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台獨運動的一個重要推手_風聞

美國是一個擴張成性的國家。正如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所著的 《危險的國家》一書中指出的:“美國曆來就是一個危險的國家，擴張成性。”

美國“相中”我國台灣由來已久。早在1844年7月，美國就逼迫中國滿清政府簽訂了中美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取得廈門等“通商口岸”並垂涎台灣，認為台灣可作為美國商船理想的中轉和補給站。但是由於當時美國正忙於在美洲大陸擴張和鞏固地盤，無暇過多地顧及。1865年4月，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國內資本主義急速發展，對外擴張的勢頭日益增大。19世紀60年代，美國駐廈門總領事李仙得和美國駐香港總領事伊薩卡.艾侖建議美國政府儘快染指台灣。按伊薩卡.艾侖的説法是**“我們的政府要取得這個大島”**。

  1899年9月，隨着美國的後來者居上的勢頭，美國正式提出對華“門户開放”政策，進一步參與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角逐。但由於此時台灣已於1895年4月為日本所割佔。美日因而在太平洋的利益衝突更加直接。

  1942年初，在五角大樓遠東戰略小組任職的柯喬治為美國軍方準備了一份備忘錄，指出**台灣對美國經濟上和戰略上有着“潛在的”重要意義，提醒美國政府不能“輕易將台灣交給中國人控制”。**但是，美國當局從當時戰略最大利益考慮，還是做出了同意將台灣歸還中國的決定。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國首腦共同發表了著名的《開羅宣言》，確定戰後將日本所佔領的中國土地，包括東北、台灣及澎湖列島歸還中國。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發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其中第八項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這一國際協議，再次確認台灣屬中國領土，應該歸還中國。作為主導這個兩個文件的美國，當時有三重目的：

一、促使蔣介繼續拖住日軍以利於儘快擊敗日本；

二、有助於扶植中國變得強大，以便能在戰後削弱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實力；

三、最重要的是有助於培植一個親美的中國，以利於戰後進行以華制蘇，鞏固和加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力量。

然而，蔣介石實在是太不爭氣。二戰結束後中國形勢的發展，打破了美國政府的如意算盤。中國共產黨憑藉在抗日戰爭中打出的中流砥柱地位，贏得了越來越多的中國老百姓的支持。而蔣介石的腐敗無能和積極反共的政策，失去了越來越多的人心。於是，美國政府開始策劃分裂台灣以阻擋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

　1947年2月，台灣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在此期間，由於局勢動盪，有些別有用心的人趁機鼓吹“台灣獨立”，也有一部分人去美國使館要求“政治避難”。3月3日，美國駐台北總領事館分析了台灣當時的局勢，建議“立即以美國自身的名義或以聯合國的名義”對台灣局勢予以“干預”，以防止“政府武裝的大屠殺”。3月6日，該建議得到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贊同。司徒雷登隨即用密電直接向國務卿發送了該文件，史稱“司徒雷登密件”。根據美駐台北領事館所掌握的情況，台灣人的反抗只是對現政府不滿，其目的並不是要分裂出中國，他們仍願意保持其“中國公民的地位”。當然，建議者一定十分明白，一旦美國或是聯合國介入，美國政府就面臨一個怎麼向國民黨政府和國際上交代的問題。為了對付國民黨政府，美國那些“中國通”的建議是：美國可向中國政府保證，台灣只是被“託管”，以後是會歸還給一個“負責的”中國政府的。在策劃此項建議時，美國謀士們還曾為如何應付國際輿論而絞盡腦汁。因為台灣已經歸還中國，而要將一個主權國家的一部分領土再“託管”出去，這無論從國際法還是從道義上看，都是不適當的。為此，“司徒雷登密件”設計了一個陰險的謬論，就是將台灣的“地位”硬説成是“在法律上日本目前仍對台灣擁有主權”。按照“司徒雷登密件”的邏輯，根據這樣的定位，那麼美國“直接的干預”就是“正當的”。

就美國官方的態度而言，白宮和國務院當時並不打算干預台灣發生的事件。但是，“司徒雷登密件”最後有關台灣“地位”問題的推理部分，卻為後來美國政策的調整埋下了伏筆：這就是，美國今後—旦打算介入，那麼，它便可以打着所謂台灣“地位未定”的幌子。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7日，美國第七艦隊侵入了台灣海峽，美國第十三航空隊進駐了台灣。美國總統杜魯門特別聲明：“福摩薩（由葡萄牙語音譯而來，是殖民地時期對台灣蔑視性稱呼--淮左徐郎注）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 “美國政府的這一説法是與《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完全背道而馳的。這樣美國政府在經過半年的醖釀之後，終於利用朝鮮戰爭的時機，以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重新陷入了對中國內政的干涉。6月28日，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發表聲明，嚴正駁斥杜魯門的上述説法，鄭重宣佈，‘不管美國帝國主義者採取任何阻撓行動，台灣屬於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中國必能‘收復台灣和一切屬於中國的領土’”。（陶文釗 主編：《中美關係史 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18頁）

此前，司徒雷登還千方百計地在人事佈局上下功夫。他打了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小報告”，迫使蔣介石將主台的陳儀撤職，以原駐美大使魏道明代之。這樣，更有利於美國和台灣之間的“溝通”。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段時間，台灣出現了一名頗有影響的台獨分子廖文毅，他後來曾為了取代“中華民國”，建立所謂的“台灣獨立共和國”奮鬥多年。

  廖文毅，祖籍福建漳州。1910年出生於台灣雲林縣的大地主家庭,30年代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後赴美留學，獲得俄亥俄大學博士學位。1935年回國，1940年開始在台灣經營企業。台灣光復後,廖文毅投身國民黨政界。在競選“國民大會代表”落選後,他開始專心於台獨活動。

1947年6月，廖氏兄弟等5人在上海籌組“台灣再解放聯盟”。7月，廖文毅會見美國派到中國來的特使魏德邁，提交《處理台灣問題意見書》，要求台灣派代表參加對日和約會議，同時要求將台灣暫置於聯合國的託管之下，以2至3年為限，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屬於中國，脱離中國，或完全獨立。10月，廖文毅和台灣嘉義人黃紀男等，在上海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黃紀男以英文演説，宣揚台獨主張。11月初，廖文奎（廖文毅之兄）和黃紀男一起到南京，面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請求司徒雷登轉請美國政府，向聯合國提案，由聯合國在台辦理“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司徒雷登鼓勵他們，説：“台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艱苦的道路，但值得去奮鬥。”

這些年來，我國媒體上流傳大量的關於司徒雷登“假裝”愛中國的故事。如果加上“司徒雷登密件”這一段，是不是會使司徒雷登的形象更加豐滿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