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阿富汗男的看着都像恐怖分子，女的都過着悲慘生活，這讓我很不爽_風聞

來源：一席

原老未，獨立攝影師，撰稿人。

最後，雖然我知道不可能，但我依然希望這個世界沒有戰爭，遍地和平。

罩袍之刺

2020.8.23 杭州   

大家好，我是原老未，今天我來跟大家聊聊阿富汗，還有阿富汗女性。

我一共去過四次阿富汗，每次都在那待一個月，大部分時間我都是和當地人生活在一起。這是一張阿富汗的地圖，我在上面標了所有我去過的地方，還有去那兒的年份。

我從小就不是一個家裏人眼中的好孩子，大學畢業以後我只上過十幾天班，當我意識到我不願被人管，以後我也不想管別人的時候，我就辭職了。從2008年底我就成了一個世界遊民，靠拍照和寫稿為生。

那些年我走了大半個地球，喜歡哪就在哪停下來，我曾經在莫桑比克、瑞典還有格魯吉亞都租過房子，生活過一段時間。

2010年的時候，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有人給我看了一張照片，那是一個峽谷中的巨大的湖，説實話照片拍得真不怎麼樣，但依然能看出來那個湖特別漂亮。

他跟我説這個湖在阿富汗，叫做班達米爾湖，於是我就為了這個湖去了阿富汗。

我是2013年9月第一次去的阿富汗，那時候我還是一個骨折恢復期的瘸子，剛剛脱拐一個月，為了去看那個湖，我翻山越嶺地走了十幾公里山路。

當時我腳都走腫了，但看到這個湖的時候，我一下就被美暈了，我就想值了，這種級別的湖，再讓我走十幾公里山路也沒問題。

▲ 班達米爾湖

我就坐在這個湖邊，看了好半天，我心裏就有點難受，覺得阿富汗有這麼好看的地方，但所有人一説起阿富汗，只會覺得這裏危險又恐怖，是正常人不會去的。

這是我在網上的搜索引擎裏，分別用中英文打出“阿富汗”和“阿富汗女性”時出現的關鍵詞。

如果説主流媒體報道的阿富汗是它的A面，今天我想先跟大家説説阿富汗的B面。當然B面有很多，最吸引我的有三點：好客、好吃、好詩歌。  在阿富汗人的文化裏，好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他們有時候對客人太好了，好得讓人有心理壓力。

阿富汗的菜非常好吃，他們在調料的運用上結合了伊朗菜、印度菜和新疆菜，我最喜歡吃的是一種叫Sharwar的燉肉，因為它也是把囊掰成小塊放在肉湯裏，我就跟朋友説那是阿富汗的羊肉泡饃。

阿富汗人非常喜歡詩歌，很多城市在週四都會舉辦詩歌之夜的活動，他們很喜歡玩一種叫詩歌接龍的遊戲。戰爭導致了幾十年的教育真空，但即使是這樣，很多人依然可以隨口就説上幾句哈菲茲和魯米的詩詞。

阿富汗人知道自己的國家很窮，也知道外國人認為這裏很危險，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很多人認為他們這裏的男的看着都像恐怖分子，女的都穿着罩袍，過着悲慘的生活。

媒體只報道阿富汗的A面，這讓我很不爽，所以我就想寫阿富汗，寫阿富汗女性。當我知道我想做什麼以後，我就又去了三次阿富汗，然後就有了這本《罩袍之刺》。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講書裏的三個女人的故事。在開始之前，我希望大家可以先想一下，關於阿富汗和阿富汗女性，你們有怎樣的印象。在我説完這三個人的故事後，大家再看一看這種印象是否發生了一些變化。

打太極的女孩熱扎依  

我想講的第一個人是熱扎依，她是一個大學生，學的獸醫專業，英語很好，而且還會武術。

我是2016年第二次去阿富汗的時候認識她的。我其實是先在赫拉特的一個飯館，認識了兩個教中國武術的老師，他們跟我説他們在離赫拉特10公里外的一個小鎮上還有一個武館。

▲ 赫拉特街頭

第二天我就為了武館去了那個小鎮，那是一個哈扎拉人的鎮子，哈扎拉人長得跟我們很像，他們的基因裏有一種蒙古人獨有的基因，我們也有，所以他們是最好辨認的阿富汗人。

當時我一進武館，就看見裏邊站了四排穿着紅綢子練功服的男孩，我剛要説Salam向他們問好，他們就集體衝我抱拳，然後用中文特大聲地喊“早上好”。當時我就覺得我穿越了，好像到了幾十年前的廣東，看見了佛山武術隊。

那天武館的人給我做了很多才藝展示，其中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女孩打太極，那個女孩就是熱扎依。

我為什麼對她印象深刻呢？首先打太極的漂亮女孩就很少見，然後這個漂亮女孩又穿了一身白衣服，最關鍵的是她打太極的伴奏曲，是一首80年代的中文老歌，叫《故鄉的雲》。

熱扎依生在伊朗，但她沒有住在難民區，她周圍的鄰居都是伊朗人，她也一直以為自己是伊朗人。直到有一天，她跟鄰居小夥伴在巷子裏玩，小孩一起玩急了，有一個小孩就説，你是臭阿富汗人，滾回阿富汗去。

熱扎依覺得自己像被侮辱了一樣，就特別生氣，她説你才是臭阿富汗人，你全家都是臭阿富汗人。説完她哭着跑回家找她爸求安慰，她爸聽完以後就拍了拍她的肩膀，然後説首先你們兩個不應該這樣説話，但是他也沒有説錯，因為我們就是阿富汗人啊。

熱扎依跟我説：“自從我知道自己是阿富汗人以後，我就不想在伊朗待著了，我老是想回自己的國家去看看那是什麼樣的，我想回阿富汗去。”幾年後，熱扎依的兩個姐姐留在了伊朗，她跟父母和哥哥回到了在阿富汗南部赫爾曼德省的老家。

赫爾曼德是一個農業省，土地非常肥沃，家家户户都有很多動物。但是因為赫爾曼德特別窮，獸醫覺得在那掙不到錢，他們都不願意去，所以熱扎依説她小時候就想好了，她想長大了去學獸醫，然後回赫爾曼德給動物治病。

我説請熱扎依給我做翻譯的時候，她死活不要錢，她跟我説，我們阿富汗人不要客人錢。

其實我在阿富汗，在商店裏買東西時，店主經常跟我説，不要錢，送你了。這時候你不能當真，你不能就拿着東西特別高興説“謝謝您”，然後轉頭就跑了。你得站那兒跟他推，一般推個兩三次他就把錢收了，這是阿富汗人表示好客的一種習慣。

但是熱扎依當時不是因為禮貌才這麼説的，她是真的不想要我的錢，後來我跟她説了好久，我都急了，她才特別不好意思地把錢給收了。

我當時在小鎮一共待了22天，熱扎依除了上學，絕大部分時間都跟我在一起。

熱扎依走路的姿勢跟很多阿富汗女孩很像，含胸駝背，眼睛只會盯着路，不會到處亂看。

老一輩的阿富汗人覺得，男人是不會無緣無故地調戲良家婦女的，只要你的眼神不跟他們發生接觸，就可以最大範圍地避免性騷擾的發生。

但即使是這樣，熱扎依偶爾還是會被那些人，用那種讓她渾身不舒服的眼神盯着臉看。熱扎依説每當這個時候，她就忍不住想找個罩袍套在這些人的頭上。

熱扎依是哈扎拉人，其實哈扎拉人是不穿罩袍的，她們穿的是跟伊朗一樣，一種叫做“茶杜爾”的東西，翻譯過來就是“帳篷”。

▲ 穿茶杜爾的哈扎拉女孩

熱扎依説雖然她不喜歡罩袍，但是每次當她被男人用那種眼神看的時候，她就特別理解為什麼普什圖女人會穿罩袍，因為再討厭的男人，也不能透過那些很細小的網格去看到女人的臉了。

當時我手裏有一些給阿富汗女人和孩子籌的捐款，熱扎依帶我去見了很多她認為需要幫助的人。

有一次我們去了一個嬸嬸的家裏，那個嬸嬸的老公帶着所有值錢的東西和二老婆去了伊朗，臨走前還把屋門鎖了，嬸嬸就只能跟兩個女兒睡在半露天的過道里，冬天差點凍死。

我們從嬸嬸家出來後，熱扎依挺難受地跟我説，她説：“你知道嗎，Moomoo，其實我們哈扎拉人是很少娶兩個老婆的。因為我們知道以前做那樣的安排，是因為打仗的時候死了很多人，一夫多妻可以讓活下來的人去合法地照顧孤兒寡婦。但你看看現在這些男的在幹嗎？他們找的都是比自己年輕的女孩，這樣做只是在滿足自己的私慾。”

嬸嬸的子宮裏還長了一個比我拳頭還要大的肌瘤，已經好幾年了，當時已經到了不做手術就會有危險的情況。

阿富汗的公立醫院是免費的，但是要排很久很久的隊，所以我就讓熱扎依帶我去私立醫院，看看跟醫生商量能不能便宜點把手術做了。那個醫生挺好的，給便宜了一大半，我們只花了相當於人民幣1000塊錢，就把瘤子給摘了。

除了這個嬸嬸，熱扎依還帶我去了鎮上三四户人家。後來我就搬到了她們家，到她們家以後我才發現熱扎依家很窮，但是從頭到尾她一直都是在想怎麼去幫別人，她從來沒有為自己或者為自己的家人要過任何東西。

▲ 熱扎依的家

離開鎮子的前一晚，我最後一次在武館看她打太極，伴奏曲還是那首《故鄉的雲》。熱扎依跟我説，每次我一聽見這首歌的前奏，我就忍不住邁開腿了。

我就跟她講這首歌的歌詞，大概意思就是有一個人遠離家鄉很多年，他看見了天上的雲，好像就聞到了故鄉的味道，然後忍不住就要哭了。

熱扎依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她鼻子皺了皺跟我説：“你看咱們現在在武館，我只能聞見難聞的汗味。”過了一會她又説：“也許伊朗什麼東西都比我們阿富汗好，但還是這兒帶着灰塵和汗水的味兒聞着讓人踏實。”

殘疾畫家魯巴巴  

我在鎮上的時候把武館的故事發在了公眾號上，新華社亞太的人看見了，就安排了記者過來採訪，我就這麼認識了他們在當地的攝影記者。這個記者他知道我在寫阿富汗女性很高興，就給我推薦了一個叫魯巴巴的16歲的殘疾畫家，這也是我今天想給大家講的第二個人。

魯巴巴是一個先天小兒麻痹症患者，她上肢完全無力，腳趾也只有三個可以動，她是用嘴咬着鉛筆畫畫的。

阿富汗自己的媒體也是天天報道腐敗、失業率新高、爆炸這些很消極的東西，所以當老百姓看見魯巴巴的新聞，看見她這種身體狀況依然在畫畫的時候，就全都被她打動了。很多人給她捐錢，送她電腦、手機，連加拿大的一個阿富汗裔部長都知道她，給她捐了2000美元，還説她是阿富汗的希望。

這是魯巴巴家的會客廳，房間是她出名以後新裝修的，地毯都是新的，一進門那塊地方還堆了很多熱心市民送的顏料和繪畫工具。

魯巴巴跟我説，她沒出名之前家裏很窮，沒有錢請老師，她只能自己摸索着自學地畫，後來她舅舅就把她畫畫的照片放在了網上，沒想到被媒體看見一下就出名了。出名以後就有很多人找魯巴巴畫畫，但只願意付她相當於人民幣10塊、20塊的酬勞。

魯巴巴説，我覺得我是一個藝術家，這些人這樣很不尊重我。我就問她，那你覺得你的畫應該值多少錢呢？魯巴巴想了想説，我認為它值100美元，因為每一幅畫我都要咬着鉛筆畫一個禮拜，很辛苦。我當時就説，那行，我就按你説的價格，我花200美元買你兩幅鉛筆臨摹畫，然後我就在魯巴巴家住了下來。

其實阿富汗有很多殘疾小孩被父母遺棄，但是魯巴巴他們家每一個人都對她特別好。她妹妹跟我説，從小父母就告訴她們，因為魯巴巴身體有殘疾，所以你們更要加倍地對她好，無論她要什麼，只要你們有，都應該讓給她。

魯巴巴和所有16歲女孩一樣，很愛美，她很喜歡化妝，她化妝的速度甚至比一般人還要快。有一次她化完妝就突然盯上了我腳旁邊的一個小包，那包裏有我的護照，還有一些應急的美元，我每次去阿富汗都隨身揹着。魯巴巴看着那個包，就説了一句“I like it”。

我當時還以為她誇我審美好呢，我還挺高興，我就説謝謝。  然後魯巴巴就放慢了語速，看着我又説了一遍“I like it”，我還沒説話呢，她就直接用她的嘴跟腳把包挎在自己身上了。  她挎着包看着我，又説了一句，你看我揹着多好看，I like it very much。  我這才明白，她是想讓我説，那就把包送給你吧。

其實當時我覺得自己算挺了解阿富汗人的了，阿富汗人非常要面子，很多女人即使在大街上乞討都要把臉蒙起來。我在阿富汗也住過很多人的家裏，無論是大人還是小孩，從來沒有人這麼當面跟我要過東西，所以這種場景完全是在我意料範圍之外的。我當時都懵逼了，嘴也打瓢，我就不知道該説什麼。

魯巴巴看我沒説話，就很失望地把包褪了出來，褪完以後她還是在用她的腳趾去撥那個包帶，然後她一邊撥一邊説“I like it”。我就有點煩了，我就沒忍住，説了一句“I like it too”。

説完我就後悔了，我就覺得自己非常幼稚，但是當時我確實還需要那個包，因為我之後還要去幾個城市，我還需要它保護我的財物。然後我就想，那乾脆就等我再回喀布爾的時候，找她取畫就把包留給她了。

我在魯巴巴家待了六天，前幾天她都沒有畫畫，我又不願意要求她什麼，那樣違背了我寫這本書的初衷。但是到我臨走前一晚，我沒辦法了，我就問她，我説魯巴巴，我拍了你化妝、睡覺、學英文、玩手機，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你畫畫，你怎麼不畫畫呢？魯巴巴就説，我明天畫。

第二天下午又發生了一件我沒有想到的事，魯巴巴有一個畫畫的老師。那個老師當時對着我手機裏的照片，用鉛筆把人像的輪廓和五官全畫了出來，我都驚呆了。

她哥哥看我一臉驚訝的表情，就小聲跟我挺尷尬地説，以魯巴巴現在的身體狀況，她是沒有辦法自己完成臉部的輪廓的。

老師走了以後，魯巴巴終於畫畫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她畫畫。  她坐在一個比自己還大的畫架前，用嘴咬着鉛筆給眉毛上色，她當時非常認真，眼神也很專注，即使我剛發現被她騙了，那個場景還是非常打動我。

她畫了十幾分鍾就畫完了，她自己看着也挺滿意的，還轉頭衝我笑了一下。當時她的嘴唇上還有暈染陰影時留下的石墨，那個笑容特別乾淨，我覺得特別好看。

就在這個時候，魯巴巴又跟我説，我覺得我今天感覺特好，第二幅畫我想試着自己獨自完成，所以你應該給我200美元，也就是雙倍，不過因為現在這幅已經畫完了，咱倆又是朋友，我就還給你按100美元算。

我當時都覺得自己被雷劈了！  我平復了一下情緒，然後跟她説，魯巴巴，我願意付200美元買你兩幅鉛筆臨摹畫，是因為你跟我説每一幅你都要自己咬着鉛筆，用一個禮拜獨立完成。  但是現在我知道了老師的事還願意這麼做，是因為當時我答應你了，我作了承諾，但如果你現在還想跟我要更多錢，那你就別畫第二幅畫了，我覺得這幅畫已經沒有意義了。

魯巴巴聽完也沒生氣，她就挺無所謂地説了一句，那行，那就還是200美元兩幅畫吧。

離開魯巴巴家以後，我就回了喀布爾市區，當天晚上我躺在旅館的牀上特別累，但是也睡不着，我就在想魯巴巴的事。説實話我沒想到跟她會以這種情況結束。

我把在她家發生的事告訴了那個介紹我們認識的記者，他聽完後覺得特別對不住我，一直跟我道歉，還給我分析了魯巴巴的心路歷程。後來他的結論是，魯巴巴有點迷失了。

我失眠還有一個原因是第二天我要去坎大哈了。我當時是第三次去阿富汗，但是我一直都是在北方各個地區移動，阿富汗的南北差異其實非常大，坎大哈所在的南部是阿富汗最保守的地區。

可以這麼説，阿富汗北方人看南方，就像外國人看阿富汗一樣，前者覺得後者人人都像恐怖分子。但是後來我真的去了坎大哈，我並沒有發現有人凶神惡煞地盯着我，那兒的老百姓跟世界上所有的老百姓一樣，都是在努力的生活。

其實跟我説坎大哈有多恐怖的那些北方人，他們大部分都沒有去過坎大哈，他們只是根據自己的想象，虛構了一個坎大哈的街景。

繡坊老闆瑞吉娜  

我去坎大哈是去見一個從美國回來開繡坊的姐姐，瑞吉娜，她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講的最後一位女性。

瑞吉娜出生在坎大哈的一箇中產家庭裏，她的爸爸古拉姆70年代從喀布爾大學金融系畢業，然後在阿富汗財政部工作了13年。在80年代蘇聯佔領阿富汗時期，他們全家逃去了巴基斯坦的難民營，幾年後又去了美國。

瑞吉娜是在4歲的時候離開的阿富汗，在她離開後的21年裏，阿富汗先後經歷了蘇聯撤軍、各國扶植的軍閥代理人內戰、塔利班政權，還有“911”後的美國入侵。

阿富汗的女人先是摘下了頭巾，又戴上了頭巾，穿上了罩袍，然後又被告知罩袍可以脱下來，可想而知很多阿富汗女人害怕了，她們擔心情況再有變化，又要把脱下的罩袍穿回去。很多阿富汗女人也習慣了穿罩袍，在她們外出的時候它就像第二張皮膚，已經長在了她們身上。

瑞吉娜是在25歲的時候和爸爸一起回到了阿富汗。她跟我説，她第一次在坎大哈街頭，看見那些依然穿着罩袍的女人的時候，她光是看着就覺得已經沒法呼吸了。後來她就決定，不和爸爸一起回美國了，她想留在坎大哈幫這兒的女人。

▲ 坎大哈的市集

當時的坎大哈大部分女人都是文盲，她們都無法讀書寫字，很多人甚至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但是她們從四五歲的時候，就開始跟着家裏的長輩學刺繡。

只有坎大哈一帶的刺繡才能叫做卡瑪克，這種刺繡是由無數繁密精緻的幾何圖形組成的，像小指甲蓋兒這麼大小的地方，就至少需要下針80次，它是世界上公認的最頂級的刺繡工藝之一。像這個男孩胸前的這一整塊卡瑪克，需要一個熟練的女工至少五個月才能繡出來。

在一個援助機構的資金支持下，瑞吉娜為當地的婦女免費提供了針線和布料，讓她們可以在家縫製卡瑪克，回收的時候就根據繡品的品質付給她們酬勞。瑞吉娜還租了一個院子，讓那些願意從家裏走出來的人，可以有一個地方一起工作，這個院子就是繡坊的前身。

在2003年的時候，一個女人大概可以拿到相當於人民幣350塊錢的酬勞。在當時的坎大哈，350元已經遠超當地男性重勞力的工資了。

幾年後繡坊的資金援助就被停掉了，瑞吉娜就接手了這個繡坊，正式成為了坎大哈第一個女商人。

瑞吉娜跟我説，我從回到阿富汗的時候，我就想好了，我不會去做慈善，因為慈善只能製造乞丐。她説我要讓這些坎大哈的女人知道，她們可以憑藉自己的雙手去掙錢，而一個女人知道自己可以掙錢的時候，她就會靠自己去站起來，然後一直走下去。

繡坊出產的繡品是當地最好的，也是最貴的，買得起的除了當地的富人就是外國人。瑞吉娜説這些美國人滋養了這裏的腐敗，給阿富汗帶來了更多的傷亡，但矛盾的是，也是因為他們繡坊才能維持下去。因為當時每個月至少有七成的繡品，都是這些人服完兵役以後買回美國作為紀念品送人的。

▲ 卡瑪克刺繡圍巾

繡坊在最好的時候，和大概400多個女工簽訂了工作協議。這些女工分兼職和全職兩種。兼職女工一般就是年輕的女孩或者年輕的媳婦，她們的家人怕人説閒話，不放心她們出去工作。

全職女工大部分都是寡婦，她們的丈夫有的在戰爭中死了，有的病死了，不是寡婦的，也是因為歲數大了，丈夫才放心讓她們出來工作。

▲ 全職女工的工作室

我去繡坊那天是他們開員工會宣佈停業的日子，因為美國撤軍了，他們沒有錢再請這麼多的女工。當時屋裏有29個人，只能留下8個。

那8個人裏邊有一個叫莎克拉的姐姐，35歲，她一直沒有結婚，阿富汗女性的法定婚姻年齡是16歲，所以她這種情況在當地非常罕見。

莎克拉跟我説，我知道自己長得不好看，但與其讓我嫁給一個喪偶的老頭，冒着被家暴和當傭人一樣使喚的風險，我更願意像現在一樣生活。

她説如果自己沒錢沒工作，所有人都可以對她指手畫腳、呼來喝去，但現在她每個月有相當於人民幣600塊錢的薪水，是家裏收入最高的人，每個人都尊重她，她説什麼別人也會聽，是繡坊讓她成為了之前從沒敢想象可以成為的人。

瑞吉娜跟我説，停業以後，她計劃去喀布爾的一家國際學校做校長，一是因為有私心，這麼多年來她覺得非常虧欠女兒，現在孩子已經8歲了，到了上學的年齡。

▲ 瑞吉娜一家人的合影

其次是因為，她曾經以為可以為阿富汗女性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給她們工作，給她們提供比市面上更高的酬勞。但十幾年過去以後，瑞吉娜發現，除了繡坊的這幾百個女工，她並沒有辦法改善其他1600萬阿富汗女人的生活。她意識到，無論在哪裏，受教育才是改變人生的最好方式。

接下來我還想跟大家説説瑞吉娜的父親古拉姆。古拉姆去了美國以後，在一個旅行社做了19年的會計，這對一個在財政部工作了13年的人來説，是一個非常輕鬆的工作。2006年的時候，在瑞吉娜的鼓勵下，62歲的古拉姆回到了阿富汗。

當時的總統希望他可以做海關署長，但古拉姆認為如今的阿富汗海關繞不開腐敗，他還是想回坎大哈去做市長。

因為他在美國生活了19年，坎大哈人都叫他“美國市長”，他上任以後，為了蓋學校，拆除了軍閥搭建的違章建築，他還向所有商鋪徵税，這些商鋪都是有背景的，以前從沒有人敢這麼幹。

▲ 古拉姆生前所建的學校

他做了大量的這樣的事，得罪了很多的既得利益者，也因此受到了無數次的死亡威脅。在古拉姆逃離兩次暗殺後，瑞吉娜非常擔心爸爸的安危，她希望古拉姆可以辭職回美國去。

古拉姆説，我不會走的，人在哪都會死，我都這個歲數了，在美國會死，在阿富汗也會死。也許我在坎大哈有100個敵人，但我所做的事可以讓75萬坎大哈人過上好日子。

在他逃離第二次暗殺的半個月後，一個男人走進了市政府，順利地通過了三道安檢，他走到古拉姆辦公室前的走廊，在古拉姆和他握手的時候，他引爆了頭巾裏的炸彈。

▲ 古拉姆的墓地

古拉姆回到阿富汗的時候，坎大哈那年的税收只相當於人民幣的30萬，城市中也只有4公里的柏油路。他66歲離世那年，坎大哈的税收已經達到了2700萬人民幣，柏油路總長度達到了37公里。

就在兩個月以前，瑞吉娜告訴我，她正式接受了現在的總統的提名，成為了阿富汗新的教育部長，她在父親去世9年後終於跟隨他從政了。

我當時聽完後特別高興，我當時就哭了，她是我特別好的一個朋友，我知道她特別不容易。  其實就我個人而言，我是非常抗拒“受教育”這個詞的，我也一直跟別人説自己是一個沒文化的人。  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來説，文化就像一種模具，你只有不斷掙扎才能在得到它的過程中保留你自己。

我很慶幸自己從來不是一個容易被周圍環境影響的人，正是因為聽不到外界的聲音，我才可以專注地去做好自己喜歡的事。到目前為止，我依然喜歡去別人不去的地方，寫別人覺得沒有那麼重要的東西。

也是因為在更年輕的時候我去了那麼多地方，那些經歷讓我知道真實的世界是有温度的，它不只是新聞媒體報道的那個樣子，再悲情的國家，也有鮮活的生活，有和我們一樣的人。

我書裏的這些阿富汗女人，她們來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民族，從事不同的職業，有着完全完全不同的性格，我覺得她們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女人一樣，沒有更高尚，也沒有更卑微。

但現實中無論穿還是不穿，很多阿富汗女人已經被外界的人套上了隱形的罩袍，而偏見就像一根刺紮在罩袍上，這罩袍有時候遮住的不只是她們的，還有我們的雙眼。

有很多人問我，阿富汗是不是特別危險？我通常的回答是，有危險，但沒你想的那麼可怕。最後，雖然我知道不可能，但我依然希望這個世界沒有戰爭，遍地和平。希望和平到來的那一天，大家都可以親眼去阿富汗看一看。

謝謝。