由市場解決不了問題，就出現了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在50年代、60年代出現了滯脹，就出現了新自由主義，所以發達國家這些理論雖然非常盛行，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基礎、發展水平、社會、政治、文化條件必然跟發達國家不一樣，而這些都是這些理論要適用的前提，所以拿發達國家的理論到發展中國家來必然就會出現我們常講的問題。我們看少數發展中的國家或是經濟體他們有一個共同特徵都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先看自己有什麼，自己能做好什麼，那就在政府和市場兩隻手的作用下把能做好的做好做強。50年代、60年代出口導向政策就是這樣，80年代、90年代中國、越南、柬埔寨漸進的雙軌也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這樣反思起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國際治理體系應該講它的目標是崇高的，是要維持世界和平、穩定跟發展。然後體系也是完備的，它有聯合國，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還有WTO世界貿易組織，還有世界健康組織、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聯合國農業發展組織、教科文組織等等，是牽涉到整個國際治理的方方面面。我認為體系沒問題，問題在這個體系運行的指導思路，目前的指導思路基本上都是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發達國家的經驗，然後發展中國家自覺的、不自覺的就按照發達國家理論和思路做政策做指導思想。而要成功的話，正好都是違背了當時主流社會。

所以如果現在在新形勢下來討論全球治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發展中國家必須總結自己成功跟失敗的經驗，並且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來面對自己的問題，想出自己解決的辦法，如果能夠形成這樣的思路，目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是完備的。那麼在這個反思過程當中我認為中國義不容辭，因為中國是世界發展最快的國家，現在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從2014年開始，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經濟體，並且從2010年開始，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貿易國，經濟是基礎，所以中國有責任來總結中國自己的經驗，來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並且協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來總結發展中國家自己成功跟失敗的問題，攜手解決發展中國家自己的問題，來完成我們自己的發展。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帶來我們這樣的反思，然後在現有的全球治理之下我們繼續沿着全球化的討論，每個國家有的什麼，能做好什麼，在政府跟市場兩隻手的共同努力下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我相信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追求的全球共同繁榮必然能夠實現。

原文題為《林毅夫：新形勢下的全球治理體系》，本文源自林毅夫於2020廈洽會的發言實錄。

作者：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