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實 | 全球化中的財富分配不平等：事實、根源與啓示_風聞

20世紀80年代初，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開啓的以新自由主義為特徵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掀起了一股政策變革的思潮。一些主要發達國家紛紛仿效英美的做法，導致國家的財富分配格局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相關的研究表明，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出現了勞動報酬份額的下降，個人收入差距的擴大，市場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家庭財產分配的差距擴大。

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的持續惡化無疑對社會發展和穩定帶來了一定衝擊，甚至使得一些國家頻繁出現社會動亂。社會貧富懸殊帶來的最直接後果是社會分裂。這種分裂先是表現為收入和財富分配上的差距，然後是不同人力資本上的差異，接着是生活方式的不同，最後是價值觀的差異。這時社會將進入到一種易發社會衝突的狀態，而且會是一種持續衝突的狀態。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開始，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抗議財富分配不平等的遊行示威接連不斷。如2011年始於美國而後在全球蔓延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發出了反對社會財富分配不公，不滿政府補貼大企業的呼聲，呼籲政府增加民生支出，增加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又如，今年美國警察暴力執法事件引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全美抗議運動，不僅是一場反對種族歧視的抗議運動，也是底層民眾對長期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一種抗爭。當一個社會存在過大的財富分配差距，存在着制度層面上的分配不公，一些社會矛盾就會更加凸顯出來，小衝突就容易演化為大沖突。

本圖來源於環球網

收入、工資、財產：分配不平等的三個維度

幾年前OECD出版一份研究報告《我們處於分裂之中：為什麼收入差距持續上升？》，對15個OECD國家的收入差距變化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14個國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平均上升了14%；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後，其中9個國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出現了上升，只是上升幅度有所減緩。

在這些國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美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不同的研究結果都顯示，20世紀60—70年代，美國收入差距處於一種相對穩定的水平，不同收入階層具有大致相同的收入增長，低收入人羣和高收入人羣之間收入差距幾乎保持不變。可是，從20世紀80年代裏根代表的共和黨執政以來，美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出現了持續上升的過程，至今已經達到了很高水平。最新的一篇文章報道，美國人口普查局測算出美國長期的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已經從1968 年的 0.386 上升到 2018 年的 0.483。這是一個很大幅度的上升。根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教授的研究，2018年美國最富的10%的人均收入是其餘90%中下層人羣人均收入的9 倍多；而處在收入分佈金字塔頂端的最富的1%和0.1%人羣的平均收入是90%中下層人羣的 39 倍和196 倍。

而收入不平等只是經濟不平等的一個維度，另一個維度是工資分配的不平等。美國工資差距同時出現了不斷擴大的過程。從相關的研究成果來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不同工資組員工的工資增長率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差異。有數據顯示，在1979—2018年近40年間，美國工資最低的90%員工的工資實際增長率僅為24%，而工資最高的1%和0.1%員工的工資增長率卻高達158%和341%。顯而易見，這種高工資人羣和低工資人羣的工資增長率的不斷拉大，最終結果是他們之間工資水平差距的不斷擴大，進而推動了收入差距擴大。

在考察收入分配的變化時，我們不能忽視財產分配的變化。特別是在發達國家，收入分配與財產分配具有緊密的聯繫，二者相互強化，更大的收入差距會帶來更加不平等的財產分配差距，反之亦然。以美國為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家庭財產佔有的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斷上升。根據美國財產分配研究方面的著名學者沃爾夫（E.Wolff)的成果，1983年財產最少的90%家庭佔有的全社會財產的份額是32%左右，財產最多的1%家庭的財產份額是34%，比前者高出2個百分點；而到了2016年，前者的財產份額下降到22%左右，後者的財產份額上升到近40%，二者相差18個百分點。

過去40年西方國家財富分配不平等日趨嚴重的問題激發了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其中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Piketty）的研究尤其受到關注。他在2013年出版了《21世紀資本論》，極大激起了西方學術界對西方國家財產分配問題的重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財產分配差距擴大的問題也非美國所獨有，歐洲國家如英國、法國都出現了類似的財產分配不平等上升的問題。如阿爾瓦雷德等的研究顯示，法國最富的1%人羣的財產份額，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16%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28%，雖然在此之後有所降低，但2010年後仍處在22%以上。同樣，在此期間英國的最富的1%人羣的財產份額也上升5個百分點左右，最富的10%人羣的財產份額上升了7~8個百分點。

對於發展國家來説，各國收入差距的變化有所不同。一些從全球化受益的國家也經歷了收入和財產差距的擴大，中國是一個代表。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也經歷了長達30多年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過程。印度是另一個受益於全球化的經濟體，也出現了收入（消費）差距擴大的過程。印度學者古什（J.Ghosh)在一篇文章中論及到，在20世紀8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印度城市中最富的20%人羣的消費份額增加了40%，農村中最窮的40%人羣的消費份額只增加了6%。這意味着這一時期印度的消費差距和收入差距都在擴大。在新世紀開始後，印度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繼續擴大。在2004—2012年期間，印度消費支出差距的基尼係數從0.384上升到0.395，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從0.536上升為0.543。

經濟全球化、技術進步、公共政策調整：

加劇全球財富分配不平等的三大要素

面對工資、收入、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嚴重化趨勢，一些學者試圖加以解釋卻缺乏共識，筆者嘗試從大量的研究文獻概括出幾點共識。

毫無疑問，經濟全球化特別是資本全球化，日新月異的技術進步，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巨大變革，是導致發達國家財富分配兩極化的主要原因。它們不僅改變了全球的利益分配格局，對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分配產生了影響，也對發達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是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為了參與全球競爭，國內公共政策也作出重大調整，不得不面對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擴大的挑戰。

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過程表明，經濟全球化主要還是商品貿易和資本的全球化，特別是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資本流動的一般趨勢往往是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從資本相對過剩的國家流向資本相對短缺的國家，從資本收益率低的國家流向資本收益率高的國家。在勞動力不能在國際間自由流動的情況下，資本的國際間流動會帶來國際間勞動力就業的變化，資本流出國會失去就業機會，而資本流入國會增加就業機會。

特別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存在勞動力過剩和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情況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對於資本來説可以獲得更高的回報，也就吸引着更多外來資本進入。這樣一來，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有了更高的增長率，勞動密集型產業有了大發展，就業率大幅度提升。在貿易全球化的條件下，這些國家對外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到發達國家，而且由於其具有價格低廉的競爭優勢，會不斷增加出口，逐步替代了發達國家本國生產的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發達國家低技術工人的就業困難和工資水平的下降，從而進一步帶來了工資差距、收入差距和財產差距的擴大。從全球的視角來看，發達國家往往都是資本輸出國，又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國，它們的資本的確會從資本全球化過程獲得豐厚的收益，而它們的低技能工人難免會在貿易全球化中受到傷害，這些工人的就業變得越來越困難，工資水平停滯不升，甚至有所下降。因此可以説，在現有的國際經濟結構和資源分佈情況下，發達國家資本輸出對於資本是好事，但是對低技能勞動力未必是好事。這也是為什麼從2010年開始，西方國家出現越來越多的遊行示威，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浪潮的原因。

當然，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也許是另一種景象，外來資本帶來更多就業機會，經濟加速增長，剩餘勞動力被全部吸收以後，工資和收入開始上升。從這個意義來講，一些發展中國家引入資本，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一時成為全球化過程中的“贏家”。這也導致全球利益的再分配。比如，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快速增長，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使得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中國與國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國內收入差距的擴大。

引起發達國家財富分配不平等上升的另一個誘因，是高科技的加速進步。從長期看，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積極意義。但從短期看，科技進步對就業和工資增長的影響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一些發達國家的科技進步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是顯而易見的。發達國家一般具有更強的科技創新能力，又有雄厚的資本實力作為支撐，科技進步更容易影響到經濟和社會的變化，也會影響到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特別是高科技帶來的一些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不僅帶來了產業結構的變化，也帶來了就業結構的變化。更準確地説，新技術進步帶來了潛在的市場機會，而資本是將這種潛在機會變為實際利益的驅動器。

新興產業不僅靠新技術支撐，更需要高科技人才的加入。在資本的支持下，大量的新興高科技企業為了吸引人才，提升人力資本水平，會不斷提高工資水平和增加激勵手段。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高科技企業高端技術人員收入報酬不斷上升的現象。與此同時，新興行業的快速發展自然會影響到傳統行業的就業和工資增長。在這些行業中工資增長是緩慢的，甚至是下降的。而且，在產業結構發生急速變化時，就業結構由於受到勞動力自身稟賦的牽絆不能及時調整，這也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傳統產業工人的就業和工資水平。

新技術進步對勞動力市場的另一個衝擊是機器替代勞動。一些研究發現，最易於被新技術機器替代的職業是那些在流水線上工作的工人，辦公室的文職人員，從事重複性、常規性勞動的員工等，而這些人員大多屬於中等收入羣體。他們失去工作以後，即使重新找到工作，其就業的穩定性和工資收入水平也會大不如前。這導致了一些發達國家出現了就業崗位的“極化”問題，與之相對應的是中等收入羣體萎縮。

本圖來源於新浪財經

一些發達國家收入差距擴大的第三個原因，是其國內公共政策導向發生了轉變。這些國家在20世紀60—70年代形成了慷慨的社會福利制度，到了80年代受到詬病。為了提高效率，提升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它們對税收和福利制度進行了整改，以適應全球市場的競爭。減税和削減社會福利的支出，幾乎成為所有高福利國家的不二選擇。

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的變化，也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這一點在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 教授的近期著作《不平等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 中進行了很好闡述。他認為美國貧富差距的擴大，有市場力量的影響，但更主要是由政府政策導致的。一些公共政策的變化使得收入和財富的分配“越來越有利於富人，越來越不利於窮人”。這些變化包括對金融部門的放松管制政策，不斷弱化公司治理制度，為富人提供補貼、漏税避税、尋租和獲取壟斷利潤的政策和規則，以及取消和削弱針對窮人和中低收入人羣的政府福利項目，等等。不言而喻，這些政策轉向的最大受益者是高收入階層，而受到傷害的是中低收入階層。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收入差距的變化原因則有所不同。它們除了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之外，更多的受到本國經濟和社會體制及其公共政策的影響。在世界幾個新興市場經濟體中，有的國家經歷了收入差距擴大的過程，如中國和印度，也有的國家在近十多年經歷了收入差距縮小的過程，如巴西。比如，20世紀80年代巴西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曾超過0.6，然後從21世紀初開始巴西的收入差距逐步縮小，2000—2011年基尼係數年均下降1.3%。巴西取得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發展和再分配政策力度的提高。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增加了勞動力市場上技術人員的供給，縮小了高技能員工與低技能工人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政府對低收入人羣增加轉移支付又會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

中國收入分配的啓示：共同富裕

毫無疑問，對於中國來説，發達國家財富分配中出現的問題應該引以為戒。在過去40多年中，中國也經歷一段時期的收入差距快速擴大的過程，雖然最近幾年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有所緩解，但是收入差距仍處在一種高位水平。而且，由於最近20年中國居民財產積累速度驚人，財產分配差距急劇擴大。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相對貧困問題變得愈發突出。

中國在過去之所以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衝突，除了強有力的維穩手段外，更是因為經濟高速增長使得許多中低收入人羣也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如果未來經濟趨於中低速增長，加上外部衝擊因素的增多，中低收入羣體能否從經濟發展中獲益就是一個問號；如果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是否仍能保持社會穩定也是一個問號。

為了消除這些變量，我們必須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領域，重點是解決市場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問題。在再分配領域，重點是強化税收的收入分配的調節機制，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縮小社會保障制度的差異性，加大對低收入人羣和相對貧困人口的轉移支付的力度。

總之，我們應該從現在起未雨綢繆，改變發展理念，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順利走向“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