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魏晉玄士的一種理解(要點.上)_風聞
早点早点-2020-09-15 12:54
對魏晉玄士的一種理解(上)
這段學習體會,是舊的。當時參考了不少名家,有宗白華、湯一介,有周谷城、翦伯贊、馮友蘭,還有周樹人。
我所做的,只是把讀這些名家作品時,自己腦海中的胡思亂想記下來,穿成串,曬一曬。但這些胡思亂想仍然是從那些名家處採來的,我穿串功底也不夠,珍珠肯定有漏,發揮難免過頭,盼指正。
説到魏晉,多數人要把魏晉與風骨、風度、風流聯綴起來。我不願趨同,降之為魏晉玄士。
魏晉那些玄士是怎麼出來的?
漢朝末年的經濟、政治、社會狀況,已經支撐不起當時儒學“心懷天下"的理念了,嚴酷的現實摧殘了士人的信念,無奈地選擇了遠離塵囂,歸隱山林,讓人生價值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一些士人之所以開始懷疑“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因為他們看到現實中一些儒家學者説的一套,做的是又一套,深層原因反映出儒學已經拿不住儒士、儒生的思想了。在這種背景下,魏晉玄士出現了。玄士多數是由儒而玄、先儒後玄。
魏晉玄士也有一套理論,一些學者稱之為魏晉玄學。
魏晉玄學要幹什麼呢?
有一種觀點認為,魏晉玄學是想從儒家名教中解放出來,然後以易、老、莊為骨架,以自然為本,調和“自然”與“名教”的關係。
可以看出,魏晉玄學出手不凡,只是結果一般。
為什麼要調和“名教”與“自然”的關係呢?
因為當時儒家名教、禮法均受到破壞,需要為名教找一個存在的根據。玄士認為,老子的道,也許可以作為名教存在的根據。因為老子主張“道法自然”,是以自然為法則,不是人為的。如果“道”可以成為名教的根據,那麼儒和道便可統一起來。剩下的,只是二者誰本誰末的糾結了。儘管勉強,但總比名教徹底自毀好一些。這個嫁接過程中,有多種觀點並存。有一種觀點出來了,很放肆,直接排除名教,崇尚自然,提出的口號是“越名教而任自然”。
現在看來,這種口號是暢快,但副作用也有。
我有時也妄想,魏晉的名教與自然在對立中如何找到統一,改用時尚的語言,就是最大公約數怎麼確定更好?立即拋棄名教提倡的禮儀制度,更亂套,用什麼方法才能過渡到更好呢?當看到魏晉在名教的幌子下,搞的那些禮儀制度被演變成虛偽和繁複之後,玄士的心情也是十分複雜。魏晉為了自身利益,在既要、又要、還要、也要的“幾要”中,做出來的那些拿捏,徹徹底底就是個“四不像”,連魏晉集團中的某些官僚也不相信。玄士們便想到,這還不如順其自然,回到人和自然的本來面目。
事實證明,魏晉玄士們的這些想法,也不過是個夢。真正的正道,可能是需要真正的法制;真正的法制,可能需要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可能需要真正的素質;真正的素質又離不開物資基礎和自我清醒。繞了一大圈,還是要以健康發展為目的,以有秩序有效果的完善為過程。何況真正的法制,也存在於衝突與妥協的漸進中,講究也不少,也是需要前提的。
魏晉相對漢末來説,確實有所改進,但無力阻止世族大家勢力的膨脹。話説回來,司馬家族本身就是世族大家的代表。打着“名教”的幌子,司馬家族所依賴的利益集團,一開始就十分腐敗。有人給司馬家族送了10個字的評語:兇殘、險毒、奢侈、荒淫、偽詐。魏晉時的名教,在司馬家族手中,已經演變成誅殺異己、追名逐利的工具。
面對這種現象,這些玄士站出來,企圖以魏晉玄學來處理名教與自然的關係,相對的理由固然有一些,但一陣感嘆過後,結出來的,多數是個人悲劇式果子。
對魏晉玄士的一種理解(下)
“越名教而任自然”,這種口號,説起來很好聽。在魏晉時代,要真做一下,也是要頭破血流碰鼻子的。
接下來,那些揮不去的魏晉玄士便登台了。
最先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應該是嵇康,他在《釋私論》中強調過。嵇康的悲劇,是用藝術和審美完成的絕筆,成為絕唱的《廣陵散》,在他生命將終之時,響出了最悽婉的天籟,彈成了最圓滿的句號。
還有一位,叫阮咸,他看到富人爭奇誇富到可笑可恥之時,自己也開始用玄士式的幽默發言了。在富人晾貂衣、曬綾羅、比花團錦簇之處,阮咸挑起一竿比憤怒還長的竹竿,像升旗一樣晾出他穿過的窮人樣式的短褲。破短褲在貂衣、綾羅中,鶴立雞羣,在風中舞得自由而淒涼,好像在向蒼天訴説着什麼!
劉伶的怪事,大家知道的更多,這裏扯一個短的。劉伶喝高了,與人爭執,對方扯住劉伶的衣服,揮着拳頭要打。劉伶眯着醉眼,緩緩地説着:“只是,我瘦得像雞肋一樣,無法讓你的拳頭打得舒服,對不起了。”對方聽了,只是笑,竟忘記了打。就是這樣一尊黑幽到捧腹的劉伶,卻因朝廷屢召不應,而把世人折磨在對他的理解和誤解的交錯中。
魏晉的玄士,還有很多。山濤、向秀 ……等等,根本不止是七位,至少是一個階層,一個企圖超脱世俗的世大夫階層。
魏晉那個時候,戰亂、災害、瘟疫,以及非正常和不可逆,多得出奇。人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進行應對。玄士的玄學只是若干應對招數的一種。
有人認為,漢代大興“獨尊儒術”,可到了漢末,儒術貶值,甚至一文不值。亂世中的士人有些不知所措,無所適從。於是,就想調和自然與名教的關係;於是,就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號;於是,就有了揮不去的玄士……
從另一種角度看,儒學經過沖擊,不但沒有中斷,相反,卻有較大發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學説經過玄、佛、道的衝擊與融匯,脱去了由於造神運動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學外衣,表現出新的生命力。
退一步想,這些玄士真的是玄士嗎?難道就沒有幾尊凝成了錚錚風骨?這種風骨,不正是士大夫所追求的境界嗎?這種風骨,不正是清峻通脱、風流蕭散的曠達嗎?這種風骨,不正是不滯於物、不拘於禮、獨立特行的自信嗎?這種風骨,不正是一種以審美方式表達人生的風度嗎?
只是,這些看起來錚錚的風骨,有時也藏着些許脆弱。過分追求個體自由,可能會導致責任感的減少,這也是相當可怕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新鮮之餘,也需要全面理解。因而,把風骨之錚錚,稍微降一降,叫成玄士,也是一種稱呼。
但願,對這種稱呼的反對意見少一些。
魏晉玄士,是當時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產物,如何認識、理解、利用玄士,也是文化學、社會學與法治學的題目,讓玄士的正作用適當發揮,把玄士的副作用盡量壓縮,加大社會科學的容量,這也許是研究魏晉現象的一個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