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觸碰：一位西方記者眼中的中國_風聞

今天的文章，來自曾在中國常住了近 10 年的記者 Poppy。她是中國高速發展的見證者，好的壞的，她都記錄了下來，直到不便再作記錄。回憶在中國的生活經歷，Poppy 用了“觸碰”這個詞。“觸碰”，既是她和中國的關係，也是她眼裏中國社會的重要特徵。它是農耕生活習慣、社會主義革命在當代中國的延續，人與人的交往法則、模糊的階級差異等等，都通過“觸碰”這一行為體現了出來。而隨着進一步的發展，像處於資本主義晚期的地方那樣，“觸碰”在中國也逐漸消逝。當人們將中西方以簡單粗暴的方式對立起來時，Poppy 的文章讓人五味雜陳。這種區隔，也成了“觸碰”消失的一部分。文化差異、利益衝突固然存在，但 Poppy 的敍述提醒我們，從肉體到精神，人與人之間的“觸碰”是可能的、可愛的、重要的。就像生命誕生起就需要肢體觸碰來獲得快樂，我們總會突破區隔，在與他人的相互依賴中，更好地活下去。

本文獲得作者授權，在《單讀》獨家發佈。

觸碰  

撰文  Poppy Sebag-Montefiore

譯者 牛雪琛

1999 年至 2007 年間，我時常住在中國。我曾在 BBC 北京分部擔任記者，最初我並不是因為這份工作來到中國的，但是這份工作讓我在中國住了很久。還記得我報道的第一則新聞，是關於中國發射首架載人航天飛船的。我們播報了宇航員楊立偉從太空傳回的消息，當時他正在獨自環繞地球軌道，他的聲音帶着電波的滋滋聲，他説：“一切都好。”好的方面可能已經被描述了很多遍了，但當時是 2003 年，中國正在從社會主義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從發展中國家轉變為全球超級大國。我們的新聞焦點從激動人心的發展和希望，轉向高速現代化發展產生的後果：污染；城市的外來務工人員無法獲得平等的權利；土地被地方官員非法沒收並出售的人們，向國家要求賠償卻遭到毆打。這是一個史詩般的故事，但低谷部分令人感傷。當我在中國的任期快結束時，我已採訪過許多處於恐懼狀態中的人，以至於自己也受到了影響。被拘留了幾次之後，我變得有些妄想症似的，回到家後還會檢查一下窗簾的後面。

在變成這種狀態之前，我深深地熱愛着中國。每天醒來我都像嬰兒觀察世界一樣地學習新鮮事物：中文，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每天我都受到感動，很多時候這些感動來自朋友，陌生人，打掃我家旁邊街道的女士，賣水的小販，餐館老闆，下棋的老人，很多很多我不認識的人。大多數人我都沒有機會再次遇到了。我被拽着，推着，拉着，靠着，我的手被握着。正是通過這些微小的、親密的、姿態性的時刻，我開始漸漸看到宏觀變化是如何烙印在人們的關係和內心生活中的。

人與人之間的觸碰有自己的語言，而且其中的規則與我故鄉的規則正好相反。北京的街頭，人與人之間有無數的觸碰。如果人們在街上經過時手臂互相撞到或蹭到，無需道歉，甚至無需躲開；排隊的時候陌生人有可能會整個地靠在別人身上。似乎每個人都可以以某種方式接觸其他人的身體。買家和小販在討價還價的時候會握着彼此的手臂；人們打牌的時候會擠在一起；到了晚上，女人們會在舞廳手挽着手，像跳華爾茲一樣相擁着穿過街角。

公共場合中陌生人之間的觸碰像一首有着豐富曲調的小曲，曲調中既不包含性，也不涉及暴力，但也不能説是完全不帶感情色彩的。沒錯，有時候由於空間不足，你可能會被人靠着，或是被踩幾腳。不過還有的時候，你可以選擇想靠着的人，或者被他人選擇。再比如，當你拿着大蒜討價還價後準備離開時，你可能會感到有人抓住了你，你也會抓住對方的手臂。觸碰是一種非常細緻的交流工具，你可以通過觸碰來表達你對他人一些行為的感謝，比如他們微笑時眼中閃爍的亮光，協商時的直率，還有他們展現出的善意。

這種觸碰使我既振奮又不安。有時我覺得自己像彈力球一樣，在不同人之間彈來彈去，跳來跳去。被城市中不同的手臂推着，拉着。如果説這個國家像一個過分嚴格的父親，那麼這個民族、社會或街上的人就是安撫人心的母親。人們對待彼此的方式給人感覺就像一個温柔的搖籃。有時候太多人的觸碰可能會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壓迫感，但是大多數時候觸碰就像一種潤滑劑，可以緩解城市中的各種日常活動帶來的壓力，使人感到温暖。

我想記錄下這種無意識的觸碰，把它保留下來，我感覺陌生人之間這種輕鬆的身體狀態可能無法在高速運轉的城市中倖存下來。這種觸碰非常可見，非常顯著，我將相機從固定機位的採訪拍攝中解放出來，帶着它走到街頭。

幾周前，我發現了一卷標記着“觸碰 I ”的錄像帶，它是我 2005 至 2006 年間在北京拍的。斜斜的陽光照在人們的臉上，反射出粉金色的光。市中心附近的服裝店開着門，門口放着電子音樂，音樂在門外寬闊的步行街上飄揚。顧客在門口排成長隊，我的相機對準了這條長隊上的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感。

我尤其注意到兩個男人，一個年長些，可能六十多歲，身着軍裝式的外套，戴着灰色的羊毛帽子。他前面站着一個四十來歲的男人，穿着淡紫色的外套，外套上散佈着小小的黃色油漆斑點。這兩個人互相靠着，但都沒有留意到這一點。然後穿着卡其色衣服的人轉身看了一下他身後排隊的人有沒有變多，每次他這麼做的時候都會撞到他身後的人。

他們越來越靠近隊列的前面。我也和他們一起行動，音樂的聲音越來越大，我的心臟也跟着跳動，就像這音樂是從人體內放大到街道上一樣。穿淡紫色外套的男人開始扭動身體。隨着咚咚的音樂他左右擺動着。他站在隊列旁邊，一邊跳舞一邊努力保暖，每次踩準鼓點的時候，他的右臂都會隨着音樂節奏不斷地撞到穿卡其色外套男人的肚子上。穿卡其色外套的男人並沒有躲開，他完全沒注意到，他很自在。現在在我看來，這兩個人完全不認識這件事實在讓人難以置信。他們按理説應該關係非常親密才行，比如是朋友，同事，或者家人，最有可能的關係是父子。然後我快進磁帶，跳到下一幕。這兩個人被放大了，我帶着相機走到他們兩個身邊，他們倆的面孔佔滿了鏡頭。  我問道：“你從哪裏來？”

“河北，”淡紫色外套的男人説。

“湖北，”卡其色外套的男子説。

河北位於黃河以北，湖北地處洞庭湖以北。這兩個省份相距約六百英里。

我問：“你們是怎麼認識的呢？”

他們倆同時回答了我：

卡其色外套的男人説：“我們不認識。”

“不認識。”另一個人也説道。

倫敦的莎特博裏大街（Shaftesbury Avenue）上坐落着一家名為幸運小屋迷你市場（Lucky House Mini Market）的小店，沿着這家店旁一個昏暗破舊的樓梯往上走，就能看到一家傳統中醫診所。範醫生六十來歲，大約三十年前離開中國。我回倫敦的時候，他告訴我我所描述的是一種鄉土式的相處之道：農民之間的觸碰。我一直在努力讓北京的人們思考這種觸碰，因為這種觸碰對他們來説太過顯而易見，以至於幾乎難以察覺 。但是範醫生在給我做足底推拿的時候告訴我，知識分子和統治階級常常保持着相互尊重的距離，他們之間比較拘謹。我住在中國的那段時期，正值大規模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的高峯期，當時的北京是一個由很多村莊組成的城市，這些村莊彼此疊置，相互環繞。範醫生説，在毛澤東時代，人與人之間確實靠得更近，同性別之間尤其明顯，男人與男人之間，女人與女人之間。毛澤東將城市裏的“知識青年”下放到農村向農民學習。可能正因如此，所有人都更瞭解彼此的工作，也更熟識彼此。

觸摸是中國傳統醫學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醫生會通過感受病人手腕上的六種不同的脈象來做出診斷。按摩可用於預防和治療疾病。皮膚上的穴位與特定的內臟有關，觸摸這些穴位可以釋放毒素，減輕炎症。有一次我從上海前往東海的一個小島，需要坐十一個小時的船。途中我痛經很嚴重，住我下鋪的一位陌生的女士握住我的手，找到了手上與子宮相對應的穴位。她為我按壓那個穴位，然後疼痛就這樣逐漸消失了。

在中文裏“養生”的意思是“養育生命”。它是指人們通過按摩、運動和飲食等醫學手段來積極追求健康。這種健康觀不只意味着健身房會員和注射螺旋藻，更是一種通過積蓄身體能量來提高健康水平和康健感受的古老觀念。這種健康觀中還雜糅着一種人們由於缺乏醫保福利而產生的擔憂——有必要在年老後不成為自己唯一的孩子太大的經濟負擔。當我住在北京時，養生並沒有在城市裏的老年人中變得太過商業化。養生是一種身體智慧，是人對身體需要的滿足：有時需要人細緻謀劃，有時又需要人們藉助根深蒂固的本能去行動。正是因此，人們才會晚上聚集在舞廳跳舞，早上又一起在公園鍛鍊身體。

從某種角度來説，這種大家一起聚在街頭滿足身體需求的活動，像一種對國家的抵抗，是人們之間的密謀。儘管這種團結一心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社會主義的薰陶和鼓勵，但它還是掌握在人們自己手中的，像是一種個人自治的形式。在這個審查嚴格的地方，出版和媒體上的話不一定可信，這種活動就像一種感官的公共空間，它使人們能感受到彼此。這樣聚在一起也可以使人們從彼此身上獲得快樂和活力，而無需再從他人那裏索取任何東西。這是一種互惠、開放、關注個人需求的活動。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拋棄界線，接受陌生人自信、自然的碰觸的時候。當時我在中國甘肅省西北部的那座位於黃灰色山脈間的拉卜楞寺裏，和其他人一同觀看藏傳佛教的節日活動。這時一個大概八十來歲的男人從我身後走過來，摟住了我的腰。我轉過身去，一開始感到羞憤，後來變得困惑。因為他甚至都沒看我一眼，只是把脖子搭在我的肩上，望向演出的方向。他緊緊地抓着我，對他來説，這樣做只是為了能在站着看錶演的同時不摔倒。他像用自己身體的一部分一樣借用了我的身體。我估摸着他這麼做是不是別有用心，然後發現他並沒有其他目的，我記得我當時忍不住為這個男人靠着我而感到高興。幾乎有點欣喜若狂。一個老人可以用我的身體來幫助自己站着看演出，這很棒。我讓我的朋友從後面和前面給我們拍了照片。照片中我的臉神采奕奕。這種感覺可以比擬站在自己喜歡的畫前所獲得的精神振奮。但這種觸碰更為強大：它隨時都可以發生，往往是在人最不經意的時候，而且它是一種親身體驗，它的媒介是另一個活生生的人。這種觸碰能帶給你一種弗洛伊德所形容的“海洋般的感覺”（oceanic feeling）——當嬰兒還不知道自己身體的輪廓，在自我還沒有形成之前，當個人與其他一切合為一體時——才會有的那種感覺。

我有時會疑惑，觸碰會不會有其陰暗的一面。如果這種接觸他人身體的權利被那些擁有權力的人濫用的話，這會不會就是地方官員僱傭暴徒毆打上訪者，以此阻止他們向“上級”投訴的部分原因呢？人與人之間的親和和隨意是否助長了官員之間的腐敗，使他們更容易巴結其他領導？

當時在中國，各個年齡段的異性朋友和同僚之間的接觸都很剋制，幾乎是禁忌。如果我在分別時擁抱或親吻我的男性朋友，他們會感到尷尬和侷促。但是同性的朋友和同事，尤其是年輕人之間，肢體接觸非常普遍。女人們常常挽着胳膊走路。男人們會互相攬着肩膀走路。建築工地上的人會坐在彼此的腿上。

柏拉圖式的觸碰有自己的情慾表達。它讓你能直接感受到友誼帶給你的愛、活力和同志般的情誼。朋友之間的接觸部分得到許可並變得尤為突出，是因為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內部禁止性接觸。性只限於婚姻，但即使在婚姻中，性也不應該分散人們對革命的熱愛。

在這些觀念下成長起來的老一輩夫妻，在公共場合對彼此的行為舉止都一本正經。我曾經坐在北京後海的湖邊和一些老人談論他們在家裏與配偶之間的觸碰，他們顯得非常實事求是。一位女士告訴我，性就是性，不包括接吻這部分。另一位老人告訴我，他和妻子的關係是“我給她搓背，她給我搓背”。

上世紀 90 年代末，中國最暢銷的一篇短篇小説叫《我愛美元》（I Love Dollars），故事的敍述者朱文同時也是一位作家，當他的父親來大城市看望他的時候，他覺得自己能為父親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幫他跟別人發生關係。朱文沉思道：“仔細想想，我意識到父親是一個性欲很強的人，只是他生不逢時，在他那個時代，性慾不叫性慾，而叫理想主義。”

《我愛美元》

朱文 著

作家出版社 出版

我的感覺是，北京的老一代人對身體和親密生活的體驗，主要是在街上發生的。

搬回倫敦後，我每年都會回北京待幾周。2008 年夏季奧運會的時候我回了北京。2001 年北京申奧成功的那晚我也在北京。當時街頭突然開始了自發的狂歡活動。人們把汽車丟在路中間。所有人都興高采烈，中國終於被全世界接受了。七年後的 2008 年，北京人似乎一直在默默忍受着奧運。北京 2001 年的大部分城區都被夷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現代化的城市。在精心籌備奧運會的過程中，北京被徹底清洗了一遍。在奧運會即將開幕之際，所有隱約有疑點的人都被撤職了。城市的“精神文明委員會”禁止了一些不文明行為，比如隨地吐痰、不文明排隊，以及輕浮的肢體語言。政府給老年志願者們發了紅袖章和一個電話號碼，發現問題可以打電話報告。這些志願者們經常坐在人行道旁的長椅上，監視着自己的地盤。這座城市被束縛住了。我沒有去看比賽，我拿出相機記錄下了人們觸碰彼此的方式。現在已經很難找到那種古老的觸碰方式了。沿着林蔭大道，我的取景器裏滿是年輕夫婦和戀人緊握的雙手和挽着的手臂。

觸碰被從街頭搬到家中，從公共場合轉移到私人生活中。它正變得越來越私人化，越來越與性相關。如今的年輕一代在街上展現出一種全新的解放後的性觀念。他們互相給予對方温柔、關注和關懷，有時他們的姿態是一種全球化的、浪漫的、好萊塢式的方式。在《我愛美元》裏，朱文的父親在讀了朱文的一些作品後，抱怨這些作品都是關於性的，他説：“作家應該帶給人們一些積極的東西，一些值得尊敬的東西，理想，抱負，民主，自由，諸如此類。”朱文回答道：“爸爸，我告訴你，所有這些東西，都存在於性之中。”對於朱文父親這一代人來説，性被強行昇華為理想主義，而對朱文來説，那些嶄新的、可能難以實現的理想被昇華為性。

城市發展得越來越快。人們不能像以前那樣從別人身邊擠過去，新的中產階級有了一席之地。超市接管了街邊的市場，易貨交易消失了，買東西不需要太多的交流，事實上顧客們經常一邊買東西一邊跟別人打電話。現在有大量農民工居住在這個城市，但他們通常被隔離開了，他們睡在建築工地的宿舍裏，不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樣的權利。以前我幾乎分不清農民工和城市居民，但是現在他們之間的差異驚人，從衣着、面孔、被圍觀的程度等方面都可以區分。城市居民會和農民工保持距離，人們越來越恐懼這些移工，擔心他們可能想要得到城市居民擁有的東西。人們開始把農民工描述成是骯髒、危險、需要遠離的人。他們成了不可觸碰者。

不知怎的，那種寡淡又老套的蘇聯風格的房間——白色的牆上掛着一幅領導人的畫像，牆漆可能蹭在你的衣服上——成為了身體被社會所控制的人們的背景牆。而晚期資本主義建築、基礎設施和公共空間——私人擁有且專人巡邏的閃閃發光的商場、鋼塔、地鐵——成為了強調更多的公共規範、更好的行為、更多的自我意識，以及和陌生人保持更遠距離的空間。

我曾在北京的一家診所裏接受按摩療法的治療，那家診所是一家大型中醫醫院的分所，我第一次在那裏看到按摩師戴上了扎人的塑料手套。他告訴我，現在城市裏的人魚龍混雜，這樣做是為了衞生。

突然之間，按摩和針灸並不是唯一的治療方法了。治療心理疾病的談話節目都上電視了。人們不再通過觸碰來治療疾病，而更傾向於坐在嚴格禁止身體接觸的治療師的房間。治療師是一個嶄新的職業，中國現在還缺少經驗豐富、值得信賴的心理治療師，一些認為自己應該更多地瞭解自己內心生活的人開始受訓成為治療師和分析師。在未來幾年內，中國的主要城市將會有 40 萬名合格的心理諮詢師。

2007 年搬回倫敦後，我很想念那種公眾場合的觸碰。我經常在街上撞到別人，走在我身邊的朋友們會很尷尬，幫我道歉，因為被我撞到的人很生氣，但我卻意識不到。不過很快，我又適應了倫敦的街道，對陌生人造成的喧囂和擁擠變得和其他人一樣易怒。然後，我做了一件每個 21 世紀初的、有感覺系統的人都會做的事情：找一位神經科學家聊聊。

弗朗西斯·麥格龍（Francis McGlone）的工作,主要針對我們皮膚中一種被稱為 C-觸覺（ C-tactile afferents）的神經感受器。它們最近才在人類身上被發現,存在於人體有毛髮的皮膚裏，尤其是背部、軀幹、頭皮、臉和前臂上。它們會對緩慢和輕柔的觸碰做出反應。C-觸覺不存在於生殖器裏。每當受到撫摸的刺激時，C-觸覺會讓人產生愉悦感。這種愉悦感不是性快感，而是母親和嬰兒之間的觸碰所帶來的那種感覺。神經學家稱之為“社會觸碰”。

這些神經纖維非常古老，它們誕生於生物生命的早期，早在語言之前，甚至在那些告訴我們移開手使其遠離疼痛的感受器形成之前。這表明它們對保護生命和健康至關重要。在遠古時期，我們需要周圍有人幫助我們梳理毛髮和清除寄生蟲。和別人待在一起時，我們收穫的是快樂。

麥格龍對現代性凌駕於進化過程之上的時刻很感興趣。他認為，我們從出生起就需要 C- 觸覺的刺激，這樣才能使大腦的社交部分發育良好。我告訴他我在北京注意到的現象，他説可能窮人需要比富人更多地聚在一起，因為他們更依賴彼此生存。在他描述的科學世界裏，每個人都在獨自進行研究，完成各自的工作。他説，社交距離也有用，它讓大腦得以處理其他事情。

但弗朗西斯·麥格龍將人們聚在了一起。他在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成立了一個體感與情感神經研究小組（Somatosensory & Affective Neuroscience Group），組內的科學家和心理學家致力於研究 C-觸覺與我們情感生活之間的關係。珍恩·莫頓（Jayne Morton）是柴郡警察局的按摩治療師和職業治療師，她説我的描述讓她想起了 20 世紀 70 年代她長大的地方威拉爾（Wirral），她的父母曾經在那裏經營着一個社交俱樂部。男人們會在一個房間裏一起躺着，而女人們會在另一個房間裏手挽手地擠坐在一起。這些男人們服完了兵役，他們需要和有類似經歷的人保持密切聯繫。而女人們，習慣了男人們不在家時和其他也在家帶孩子的朋友們在一起。

20 世紀 80 年代初，大量的教堂關閉了，學校和俱樂部也關門了。大家都散了。晚上人們會和家人待在一起。後來，威拉爾變得更加多樣，文化更加多元，但始終再沒有大型聚會中心了。珍恩説，80 年代那會兒，由於離婚率提高，為學校家長組織活動變得更加困難，因為繼父母和父母通常不願意待在一個房間裏。

這讓我想到，當社區分裂後，夫婦們的關係是否也變得更加脆弱？我曾在北京街頭看到的各種各樣的親密方式是否都變成了個人的壓力？在一個團體裏，也許我們能夠重温幼年時的一些親密，比如母親温柔的撫摸。我們現在仍舊渴望那種關懷，它讓我們感覺很好，讓我們感到自己是周圍世界的一部分，和信任的人在一起——即使這種信任感只有一瞬間。

分開時弗朗西斯和我握了握手。我們見面的時候沒有觸碰過對方，前一天晚飯後説再見時也沒有。我們面對面地、非常專業地聊了好幾個小時。但當他指引我沿着大學特建的走廊走出去時，他拍了拍我的背。這個行為讓我覺得他認為我沒事。這讓我感覺很好。

英國脱歐公投的結果令人震驚，知識分子和世界主義者都在反思他們與時代“脱節”了。學者們稱自己與時代脱節了，一位主持人承認 BBC 與時代脱節了，整個倫敦更是都被認為與外部脱節了。現在，語言幾乎不可信。我們處於後接觸、後真相的狀態中。現在的社會還將如何溝通呢？

可能當人們感覺彼此之間遙不可及的時候，焦慮和恐懼都會激增。人們不光感受到和精英階層之間的距離，還感受到和其他大多數人之間的距離。教堂、社區中心已經關閉；臨時合同越來越多，人們社交的機會越來越少。很少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人們擠在一起，互相分享，用雙手創造世界。

這種原子化的分散狀態也許會使一些人覺得受到移民羣體的威脅，因為他們似乎擁有大多數人所沒有的東西——發揮作用的“社區”。新移民通常會因為工作、信仰、飲食、母語，而彼此親近，建立起移民內部的關係網。他們需要依賴彼此生存下去。觸碰的意義在於它是可視的、可見的。如果沒有足夠的凝聚力，那麼那些已經孤立的人，會進一步感到被排斥在移民社區那種可見的親密感之外，也會感到被排斥在那些使我們團結和互惠互利的紐帶之外。

生命中最緊急的時刻——出生和哀悼——都需要我們與最親近的人保持越來越遠的距離。我們與所愛之人以及和其他人之間的親疏程度也受到宏觀力量的影響：經濟、意識形態、身份認同。這座大都市深深地烙印在我們生活的細節之中。我的實驗表明，無論身在何處，我們不會這樣困住自己。只需要在一個觀念不同的世界待上幾個月，我們的身體就會隨之做出反應，適應環境，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會再次發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