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魏晉玄士的一種理解(要點.上)_風聞

對魏晉玄士的一種理解(上)

這段學習體會，是舊的。當時參考了不少名家，有宗白華、湯一介，有周谷城、翦伯贊、馮友蘭，還有周樹人。

我所做的，只是把讀這些名家作品時，自己腦海中的胡思亂想記下來，穿成串，曬一曬。但這些胡思亂想仍然是從那些名家處採來的，我穿串功底也不夠，珍珠肯定有漏，發揮難免過頭，盼指正。

説到魏晉，多數人要把魏晉與風骨、風度、風流聯綴起來。我不願趨同，降之為魏晉玄士。

魏晉那些玄士是怎麼出來的？

漢朝末年的經濟、政治、社會狀況，已經支撐不起當時儒學“心懷天下"的理念了，嚴酷的現實摧殘了士人的信念，無奈地選擇了遠離塵囂，歸隱山林，讓人生價值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一些士人之所以開始懷疑“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因為他們看到現實中一些儒家學者説的一套，做的是又一套，深層原因反映出儒學已經拿不住儒士、儒生的思想了。在這種背景下，魏晉玄士出現了。玄士多數是由儒而玄、先儒後玄。

魏晉玄士也有一套理論，一些學者稱之為魏晉玄學。

魏晉玄學要幹什麼呢？

有一種觀點認為，魏晉玄學是想從儒家名教中解放出來，然後以易、老、莊為骨架，以自然為本，調和“自然”與“名教”的關係。

可以看出，魏晉玄學出手不凡，只是結果一般。

為什麼要調和“名教”與“自然”的關係呢？

因為當時儒家名教、禮法均受到破壞，需要為名教找一個存在的根據。玄士認為，老子的道，也許可以作為名教存在的根據。因為老子主張“道法自然”，是以自然為法則，不是人為的。如果“道”可以成為名教的根據，那麼儒和道便可統一起來。剩下的，只是二者誰本誰末的糾結了。儘管勉強，但總比名教徹底自毀好一些。這個嫁接過程中，有多種觀點並存。有一種觀點出來了，很放肆，直接排除名教，崇尚自然，提出的口號是“越名教而任自然”。

現在看來，這種口號是暢快，但副作用也有。

我有時也妄想，魏晉的名教與自然在對立中如何找到統一，改用時尚的語言，就是最大公約數怎麼確定更好？立即拋棄名教提倡的禮儀制度，更亂套，用什麼方法才能過渡到更好呢？當看到魏晉在名教的幌子下，搞的那些禮儀制度被演變成虛偽和繁複之後，玄士的心情也是十分複雜。魏晉為了自身利益，在既要、又要、還要、也要的“幾要”中，做出來的那些拿捏，徹徹底底就是個“四不像”，連魏晉集團中的某些官僚也不相信。玄士們便想到，這還不如順其自然，回到人和自然的本來面目。

事實證明，魏晉玄士們的這些想法，也不過是個夢。真正的正道，可能是需要真正的法制；真正的法制，可能需要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可能需要真正的素質；真正的素質又離不開物資基礎和自我清醒。繞了一大圈，還是要以健康發展為目的，以有秩序有效果的完善為過程。何況真正的法制，也存在於衝突與妥協的漸進中，講究也不少，也是需要前提的。

魏晉相對漢末來説，確實有所改進，但無力阻止世族大家勢力的膨脹。話説回來，司馬家族本身就是世族大家的代表。打着“名教”的幌子，司馬家族所依賴的利益集團，一開始就十分腐敗。有人給司馬家族送了10個字的評語：兇殘、險毒、奢侈、荒淫、偽詐。魏晉時的名教，在司馬家族手中，已經演變成誅殺異己、追名逐利的工具。

面對這種現象，這些玄士站出來，企圖以魏晉玄學來處理名教與自然的關係，相對的理由固然有一些，但一陣感嘆過後，結出來的，多數是個人悲劇式果子。

對魏晉玄士的一種理解(下)

“越名教而任自然”，這種口號，説起來很好聽。在魏晉時代，要真做一下，也是要頭破血流碰鼻子的。

接下來，那些揮不去的魏晉玄士便登台了。

最先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應該是嵇康，他在《釋私論》中強調過。嵇康的悲劇，是用藝術和審美完成的絕筆，成為絕唱的《廣陵散》，在他生命將終之時，響出了最悽婉的天籟，彈成了最圓滿的句號。

還有一位，叫阮咸，他看到富人爭奇誇富到可笑可恥之時，自己也開始用玄士式的幽默發言了。在富人晾貂衣、曬綾羅、比花團錦簇之處，阮咸挑起一竿比憤怒還長的竹竿，像升旗一樣晾出他穿過的窮人樣式的短褲。破短褲在貂衣、綾羅中，鶴立雞羣，在風中舞得自由而淒涼，好像在向蒼天訴説着什麼！

劉伶的怪事，大家知道的更多，這裏扯一個短的。劉伶喝高了，與人爭執，對方扯住劉伶的衣服，揮着拳頭要打。劉伶眯着醉眼，緩緩地説着：“只是，我瘦得像雞肋一樣，無法讓你的拳頭打得舒服，對不起了。”對方聽了，只是笑，竟忘記了打。就是這樣一尊黑幽到捧腹的劉伶，卻因朝廷屢召不應，而把世人折磨在對他的理解和誤解的交錯中。

魏晉的玄士，還有很多。山濤、向秀 ……等等，根本不止是七位，至少是一個階層，一個企圖超脱世俗的世大夫階層。

魏晉那個時候，戰亂、災害、瘟疫，以及非正常和不可逆，多得出奇。人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進行應對。玄士的玄學只是若干應對招數的一種。

有人認為，漢代大興“獨尊儒術”，可到了漢末，儒術貶值，甚至一文不值。亂世中的士人有些不知所措，無所適從。於是，就想調和自然與名教的關係；於是，就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號；於是，就有了揮不去的玄士……

從另一種角度看，儒學經過沖擊，不但沒有中斷，相反，卻有較大發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學説經過玄、佛、道的衝擊與融匯，脱去了由於造神運動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學外衣，表現出新的生命力。

退一步想，這些玄士真的是玄士嗎？難道就沒有幾尊凝成了錚錚風骨？這種風骨，不正是士大夫所追求的境界嗎？這種風骨，不正是清峻通脱、風流蕭散的曠達嗎？這種風骨，不正是不滯於物、不拘於禮、獨立特行的自信嗎？這種風骨，不正是一種以審美方式表達人生的風度嗎？

只是，這些看起來錚錚的風骨，有時也藏着些許脆弱。過分追求個體自由，可能會導致責任感的減少，這也是相當可怕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新鮮之餘，也需要全面理解。因而，把風骨之錚錚，稍微降一降，叫成玄士，也是一種稱呼。

但願，對這種稱呼的反對意見少一些。

魏晉玄士，是當時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產物，如何認識、理解、利用玄士，也是文化學、社會學與法治學的題目，讓玄士的正作用適當發揮，把玄士的副作用盡量壓縮，加大社會科學的容量，這也許是研究魏晉現象的一個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